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家世与申明志向——读班固《汉书·叙传上》

□刘 宁（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西安 710065）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汉书》一百卷，最后一卷是《叙传》，分上下两部分。《叙传上》主要介绍班氏家世及班固的个人志向；《叙传下》着重介绍《汉书》一百卷每一卷的主要内容，《汉书·叙传》较之《史记·太史公自序》结构更为清晰。

一、追述家世

班氏祖先是楚人令尹子文，解释了其姓氏来源。提及其六世祖班壹在秦始皇后期避难于楼烦地区，从事牧业。其曾祖父班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官至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初年，班况的女儿被选入宫，最初担任嫔妃中的小官——少使，不久受到成帝的宠幸，被立为婕妤。班氏家族离开北地迁往长安附近的昌陵居住。自鸿嘉年后，成帝开始宠爱内侍，随着从前进奉的侍者李平以及出生寒微的赵飞燕姐妹相继得宠，班婕妤和许皇后都受到冷落。鸿嘉三年，班婕妤遭赵飞燕谗害，许皇后被废，赵氏姐妹日益嚣张妒忌，班婕妤担心危及自身，于是请求侍奉太后于长信宫。及成帝死，班婕妤充奉园陵，卒葬园中。

对父亲班彪的介绍主要是刘玄政权失败后，三辅大乱，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十多岁的班彪为了躲避战乱，投靠了拥众天水的隗嚣。就当时的形势是否会演变为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就其应否归附刘秀与隗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隗嚣认为长期分裂在所难免，班彪对此不以为然。他摆事实，讲道理，向隗嚣纵论天下大势，说两汉之际和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周代实行分封制，最终导致诸侯坐大、王室衰微、出现分裂是必然的。秦汉以来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皇权至上，郡县官吏，由皇帝任免：“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朝廷完全可以对地方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割据势力无法长期存在。班彪通过分析比较，从政治制度层面深刻揭示出两汉之际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既然历史的发展将由分裂走向统一，那么，将来依靠谁实现统一；既然秦汉的政治制度那么好，为什么还会出现王莽代汉的现象？对此，班彪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王莽代汉仅仅是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之争，缺乏群众基础，“其危自上起，伤不及下”，不会形成割据，不会造成分裂。因为“王氏之贵，擅权乱朝”，能窃取位号，而不会赢得民心。在老百姓眼里刘氏才是真龙天子，所以各地起兵者都不约而同地以刘氏的口号相号召。今天称霸一方的豪杰，实际上都不具备战国时期各自长期称雄一方的基础。所以，只有刘姓才能完成统一大业。至于西汉为什么会亡于王莽之手，则有其具体原因。这是因为汉成帝时外戚专权，哀、平二帝又都短命，三代皇帝都无太子继位，造成大权旁落，给王莽篡汉以可乘之机。隗嚣对班彪讲的天下归于刘姓极为反感，也很不服气。他反问班彪：“当年刘邦逐鹿中原，百姓都知道他姓刘吗?现在拥戴我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你又怎么能断定我不能和刘邦一样拥有天下呢？”显然隗嚣是夜郎自大，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简单地否认了班彪所言“天下归于刘姓”这一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

为了反驳隗嚣的诘难，为了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为了张扬大一统思想，班彪著有《王命论》。在《王命论》中，班彪把刘邦成就帝业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之奇异，三曰神武有惩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前面三个方面无疑是在为刘邦成就帝业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最后两个方面倒是说出了实话。楚汉战争期间，他广结豪杰，网罗人才，集思广益，从谏如流。一入关中，便约法三章，甚得民心，到了咸阳更是休止舍，封府库，其做法与项羽截然相反。立国之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人心归汉。无论是创业还是守成都能审时度势，听取正确意见，思贤若渴，知人善用，使文臣献策，将士用命，志在天下，不恋故土，目光远大，从长计议。这些才是刘邦成就帝业的秘诀。《王命论》从天命和史实两个方面规劝众多豪杰，认清形势，臣服刘秀，结束分裂，实现统一。警告那些“苟昧于权利，越次妄居”的割据者必将“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没有好下场。一篇《王命论》反映出一个今文经学家的真实面目：一方面大肆宣扬图谶祥瑞等迷信思想，另一方面又竭力主张实现大一统结束分裂。并对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坚信不疑。前者暴露出班彪思想的局限性，后者反映了班彪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刘秀日后扫灭群雄，再造汉朝的史实完全证实了班彪天才的预言。

《叙传上》全文收录了班彪的《王命论》，从天命、人事两方面论证刘汉之兴的必然性，规劝隗嚣和其他沉迷于割据称雄之梦的野心家认清时势，归顺刘秀：

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之诛。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论，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②

班固对父亲的其他著述没有提及，而全文收录此文，这就突出了《王命论》一文所表达的维护汉家正统的政治主张与鲜明政治立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班固受父亲影响最大的方面就是其政治思想。

二、申明志向

《叙传上》关于班固个人的生平没有介绍，只是全文收录了他分别作于青年、中年时期的《幽通赋》与《答宾戏》两篇文章。

《幽通赋》作于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父亲班彪病故，班固二十二岁，“弱冠而孤”之时。赋的开始部分主要表达了班固既怀思着先人的世业，又觉得缺乏完成世业的足够信心。他自觉著史任务繁重，不敢与同郡（当时安陵属右扶风郡）的士子共赴仕途、谋求官阶，便向他们说明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不使先人的道德和事业受到缺损，他把自己的感情与古代名贤接通，从他们的品德和业绩中汲取营养，作为推进自己事业有成的动力。在此后的赋文中，班固列举了由三皇五帝到西汉时的数十位人物的成败得失，作为借鉴。他从诸多古人身上，总结出三条人生经验：一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惴惴之心。他用《诗经·小雅》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话来告诫自己：像《汉书》这样浩繁的工程，不是光凭勇气就能完成的；必须谨慎小心，精心谋篇，字斟句酌，详核细对，才能功到垂成。二是祸福相依、有兴有亡的自然之道。《幽通赋》中有一大段是谈祸福关系的，他说有的人因祸得福，有的人因福得祸，都是有其原因的，不能刻意趋避。一类人，如孔子的学生子路，想避世得福，结果死于乱军之中；鲁国人单豹，隐居高山以求保养自己，结果被老虎吃掉。另一类人，如齐国的管仲，只想完成刺杀齐桓公的使命，不计自己的祸福，反而得到齐桓公的重用，因祸得福。而那些圣明之人，因为他们熟知祸福之道，遭遇纷难时，能抓住机遇，然后自拔，如周文王被拘写《周易》，孔子厄运著《春秋》，司马迁刑余作《史记》等，都是他们运用自然之道，发挥自己特长而结出的果实。这也如同草木一样，虽其根同植于大地之上，但各以其性而区别，各以其实而荣名。三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专致之志。班固把精诚作为磨砺意志的重要内容，《幽通赋》列举了许多此类典故。其中有春秋时期的楚人申包胥，在楚国都城被吴国占领后，逾越险阻，赤脚徒步来到秦国，在秦廷外号哭七天七夜。秦哀公深受感动，就出师救了楚国。还有西汉时的李广将军，夜晚巡逻时误以大石为猛虎，张弓射之，箭身直入石内。但当他知道这是一块石头之后，再次张弓，箭却被顶了回来。这些都说明，只要有至精至诚的专致之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感情上的痛苦，强烈的忧患意识迫使他必须事业有成，方可不辱没家门，方可告慰亡父于九泉之下。父死之痛化成了他的力量、抱负。《幽通赋》这篇谈人生、言志趣的作品表现了班固的人生观及志向。

从东汉永平元年起，班固在安陵开始撰写《汉书》，到了永平五年（公元62年），撰写《汉书》的第五个年头,当他按照设定的体例正在潜精研思、伏案写作之时，意外的打击却突然降临。有人向皇帝诬告，说班固在安陵私改国史。皇帝遂下诏将他关进京兆（长安）牢狱，并抄没了他的全部家藏图书资料。这一飞来横祸，急坏了他的弟弟班超。班超知道此前同郡的人因讲图谶之事，已被下狱致死，深恐其兄不能在威势面前辨清缘由，于是便赶赴洛阳，上书皇帝。几经周折，终于得到汉明帝召见。明帝听了班超的讲述，又看了刚刚解送到京的《汉书》书稿，感动得连连称奇，遂下诏调班固到京城洛阳担任兰台令史，不久又迁为典校秘书，鼓励他继续撰写《汉书》。

据《后汉书》记载：“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③班固在洛阳任职后，专心著述，鲜为朝廷建功，因此一直是个郎官，可谓才高职微。于是，便有人讽刺他不识时务，枉读经书，为此，班固写出《答宾戏》一文，以主宾对话的形式给予回答。

他写道：“若宾之言，所谓见世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守窈奥之荧烛，未仰天庭而睹日月也。”④他批评那些“据尧称邪，求一日之富贵”的人，称他们“朝为荣华，夕为憔悴，福不盈眦，祸溢于世”，坚持自己“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的箴言。他认为音乐家伯牙、师旷，巧匠鲁班，医学家医和、扁鹊，计算家计然、桑弘羊等，都是以他们的专长对社会做出贡献，慨叹自己如果能步入他们的行列，就是天大的满足。《答宾戏》通过论述一大批历史人物对功名利禄的不同态度与不同遭遇，表明了班固独特的功名观。班固认为：人生必须有功名——为之奋斗一生、因此流传千古的功名；不要随波逐流，更不应急功近利，见利忘义。赋中有言：“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慎修所志，守尔天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序中有言：“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在赋中，班固将历史人物作了两次分类，分别表明“专笃志于儒学”与“以著述为业”的志趣。第一次分类把人物分成属于儒家的和属于其他派别的。对于儒家人物，班固说：“是以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彼岂乐于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而对于其他派别人物，则说：“韩设辨以徼君，吕行诈以贾国。《说难》既酋，其身乃囚；秦货既贵，厥宗亦隧。”对其他派别人物的否定，对儒家人物的肯定，显露地表明了“专笃志于儒学”的志趣。第二次人物分类侧重表现自己“以著述为业”的抱负。对从事著述的人物，如“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加以赞扬，称赞他们“用纳手圣德，烈炳乎后人”。而对其他职业则不屑一顾，虽然有人成就很高声名很著。他说“：若乃牙、旷清耳于管弦，离娄眇目于毫分，逢蒙绝技于弧矢，般输摧巧于斧斤，良乐轶能于相驭，乌获抗力于千钧，和鹊发精于针石，研桑心计于无垠，走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

《答宾戏》也是抒情之作，通过比较战国与汉代的社会特征，抒发了对大汉的歌颂之情：

其中四个比喻的排比句充满了赞美、豪迈的真情实感。明帝永平年间是明、章盛世的有机组成，我们应充分肯定班固这种爱国豪情。

《答宾戏》表现了班固的坚定的信念，赋中说“：若乃夷抗行于首阳，惠降志于辱仕，颜耽乐于箪瓢，孔终篇于西狩，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对自己所笃志于的儒学信念坚定，绝不动摇。赋中将自己比做随侯之珠、应龙之神，而且相信一定“久章”，可以说对从事于著述信心十足。

阅读《汉书·叙传上》，使我们真正了解了班固，尤其是来自家族的优良传统影响造就了班固，使其饱读经书，精通文史，酷爱著述，成为一代宗师。《幽通赋》《答宾戏》两篇文章，异曲同工，不仅反映了班固撰写《汉书》的精神源泉，也成为后世有识之士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支柱。

①②④⑤班固：《汉书》卷一百，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4201页，第4212页，第4231页，第4233页。

③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