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与科恩科学革命观的比较研究

苏玉娟,魏屹东

(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 030006;2.山西省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山西太原 030006)

库恩与科恩科学革命观的比较研究

苏玉娟1,2,魏屹东1

(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 030006;2.山西省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山西太原 030006)

库恩和科恩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科学革命理论。这两种理论在研究目的、评价标准、适用范围及语境因素分析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研究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如“改宗”现象、教科书的历史地位、科学家心理因素的分析等。两者都表现出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都带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

库恩;科恩;科学革命观

库恩 (Thomas Samuel Kuhn)作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展示了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范式更替的模式。科恩(I.Bernard Cohen)是继库恩之后又一位研究科学革命的大家,《科学中的革命》是他研究科学革命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科恩提出了科学革命发生的四个阶段和四项证据学说。我们试图对库恩和科恩的科学革命观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揭示研究科学革命所应遵循的方法。

一 库恩与科恩科学革命观的不同性

库恩和科恩都用他们范式之间的更替和历史证据对科学革命进行动态分析。从历史主义角度对科学革命进行分析,但二者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研究目的不同

库恩研究的目的是从科学家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科学革命发生过程的模式。“由于我的最基本的目的是要敦促学术界改变对熟悉的资料的看法和评价。”[1]库恩这里所说的“熟悉的资料”主要指教科书。每一代科学家都从教科书中学会如何从事这一行业。然而,教科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服和教育。在库恩看来,教科书使科学的发展变成一个积累的过程。科学事实、理论和方法被加进到构成科学技巧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堆栈之中。这样,科学史就成为编年史学科。所以,他的主要目是“要勾画出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它能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1]1因此,库恩以近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和化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科学活动本身概括出科学革命的“范式更替”理论,即“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就是范式的更替过程,体现了科学革命发生的特征。

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中,曾多次提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并强调他的论著不同于库恩。科恩写《科学中的革命》有两个目的,其一,为了对科学的革命、对作为科学进步模式的科学革命这两个概念的起源和相继产生的用法加以探索。从历史资料中寻找“科学革命”的起源与发展,以纠正许多历史学家的错误认识,即科学革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和发展的。其二,要解释并分析自然科学、精密科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科恩在该书中分析了“革命”概念的变化过程及其对“科学革命”概念的变革作用,并分析了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数学对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的变革作用。“微积分使牛顿力学三大定律表述得格外漂亮”。[2]19世纪达尔文革命则表现为一种新的数学观在生物学领域的应用。达尔文提出,“并非所有科学进步的方式一定都具有牛顿模式的数学特点,科学的伟大进步也有可能是以非数学的培根方式进行的。”[3]非数学化的这种观念成为达尔文革命范式的重要特征。20世纪的科学革命则表现为概率的引入对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理论、量子力学和遗传学新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科恩通过考察 17～20世纪学科交叉在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以记录、分析科学革命发生的历史实在。

(二)评价标准不同

库恩采用归纳法,通过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中的案例来说明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是范式在科学共同体之间更替的过程。库恩将科学革命从理论之间的竞争转移为范式在科学共同体更替的过程。但是,很多革命性的科学体系并不是来源于危机,如达尔文进化论与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作为生物学并存的理论体系,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反常与危机,当然不存在范式的更替。根据库恩的理论,它们都没有引起一场革命。但从科学史看,确实发生了达尔文革命和现代分子生物学革命。因此,他的“范式更替”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科恩通过历史证据来记录和分析科学革命。“我在每一个例子中也都强调了历史证据的重要性。”[3]11对此,科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鉴别科学革命发生与否的四个历史判据:目击者的证明,对据说曾经发生过革命的那个学科以后的一些文献进行考察,有相当水平的专家们的判断,今天从事该学科研究的科学家们的看法。对于没有相关证据作证的革命,科恩是不会过于相信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没有通过四个判据的证明,因而是不存在的。虽然科恩的四个判据能证明一些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但明显带有主观性。一些科学革命的发生,像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并没有得到目击者的证明,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在科学中所起的革命性作用。

(三)适用范围不同

“库恩没有把整个自然科学历史中所有学科的信仰、理论和观察作为整体来寻找科学发展的模式,没有从学科群相互影响的共同发展的历史探讨科学发展模式。”[4]因此,我们可以说,库恩的范式对于单学科的纵向发展比较适合。另一方面,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主要谈及“小型的革命和大型的革命。所谓大型的革命是指那些一般在科学论文中被承认是革命的事件。而库恩所谓的小型的革命,可能也包括诸如二十几个科学家用一个新的范式取代一个已被接受的范例这类情况。”[3]13也就是说,只要存在范式的更替,既使涉及的范围很小,也会引起一场小型革命。另外,库恩主要分析成功的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范式的更替过程,并没有分析失败的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

通过对历史证据的分析,科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一方面,他分析了 17～20世纪数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心理学领域发生的科学革命,扩展了验证科学革命发生的学科领域。经过科恩标准检验的科学革命主要包括笛卡儿革命、牛顿革命、哈维革命、拉瓦锡革命、达尔文革命、弗洛伊德革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革命、地球科学中的革命。另一方面,科恩将他的科学革命发生理论主要应用于较大型的科学革命。也就是说“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规模较大或更为显著的革命上。”[3]13因为,对于小型的科学革命可能并不能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该学科其后的文献也许并没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就不可能通过科恩判断标准的检验。因此,科恩集中分析了历史中大型的科学革命,这是由他的判据标准决定的。与此同时,科恩还探讨失败的科学革命。“失败的科学革命也是革命问题的一个方面”,[3]15科恩认为,失败的科学革命是由于“成果搁浅、证据不足、虚假证据、反动阶级的扼杀、认识上的局限、科学界对新思想的抵触、对个人的偏见等原因”,[5]没有经过他所认可的四个判据的证明。从科学史看,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四)语境分析的因素不同

库恩将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放入科学共同体语境中进行研究。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是范式在科学共同体中更替的过程。“范式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1]9一个范式的胜利,必须得到一批最初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一方面会产生和增殖有力的证据以发展新的范式。另外,这些支持者还可以把自己当作翻译,翻译能够使交流的参与者经验到彼此观点的优点和缺点,促进范式在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转换。库恩并没有涉及社会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这些作用因素的认真考虑不会修正我在本文中所阐发的主要论点,但这些肯定会对科学进步的理解增加头等重要的分析维度。”[1]5

科恩将科学革命放入科学、社会、历史等广义语境中进行研究。科恩认为:“科学史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它研究科学思想,技术和知识的起源、发展及影响,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价值。”[6]首先,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是科学在理论层次上的重大突破,因而目击者的证明是第一位的,即当时的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们的判断。科学革命的发生必然引起该学科文献方面的变革。因而,科恩将发生了革命的那个学科之后的一些文献作为第二个证据。其次,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与社会领域“革命”概念的变革、科学共同体对新的理论的认同与使用紧密相关。因此,科恩:“对所讨论的每一场科学革命的思考,都是以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作为背景知识的。”[1]9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是科学共同体承认和使用新理论体系的过程。因此,科恩认为科学革命的发生必然经过论著中的革命,使足够数量的其他科学家相信论著中的理论或发现,并且开始以新的革命方式从事他们自己的科学事业,科学革命才可能发生。再次,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必然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科学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必然得到近代的和现在的历史学家的判断。如人们认为 16世纪发生过一场哥白尼革命,其实是由 18世纪一些科学史学家发明并保留下来。在当时并没有历史学家承认发生过哥白尼革命。因此,通过对当时历史学家观点的考察,可以纠正后来历史学家作出的一些判断。

总之,两种科学革命理论在研究目的、评价标准、适用范围、分析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两种不同的科学革命理论也存在一些内在的关联。

二 库恩与科恩科学革命观的类同性

由于库恩与科恩都是对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进行构建与分析,因此他们的观点又存在一定的相通性。他们都关注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的改宗现象,重视科学家心理因素的作用,承认教科书的历史地位,但又表现出不同的观点。

(一)关于改宗现象

库恩与科恩都认同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的改宗现象。在库恩看来,“改换所效忠的范式是一种不能被迫的改宗经历。”[1]137改宗的过程是新范式在科学共同体中更替的过程。新范式只有在定量方面展示出比旧范式更加精确,具有能够解决更多的难题的优点,才能加速科学共同体改宗的进程。所以,库恩认为革命的解决过程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改宗的过程。当整个专业共同体都已改宗后,范式的更替也就实现了。

科恩也认同改宗现象。“在科学中,改宗指的是根本改宗和接受完全不同的观点。”[3]589这里的改宗主要指观念、信仰的改变。科恩认为,“思想史家应该对科学思想变革中可能存在的不变性保持警惕……不变的只是这些概念和定律的名字,它们像考古学遗迹那样,将好奇的历史学家引导到某个科学思想变革的源头。”[7]科恩还将改宗的烈度作为从理论革命到科学革命转化的标志。他通过证据法研究了观念在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中改宗的过程。在科恩看来,离开观念的改变,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科学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记录并分析科学革命发生中的改宗现象。显然,二者关于改宗的研究内容是不同的。库恩侧重范式的更替,而科恩则侧重观念的变革。

(二)关于教科书的历史地位

科学家的成就往往被记录在经典的著作中,更近期的则被记录在教科书中。每一次革命后,重建历史的开端大多是由教科书来完成的。一方面,教科书记录了最近的科学成就,可以作为科学发现被应用的证据。另一方面,教科书成为常规科学发展的纲领。科学家可以根据教科书“格外集中地研究他那个团体所关注的自然现象中最微妙和最深奥的那些方面。”[1]20

但是,库恩认为教科书并不能反映科学革命发生的过程。一方面,教科书作为使常规科学延续下去的教学工具,使革命变得无形。当科学进入新的常规科学时期,教科书都被重写。“早期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和所遵守的规则,都被刻画成与最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上的革命的产物完全相同。”[1]124从而使革命成为无形。另一方面,教科书把科学事业描绘成为一种不断逼近真理的事业,“一种不断地向自然界预先设定的某个目标接近的事业。”[1]153在库恩看来,范式的转变并不朝向任何规定的方向。范式的更替是因为新范式能解决导致老范式陷入危机的问题,或者能预见老范式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现象,并不存在一个预设的目标。库恩的这种观点使他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

科恩将教科书作为科学革命发生后那个学科的历史证据。主要考察革命性的科学理论在教科书中被采用的历史事实。如在 1543～1609年间,哥白尼的天文学思想和方法被没有被教科书采纳,1609～1687年间,开普勒的纲领也没有被教科书所采纳,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在当时并没有被同代人所认可。在科恩看来,这些理论还没有被写进教科书就被其后新的理论所代替,因此,并不存在一场哥白尼革命、开普勒革命、孟德尔革命。但是这种历史证据,虽然反映了当时科学理论没有被认可的事实,却忽视这些理论被记录在其后时代教科书中的事实。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可能被认可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否就可以忽视掉它们呢?如哥白尼并没有在他生活的时代引起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但是在 18世纪后引起科学家、史学家的重视,并在科学与社会领域得到广泛的传播。“1900年,三位生物学家把孟德尔的发现重新发现出来,才引起了科学家应有的重视,并开始了现代遗传学的研究。”[8]我们是否可以根据革命发生后相当长时期内教科书的证据证明哥白尼革命、孟德尔革命的存在,只是这个革命的过程比较长而已。所以,我们认为对于教科书作为历史证据而言,不仅应考虑科学革命发生当时的教科书的证据,还应考虑在其后相当长时间内教科书的证据。显然,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库恩与科恩在教科书的历史地位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

(三)关于科学家心理因素的分析

发现新的科学范式必然是一个复杂的事件。科学家认知语境的变革是科学革命发生的源发性判据。因此,库恩与科恩都很重分析科学家心理认知语境变革的研究。

库恩认为,心理因素在新事实的发现、新理论的发明及特定仪器的使用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而这些内容构成了新范式的核心内容。发现过程不仅考虑到认识一个新的现象,而且还应确定它是什么。因此,发现是人思维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某一时刻的事情,新发现的最终结果使科学产生了反常和危机,最终导致新范式产生。他说:“新范式或者一种容许日后阐释的充分的暗示,都是一下子突现出来的,有时是在午夜里,有时是在一个深为危机所烦恼的人的头脑里。”[1]83库恩认为对于范式的更替是人的心理格式塔的突然转变,夸大了科学家直觉、灵感和其他社会心理等方面因素的作用。其实,新范式的产生过程包括科学家直觉、灵感等非理性的心理因素,也包括逻辑、实证、归纳等理性的思考。

科恩认为科学革命发生要经过思想革命、信仰革命、论著中的革命和科学革命四个阶段。其中思想革命也就是科学家认知语境的变革过程。显然,思想革命改变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图景。但科恩没有在每一个事件中明确地解释某个人心里所想的可能是什么。他认为对于科学家的心理进行分析是很重要。“迄今为止,还存在含糊的被忽视的关于科学革命的心理研究。这是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这片大有希望的领域可能为科学革命开出一个全新的天地。”[3]506

虽然他们二者都重视科学家心理因素的分析,但是都没有详细分析科学家这种心理模式变化的具体机理。“英国的心理学家,沃勒斯在《思考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任何创造过程一般都是经历四个阶段:创造的准备期,创造的酝酿期,创造的明朗期,创造的验证期。”[9]根据该理论库恩重点研究了创造的明朗期,即科学家突然产生灵感、顿悟,引起科学家心理格式塔的转变。科恩通过将一些证据作为创造完成的判据,如“当一个科学家发明了解某一个或某一些重要问题的根本办法时,或者发现了一种新的使用信息的方法时,当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识框架、而现有的信息在此之中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到表述时,或者引入了一组改变现有知识特性的概念或提出一种革命性的新理论时,第一阶段的革命就会发生。”[3]36

另外,二者在坚持历史主义,采用概念分析方法等方面也具有相通性。库恩将科学史作为历史资料,归纳概括出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范式更替的特征。而科恩通过四项历史证据和四个阶段的逻辑标准以解释重大的科学革命。历史资料在他们的分析中表现出不同功能。二者将概念分析法应用于不同的范畴。库恩将概念分析法用于解决范式更替的过程,科学概念在形式方面的移植和内容方面的变革。科恩重点分析了“革命”概念在科学领域和政治领域变革及相互影响的过程。

三 库恩与科恩科学革命观存在的问题

库恩与科恩的科学革命发生理论在应用范围及其评价标准方面存在一些缺陷。

(一)从国别史角度看,二者以西方科学革命的发生为核心,忽视东方科学革命的发生

无论是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还是科恩的科学革命观,都是以西方科学革命的发生为研究对象,并不能解释中国天文学、数学方面的理论。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没有一种天文学理论处于统治地位。东西方两种不同科学理论之间的交流,也不能导致范式的更替。如西医传入东方,并没有引起东方的医学革命;同样,中医传入西方并没有引起西方医学领域的革命。这就使验证库恩范式的反例增加了。

科恩虽然分析了“革命”概念在英语、法语、德语的语言环境中进化的过程,但是没有分析“革命”概念在东方语言环境中进化的过程。因而科恩的科学革命发生理论也主要适用于对西方革命性的科学分析。对于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革命”、“科学革命”的概念,中国是否发生过科学革命,科恩并没有谈及。汉语中的“革”字是指从动物身上剥皮制革之意,《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皮去其毛染而莹之曰革”,从这里引申出“改动”、“更改”、“变革”之意;“命”字在汉语中有“政令”、“使命”、“授命”之意。“革命”作为一个动宾关系组合是“收回天命”、“变更天命”之意,最早出现在《易经·革卦》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revolution”作为汉语的对等词最早见于明治初期的几部英日词典中并首次以“革命”的含义出现在 1873年日本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中。对西方的一些新词的出现,日本人先译,中国人也就照抄了。“科学革命”在中国得到承认是 19～20世纪的事情了。根据科恩的判据,19世纪以前,中国并没有发生科学革命,这就导致无法分析中国古代科学革命。

(二)从断代史角度看,二者理论侧重近现代科学革命,并不能分析古代科学革命

库恩将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看成是范式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更替过程。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就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机构的科学家,通过学术交流,能够在共同的研究领域追求共同目标,并产生共同的科学观点。而在 17世纪以前,科学事业是由一些业余科学爱好者来完成的,并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家组成的协会或组织。17世纪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显著标志之一。所以,库恩的范式更替理论更适合于分析 17世纪后的科学革命,而无法透彻研究之前的革命性的科学理论。

科恩将目击证明、曾经发生过革命的那个学科以后的一些文献作为科学革命发生的前两个重要判据。在科恩看来,前两项检验结果合起来,向我们强烈地暗示着某一场革命发生过。对于没有经过前两项检验的科学发展,科恩是不会相信曾发生过革命。所以直至 17世纪末,“科学革命”概念才被确定下来。在此之前,对于革命性的科学并不存在目击者及其后的相关文献的判据,在科恩看来,就不可能发生科学革命。这就使科恩的科学革命发生理论不能解释 17世纪以前科学中发生的革命。

(三)从二者的评价标准看,具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

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对自然界的理解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致。但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朝向任何目标。”[1]153他的科学进步理论只承认知识的相对性,不承认科学的真理性,从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使科学革命成为新范式相对旧范式解题能力的提升,而不是逼近真理的过程。科学以客观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界作为客观实在,显然是有其运动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的过程正是不断地在广度和深度上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

科恩的科学革命发生的四个判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认识观和价值观,而这些与主体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主体自身的科学涵养和鉴赏力又紧密相连。”[9]因此,四个判据并不能客观分析科学理论本身的革命性特征。我们不能因为法国数学家埃万里斯特·伽罗华关于群论的论文没有引起当时法国科学院的重视,孟德尔的遗传学说也不为同代人所接受,就忽视他们在科学领域的革命性作用。同样,历史学家的判据也带有一些主观的色彩。所以,以目击者、科学共同体、历史学家的主观判据为依据来分析科学革命消解了科学革命本身的革命性特征。

四 结语

通过对库恩和科恩科学革命观的比较分析,我们认识到科学革命发生过程的复杂。根据不同的解释模型,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库恩的范式更替模式中被认为引起一场天文学革命。但没有通过科恩四项判据的检验。因此,在科恩看来,哥白尼并没有引起一场天文学革命。这就存在一个“怎样评价科学革命”的标准问题。

首先,对于科学革命的解释应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不是历史事件的堆积,它需要通过逻辑的标准来阐述科学事件的革命性。库恩在对哥白尼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范式更替模式。科恩在对牛顿革命及科学革命概念演变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科学革命发生的四项判据和四个阶段。所以,他们都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原则。但是,库恩的逻辑标准,作为验证科学革命的发生的反例太多。科恩的判据过于注重历史性,而忽视科学革命发生的客观实在性,最终使他的科学革命模式成为脱离科学革命本质的历史分析。因此,我们分析科学革命,必须将历史分析作为逻辑分析的基础,使逻辑分析进一步成为历史分析的依据。特别是逻辑标准应反映科学革命发生过程的共性问题,如对改宗、科学家心理因素的分析应得到重视。

其次,对科学革命的解释应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科学发展表现为渐进式和革命式两种形式。对于科学革命的解释应体现科学革命内涵的本质,反映“科学革命”的客观性。科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主要以历史证据为依据,而不谈科学革命的革命性本质,显然是本末倒置。另一方面,对于科学革命的解释离不开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科学革命发生的内在机制就像科学范式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发现它和构建它。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旧理论存在的缺陷,更应发挥主动能动性,提出新的解释模式。

最后,对科学革命的解释应坚持不同国别与不同时代分析模式的统一。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说明科学革命的发生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而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解释科学革命的模式应不仅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且应适用于东方国家,使西方和东方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统一于同一个模式。另外,科学革命是不同时代发展的产物。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科学革命不断发生着,经过了古代科学革命、近代科学革命和现代科学革命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包括很多具体的科学革命。那么,科学革命解释模式应将三个不同阶段的科学革命统一于同一个模式,才能保证分析的完整与统一。库恩和科恩的科学革命发生模式更多地适合西方近代以来科学革命的分析,而无法分析东方及古代科学革命的发生。

[1][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陈 玲.论科学中的数学观念革命 [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4):29-31.

[3][美]科 恩.科学中的革命[M].鲁旭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黄家裕.对库恩科学观的两个批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5):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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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家裕,谷明付.库恩科学革命观的局限[J].大众科技, 2004(5):56-57.

[9]赵豫蒙.“科学革命”:知识生态圈的进化现象[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6):52-56.

Comparative Study of Kuhn and Cohen’s Concept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SU Yu-juan1,2,WEI Yi-dong1
(1.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Technology,Shanxi 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2.Departm ent of M 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x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Taiyuan030006,China)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istorical school,Kuhn and Cohen respectively put forward their own theor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These two theories not only differed i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evaluation criteria,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text and analysis of different factors,but also resembled in the object of the study,such as the "conversion",the historical statusof history textbooks,scientists’psychological factors.The two revolutionary theories both reflected the li mita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scope with the tendency of subjectivity and relativism.

Thomas Kuhn;Bernard Cohen;concept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book=8,ebook=231

B151

A

1000-5935(2010)02-0008-06

(责任编辑 石 涛)

2009-09-13

山西省留学基金项目“科学概念变化机制与规律研究”(0505502)

苏玉娟(1975-),女,山西稷山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方向的研究;

魏屹东 (1958-),男,山西永济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科技史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