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6年东北局和东总进驻梅河口时间的考证

2018-11-18 14:09侯远东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8年12期
关键词:彭真抚顺林彪

● 侯远东

2018年是东北全境解放70周年。1946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彭真及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率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东总)从抚顺迁往梅河口。东北局和东总在梅河口召开会议,对长春争夺战和四平保卫战进行战略部署,对东北和全国局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称“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然而长期以来关于彭真、林彪率东北局和东总何时进驻梅河口,观点不一,通常的说法是3月13日。本文在查证有关原始文献资料后认为,3月20日应是东北局和东总进驻梅河口的具体时间。

一、“1946年3月13日”说的依据及失实之原因辨析

(一)3月13日说的主要依据。3月13日说主要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彭真传》编写组和梅河口地方党史的记述。《彭真传》编写组编写的《彭真主持东北局》和《彭真年谱》记述:1946年3月13日,彭真、林彪率东北局和东总从抚顺移驻海龙县梅河口镇。受《彭真传》影响,东北局当年驻地梅河口的地方党史——《中国共产党梅河口历史》第一卷(1921—1949年)也沿袭此说法。此外,2000年出版的《陈云年谱》也持该说。

(二)3月13日说法本身存在严重缺陷。3月13日说认为:1946年3月13日,彭真、林彪率东北局和东总从抚顺移驻海龙县梅河口镇。这时,从北满到东北局参加抚顺会议的高岗,因路途受阻,未赶上抚顺会议,一同到梅河口镇。当晚,彭真和林彪听高岗汇报北满的工作。第二天,高岗到林彪处,两人进行了谈话。事实上,这里的表述是存在严重缺陷的。从高岗行踪看:高岗时任北满分局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3月13日,北满分局在哈尔滨东部的通河县城召开党员干部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在会上作了发言。通河党史部门的资料《陈云、高岗在通河与北满分局》记述:“开会当日,二三百名分局各省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会议。主席台上悬挂着我党军政领袖朱德、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吉黑军区司令员高岗(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兼政委)、吉黑军区参谋长李天佑、松江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张秀山、松江军区司令员聂鹤亭等参加会议。”[1]也就是说,1946年3月13日这一天,高岗正在通河参加有“二三百名分局各省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的会议”,而不是出现在梅河口。从林彪行踪看:《彭真年谱》记述:1946年3月上旬,苏联军队开始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撤兵。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但尚未来得及北进,四平、长春均由国民党收编的伪满“铁石部队”及土匪武装驻守。东北局、东总决定趁此时机夺取四平。3月14日,林彪以东总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夺取四平。3月16日,彭真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李富春、黄克诚将夺取四平。3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四平(一战四平)。所以,1946年3月13日前后,东北局和东总正忙于部署“一战四平”,移驻梅河口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二、“1946年3月20日”说的基本依据

(一)从进驻梅河口背景来看。东北局和东总进驻梅河口时的情形是这样的:1946年3月20日,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东北局和东总在东北民主联军掩护下由抚顺迁至梅河口。理由如下:第一,有抚顺地方党史资料记述为证。《中共抚顺地方史简编》对此记述得较为详细:为掩护东北局机关转移,阻止敌人向北满、东满进攻,我军主力一师、七纵队十九旅、李红光支队、保三旅等部,集结于抚顺西北莲岛湾、肥牛屯。1946年3月20日,敌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二师、后继整编二○七师沿浑河两岸向抚顺进犯……为保存有生力量,我军主动撤出抚顺。东北局及民主联军总部安全转移后,3月21日,抚顺市党政军最后撤出抚顺市区。[2]第二,有记者采访当事人为证。曾三次采访万毅将军的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王太学撰文记述:“1946年3月20日,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为掩护以彭真、陈云等领导的东北局党政机关和抚顺市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在抚顺北郊以莲岛湾为中心顽强阻击国民党王牌军五十二军的猛烈进攻。”[3]第三,有当事人传记为证。时任东北局敌工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的李立三参加了东北局梅河口会议。由李立三秘书编著、李立三夫人审阅的《李立三之谜》对此也有相关的记述:因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东北局会议撤退到吉林省内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梅河口继续进行。[4]第四,有纪念碑为证。抚顺市有关部门为纪念掩护东北局转移而牺牲的革命烈士,在当年阻击战发生地抚顺市顺城区河北乡莲岛湾村建有纪念碑一座,名为莲岛湾阻击战烈士纪念碑。综上,东北局和东总是在1946年3月20日,由于国民党军进攻抚顺,在东北民主联军掩护下,从抚顺进驻梅河口的。

(二)从会议背景来看。东北局3月19日在抚顺开了会,3月20日东北局转移到梅河口后继续开会。这有当事人回忆及文献资料为证。第一,亲历者吕正操的回忆。吕正操,时任东北局西满分局常委、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关于西满分局组建工作情况》一文中回忆了其参加东北局梅河口会议的经过:“一九四六年二月(农历),我到抚顺参加了东北局召开的会议,不久即转移到梅河口继续开会。我代表西满分局汇报了关于占领中小城市,中长铁路西侧次要铁路,发动群众锄奸反霸,肃清伪匪等工作情况。”[5]第二,这个史实也从《彭真年谱》上得到了确认。该书记述: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彭真主持东北局会议,听取吕正操、李富春关于西满工作的汇报。汇报持续两天。在二十日的总结发言中,彭真指出当前东北军事工作的重点是作战、剿匪、练兵;群众工作的重点是增资、减租、生产、培植群众武装、肃清敌伪残余和彻底改造政权。[6]两者对照起来看就是:吕正操3月19日在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3月20日,吕正操在梅河口继续参加东北局会议。这就跟东北局进驻梅河口时间为3月20日完全吻合上了。

(三)从当年机要员回忆记述来看。仲恩荣,1946年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秘书室文书、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处秘书科机要科员。1946年10月,仲恩荣奉命到彭真处整理抄写电报。仲恩荣抄写的电文主要是彭真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期间,包括东北局驻梅河口期间,中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给东北局、东总及彭真、林彪的电报和东北局、东总、彭真、林彪向中央、中央军委的一些请示。仲恩荣记述:“1946年3月20日左右东北局和东总机关又转移到海龙县西约50多里的梅河口镇(现为梅河口市),在铁路车站北不远,有一片红砖房,附近没有居民居住,这里适合机关住,东北局住二层楼房。这里的铁路南通通化,西通抚顺、沈阳,东通吉林,为一交通枢纽。”[7]由于仲恩荣在1946年所担任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其关于3月20日移驻梅河口的记述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仲恩荣在上文中所说的红房子东北局办公地点,位于今吉林省梅河口市和平街道,现在是沈阳铁路局梅河口车务段办公楼。1984年7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来此视察,并亲笔题写“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

(四)从对后续历史演进的实质性影响看。正如前文提到的,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攻沈阳,从3月13日到3月18日,东北局和东总忙于部署指挥“一战四平”,3月18日至3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阻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抚顺。而3月20日,东北局和东总进驻梅河口后开始部署东北大会战,并对长春争夺战(第一次长春争夺战)和四平保卫战(二战四平)作出战略部署。1995年出版的《陈云年谱》也记述,1946年“3月20日,东北局由抚顺迁至梅河口”。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3月20日,东北局和东总进驻梅河口后,接连召开会议,对长春争夺战和四平保卫战进行战略部署。其中,3月20日的东北局梅河口会议指出,当前东北军事工作的重点是作战、剿匪、练兵;3月21日的东北局梅河口会议指出,要力争控制北满、东满,建立大块根据地,同时也要与国民党力争南满、西满的某些地区;3月23日,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为部队作战落实了一些具体措施;3月24日,东北局作出关于夺取哈、齐、长市的部署,长春争夺战和四平保卫战的部署随即展开。

长春争夺战创造了我军战史上首次攻克大城市的范例,也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在东北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占领长春,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轰动中外的四平保卫战被称为“东方马德里保卫战”,该战使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比原计划推迟整整48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迅速北上独占东北的计划。长春争夺战和四平保卫战彰显了东北局梅河口会议的重要意义。

综上,彭真、林彪率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总)进驻梅河口的时间应该是1946年3月20日,而不是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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