论过渡时期(1953—1956)的文化过渡

秦程节

(茂名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式开始，中国由此开始进入到一个“过渡时期”。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三大改造”的实施，政治、经济领域逐步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同时，作为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反映的文化同样也处于深刻的过渡和整合之中,并以其特有的功能显著影响和反作用于当时的经济建设和各项民主改革工作, 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丰富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内涵。

一、 过渡时期(1953—1956)文化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1.文化过渡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深刻变迁的必然要求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63-664因此，从根本上说，文化的过渡和转型，源于同时代政治力和经济力的推动。1949年至1956年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急速发展阶段，从纵向来看，它经历了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向社会主义社会变迁的历程；从横向来看，它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构成基本要素的方方面面。这种急速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加之历史发展的延续传承，使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异常纷乱和复杂，这种状况不仅表现在当时知识分子思想的多元性、价值观念的多元性，也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五彩缤纷。理论上讲，思想文化多元并存并不是坏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繁荣的景象。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又是与新的政治领导、新的政权、新的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必然要与此种变迁相适应，并要求服务于它的思想文化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因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708。“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2]71然而，当新的经济基础逐步建立，上层建筑发生根本转变以后，反映在文化领域，仍然是在思想、文艺、教育、科学等方面继续表现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这不禁让毛泽东感叹：我们的文化界的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因此，在过渡时期党促进对思想文化领域转变和过渡，提倡和推行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无疑是顺理成章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3]692

2.文化过渡是中共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4]502-503这一论断揭示出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多么重要。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它同样具有与日俱进、不断前进的品质，其前进方向是内部各种因素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变化，即必然向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特殊的国情和历史环境决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和最终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力量的“新的文化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却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文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1]704-705。其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决定新民主主义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必然过渡到“反映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 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文化“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1]705，这又保证新民主主义文化必然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新民主主义文化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最终过渡到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

3.文化过渡是中共寻求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诉求

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5]任何一个政治体系要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都必须设法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因其阶级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先进性，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坚忍不拔的战斗性，逐渐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延续下来的历史合法性退到次要的地位，党面临着寻求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任务。而能够实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契合的传统习俗、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等社会意识在政治统治合法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功能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动员、引导人民去打碎万恶的旧世界。具体说，一方面是宣扬和批判旧政权的不合理因素，为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描绘一种不同于旧政权的理想的新型政权蓝图，号召在推翻旧政权基础上建立新政权。“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革命成功后，党的文化工作必须发挥整合功能，用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新型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整合社会的思想，通过整合、宣传、教化，以获得信仰的权威，这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实现对思想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所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然而，建国初期文化领域内的状况异常纷乱和复杂，显现出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在逐步转变但仍深有影响,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产生但还不是非常突出。这种思想文化多元并存而引发的价值冲突和思想混乱，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极其不利，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文化根基。所以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3]787这就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构建新的文化体系，用以指导和统一人们的思想，以解决思想混乱的状况，巩固和加强执政的文化合法性基础。于是，“清除旧思想，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就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迫切任务”[6]164。

二、 过渡时期文化过渡的基本途径、方法

过渡时期,为顺利实现文化过渡，党采取了“破”、“立” 两手文化政策,以“破”开道，批判旧思想，破除旧观念，以“立”为主，确立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毛泽东曾郑重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1]695只有这样“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觉悟”。“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7]426。因此，“破”和“立”相互联系，同时进行，宏观层面上构成了过渡时期文化过渡的基本途径。

1.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是过渡时期党实现文化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包含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梁漱溟思想的批判，《红楼梦》及胡适派思想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五个步骤，一个宗旨，就是解决文化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从方式上讲，“经历了一个从谨慎的和风细雨的教育，到粗暴的剧烈批判的过程”。[8]102

既然文化过渡是一种历史必然，那么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知识分子的转型也就不可避免。一方面，党认为新中国的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9]160同时也认为知识分子队伍本身还存在许多缺点和缺陷，必须加以改造，这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0]184于是,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鼓励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逐步展开。中央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和教职员工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11]62在改造学习过程中，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大家总结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使思想改造更加贴近实际，按照中央要求，各有关部门专门安排知识分子去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实践，以便在现实感受的基础上增强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实现立场和态度的转变。这场运动持续到1952年初才基本结束。据统计，当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91%，高中以上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都参加了学习。[12]61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还进行了三大批判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其目的是阻止对“封建文化狂热的宣传”,“藉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13]462围绕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而起的批判斗争以及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其目的“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14]312正如当时文艺部长周扬所指出的:“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失。 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地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批判运动,同时也就是一个马列主义建设运动。”[15]

对胡风的批判运动也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运动,中央的号召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工作,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16]27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批评运动,基本上使群众了解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懂得了阶级分析方法等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从而破除了旧思想、旧观念,使“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17]36。不过，对文化改造的第一个步骤同其后的几个步骤有着明显不同。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化改造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了，使批判斗争中的过火行为伤害了一些人，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2.加强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清理和整顿

鉴于文化的继承性的特点，对于旧有文化教育事业，党采取的是批判继承的政策和清理整顿的工作思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一是接管、接办各类学校，从1949年至1952年，共接管了200余所国民党所属的高等学校，共计处理接收外资津贴的高等学校20所、中等学校268所、初等学校456所；二是改造旧的教育思想，建立新学制。首先摈弃教育只向少数人服务的腐朽思想，要求“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其次是要重新确定各类学校的适当地位，改革各种不合理的年限与制度，并使不同程度的学校相互衔接；三是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18]346。经过调整，各类高校的性质和任务更加明确，高等工业院校得到加强，“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19]779。据1952年统计，高等工业院校从原来的31所扩充到47所，其学生数占各科学生数的第一位。[12]61

3.大力构建与弘扬社会主义思想文化

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样,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在进行。《人民日报》1953年元旦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过渡时期党和政府把文化教育放在“生命线”的高度上来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20]9，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以“古为中用、洋为今用”为原则，根据中国现代发展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取舍，推陈出新，使它发扬光大；三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指导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三、 过渡时期文化过渡的完成与成效

过渡时期，共产党在高扬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的同时，适应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整合和文化构建，消除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文化思想，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完成了文化过渡，1956年中共八大的胜利召开，便是文化过渡完成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其重要标志就是此前为许多人奉行的文化学术倾向逐渐失去了舞台，许多文化名人开始失去了学术权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的方法论，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唯心论、自然辩证法等基本概念被广泛地用于文化学术之中，人文学科研究和学校教育的内容，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选择和人物塑造，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用语等等。[21]45从此，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了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成了国家、社会和广大民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追求。

文化过渡的完成使党与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界、知识分子有了“共同语言”，即“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22]273。于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人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被普遍采用，甚至有言必称马恩列斯，文必引马恩列斯语的倾向。制定出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初步形成一个较为适合我国国情的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文化制度。这些变化使此前就提出和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了现实，成了国家、社会和广大民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追求。[23]199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建国初期政治、经济的过渡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建国初期的文化过渡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相当强的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是当时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加深对建国初期文化过渡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其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周恩来.周恩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3]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 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词典“合法性”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6] 郭德宏.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卷2[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

[9]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 郑德荣.新中国纪事(1949-1984)[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2]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4]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5]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N].人民日报,1954-12-10(03).

[1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7] 陈晋.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J].中共党史研究,2002(2).

[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0]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1] 陈晋.毛泽东与先进文化论纲:中[J].党的文献,2002(2).

[2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