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写《周作人传》

■止 庵

我怎么写《周作人传》

■止 庵

我很喜欢读传记，但买这类书的时候，凡带有不注明出处的对话或“他想……”的，比如大名鼎鼎的欧文·斯通写的那些，我一律不要。这就是我对所谓“传记文学”的态度。自己动手写传记了，当然要守这规矩，我在《周作人传》序言中说：“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

“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小则添加，大则编造，均系钱氏所云“想当然耳”。既是想象，就不能当作事实来写，其间没有合理不合理之分。友人谢其章尝云，所见三种周作人传，都写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周作人在家中被捕一事。其中拙著引述了一句话：“当军警用枪械对着周命令周就逮时，周还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注明出自一九八二年《文化文料》第三期所载张琦翔《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一文。另外两种用的是同一材料，但其一写作：“当枪口对准周作人要他就范时，他只站起来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就跟着军警走了。”其一写作：“当军警的枪口对着他要他就范时，他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谢君问：“周作人的‘站起来’和‘嘟囔’，有出处吗？”此等“添笔”，无非搀杂进一种主观倾向性而已。

“传记文学”，换个名目就是“演义”。其弊害即如章学诚《丙辰札记》所批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以假充真，进而以假乱真。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说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

我曾写文章说，传记写作，以下几点均系要事：（一）材料；（二）观念；（三）切入角度与剪裁；（四）文笔。盖后三项皆以第一项为基础，而这正是我写《周作人传》的困难之处。我在序言中说：“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这里且略作解释。

我写《周作人传》，有关一九三九年元旦遇刺事件，最初引用的是《知堂回想录》中所说；后来在虞山平衡编《作家书简》（上海万象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二月）中看到周作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致陶亢德信影印件，言及此事，内容虽出入不大，却有当下记载与后来回忆之别，于是趁重印的机会，换用了这一材料。至于周作人所得来信，《回望周作人》丛书之《致周作人》一册，收录三百余通。周氏家属处尚存约两万通，据说正在整理，如能出版，将大有益于周氏生平研究。

其他中国作家的情况，其实相去不远。鲁迅也许是例外，因为早已成立了几处纪念馆、博物馆，还有不少专门的研究者，但是就迄今为止公表出来的生平材料来看，离写成迈耶斯和萨维诺那样水准的传记作品差得还远，说来我们也的确从来没有一部内容详备的《鲁迅传》。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