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与赌博有关的信仰习俗探析

○范正义 郑向敏

(华侨大学1.公共管理学院,2.旅游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中国历史上与赌博有关的信仰习俗探析

○范正义1郑向敏2

(华侨大学1.公共管理学院,2.旅游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赌博行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行业特色的信仰习俗。赌博从业者敬奉的赌神具有量多、庞杂、私密、神格低下等特点。普通赌徒在赌博中使用的迷信手法则具有形式多样、匪夷所思等特点。这些信仰习俗的形成,与赌博的行业特征与赌徒的心理特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赌神;迷信手法;行业特征;赌徒心理

赌博产生之初,是人们闲暇时的游戏方式之一。后来,随着人们用财物作注来比拼输赢的行为的日趋普遍,赌博逐渐从游戏方式蜕变为一种破坏性极大的恶习。赌博的原理在于概率,输赢有很大的偶然性,超出赌者的控制范围之外。按照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的看法,“人们只有在知识不能完全控制处境及机会的时候才使用巫术”。[1]59赌者为了控制实际上难以控制的概率,自觉或不自觉地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因是之故,赌博行业出现了数量众多、面目各异的赌神,与赌博有关的迷信手法也层出不穷、极尽夸张。本文先描述中国历史上与赌博有关的信仰习俗,然后从赌博的行业特征与赌徒的心理特征出发,尝试对这些信仰习俗的形成原因作一探讨。

一 中国历史上的赌神及其他信仰习俗

赌神作为赌博行业的守护神,其出现在时间上要晚于赌博。在赌博还作为一种游戏方式存在时,人们可能已经有意识地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以求在游戏中获胜。但是,赌神作为赌博行业的专业守护神,它的出现应该是赌博从一般的游戏方式向后世的赌博行为过渡后,因应参与者强烈的赢钱愿望才出现的。

以财物为赌注的赌博行为自产生以来,虽然吸引了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参与,但是,作为一种不正当的求财方式,以及可预见的破坏性后果,赌博受到了历代政府的明令禁止与有识之士的无情批判。所以,历史文献中很少有将赌神堂而皇之地书之卷册的,这给我们今天来认识历史上的赌神的真面目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幸运的是,在一些描写逸闻趣事的笔记、小说中,留下了赌神的身影。此外,建国后,一些身历其境者撰写的文史资料中,也有不少的篇幅提到清末与民国年间的赌神奉祀情况。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些资料入手,还原历史上赌神崇拜的情况。

(一)赌神的种类

1.乌曹

众所周知,很多行业都有将本行业的祖师爷作为保护神来奉祀的做法,赌博业自不例外。乌曹,据说是夏代最后一个国王桀的大臣,他首创了赌博的游戏。许慎《说文解字》称:“簙,局戏也。六箸十二棊也,从竹博声。古者乌曹作簙。”[2]98作为赌博业的创始人,乌曹受到了后世赌徒的崇拜。

清代李绿园《歧路灯》第五十八回写到“貂鼠皮”等几个赌场“帮闲”怂恿书生谭绍闻去赌博时,提到赌场有监赌神:“赌博场的监赌神,天生的是一尊邪神,管情缠谭大叔,谭大叔定是肯赢的”[3]365。同书第五十四回,作者描写谭绍闻因赌博而与强盗扯上关系时说:“书生强盗那相干,想合薰莸也是难;只因乌曹同授业,零陵阿魏竟成丸。”[3]346零陵是一种香料,阿魏是一种味极臭的植物。诗的意思是,在乌曹的牵线搭桥下,书生与强盗这一香一臭之人混到了一起。可见,《歧路灯》作者眼中的监赌神,很有可能就是赌博业的创始人乌曹。

2.迷龙

迷龙,也是赌博业的保护神之一。清代袁枚《子不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缙云县令李某生前酷好赌博,死前,躺在床上仍做赌博时的“呼卢”之声。李某气绝后,忽又转醒,告家人云:“速烧纸锞,替还赌钱”。从李某的口中,得知阴间有赌神,名迷龙,门下有数千赌鬼,皆受其役使。而且,人之所以好赌,是因为灵魂托胎前,迷龙将一花押纳入其天灵盖中的缘故。因此,灵魂一落母胎,便即好赌。记载完这则故事后,袁枚根据《汉书·公卿表》“博掩失侯者十余人”的记载,指出迷龙“此神从古有之”的事实。[4]24

迷龙为赌神的说法,只见于袁枚《子不语》,他处未见。至于迷龙的身世来历,也未见其他资料记载。因此,我们认为,迷龙在“赌神界”的影响并不大。

3.地主神

吴研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借主人公“九死一生”的话,描述了广东摊馆的赌神供奉情况:“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什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地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5]333-334“九死一生”在广东摊馆看到了赌徒们奉祀“地主财神”的情形,并误认为地主神就是赌徒们的“祖师爷”。可见,广东的赌徒们是将地主神视为自己的守护神的。《潮州的习俗》一书的记载,也证明了地主神在广东赌博业中的受欢迎程度。《潮州的习俗·职业章·赌博》称:“赌馆里要安着一位地主爷,如果赌胜,就办牲礼祭拜;倘若不幸赌输,就要把地主爷咒骂或击打,而且不祭拜他。”[6]548

4.胡仙、黄仙、虎爷

胡仙、黄仙,指的是狐狸和黄鼠狼,民间也有称为胡三太爷、黄二太爷的。中国北方的赌场多将胡仙、黄仙奉为赌神,顶礼膜拜。

辽宁省本溪县的会局,一般于上房设“大仙堂”,仙堂里供奉胡仙,即狐狸。每逢初一、十五,会局的人就要用整猪、整羊上供。出会之时,还要在供桌的大香炉里点燃整股高香,会头们整齐下跪,祈求胡仙保佑。[6]549黑龙江省龙江县的会局在每天出会完后,晚间就要祈祷胡仙、黄仙,以确定第二天出会的会门。做法是这样的:“整个猪头放在狐仙、黄仙的牌位前,点燃3根香,将选定的三个会门分别放在3根香前,然后会局的人就跪在神像前祷告说:‘请仙人显灵,我们明天出什么会好?’祷告完后,那根香头最亮,就出那根香前那个会门。”[7]154除了赌局的人外,普通的赌徒对胡、黄二仙也极为崇拜。伪满时期黑龙江省北安市的赌徒,为了押中会门,形形色色的迷信手法都用上了。其中信徒最常用的一种叫做“请牌位”,请的即是胡、黄二仙的牌位,“求所谓的神仙给指点会门。”[7]149

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州一带,赌局的人信奉的赌神则是“虎爷”。虎爷的形象是一只有翅膀的老虎,后肢站立,嘴里叼着或前爪捧着一枚大铜钱。虎爷神像“挂在赌台下的两堆冥钱中间,或者放在赌场内的一张方桌上,经常点燃香烛供奉”。每月的初二和十六,赌局的人还要“供上荤素菜肴”。[8]156-157

5.财神

赌博的目的是为了赢取钱财,财神自然也是赌徒信奉的对象之一。

民国年间,上海福煦路181号大赌窟,是广东帮赌徒在上海开设的最大的赌场之一。广东帮赌徒很迷信,如在赌场上输了钱,就认为是赌鬼作祟,或是财神爷动怒了,必须举行祭典,来求得财神息怒,保庇他们财源广进。祭祀财神的仪式很严肃,也很可笑:凡有参与赌博业务的人员,都要排队向供奉在内室的财神爷拈香上供,叩头默祷,然后请道士拜忏,并杀鸡49只,由道士将鸡血遍洒于赌场四周。[7]95181号赌窟奉祀的财神是谁,原资料中没有言明,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吴祖德先生在《上海市区岁时信仰习俗》一文中,认为上海赌场信奉的财神,是专司发横财的“五路财神”。据其考证,五路财神原为五个江洋大盗,姓唐、刘、张、葛、李。五人劫富济贫,为人慷慨,死后被奉为专司发横财的财神爷。由于赌博行业信奉的也是发横财,所以五路财神就被上海的赌场奉为财神。[6]548广东省设厂开花会的,也信奉财神。他们在确定第二天所出会门时,也要由神明决定。不过,他们与黑龙江省北安市赌徒的做法稍有不同,他们不是求助于胡、黄二仙,而是“财神菩萨”等神灵。广东花会厂方在厂内秘密设一神位,“奉‘财神菩萨’或‘天地君亲师’及左‘千里眼’右‘顺风耳’为神主,在每日装封之前,将预定明日选开的花会,增加数名,祈求神明启示卜出一名,方作最后确定,不能完全由自己作主”。[7]320

土地神又称福德正神,是财神的一种,它也是赌徒经常性的求助对象之一。近代北京的赌徒在押花会时,时常要去祷告土地庙。汉口的情况与北京相似,那些着迷于花会的妇女们,为了押中会门,赢得横财,都去土地庙求神拜佛,“于是大街小巷的土地庙佛堂,终日香烟缭绕,喃喃合掌,叩头求神默佑的人,如山阴道上,络绎不绝”。[7]58、282

6.观音

观音是中国民间最受欢迎的神灵,赌徒为了发财,也经常求助于观音。曹俊山《骗钱害人的“押会”》一文介绍,会局的人将37个名号写在37支签上,将之置于一个陶瓷坛内,供奉于庙龛或祠堂案前。到了封坛和祭坛的这天,“所有会首大员全部到场,一拜观世音,二拜财神爷,三拜37会名,求神保佑,多赢少赔,光赢不赔”。[7]157会局的人先拜观音,再拜财神,可见,观音在他们心目中的赌神地位,要超过财神。观音在普通赌徒中的影响也很大。福建省永春县桥仔头村一个信基督教的寡妇,为了押中会门,竟然不顾“不准祭拜偶像”的教规,偷偷摸摸地从亲戚家里抱来一尊小观音,“暗中奉敬在卧房里,不时在深夜里和邻居妇女焚香扶乩求准”。[9]363-364

7.地方神及其他神灵

中国民间信仰极为发达,各地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面目各异的地方神。他们拜倒在地方神的脚下,希望他们驱邪降福,带给自己好运。赌博是极靠运气的事情,自然也需要地方神的帮助。况且,不少赌徒认为,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地方神当然也更加照顾本地的信徒啦!

地方神中,与赌博渊源最深的是浙江省宁波市邹溪庙奉祀的“三老爷”。资料记载,赌徒主要是通过“讲筒”与“求梦”两种方式来求助于邹溪庙三老爷的。“讲筒”就是旧时流行的设坛请神的仪式:找个童男当“筒圣”,诵念经文,请神降临于童男身上,然后说出自己的祈求,神灵则借童男之口作出指示。旧时宁波买花会者,常常举行“听筒”仪式来预测第二天花会的会门,而“听筒”仪式所请的神,往往就是邹溪庙的三老爷。求梦就是将所求的心愿告诉神灵,神灵则以托梦的形式对所求之事作出指示。邹溪庙是宁波及其附近地区赌徒求梦时最常去的地方,据黄振世的回忆,“在花会最盛年代(1920-1935年),从上海来邹溪庙求梦的人,平均每夜有60至100人”。那些偶然因梦而买中会门的人,“如数目大,还要来还愿演戏,又会赏给庙主几十元至百元”。[7]192

其他地区一些以灵验著称的地方神,也时常被赌徒视为赌神,加以崇拜。例如,广东的赌博种类中,有“白鸽票”和“字胆”两种,由于表面上看起来本小利大,许多妇女沉迷其中。妇女们为了中彩,到处求神拜佛。位于石岐三乡的白石侯庙,是当地妇女虔诚祈求的对象,“一日之中,岐关路上,络绎不绝”。[7]335福建省永春县湖城南门宫的苏公尊王,在花会流入当地后,也深受当地赌徒的信奉,“每夜向它扶乩求准的人,争先恐后一场又一场地连续不断,每到晨鸡初啼时停止”。[9]363福建晋江县的赌徒,为了猜中花会的会门,派出乡里老大(族长村长),“去求告石狮城隍,或石厦阎君,大房头六姓府等所谓‘大神大道’,认为这些神明,必能指示真‘字’,以保其威名”。[10]210

上述的这些神灵都还叫得出名字,有些地方的赌神则连名字也没有。例如,民国年间,天津的德国租界赌窟中有一种很特别的祭神仪式。赌窟密室中设置神堂,两侧贴字条,各书“杀杀杀”3字,“每月朔、望,赌头是必得祭祀的。除了朔、望外,赌窟还择定吉日良辰祭祀。祭祀时,要烧香、放鞭炮、上供,还要杀一只大公鸡。神案前悬一张写着‘大杀三方’4字的长长红纸条”。但可笑的是,赌窟“所祀何神,外人无从知晓”。[7]32汉口赌场的情况与天津相似。据应靖芳、袁元《汉口花会》一文的记载,汉口花会总机构的“大场”,供奉有女神像,像旁绘36枝花。神像端坐在木龛内,外垂帐幔,看起来及其庄严,但“若问是什么女神?什么花?那就难以说明了”。[7]278清末福州赌徒崇拜的赌神称为“赌钱鬼”,据说生前是一个因输钱而死于贫困的狂热赌徒,姓名不为人知。沉溺于花会的赌徒经常在它的神像前抽签、卜卦、祈梦。还有一些赌神把写有37个花会名的竹牌,“小心地摊放在赌钱鬼神像前求神谕”。[8]145

(二)与赌博有关的迷信习俗

对于普通的赌徒来说,他们为了猜中会门,赢得钱财,常常使用一些以操纵超自然力为目的的巫术手法。例如,前面在介绍赌神时,提到一些地方的普通赌徒,与赌场会局的人一样,对赌神也颇为信仰。不过,这些普通赌徒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一种虔诚的崇拜心态上的,而是试图通过扶乩、求梦等手段来操纵附着在赌神身上的超自然力的。除了扶乩、求梦外,赌徒为了赢取钱财,发家致富,还发明了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巫术手法,以使自己在赌博中获胜。据资料记载,在清末民国年间花会盛行时期,赌徒为了猜中会门,经常使用的巫术手法主要有圆光、圆梦、扶乩、求神、占卜、掏灶坑、耪大道、请鬼、打孤女坟、挖枯井、掏棺材、掏裤裆、回光返照、讨兆、讲筒、请牌位,等等,可谓无奇不有,花样百出。

李士平《出会的内幕》一文,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吉林省花会赌徒的迷信手法:

圆光:趁夜深人静,用线把三根香扎在一起,插在灶门里,用薄纸糊灶门,候香燃到扎线处,发出的阴影反在纸上,像啥就押啥。

扶乩:专有这行人,和巫医大神相似,先请神,后写字,用木笔往沙盘写,二神念,别人记,定了后分析字句,猜测去押会。

求神:在偶像前焚香祈祷,求在梦中指教。也有在庙上偷神牌请神的。“神”在梦里降临之后,如有概念不清的“神示”,就凭胡猜测定。

问卜:就是爻卦,问财气如何,决定当天是否押会。

掏灶坑:夜静更深,裸体骑上灰耙,脸朝外,连续掏灶膛一百下,掏出啥押啥。

捞水缸:也是半夜,用笊篱捞水缸一百下,捞出啥就押啥。

耪大道:两个人半夜上郊外,带着酒菜,保持一定距离,一个人来回用锄头耪,一个人伺候他喝酒,喝醉了就说呓语,接着说胡话,琢磨押啥。

请鬼:半夜带酒菜去坟地,边喝边喊,这叫请鬼。[7]129

吉林省花会赌徒的这些迷信手法,看起来稀奇古怪、荒诞不经,但是流行范围很广,黑龙江、北京、天津、湖北、广东、福建等省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

除了上述这些迷信手法外,一些地方还存在更为奇特的做法,令人在捧腹之余,不得不感叹赌博对世道人心的流毒之深。例如,黑龙江省除了流行上述的巫术做法外,还有“打孤女坟”、“掏裤裆”等做法。“打孤女坟”就是在深更半夜时,用柳条子或是其他的什么棍子,往坟头上乱敲,直到产生幻觉为止。然后,再根据幻觉的景象来猜会门。“掏裤裆”更是一种伤风败俗的做法。赌徒先将40个会门写好,放进大家公认的一个有福气的姑娘的裤裆里,然后伸手进去掏,“掏着哪门就押哪门”。[7]149为了赢钱,黑龙江的一些赌徒连最起码的羞耻感都泯灭了。

曹俊山在《骗钱害人的“押会”》一文中,也提到一些滑稽诡异的巫术手法。如“掏棺材”,赌徒壮着胆子在半夜里到乱葬岗去撬开没有埋的棺材,或是寻找已漏洞的老坟,将写好的37个会门放入棺材、老坟内搅乱,然后再从中随机抽出一张。抽到哪张,就买哪个会门。另如“回光返照”,天正晌午时,一赌徒上房,另一赌徒在地上用镜子照,看房上的赌徒像什么,就买哪个会门。[7]158

在旧上海,一些沉迷于花会的妇女们,为了得到鬼魂的帮助,她们在夜深更穷时,到野外的乱葬岗去露宿,希望鬼魂托梦给她们,使她们能够买中会门。后来,由于野外容易发生意外,妇女们又开始将乱葬岗的骷髅偷回家中,与之同眠,希冀得到鬼魂的梦中指示。据说,一个中毒极深的妇女,为了求得一具同枕而卧的尸体,竟然杀了亲生儿子来求梦祈财。[7]106赌博对社会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上述各种巫术手法外,赌徒中还有着许多禁忌。戈春源《赌博史》一书介绍,赌博时,不许旁人“肩靠背,否则必输”;不准讲“十三点”,因为在牌九赌博中,“十三点”是由“幺五”、“幺六”两张牌组成的,这两张牌的点都很小,有可能会输;不准讲“十”,“十”在牌九中是最小的,定输无疑;不能见到尼姑,否则会“出师不利”。[11]155-156彭子强《赌博相卦黑幕》一书也介绍了不少赌博时的禁忌,如不在星期五下午六点前玩牌,不同斜眼的人玩牌,不在没有台布的桌子上玩牌,两条腿不能交叉,不能哼唱小调、发脾气,不能失手跌落牌九或其他东西,等等。[12]43-45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民情风俗不尽相同,赌博时涉及的迷信手法自然也多种多样,难以网罗殆尽。不过,各地做法尽管不同,但促使赌徒从事迷信习俗的赌博行业特征与赌徒心理动机则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就从赌博的行业特征与赌徒的心理特征入手,对这些信仰习俗的产生原因作一探讨。

二 与赌博有关的信仰习俗折射出的赌博行业特征与赌徒心理特征

与赌博有关的信仰习俗,表面上看起来稀奇古怪,耸人听闻,但是,经深入发掘后,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们的存在与赌博的行业特征以及赌徒的心理特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赌神信仰折射出的赌博行业特征与赌徒心理特征

从前面我们对赌神的介绍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除了地方神以外,其他种类的赌神,其信仰者都主要局限于那些开场设赌的人,也就是将赌博视为职业的人。普通的赌徒中,则较少有信仰赌神的。即使是在他们经常求助的地方神那里,普通赌徒的行为也仅局限于一些巫术性的手法,目的是为了操纵附着于地方神身上的超自然力。也就是说,普通赌徒并没有将赌神视为自身保护者的那种强烈意识。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赌博的行业特征有密切的关系。

赌神是一种行业神。行业神,指的是“从业者供奉的用来保护自己和本行业利益,并与行业特征有一定关联的神灵”。[6]5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赌博行业的从业者呢?毫无疑问,只有那些开赌设局,以赌博为唯一谋生手段的人们,才是赌博行业的从业者。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经营赌馆会局,吸引普通赌徒前来参赌,并从中牟利。因此,赌博行业的兴盛与否、赌馆、会局的经营情况如何,关系到这些人的切身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这些人将一些他们认为的可能与赌博有关的神灵,塑造为赌博行业的守护神,加以顶礼膜拜。赌神于是应运而生。由于赌神是赌博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创造出来并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为职能的,那些开赌设局的人自然要对赌神趋之若鹜、敬礼恐后了。

至于普通赌徒,他们或是另有职业者,或是无业游民,是在发财的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加入到赌博行列的。他们很难称得上是赌博行业的从业者。首先,从一般赌徒的身份特征来看,他们的身份是双重的。进入赌场,他们便从其他职业者变成了赌徒;走出赌场,他们又从赌徒回到原来的身份。因此,参与赌博对他们来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将赌博视为自己的职业。其次,从普通赌徒的群体结构来看,赌徒群体具有很明显的流动性特征。一些沉迷于赌博活动的赌徒,有可能在赢钱或输钱后,或是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不再来赌了,退出了赌博者的队伍行列;而一些不是赌徒的,有可能在赌博的强烈吸引下,加入到赌博的行列中。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绝大部分的普通赌徒都不是赌博行业的真正从业者,不会对那些以维护赌博行业的从业者的利益为主要职能的赌神产生认同感。身份上的双重性与群体构成上的流动性特征,反而使得一般赌徒更加热衷于那些似乎“见效更快”的巫术手法。

其次,从赌神的构成队伍来看,赌神具有量多、庞杂、私密以及神格低下等几个特征。前面列出了赌神的七大类别,从祖师爷到地方神,叫得出名的,叫不出名的,林林总总,数量及其庞大。而且,除了观音外,其他的都是一些地位低下的神祇,还有不少是不为正人君子所道的邪神。赌神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征呢?这仍要从赌博的行业特征与赌徒的心理特征入手分析。

众所周知,相对于绝大多数的行业来说,从业者收益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业技艺的水平高低的制约,而与行业神祭拜仪式的关系不大。因此,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没有隐瞒行业神的祭拜仪式的必要。例如,福建省德化县陶瓷工匠祭拜当地烧窑先驱窑坊公(即陶瓷行业的行业神)的仪式,就是一次公开、盛大的祭典活动,各个瓷窑的工匠们,不仅都要前来祭拜,而且还要拿出自己烧制的最好的瓷器,集中在一起评比,以促进技艺的提升。[13]360

赌博行业则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赌博行业一直处于官府的禁止与有识之士的批评之下,它的存在是非法的、秘密的。这样的一种行业特征,使得赌博业的从业者不敢公然进行赌神的祭拜活动。其次,赌博行业收益的多少,不在于技艺的高低,而在于机率的大小。赌神是否显灵,来帮助从业者控制人力难以控制的机率,就成为赌博从业者最为关心的事情。赌博的从业者祭拜赌神的目的,也正在于此。由于赌神的祭拜方式,直接关系到从业者的收益,所以,各个赌馆、会局,对于供奉的赌神是谁,如何祭祀,就往往秘而不宣了。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赌博的行业神形成“私密”的特点。不同的赌馆、会局,各自选择各自的赌神进行奉祀,彼此间又因忌讳而缺乏交流,赌博行业神“量多”、“庞杂”的特点也就不可避免了。

赌神的神格普遍低下的特点,则与赌博从业者的心理特征有关。民间认为,神格越高,地位越尊,其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也就越远。例如,福建省莆田县壶公山玉皇大帝庙中香火最兴旺的,不是玉皇大帝本人,而是他手下的传令官。清道光《凌云传宣殿题捐记》记载:“殿之右有真君殿,即玉帝殿前传宣之神也,郡之人拜祷帝前者,必先有事于真君。”[14]295拜玉帝的信徒,都要“先有事于”传令官,就是因为在信徒眼中,玉帝的神格太高,不容易与之直接交流,所以要通过其手下的传令官来转达他们的诚意。赌博的从业者祭拜赌神的目的,是希望赌神能够尽其所能来帮助他们在赌博中获胜。因此,他们有必要选择一些神格不高的神灵来充当赌神的角色。唯其如此,他们的愿望与要求才会更容易、更直接地传达到赌神那里。而赌神也不会像玉帝那样,需要一个中介者的帮助,而是直接对赌徒的愿望作出答复。

再者,赌博的从业者与普通赌徒的心理相似,也有控制超自然力来服务于自身的想法。例如,前面提到,黑龙江与广东一带的花会老板,他们在确定第二天应出的会门时,也使用一些巫术性的手法来试图操纵狐仙、黄仙、财神等神灵。按照民间的信仰观念,神格越高,人力就越难以控制。相反,神格越低,人力控制起来就越容易。当然,神格低,不代表神祇不灵验。一些无主枯骨,尽管神格极低,但民间却认为它们很灵验,尊称为“有应公”、“有应妈”。赌博的从业者在进行赌神的塑造时,显然也受到这种信仰观念的影响。他们的目标是要找一个灵验的神祇,作为他们平时膜拜的对象。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这个神祇也能够服从巫术手法的驱遣,服务于他们的行业利益。与赌博从业者的这两个愿望相切合,那些神格较低而又以灵应著称的神灵,很自然地成为了赌神的最佳候选。

最后,赌博不是一种正当的求财行为,不好求助于正神。而胡仙、黄仙、偏财神等一些以灵验著称的邪神,正好满足了赌博从业者不正当的发财愿望。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清以后,关帝作为财神的形象已日益受到民众的欢迎。但是,翻开史册,却很难找到赌徒向关帝求助的记载。为什么赌徒不愿求助于关帝呢?这是因为,民间认为,关帝执掌赏善罚恶的大权,是忠义正直的象征,不会满足信徒的不正当祈求。福建泉州通淮关岳庙对联,“公平正直,入门不拜无妨;诡诈奸刁,到庙倾诚何益”,就是民间的这种信仰观念的生动写照。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家,既然正神无法满足需要,赌博的从业者的目光就自然转向了邪神。由此,狐狸、黄鼠狼等素以灵验著称的邪神,进入了赌博从业者的视野。李乔在《行业神崇拜》中解释狐狸成为赌神的原因时提到的:“狐狸是狡猾多智的动物,胡仙是人格化、仙化的狐狸;也许赌馆、赌徒的职业特点需要狡黠,所以看上了狡猾多智和作为仙人的无所不能,故奉之为赌业之神。”[6]549狐狸“狡猾多智”而又“无所不能”,这样的一种“灵验”的邪神角色,将之推上了赌神的宝座。

(二)迷信习俗折射出的赌博行业特征与赌徒心理特征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赌博的从业者比较热衷于赌神的祭拜活动,普通赌徒则亲睐巫术性的迷信手法。关于普通赌徒对赌神兴趣不大的原因,我们已经从普通赌徒身份的双重性与赌徒群体的流动性方面,作了解释。这里,我们想就普通赌徒中流行巫术性的迷信手法的原因,试加说明。

1.迷信习俗与赌博行业特征

首先,从赌博行业特征来看,赌博的从业者多是在较长时期内在某一固定场所从事赌博活动的群体;普通赌徒的赌博活动则带有很强烈的“暂时性”、“间断性”的色彩,一般没有固定的场所,也没有固定的时间。这一差异,使得赌博的从业者与普通赌徒在诉诸于超自然力量的方式上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人们使用超自然力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即拜倒在神灵的脚下,等待神灵的赐福。这种方式适合于那些希望得到神灵的长期庇佑的人。另一种是积极的,即利用巫术手法来控制超自然力,使之服务于自身。这种方式适用于那些需要“临时性”地得到超自然力帮助的人。例如,传统社会中民众务农为生,为祈求风调雨顺,他们常年都要到寺庙里烧香叩拜。也就是说,风调雨顺是民众的长期需要,所以他们采取了消极礼拜的方式。但是,一旦遇到突发性的干旱等自然灾害时,民众就会转而采取积极性的巫术手法,以求得危机的尽快解决。我们发现,许多地方的民众都热衷于在干旱时鞭打神灵、暴晒神灵,来求得降雨。之所以采取这些巫术性的行为,就是因为在民众的心里,巫术性的手法在解决突发性的危机方面似乎更易于见效。与此相仿,赌博的从业者由于需要的是神灵的长期庇护,所以他们大多选择消极礼拜的方式。而普通赌徒是“暂时性”、“间断性”地参与到赌博活动中的,他们需要更易于见效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获胜。所以,普通赌徒倾向于选择各种各样的实用性的巫术手法。

其次,普通赌徒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一特点也是他们热衷于实用性的巫术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欧阳肃通认为,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之所以带有很浓厚的巫术色彩,其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团体的宗教生活。在中国,皇权高于教权,“皇权禁绝了教会这一独立宗教团体的存在”,而“高级的、伦理式的宗教信仰必然是和团体生活相关的,拒绝教团生活,也就意味着宗教纪律的丧失,则中国农民在信仰上的依归就只能是实用性的巫术。”[15]58与农民的生存形态相较,普通赌徒更加缺乏有组织的生活方式。所以,普通赌徒的信仰也就只能表现为赤裸裸的巫术手法了。

第三,巫术性的迷信手法的广泛使用,与赌博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发现,使用迷信手法最多的赌博方式是花会。花会是“毒害面最广、最烈”的一种赌博方式,其赌法非常简单,“即它设出34种左右的可能性,让参博者任意押注于其中一种,如果押对了,则设赌者以三十赔一,如若押不对,则赌注便全归设赌者所有了”。会局公布34个古人名(也有的会局公布的是36或37个古人名的),让信徒押注,由于会门众多,“究竟将赌注押在哪一门上,这实在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于是,赌徒们“便企求得到神灵的启示”。[7]100-105花会的赌博方式,需要的是超自然力帮助赌徒在三十几个会门中作出一个选择。显然,消极的礼拜行为,是无法让神灵给出明确的指示的。赌徒要想知道超自然力作何“指点”,就必须通过扶乩、占卜、圆光、抽签、耪大道等巫术手法来测知“神意”。这就是花会赌博的迷信氛围最为浓厚的原因。

2.迷信习俗与赌徒心理特征

巫术性的迷信手法的广泛使用,与赌徒的心理特征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巫术性的迷信手法有助于平息赌徒的心理焦虑。众所周知,人们从事风险较大的活动时,往往会因为把握性不足而产生心理焦虑。赌博靠的是机率,赌徒无法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控制它。因此,赌徒在从事赌博活动时,由于风险大,也难免产生心理焦虑。按照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观点,“人是生活在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人追求意义与稳定性。”[16]74人不能生活在无序之中,追求稳定性是人的天性。处于焦虑之中的赌徒也一样,他们需要一种力量来平息焦虑,实现内心的稳定。而这种力量,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赌徒便从超自然的力量去寻找。于是,巫术性的迷信手法因应赌徒的这种需要,粉墨登场,成为赌徒参与赌博活动的重要精神支柱。在迷信手法的心理慰藉作用下,赌徒的心理焦虑减弱了,把握加大了。这样一来,“精神上贯注了所谓的‘神之法力’的赌徒比不信神的赌徒,更具有冒险性,行动更坚决。”[12]45也就是说,巫术手法的使用,减轻了赌徒的心理负担,使得赌徒在从事赌博活动时更加肆无忌惮。

其次,巫术性的迷信手法的广泛使用,和赌徒的盲从、跟风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众所周知,普通赌徒是抱着强烈的发财愿望参与到赌博活动中的。一旦听说某人中彩,便会千方百计去打听该人用了什么手法来占得“天机”。而一旦他们了解了占得“天机”的方法后,就会下意识地如法炮制,希望“天机”也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例如,福建永春县有一个少女,因赌输了花会,受到父母的苛责,服断肠草自杀,死后葬于风山坟地上。当地沉迷于赌博的妇女,于深夜上山至少女坟前,向少女的鬼魂“求准”,第二天碰巧押中会门。于是,少女被花会鬼“捉交替”的说法不胫而走,“从此,这个新坟在夜幕后,就不断有人去烧香求准,香火盛极一时”[9]363。一次偶然的中彩事件之后,大量赌徒蜂拥前来少女坟前“求准”,完全就是盲从、跟风的心理使然。

赌徒的这种盲从、跟风的心理,也为那些开场设赌者所利用。据吴雨《民国时代的赌博》一文的介绍,民国年间,有些寺庙配合花会赌博,“特设字花筒,以备人们前来向菩萨求字”。花会生意清淡时,花会老板便会买通庙中主管字花筒的僧人,说某人到菩萨前求字,某日中彩,借僧人之口广为宣传。同时,让某人装作中彩的样子,制作“横财就手”、“佑我生财”等字匾,大张旗鼓地抬到庙里。这样一来,“花会生意随即兴隆起来”[7]19。花会老板的伎俩轻易就能获得成功,就在于它抓住了赌徒盲从、跟风的心理特点。

第三,巫术性的迷信手法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传统命运观的理解。李亦园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命运观可以分为“命”和“运”。“命”是生来就决定了的,不能改变的。但是,人生是由不同的阶段组成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机缘,有时好,有时坏,这就是“运”。“运”是可变的,“可以借各种不同的力量加以改动”[17]139。迷信手法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赌徒践行中国命运观的必然结果。赌博靠的是机率,而机率又是一种靠运气的事情。于是,“运”可以改变的观念,使赌徒心生侥幸。赌徒们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迷信手法来“改良”自己的运气,以便在赌场上“时来运转”。那些碰巧买中会门的人,就会“兴高采烈地宣扬是如何如何讨的封,如何如何请的神,甚至是做了什么梦”。而没有买中的人,“亦决不委罪于鬼神,只怨自己命中注定,无福发财”。[7]148,320上述赌徒将买中视为“神灵相助”而“时来运转”,买不中视为“命中注定”,反映的就是他们对传统“命运观”的理解。

在上述的这样一种心理的作用下,那些使用了迷信手法而买中的情形,得到了大范围的宣传,那些没买中的情形,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长久积累下来,赌徒的认识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选择性记忆”的程式:尽管买不中的情形要远远多于买中的情形,但是,没买中的情形被遗忘了,而偶尔买中的情形则因赌徒间的传扬与强调而被记忆下来,成为赌徒间的一种共识。“选择性记忆”的结果,使得赌徒对迷信手法的作用更加信任,也更加依赖,迷信手法的泛滥也就不可避免了。

[1][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许 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李绿园.歧路灯[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4]袁 枚.子不语[M]∥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2).

[5]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6]李 乔.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7]《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江湖秘闻[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8]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9]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社会民情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10]福建省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晋江文史资料选辑(修订本六至十辑)[M].晋江:晋江市政协,1999.

[11]戈春源.赌博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12]彭子强.赌博相卦黑幕[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

[13]陈建中.窑神祭祀仪式对泉州窑德化陶瓷技术进步的探讨[C]∥海峡两岸宗教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泉州:华侨大学,2008.

[14]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15]欧阳肃通.转型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宗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6]李华伟.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建构——以豫西李村宗族、庙会与乡村基督教的互动为例[J].民俗研究,2008,(4).

[17]李亦园.宗教与神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On Faith and Custom about Gamble in Chinese History

FAN Zheng-yi

(College of Humanities&Public Admistration,Huaqiao Univ.,Quanzhou,362021,China)

In the long history,the gamble industry formed specific faith and custom.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ds that gamblers worshipped are numerous,jumbled,secret,low status.The ways of superstition in gambling for those common gamblers are incredible in various forms.The forming of these faith and custom hasmuch to do with the features of gamble industry and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those gamblers.

Gods of gambler;superstition;the feature of industry;psychology of gambler

B992

A

1006-1398(2010)04-0020-10

2009-11-12

华侨大学闽澳研究所课题项目(ma09b01)

范正义(1974-),福建永安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民间信仰与区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