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反思

李一凡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人才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创新人才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反思

李一凡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人才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有着好坏参半的影响，对此既不该妄自菲薄，也不应骄傲自大，东方文化的长项在于宏观，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微观，在东西方文化相遇的今天，我们可以借鉴西方人的科学观念和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用科学态度和创新型思维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导向，转变教育思想理念，创新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教学方法、升学考试制度和优秀教师、学生评价标准，实施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督导评估。通过教育改革、文化创新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为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壮大营造有力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体制机制。

传统文化； 创新型人才； 教育改革

从综合素质上看，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一要具有广博而精深的知识结构。二要具有敏锐而准确的观察力。三要具有严谨而科学的思辨能力。四要具有丰富而奇异的想象力。因为创新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而想象力则是这种探索的魔杖。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想象力就谈不上创新能力。

人创造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先进、开放、鲜活的文化模式对人才的创新意识起促进作用，反之，落后、封闭、僵化的文化模式阻滞人才创新意识的产生和发挥。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内化的创新精神，那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将是自觉和持久的。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戴维·麦克雷兰根据其多年以来的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一个社会的成就动机先于经济增长，而这个成就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文化所决定的，由此推论，创新型人才的成就动机也同样离不开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可以说是创新文化启蒙和指引着创新型人才前进的步伐。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意识的积极作用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儒家思想作为人类史上最细致、最丰富的道德规条之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通过对比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对于创新意识形成的有利成分，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为人类社会所创造出的绵延至今的灿烂文化。早在2000多年以前，儒家经典《大学》就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主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穷则变、变则通”等求新、求异、求变革的创新精神。

正是得益于传统文化中“追求和谐、求同存异”的重要思想，才使得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却始终能够既保持自身特色又能够生生不息、日新月异。佛教、儒教和道教在中国并行不悖、共同发展，而没有出现国外屡见不鲜的严重宗教冲突，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为大。

正是得益于传统文化中“擅长综合、追求完整”的思维模式，才有了中医特有的三元理论“疾病万千，不离三元。何谓三元？毒郁虚”，才造就了中华医药学这一人类文明的瑰宝，通过把握病因病情的整体规律，医生可以解释任何病人的病因，然后找出医治方案。实际上不仅中医学，中国的武术、道教以及哲学，无不是注重世间万物总体性的把握。

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创造性思想的运用，才让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也才能在这东西方文化相遇的新世纪，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以弥补东西方文明各自的不足之处。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意识的负面作用

1.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不利于创新意识的萌发

中国传统文化以小农经济著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就了狭隘、封闭、相互隔绝的日常生活特质。简单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成了全部的生活内涵。对土地和人身的依附，也造就了国人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得过且过、狭隘自私的保守性格。这种所谓的顺天知命、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思维定势，与创新意识的形成和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是背道而驰的。

2.重集体、轻个体的思维导向束缚着创新型人才的脱颖而出

古人和今人都异常重视团结的作用，非常害怕陷于孤立之中，因而人们往往拒绝表现出个别和个性的一面，团队和集体也往往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为口号压抑和抹杀人的个性，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确实对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创新者多是一些具有“创新思维”的“怪人”，过于强调集体的重要以及个人对集体的义务，往往会让这些有别于常人的怪才失去个人发挥的空间和崭露头角的机会。对此三国魏人李康说得很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正由于过度讲究共性，过于崇拜权威，对于潜在的创新型人才和创新欲望的培育必然起到束缚和阻碍的作用，人的行为和愿望，需要不断地被公众审视是否符合集体利益，其观点是否与集体相一致等，一旦与集体意志相悖，就会限于被指责甚至被孤立的可悲境地。这种社会氛围和群体意识，使创新者不但要忍受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工作压力与脑力体力负担，同时还要与周围人对他“个性独立”的挑剔和批判作不懈的辩解和斗争，久而久之，逐渐精疲力竭失去了创新的欲望。

3.重安稳、轻发展的思维定势，羁绊着创新文化的形成

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等著作，包括引为历代科举教材的“四书五经”，我们可以发现“稳定”二字，是中国的社会统治者以及中国的先哲们脑子里最想实现的目标，一切都要为稳定服务。在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写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定一种道德规范，让社会的等级制度按照这种规范而长久地稳定下来，一切手段和方法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实现社会制度的稳定而设的，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也是按照如何稳定，如何更安稳来评价其成就的。《管子·正世》中写道“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写照。而流传至今的儒教，孔子所说的礼，也同样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确认和仪式，通过让每人重复这种对群体和社会地位表示承认的仪式来确保整个社会的稳定。毫无疑问的是，这种重安稳轻发展的思潮就极大地阻碍着中国甚至其他亚洲国家的进步，面对英国使者通商要求，乾隆皇帝不假思索地拒绝了，甚至受中国文化长期影响的日本也颁布了锁国令，但是现实表明，面对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自我封闭毫无意义，中国的国门其后也终于和日本一样向西方打开，面对西洋人的科技和武器，缺乏创新的恶果又一次显现出来。

4.重自然、轻探索的顺天知命，不利于创新动力的形成

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自然二字是极为推崇的，天下和宇宙万物的基本公理是“道”而“道法自然”，也就是说自然是先哲们最为推崇的状态。所谓“天人合一”也是指人和天地万物的结合，这种思想，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农业文明相适应，农业是靠天吃饭，必须顺应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才有可能得到好的收成，没有什么比自然更能让农业社会感到敬畏的力量了。中国不断地强调着自然对于人和环境的影响，但很少有勇气采取措施去改变自然，讲究的往往是顺应自然“清静无为”、“与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顺其自然，清静无为，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中，对于创新自然没有需要，和这种顺其自然相对应的，还有中国人的“知足常乐”。对此，因著有《中国人的性情》一书而知名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表示：“对于现有生活模式，中国人丝毫不想改变，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的保守观念已经深深渗透到了民众的头脑当中，从远古时一代代地传承下来，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强有力地抑制任何对命运不满的表现。”对此他的结论是“这种坚定的保守主义，是多年经验累积的结果，中国人的知足成为进步的反面语，而且经常是进步的障碍”。这种所谓的顺天知命，实际上与创新动力的形成是格格不入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创新之路，需要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走下去，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创新，有着好坏参半的作用，对此不易妄自菲薄，也不应骄傲自大。东方文化的长项在于宏观，西方文化的长项在于微观或者说具体。在东西方文化相遇的今天，或许我们可以借鉴西方人的科学观念和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因为只有不满足现状，才能有改进的愿望；只有对未来有着更高的标准，才能有创新的动力。

三、从钱学森的赤诚发问中反思、领悟

上述话题让我们想到了刚刚谢世的“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钱学森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坦诚发问和秉直谏言。这位对中国的进步和贡献百年不止的科学巨匠，2005年7月29日，在病榻上向温家宝总理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今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一篇《中国儿童想象力低下》的短文，同样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话题“是谁拧死了想象力的阀门？”文中披露：最近公布的几项中国儿童想象力状况调查研究结果，令科学界陷入忧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作过一项名为“我国城市儿童想象力与幻想”的调查研究。课题组对创造倾向测验包括好奇心、想象力、挑战性和冒险性四个维度的平均分进行比较后发现，冒险性和想象力得分最低。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孩子的想象力低下？许多专家指出，应试教育是罪魁祸首。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鼓励顺从、听话，不鼓励独立见解；鼓励中庸、随大流，不鼓励竞争冒尖；鼓励稳妥可靠，不鼓励异想天开……这些都严重束缚了儿童想象力的形，使学生变成了考试的巨人，创造力的矮子。

改变这种现状的主要渠道应该是将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与教育改革发展相结合，着力解决应试教育、灌输式教育问题，大力促进由传统教育向创新型教育的转变，形成教育各个环节联动、“大、中、小、幼”各学段衔接的创新型人才培育体系，全面提升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导向，转变教育思想理念，创新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教学方法、升学考试制度和优秀教师、学生评价标准，实施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督导评估。自由的学风，创新的欲望，挑战权威的勇气和环境，使钱学森在大学毕业数年后，就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就在钱学森提出“大师"问题之后，更多关心教育、关切国运的有识之士们说，科学巨匠和大师的心灵一定是自由的，他会顽固地、习惯性地怀疑权威。他们说，大学日益行政化、官僚化的背后，是权力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创造的扼杀，是权力通吃对大学的污染和毒化。《南方都市报》评论：“今天人们缅怀钱学森，把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当成主线。但这绝不是唯一的线索。因为在科学技术领域，仅仅凭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不可能造就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作为国人典范的钱学森，首先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功臣。他必定是在天赋之余，得到了一位科学家成长所适宜的土壤和空气，才有机会成为后来的科学巨星。因此，他的成才之路和感同身受，才更值得世人倾听和冥想。"

愿我们能永远铭记钱学森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相问，用科学态度和创新型思维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教育改革、文化创新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为创新型人才队伍的成长壮大尽绵薄之力。

[1]阎海峰.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9,(3).

[2]赵永新,王昊魁.中国儿童想象力低下[N].人民日报,2009-08-17.

[3]涂元季,顾吉环,李明整理.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钱学森谈科技人才培养[N].人民日报,2009-11-05.

(责任编辑 赵 君)

2009-10-25

李一凡(1981-)，男，河北石家庄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人才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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