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边境上的“敏感”生意

2010-05-14 17:16王维博刘炎迅
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22期
关键词:边境贸易边贸丹东

王维博 刘炎迅

边境贸易的好坏,更多取决于政治气候的变化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生活在中朝边境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多变的“政治气候”,穿梭于鸭绿江上的生意人更是如此。多变的时局之下,边贸商人们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而地方政府则对开放充满期待。

边贸流变

几乎每一个“敏感”事件过后,中朝边境贸易行情便如风雨中的小船,随波起伏,不由自主。

6月13日,王俊站在丹东市口岸办四楼的窗口,楼下的院子不大,上午通关的时间已过,原本停满汽车的院子空无一人。

枪击事件似乎并没有影响口岸的进出。

王俊是口岸办的一位处长,他翻开口岸统计数字表介绍说,丹东有5个一类口岸,2009年进出口总量530万吨,交通工具进出10万辆车次,即使在第一次核爆(2006年)过后,2008年,这一数字也与之持平。

王俊说,民间贸易中的摩擦冲突此前也发生过,都没有对整个中朝边贸产生多大影响。

与王俊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地边贸商人李良兵(化名)。李良兵从事边贸生意已经十五年,从最初的粮食、日用杂货到现在的矿山设备,李良兵经历了中朝边境贸易上的每一次风波。

与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这个中朝边境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对朝边贸可以回溯到清光绪年间。早在1882年,清政府即开通了丹东港与朝鲜等国的通商贸易。

当时的边境贸易并无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由地方官员主持,以民间交易为主。朝鲜向中国输出耕牛、布匹、纸张和药材,中国向朝鲜出售丝织、棉织技术和工具。

至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发布《战时紧急经济法案》,实行贸易统制,在警察局内设经济科,“强化缉私”视边境贸易为“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辽宁省政府尚未设立边贸或外贸机构,丹东的中朝边贸仍按建国前的方式进行,直到1951年,因第一座鸭绿江大桥在朝鲜战争中被毁而停止。短暂的封闭之后,1958年,中朝签订《关于中朝两国边境地方易货贸易的议定书》,边境贸易再次开通。

据丹东地方志载,1959年至1970年,中朝共签订九个年度《合同书》,六份《协议》《补充协议》等,进行九次贸易结算和一次补充结算,并有多次合同外的贸易往来。

双边的贸易往来由于文革再度搁浅,1970年7月,“双方结清最后余额,9月30日前由中方最后一次交货以后,边境贸易中断。”直到1981年9月,国务院批准辽宁省恢复同朝鲜平安北道之间的边境易货贸易。1982年,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第一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

上世纪90年代,中朝边贸再次红火,李良兵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边贸生意。有时一个月要过江十几趟。

李良兵现在江边开着一家茶馆,很少去江对岸,茶馆里挂满了字画,他喜欢泡一壶普洱茶,等生意上门。

“私底下的贸易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打开窗户就能看对面电筒传过来的信号。”李良兵说,朝鲜的商社一般什么都做,但各有所长,如部队的商社多做钢铁、矿产;绫罗岛商社的长项是海产品等。通常中方先把货发过去,只需报关、边检,手续比其他国际贸易简化很多。

“大部分走海关,有些产品有配额限制,如粮食,买不够就只好走民间。也有一些中方贸易商为躲关税而走私。”据李良兵介绍,在丹东,许多边贸商往往走公也走私。

李良兵一直认为,他“下海”的那个年代是最好的年代,“1990年代,带有计划色彩的官方易货开始减少,民间贸易渐渐变成中朝边贸的主体。”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贸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2年国务院下发国发33号文件,鼓励与周边国家,包括苏联东欧等国发展经贸关系,同时在易货前贸易的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原先国家在粮食燃油方面是限制的,不仅限制企业的经营资格,还进行许可证管理。33号文对这些放得特别宽,包括许可证等都取消了。”该人士说,丹东对朝贸易得到了发展。

与李良兵同时代“下海”的还有高新力。高新力是原丹东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高大学毕业后成了该公司的业务员。

“最开始的时候,做买卖的人都在海关等,等韩鲜的班车过来,货也不固定,可能带了一斤两斤海参,也可能是废机器上拆下来的零部件。”高新力说。

如高新力所言,1995年前后成为对朝边贸“暴利期”。一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不多,二来那时朝鲜人对中国国内市场还不了解,“大多数商品都是成倍的利润,甚至有时1斤面粉能换回1斤铜。”李良兵说。

前述贸易人士说,到1996年,国务院再次下发(1996)2号文件,对包括朝鲜、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统一边境贸易政策。

“新文件再次重申许可证、经营资格等管理,与33号文件相比,政策又开始收紧了。”该人士说。

1996年的文件对丹东贸易或多或少产生影响。有些东西,比如大米、玉米、成品油等开始实行配额限制。“这对朝鲜有影响,对咱们也有影响。”

“刚开始做业务员的时候,一天能跑两三趟。”在朝鲜,高新力受到外宾一样的待遇,吃住都远远高于当地水平,后来情况逐渐改变,每次都要自备一堆食品。高的实际感受,也侧面映照了1996年之后的形势。

丹东市外经贸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长介绍,从2001年以来,中朝两国贸易总体呈增长趋势。(双边贸易额由2001年的7.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1.24亿美元)

该处长每年都会应邀参加平壤举行的国际商品博览会,每次去之前,他都会在丹东买些酒、方便面和苹果带过去,活动结束后,吃不完的就送给对方接待人员或宾馆服务员。

生意就像“掷色子”

在丹东,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人大多带有一夜暴富的传奇色彩。如有人与朝鲜做海鲜贸易,几年就攒下几千万的身价;有人正在将计算机倒卖往朝鲜,每个月可以赚几万元。

不仅是丹东的边贸商,成功人士中也不乏朝鲜华侨的身影。一个流传甚广的朝鲜华侨做“边贸”的故事是:先穿一件军大衣到丹东,把军大衣里的棉花全拿掉,在丹东买上几百根油条,用塑料袋包好,装进军大衣里穿回朝鲜,再把油条拿出来偷偷卖掉。朝鲜实行供给制,基本生活物资都是凭票供应,有粮票、油票、布票等。这位华侨的几百根油条一下子成了抢手货,赚了至少是4倍以上的利润。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每个朝鲜华侨都会利用出入边境探亲的机会,携带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回去。

这些人也为后来丹东过境生意提供了条件。最初的时间里,只要过境设个办事处,雇一个朝鲜华侨做翻译,一家边贸公司就可以开张了。尽管程序简单,但是李良兵认为,如果中国企业过去,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脉”。可靠的人脉在投资朝鲜时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他也帮助一些企业和朝鲜方面联络。

李良兵在边贸行业摸爬滚打15年,交了不少“学费”。在朝鲜,所有商社均属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欠款等明显带着“市场经济”风险的事情照样会发生。

曾经有一次,李良兵把粮食发到朝鲜,对方收货以后就消失了,去单位打听,说是“人已调走”。

有了太多自己和他人的前车之鉴,李良兵在新义州开了个办事处,请朝鲜华侨负责考察朝鲜商社的规模和信誉,还有社长的为人。即使这样,做边贸生意风险仍然极高。

“出了事也不知去哪打官司,即使签合同也没保障,”生意靠的是人脉,有时为了讨债,还得花钱买通上层关系,李良兵说,“就像掷色子,谁也不知道下一把会不会赢”。

而且,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一个惯例是,朝方人员来华后由中方全程招待,一切费用都是中方支付。而这些招待费用得想办法打进成本。

与李良兵公司规模相当的对朝贸易公司,在丹东已有四五百家,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对朝投资人士郭先生看来,丹东还没有真正上规模的边贸公司,而由于朝鲜内部经济环境的制约,现在中朝边贸实际上远没到高潮期。

政治脸色

人脉之外,决定生意好坏的还有时局变化。

朝鲜商会社长“玩失踪”并不是最让李良东头疼的地方,他最怕朝鲜闭关。2006年那次朝鲜核试验就闭关了七天。

对朝旅游也经常关闭。“没准哪天就会通知你旅游中断。”在丹东,报名朝鲜旅游时也会被告知,时间需要提前预订,合同上也需注明“因政治原因停团,旅行社不负责”。

“他们的政策时常调整。”高新力说。作为一个丹东的边贸元老级人物,高现在已经“上岸”,担任辽东学院经贸专业的教授。

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定,使中朝边贸蒙上了“敏感”的色彩。多位边贸商人拒绝接受采访或要求匿名,“满大街都是朝鲜人,谈论这些敏感话题容易引发他们的反感,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就无法和他们做生意了。”

在李良兵的印象中,1992年中韩建交,迅速影响到中朝边贸,很多业务在当年陷入停顿。

去年朝鲜实施货币改革以来,同样影响了李良兵的生意。朝币急剧贬值,“已经没有汇率”,导致贸易无法结算。

一位长期从事中朝边贸生意的丹东人总结出三点生意经:一看市场价格,若有海外援助,价格必然会下降,但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就可以判断为走私在横行;二看人口流动,对人员进出境管理的松紧程度则显示了其国内的开放与稳定程度;三看党政军的人事变动。

事实上,即使在朝鲜货币改革之前,朝鲜的生意也受着其国内的影响。从2005年以来,朝鲜货币一再贬值,最初的25元朝币兑换1元人民币,至2009年年底,朝币在黑市的价格跌到700至800元兑1元人民币。朝鲜新币兑换旧币的比例为100∶1元。新币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7∶1左右,但是一个月内,这一比率一度在黑市上跌到300∶1。

现在朝鲜粮食缺口较大,丹东市外经贸局的上述处长说,朝核危机以来,国际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大幅减少,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朝鲜各大商社就开始四处想办法。

该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丹东企业得到中央的额度也就每年两三万吨,配额之外,朝鲜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甚至是向民间购买。

这位处长介绍说,在洽谈业务的时候,不少朝鲜商家都直接告诉他,下次来朝鲜,多邀请些建材和矿产设备企业来。

显然,面对国际上的封锁,朝鲜希望在对外贸易中靠更多的资源来换取外汇,而朝鲜首先需要运输设施及矿产设备进行开发。

“开放”猜想

与边贸商人不同,政府官员则对朝鲜的开放信号充满兴趣。

在丹东,朝鲜租借两座岛屿给中国企业开发的计划仍被坊间热议,而新的跨鸭绿江大桥已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显然,地方政府官员对大桥的建设充满期待,丹东市长赵连生在早些时候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新建一座鸭绿江新大桥,将对中朝贸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赵连生介绍,目前,中国出口对朝的贸易中,70%的货物经过丹东口岸进入朝鲜。对朝贸易出口,占整个丹东市出口的1/3还多。

赵连生感慨说,以前的丹东从未这样受到世人的瞩目,“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新大桥的建设”。

地方政府不仅在基础建设投入和对外贸易方面满怀期待,也在积极争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同时将新建一个国际商贸城。“我想说的是,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把丹东建成第二个深圳。”

被坊间传言将被中国企业租用的朝鲜威化岛,目前是一个生产合作社所在地,有几座二层小楼,剩下的是成片的农田,用来耕种苞谷等农作物。另一座计划开放的黄金坪岛上,则完全见不到人烟。

据接近朝韩经济合作的消息人士表示,在新义州经济特区开发计划流产之后,朝鲜即开始推进将威化岛和黄金坪岛开发为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朝方考虑将黄金坪岛发展成为农畜产品加工、水产品渔场、渔船修理等项目的中心。而威化岛则准备发展农畜产品流通中心、生活用品工厂、流通中心和旅游休闲设施等项目。

国际社会一种乐观的猜测是,朝鲜或将效法中国30年前改革开放。对此,赵连生说,合作开发岛屿属企业的经营行为,不属官方行为。

事实上,早在1991年底,朝鲜已宣布设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制定相对独立的法律,开始搞特区建设。但时至今日,该区域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不足,电压不稳。类似的情况在随后成立的开城、新义州特区同样存在。

不过,丹东外经贸局的上述官员却稍显谨慎,“朝鲜的体制很特殊,不会轻而易举走开放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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