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东北局接管“满映”前后

○窦应泰

“满映”，全称“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期在长春建立的一家电影制片公司。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准备对东北的日军进行受降的同时，也考虑到如何接收“满映”的问题，并把接管“满映”列为接收长春的重中之重。

1946年1月下旬，中共长春敌工组交通员从沈阳带回一封重要的信件，写信人是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之一的陈云。陈云在信中要求长春地下党高度注意即将开始的接收工作，并指示要加强对旧“满映”人员的宣传组织工作。陈云提醒说，“满映”虽然是日本人为奴化东北人民建立的电影摄制机构，内部藏污纳垢，现仍有顽固不化的亲日分子暗中蓄谋破坏，但一定要看到“满映”向往进步的工人、技术人员和演员是绝大多数。这些人将来都可能是国家发展电影事业的骨干力量。而且“满映”的摄影机械在当时中国是第一流的，我军现在只有设备简陋的延安电影团，随着战争的发展和解放后国家电影事业的需要，急需一批电影器材和懂电影的技术、演职人员。因此，当长春面临国共两军激烈决战的关键时刻，必须优先考虑保护“满映”不受破坏。

周保中建议东北局：力争在国共两军生死决战的前夕，果断接管“满映”

其实，早在日本宣布投降一个月后，陈云就曾悄悄来到长春，代表东北局同已经接管长春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进行接触。同时，他把东北局保护“满映”不受破坏的指示，秘密传达给长春地下党。陈云离开长春一周后,赵东黎和刘建民即开始想法接近“满映”。当时驻长春的日军虽已投降，可敌伪势力仍然十分猖獗。刘建民发现 “满映”的日本董事长甘粕正彦（日本特务，曾任伪满洲国警务司长）在“满映”主楼自杀之后，“满映”不仅仍有一批日籍人员（包括导演、摄影、编剧、音乐和演员等）留守，还有一批亲日人员在严格控制着“满映”的经济和人事大权。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在酝酿向长春进发。赵东黎和刘建民秘密潜入“满映”调查之后觉得，如若保护“满映”的大批摄影设备，就必须从那些中国籍职员身上想办法。

后来，刘建民发现“满映”以张辛实（制作科编剧）为首的一批进步青年，在日本投降后正在到处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同时秘密组织东北作家联盟，创办了进步刊物《东北作家》。刘建民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赶往张辛实等人在长春五马路的东北作家联盟驻地。在交谈中，刘建民适时指出“满映”的唯一出路就是和已从延安来到东北的八路军人员取得联络，张辛实等人格外振奋。自此，长春地下党和“满映”进步势力建立了联系。不久，化装成卖糖人的赵东黎经刘建民安排，前来五马路与“满映”进步人士张辛实、王启民（摄影师）、马守清（制作部职员）、刘学尧（美工）等人见面，把共产党希望保护“满映”主要设施及团结多数进步力量迎接东北解放的意见传达给他们。

张辛实、王启民等得到长春地下党的指示后，马上积极组织全厂职工参与护厂斗争。江浩、李光惠、阎德奎、陶学谦等摄影技术人员都积极加入到护厂的队伍中来。赵东黎、刘建民趁热打铁，多次和张辛实、王启民等人在厂外开会，宣讲中共即将解放长春和保护“满映”的意义。根据长春地下党的意见，张辛实等人在东北作家联盟的基础上，经广泛发动“满映”群众，很快组成一个以进步电影工作者为主体的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 （简称 “东电联盟”），其中包括“满映”的工人、演员、摄影师、技术人员及一批仍然留在“满映”的日方进步人士。

1945年9月10日，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在“满映”主楼召开会议，要求日方留守人员渡濑理事等将管理权移交。当张辛实等人向日方提出“日本军队已经投降，‘满映’理当归还中国人管理”时，苏军班都拉中校却站出来支持日方人员，极力阻止把“满映”管理权移交给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他的理由是：如果日方转移管理权，也要交给中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中国政府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共。这样，长春地下党组织的第一次接收“满映”没有成功。

9月16日，东北局派周保中来到长春。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周保中，这时是以东北局委员兼驻长春警备副司令员的身份来的。到长春以后，他很快就把东北局希望苏军支持“东电联盟”接管和保护“满映”的意见，向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苏军参谋长安德烈耶夫作了转达。但苏军的意见是，现在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有协定而和中共无外交关系，因此他们无法公开出面支持“东电联盟”接管“满映”。不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仍然指示安德烈耶夫参谋长：在苏军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争取协助“东电联盟”，保护“满映”不受战争的损坏。至于“满映”将来如何交接，苏军要听从苏联政府的命令行事。

周保中回到本溪以后，向转移至此的东北局汇报了长春当时的形势及“满映”在日军投降后的现状。他认为：现在接管“满映”困难重重，国民党也想利用日本投降之机夺取“满映”。考虑到“满映”人员和设备随时都有在战乱中分崩离析的危险，仅靠张辛实等一批热血青年在“满映”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周保中建议东北局：应抓紧国民党军队尚未全部占据长春的有利时机，尽快派人进入长春，在取得苏联红军的理解与支持下，和“满映”内部的“东电联盟”联合起来，并肩作战，力争在国共两军生死决战的前夕，果断接管“满映”，并组织爱国员工把电影器材早日转移出随时可能落入国民党手中的长春。

苏军撤离后，“满映”虽更名为“东影”，但随时有落入国民党军队手中的危险

东北局主要负责人赞同周保中的意见，决定马上派精悍人员秘密进入长春。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根据东北局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当即调派刚从延安来东北的田方和许珂化装成商人潜入长春。早在1938年前往延安之前，田方在上海就曾经从事过电影工作，并在天一和新华等影业公司拍摄过《壮志凌云》等电影，有着丰富的从影经验。

初创时可先以一个具体水库大坝为对象，设计编制出一套能满足本大坝未来可能溃坝时的各种对策措施程序，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向其他各式各样的水库大坝，逐步走向通用化。最后还可以针对日后实际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逐年加以补充修改完善。

在田方和许珂潜入长春之前，国民党也在企图控制 “满映”并伺机进行破坏。他们的打算是：如果不能接收“满映”，就分化瓦解“满映”的演职人员，炸毁或变卖日本人留下的摄影设备，坚决阻止“满映”落入东北民主联军手中。所幸在此之前，长春地下党已指派赵东黎和刘建民秘密联络“满映”一批向往进步的有识之士，在“东电联盟”的基础上迅速组建起以张辛实 （总经理）、王启民（副总经理）、江浩（总务部长）、马守清（制作部长）、李映（宣传科长）等为首的东北电影公司（以下简称“东影公司”）。同时，在苏军默许和支持下，取得了“满映”的管理权。

1946年4月，钱筱璋（左二）、田方（左三）、许珂（左四）等化装后准备接收“满映”。

田方来到“满映”不久，就通过长春地下党向东北局送交了一份《关于“满映”现状的报告》，其中谈到张辛实等 “满映”人员已经组成“东影公司”的情况。东北局当即以密函指示田方：“东北电影公司的现有形式暂可维持不变，张辛实等领导人也不要改变，采取维持自救的方式管理战后‘满映’，有利于顺应将要开始的东北解放战争新形势。”田方和许珂进入“满映”后，一度消沉的演职人员变得格外振奋。张辛实等“东影公司”临时领导班子在田方、许珂和长春地下党的支持下，开始积极组织生产自救，首先以放映一批旧故事片作为解决职工工资的有效渠道。发工薪以后，大批旧“满映”人员看到了希望，积极向中共靠拢，一开始对中共尚有敌意的 “满映”留用人员也变得积极起来。田方和张辛实还把滞留在东北的一批日本技术人才（摄影、导演和其他主创人员）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准备在条件好转时开拍一些进步电影，以适应东北迎接解放的政治需要。如此一来，被日本人严格控制多年的旧“满映”焕发了新的生机。

1946年4月7日，苏联军队撤离长春，国民党军随之进入长春。不久，国民党东北行营派人前往“满映”所在地接管。在此之前，东北局已做好“反接收”的准备。长春地下党作出三条指示：一、做好苏军撤退后的护厂工作，随时准备我军进城接收；二、如果我军届时不能接收，要求“东影公司”尽快寻找可供器材转移的安全地点，尤其要对“满映”时期的重要摄影器材进行坚壁，以防落到国民党军队手里；三、如果重要器材在短时期内无法转移，可把旧“满映”时期的技术骨干转移到吉林市。

张辛实等“东影公司”负责人根据长春地下党的指示，火速把便于转移的胶片、摄影机、录音设备等进行打包待运。同时派人前往吉林，寻找可供临时安置人员和设备的地点，以便早日迁离长春前往吉林。可是，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就在苏联军队撤出长春不久，国民党的先遣部队已经从四平进入长春，并控制了所有可以出城的交通要道。

紧要关口，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局的指示下，火速派人秘密进入长春市区，并顺利进入“东影公司”小白楼，连夜把厂区内几个主要摄影棚和器材仓库用重兵控制起来。重要的设备还贴上了封条，日夜都有荷枪的士兵守卫。由于当时进入长春的国民党军忙于固守城防，为防止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设置军事防线，因此设在近郊的 “东影公司”仍然控制在我方手中。

4月14日，长春第一次解放，固守在长春郊区的“东影公司”一片欢腾。

在组织旧“满映”职员自救的同时，做好临战北撤的动员

战时回到东北局的田方、许珂，此时又回到他们战斗过的 “东影公司”。不仅如此，4月18日随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长春的舒群、袁牧之、钱筱璋等人，也奉命前往“东影公司”，负责接管并充实领导力量。

舒群，黑龙江人，1932年参加共产国际并于翌年加入共产党，是党内著名的作家和诗人。抗战初期在东北曾以“黑人”为笔名发表反日檄文，后抵达延安。1945年9月奉命率延安干部团第八中队到东北，曾在东北局负责战时文化宣传工作。这次，他是奉东北局的指示，前往长春接收“满映”的。他的到来，让“东影公司”职工备感振奋。

舒群、袁牧之等人来到“满映”两天后，东北局正式任命舒群为“东影公司”总经理，张辛实为副总经理，袁牧之为公司顾问，田方为制作部顾问，许珂为经理办公室主任，钱筱璋为制作部秘书。当年日本关东军建立的 “满洲映画株式会社”，自此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东北局把一批从延安来东北的优秀文艺管理人才充实到“东影公司”，并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东北电影公司（以下简称“东影”），一个配合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东北的电影基地自此在长春诞生。

舒群、袁牧之等人认为：正式接管“满映”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旧“满映”人员的生活供给问题。此前，张辛实等已经采用在东北各地放映旧“满映”故事片以收取片租的方式来解决职工的工薪问题，但这种做法力度不大，职工生活仍然十分困难。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在东北战场鏖战时期，根本没有开拍新片的条件。因此，舒群上任以后，一面组织职工自救，一面从旧“满映”片库中找出日伪统治时期在上海拍摄的一批尚未公开发行的电影拷贝，进行洗印发行，以换取一部分资金用于职工开支。另外，舒群组织从延安来东北的演员，和旧 “满映”演员配合，在长春等地演出话剧，获得了百姓的热烈欢迎。舒群等新领导班子成员还利用东北战区的暂时平静，安排译制片厂从苏联加紧译制一批新片，如《伏尔加，伏尔加》、《快乐的人们》及《十月革命导师列宁》等。这些临时性措施立竿见影地得到经济回报，给“东影”职工发放了工资。为了配合战争的需要，舒群还指挥“东影”筹划拍摄战时纪录电影，并在李兆麟遭国民党暗杀后派人火速赶往哈尔滨抢拍 《抗日名将李兆麟遇刺身亡》的纪录片，在长春和哈尔滨等地放映，引起强烈反响。

4月26日，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从东北局临时所在地哈尔滨再次来到长春，第一件事就是到战后的“满映”旧址视察。他发现在国共两军的激烈交战中，当年日本人留下的大批电影设备并没有遭受损失，十分高兴。他当即指示舒群、张辛实、袁牧之和田方等人：“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东北解放战争的序幕刚刚拉开，战事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为了让日伪时期的‘满映’完整回归人民手中，最好马上着手转移电影器材到安全地带，以防止战争的突然袭击，破坏这些来之不易的电影拍摄设备。”

4月下旬，国民党开始大举向东北增兵，并很快占据东北主要城市和铁路交通枢纽，长春形势岌岌可危。舒群、袁牧之、张辛实和田方等人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先把一部分电影器材向吉林转移，并派出于彦夫等人前往吉林寻觅可供设备藏匿的地点。

就在设备向吉林转移之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东北局鉴于国民党军正大批向东北增兵的严峻形势，向舒群等“东影”负责人再一次发出紧急指示：“根据东北战事的需要，转移吉林并不妥当。”东北局认为，最好的转移方案应该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最好把旧“满映”设备及一批对电影颇有造诣的技术人员尽快向黑龙江境内转移，只有这样才能让“东影”远避随时逼近的战火。

舒群等“东影”主要领导开始紧急研究转移方案，决定一方面马上派人去黑龙江寻找可供转移的安置地点，一方面部署人员对主要电影器械进行拆卸和包装，准备随时随军车运往外地。由于日本人统治“满映”时把许多大型设备做过永久性安装，拆卸起来十分困难。舒群等人亲自动手，和工人们夜以继日地拆装。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决定转移工作分三批进行：第一批转移原 “满映”技术人员；第二批转移所有可以带走的电影器材，大到一台电影洗印机，小到一颗可以固定机器的螺丝钉，都不放过；第三批转移“满映”时期的电影演员。

为动员“东影”人员随军向黑龙江转移，舒群主持召开了“东影”职工大会。他在会上说明战争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战略决策，同时阐明了“东影”转移是势在必行。为了党的电影事业，他号召旧“满映”人员响应号召，尽量随军前往黑龙江。但他同时又指出，如果不想离开长春，也不勉强。舒群说：“愿意走的我们欢迎，因事不想走的可以留下。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大批旧“满映”职工支持转移的主张，纷纷来厂部报名，要求第一批前往黑龙江。舒群考虑当时的“东影”虽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技术还掌握在旧“满映”人员的手中，如果只把电影器材运走，显然是不够的。而一批日方人员——电影技术人员、摄影师、编剧和导演则是真正的电影行家，失去这批力量就是一种损失。经请示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同意，舒群等人在布置器材转移的同时，尽量做好日本留用人员的思想工作，力争让他们也随器材一同转移。

1946年，东北局东北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佳木斯开展工作。前排从右至左：舒群、吕骥、张庚、任虹、何士德。

舒群、袁牧之等决定马上会见在长春的部分日本电影工作人员。他们来到原“满映”职工宿舍，见到几位穷困落魄的日本人，其中有导演、编剧、摄影师、作曲人员、场记、剪辑师和美工师。舒群代表“东影”和他们交谈两个多小时。席间，舒群语重心长地说：“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战争，现在已经进入激战的阶段，我们准备放弃长春，暂时要到哈尔滨去。我想日本艺术家中一定有想回国的，也有反对后撤的，但是，为了解放区的电影事业发展，希望诸位能够和我们同行。”这些日本人确有些想回日本，可当他们从广播中听说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消息，国内十分混乱后，迟迟没有回去。现在他们见共产党的代表说话诚恳，渴望回国的思想开始动摇。尤其是舒群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政策以后，这些仇视战争的电影技术人员当即纷纷表示同意加入“东影”转移的队列。一些没有参加座谈的日本电影工作人员如著名导演内田吐梦、高岛小二郎，摄影权威小村庄十二、本间铁夫等，也积极和我方联系，请求前往黑龙江。如此一来，棘手的日本技术骨干转移问题得到了解决。

“东影”分三批从长春转移至哈尔滨。新中国成立后，“东影”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5月19日，是“东影”第一批主要设备向黑龙江转移的既定日期。为让第一批设备安全转移，“东影”领导成员舒群、张辛实、袁牧之、田方、钱筱璋、王启民等人夜以继日地奋战了十几天，终于把全部待运物资打包完毕。从19日傍晚开始，一列由32节车皮组成的运载车辆，缓缓开进了挨近“东影”的铁路道岔。

入夜时分，由“东影”工人和部队战士组成的装运大队，开始了紧张忙碌的装车“总行动”。这时，长春城外已经隐隐响起国民党军队逼近的枪炮声。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必须抓紧分分秒秒进行抢运抢装。因此，舒群等领导干部和工人一起上阵，晚9点40分，终于把主要设备装上火车。这时，远方的炮声更近。30多节车皮装完以后，在晚10点以前进入发车的车站轨道。而第二批装载后勤物资和人员的车辆也开进了岔道。当夜10点，由袁牧之、钱筱璋率领的第一批转移车辆从长春南站启运，满载着沉重摄影器材的30多节车皮在笨重的日式机车牵引下向哈尔滨方向驶去。第二列火车也随之装运并开到启运发车的南站月台。

“东影”的大批电影器材运到哈尔滨以后，暂时存放在水道街南侧的莫斯科电影院的库房内。田方等人早就来到这里，费了很多口舌才和仓库的主人谈妥。为了防止器材丢损，袁牧之和田方等派人日夜守候。

同日，第二批运载着器材和人员的列车也在舒群等的押运下到达哈尔滨。这时传来国民党军队侵占长春的消息，所有到达哈尔滨的“东影”人员都暗暗庆幸逃出敌手。两天后，第三批人员也在张辛实和江浩等人的率领下安全撤到哈尔滨。

一路上，由于频繁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追赶轰炸，不断发生惊险的临时停车，司机曾被飞机扫射而死，致使这列火车半路抛锚。随行的一批东北大学学生也在路上死伤众多。后来幸亏找到一个当地司机，才让这列火车再次启动并驶到哈尔滨。张辛实原本想带着最后一批旧“满映”的电影演员同行北上，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提前进入长春，这批演员最终没有赶上最后一班车，留在了长春红旗街附近的宿舍里，从此与转移到黑龙江的“东影”分居两地，暂时失去了联系。

数百名“东影”职工转移到哈尔滨以后，面对战时人多、物资无处久存等困难，东北局为“东影”的长久存身之地进行开会研究。宣传部长凯丰亲往存放器材的仓库和职工临时居住地视察并探望伤病人员。在东北局的关怀下，一些随行的家属被安排住进了日式洋房。对于“东影”是否可以在战时哈尔滨久住一事，凯丰经请示东北局负责人林彪以后，认为仍然无法预测东北战事将来的发展，因此建议“东影”最好马上离开哈尔滨，继续向黑龙江东北部择地转迁，以防止国民党飞机的偷袭，炸伤电影技术人员及损坏来之不易的一批电影器材。

根据东北局的最新指示，在战火中紧急转移到哈尔滨的“东影”必须在最短的几天之内，继续向东北方向转移。可是，在这种人困马乏的不利环境中继续转移，首先面临的就是旧“满映”留用人员的思想问题。其中一些随技术人员转移到此的妇女、儿童和生病的老人，也成了继续转移的负担。是不是把这些人留在哈尔滨，是当时 “东影”领导急需解决的问题。舒群和张辛实等人为此开会研究，最后一致认为要尽可能地把这些职工家属带到更为安全的大后方去。舒群、张辛实等干部分头深入到那些对继续转移缺乏信心的人员中去，广泛开展思想工作。特别对那些日籍人员更是格外关怀，以乐观主义精神开导他们。这些有思想包袱的旧“满映”职员经过思想斗争，最后除极少数坚持留在哈尔滨外，绝大多数都同意随“东影”继续向北转移。

与此同时，舒群派出人员前往佳木斯，希望在那里寻觅一处可供“东影”暂避战火并马上进入拍摄的安全地点，以期迅速建立起一个为东北解放战争服务的临时电影基地。最后，他们终于在佳木斯附近选中了兴山（鹤岗）。此地原有一座煤矿，日本投降后这里遗留了大批房产，足可供“东影”使用。而地处小兴安岭东麓的兴山临近中苏边界，远离战火，也便于“东影”在这群山环抱的山区开展战时电影工作。于是经请示东北局同意，舒群等人亲自到兴山实地勘察以后，决定将兴山作为“东影”的战时厂址。

到达兴山以后，东北局于1946年10月1日正式批准“东影”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仍简称 “东影”），并任命舒群为厂长，袁牧之为顾问，吴印咸、张辛实为副厂长。此后，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东北的一批演职人员，如吕班、沙蒙、林农、何文今、苏里、王滨、王家乙、张棣昌、刘炽、张平、于兰、荏荪、李百万、欧阳儒秋等，也先后来到这里。

经过一年多从无到有的兴建，厂房和宿舍都建立起来了。这时，东北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东影”在当时不能拍摄故事片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设备和人力，接受东北局下达的任务，开始了战时纪录片的紧张拍摄。

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后，1949年3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决定结束在兴山的战时工作，返回长春红旗街的“满映”旧址。

1955年，经中央文化部电影局批准，东北电影制片厂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自此，这个日伪时期奴化中国人民的反动电影基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直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电影宣传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