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3年来周恩来“一国两制”思想研究述评

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广东 湛江 524025)

【周恩来研究】

近13年来周恩来“一国两制”思想研究述评

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广东 湛江 524025)

周恩来“一国两制”思想与实践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就开始“一国两制”理论萌芽的实践和探索；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提出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体制；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上，提出在确立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农奴制两种社会制度的体制；周恩来等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思路和设想，是“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1957年4月周恩来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首次形成“一国两制”构想；“一国两制”是对周恩来的“一纲四目”的提高、发展和完善。

国共合作；西藏问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1996—2009年这13年间，期刊发表的关于周恩来“一国两制”思想与实践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直接撰文探讨该问题的；研究其他问题，间接探讨该问题的。

直接撰文探讨该问题、而且有一定研究水准的文章共有5篇，即陈立旭《周恩来与“一国两制”构想》，《台湾研究》1998年第1期；杨治远《周恩来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天府新论》1998年增刊；吴锋《周恩来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与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天府新论》1998年增刊；龚连娣、张步忠《周恩来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创见与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形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增刊；苗体君《周恩来对“一国两制”的探索》，《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这5篇文章集中发表在1998年至1999年两年当中，对周恩来“一国两制”思想与实践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虽然后来也有人撰写此类研究文章，但都没有任何突破。

为何5篇文章集中发表在1998年至1999年两年当中呢？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所以1997年是撰写发表关于“一国两制”文章最多的一年；而199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所以这一年是学者撰写、发表关于周恩来研究文章最多的一年。把香港回归与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结合起来研究也是必然的。

研究其他问题，间接探讨该问题的文章有85篇左右，但这些文章只是借鉴前者的研究成果，以说明自己所研究问题的合理性、正确性，关于周恩来“一国两制”思想与实践理论研究上也仅仅是借鉴、重复而已。

5篇直接撰文探讨周恩来“一国两制”思想与实践研究的论文，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从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较早提出工农割据思想，成功实现‘红、白’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就开始了‘一国两制’理论萌芽的实践和探索”[1]17-18的观点。

苗体君从历史入手，通过查阅《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年谱》、《周恩来选集》，认为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向前发展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分裂，国民党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集团开始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此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开始思索中国革命的未来。1928年1月7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广东省委，要求在琼崖建立割据政权，较早摆脱“左”倾势力的束缚，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在农民暴动问题上，周恩来既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又批判右的倾向。他指出：“暴动是革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峰的一种群众武装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行动。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在农村斗争中，自然不能说没有从日常生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以至暴动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可能和事实。”[2]14-15周恩来提出了工农割据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就是在广大落后的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周恩来还从1927年海陆丰、琼崖、万安、黄安、醴陵等地区农村苏维埃政权失败的教训中，提出我党“不但不应加以阻止，且应对农民自发的暴动极力加以领导，对农民的武装斗争极力加以扩大，使群众对于推翻豪绅乡村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的观念日益明了与热望其实现”[2]15。

在建立工农割据政权的区域问题上，周恩来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提出从实际出发，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为了保障割据政权的存在，周恩来还主张加强军队的建设，肯定了朱、毛军队的做法，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面对当时的局势，他还提出军队中的党组织仍要保持组织上的秘密性，并建立同军阀军队不同的训练方式、官兵关系等。他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把对红军的建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强调军事的重要的前提条件下，他还强调充分发动群众，密切军民关系，凡红军一切行动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

周恩来工农割据思想的提出，突破了俄国革命模式，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局面，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建立的“红白”两种政权体制在对峙中并存，工农割据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充实和发展。从文献看，周恩来在工农割据理论方面比毛泽东论述得既早又多。

第二，提出了“周恩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提出将苏区改为特别区，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体制，是周恩来‘求同思维’理论的现实体现，也是周恩来对‘一国两制’进行的又一次可贵的探索”[1]18的观点。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作为中央主要成员奔赴西安，与国民党进行和谈，谈判中周恩来充分展示自己‘求同思维’的理论智慧。1937年2月24日，就谈判方针问题，周恩来致信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信中列出了五条重要方针，指出：中共为了争取抗日，“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政治上、组织上、政权建设上、军队上均有不同于国统区的体制，把“苏区改为特别区”，“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周恩来“较早提出‘特别区’的概念，多方面、全方位地勾画了‘特别区’的大体轮廓，丰富发展了苏区割据政权与白区(国统区)的斗争形式”[1]18。1937年7月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文，宣言的内容和2月24日致张闻天、毛泽东信上的五条方针大体相同，为了加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随后他在国统区领导统战工作，领导中共南方局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国共抗日合作的总格局，即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两种政治制度的并存。

第三，提出了“西藏的和平解决，在确立一个国家的前提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农奴制两种社会制度的体制，成功地实现了对落后农奴制的改革，也是周恩来对‘一国两制’进行的再一次可贵的探索”[1]18-19的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受英、美帝国主义唆使、煽动，制造了许多驱汉事件，企图分裂祖国，中国共产党通过多方的努力，确定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总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原来西藏军队逐渐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藏的外交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等。在社会制度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尊重西藏的历史实际，保留原有的农奴制不变，中央对西藏未来的社会改革不加强迫，完全尊重西藏人民的要求。1957年，周恩来亲自写信给西藏的达赖，明确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解决以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这是我国宪法上规定的。

第四，提出了“周恩来等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思路和设想，是‘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3]97；“‘一国两制’构想正是小平同志集全党、全国人民智慧，总结中国共产党长期对台工作经验，继承并发展了周恩来和平统一台湾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4]94的观点。

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此时的中共曾设想多种武力解放台湾的方案，周恩来作为中共军事方面主要决策人之一，协助毛泽东准备以武力的方式解放台湾。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中共为避免两面作战，争取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对台方策略开始发生转变，从单纯强调武力解放台湾，转变到既坚持武力解放台湾，又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陈立旭认为“周恩来是这一转变方略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5]1。

1954年12月初，周恩来会见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吴努时，谈到解放台湾问题，说中国是反对战争的，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提出中立国家可以主张美国军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让中国自己解决内政问题，台湾是可以和平解放的。“为了实现台湾与祖国统一，周恩来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其提出的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为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4]92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在“继承并发展了周恩来和平统一台湾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一国两制’构想是解决台湾问题，实行祖国完全统一的合情合理、现实可行的途径”[4]94。

周恩来为何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这一科学构想呢？杨治远认为，原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思路和设想还不成熟，还在酝酿之中，还未形成完整的科学设想，但无论是它的思考角度，还是主要内容和实质，都与我们今天实现和正在实现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一致的”[3]97。

第五，提出了“1957年4月周恩来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首次形成‘一国两制’构想”[5]7的观点。

香港问题的形成是历史上帝国主义对华入侵的结果，但香港在解放初期，已是亚洲地区贸易、金融的中心，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的封锁，缓和中英两国的矛盾，中共在解放初期就制订了暂时保持香港现状的决策，利用香港发展大陆的经济，沟通与西方的联系，吸收外资，争取外汇。1957年4月周恩来就香港问题同上海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时指出：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但香港一定要回归祖国，明确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就是利用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发展自己，以“窗口”的形式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苗体君认为“这也是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最早的设想”[1]19。龚连娣、张步忠则认为“周恩来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所提出的创见已经包含了‘一国两制’思想的内核，对‘一国两制’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帮助和影响”[6]117。

第六，提出了“周恩来提出的‘一纲四目’与‘一国两制’在内容的涵盖上和语言表达上具有承续性，‘一国两制’是对周恩来‘一纲四目’的提高、发展和完善”[1]19的观点。

1963年，周恩来通过张治中、傅作义，致信台湾当局陈诚，明确“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的设想，‘一纲’指的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中共在一切问题上尊重蒋介石、陈诚国民党当局的意见，‘四目’是在‘一纲’基础上的四条具体方法，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外交权利统一由中央管理，军政大权等均由蒋、陈二人处理；台湾在军政、建设等费用不足时由中央拨付；至于台湾社会的改革可以从缓，实行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等改革条件成熟后，再由蒋、陈作决定，完全尊重国民党当局的意见；国共双方取消破坏对方团结的人和事，也就是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之事。”[1]19

概括起来说，“‘一国两制’方式和平统一祖国构想的形成有着几十年的酝酿、发展的过程。在此过中，周恩来起了巨大作用”[5]1。“周恩来对‘一国两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创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19。

最后，笔者提几点研究建议，一是继续收集、整理、挖掘与该课题研究相关的史实、史料。二是拓宽研究视野，以“一国两制”为主线，比较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历届主要领导人对“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三是继续深化周恩来与“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把该研究与台湾问题密切结合起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总之，在这个研究空间依然很大的领域，只要潜心研究，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更多、更新的成果问世。

[1] 苗体君.周恩来对“一国两制”的探索[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17-18.

[2]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 杨治远.周恩来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J].天府新论，1998(增刊):95-97.

[4] 吴锋.周恩来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与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J].天府新论，1998(增刊):92-94.

[5] 陈立旭.周恩来与“一国两制”构想[J].台湾研究，1998(1):1-7.

[6] 龚连娣，张步忠.周恩来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创见与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形成[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增刊):113-117.

责任编辑：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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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444(2010)04-0436-03

2010-03-03

苗体君(1969-)，男，河南鹿邑人，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