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鉴赏新境界——为打造学术性鉴赏新作与《名》刊结缘二十三春秋

/金志仁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后，拨乱反正，迎来了文艺大繁荣百花盛开的春天，随之而来的，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鉴赏热，鉴赏文章可谓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虽然不少刊物都辟有鉴赏一栏，但作为后来成为全国唯一的鉴赏杂志的《名作欣赏》于1980年也应时而生，梧桐树上集凤凰，许多文坛学坛的高手名笔都乐于为之操翰，每期刊物常是佳作如林，再加上编辑部精心编纂，巧设栏目，很快就在鉴赏领域，高出“流辈”，引领着鉴赏潮流，并跻身于全国有着不同旨归的强势刊物之中，被誉为一枝独秀。对我这样一位也喜舞文弄墨的作者，往《名》刊投稿可得斟酌再三，常感“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怎样才能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令编辑刮目相看，令读者耳目一新呢？这时我想到：我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一直非常关注的权威核心刊物如《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学研究》等，发现大多数学者往往只重视宏观研究，而轻忽微观研究。我在讲授《中国文学史》与《历代文学作品选》时，又发现教材中有些名作的评析并不到位，还有一些一直未得之解仍有存疑的名篇仍被作为重要篇目在加以引用，甚至有的名篇本身就有失当之处，而后人缺少认识，至当今编著者在著述时，仍一仍其旧。因此，我深深感到文学名篇是构建文学大厦的基石，基石不牢，大厦将会倾圮，更何谈建设得巍峨宏伟！因此必须重视文学的基础——文学名篇的研究。而琳琅满目的鉴赏文章，不少正是缺少了“研究”这一体现学术品位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故我决定，在鉴赏领域也发覆探赜，阐幽发微，把论文的学术性渗透进鉴赏文章，做到学术性与鉴赏性相结合，追求鉴赏的一种新的境界！故以1980年《名》刊创刊号始，一直到2002年因《名》人事变动而辍笔止，历时整整23个年头，为《名》刊撰写了22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学术性鉴赏新作，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疑难。

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论述宋代大词人周邦彦时都不能不论及他的代表作《兰陵王·柳》，但到底如何正确解读这首词却是个难题，自从清代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解读此词为“客中送客”，后来几乎所有学者悉依其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方有俞平伯老在论文中提出质疑，但却又未申述理由，故未引起学界重视。我仔细研究了周邦彦词作与有关资料后，认为周词不当为“客中送客”，而为告别京师结束倦客生涯之作。并从知人论世、循文求义、文献印证诸方面综合成了五点理由，以之否定了传统的“客中送客”之说，并对此作的艺术特点做了较为切当的分析，写成了《沉郁顿挫，神余言外——周邦彦〈兰陵王·柳〉辨析》一文发表于《名》刊1985年第6期上。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后来我在《唐宋词鉴赏辞典》上看到袁行霈先生为《兰陵王·柳》写的鉴赏文章，他与我均持“告别说”，但对词中的关键句“灯照离席”的时间问题的理解却有分歧，他认为是晚上点的灯，我认为是下午点的灯，这样一来，虽都认为是“告别京师”但全词的解读却大为不同。到底谁的解读更切合词的原意，为此，我一直在搜找文献资料，以求得“灯照离席”的时间问题的正确答案。由于一直不放弃，不罢休，终于在时隔9年后，有了可喜的收获。我在重读宋吴曾写的《能改斋词话》时，发现了一则对解读《兰陵王·柳》有重要意义的记载，这就是词话中的“烧残绛蜡报黄昏”条，全条内容是：“晁以道云：杜安世词‘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报黄昏’，或讥其黄昏未到，那得烧残绛蜡。……曾有人以此问之，答曰：‘重檐邃屋，帘幕拥密，不到夜已可燃烛矣’。”

此条中所说的“重檐邃屋，帘幕拥密”，已将“不到夜已可燃烛”的原因说得很是清楚明白。比照周词，有“酒趁哀弦”的描写，设宴处必具备“重檐邃屋，帘幕拥密”之条件，饯别时又早于“斜阳冉冉”，因此周邦彦告别京师时比杜安世词（应为王安石父亲王益作）中的“街鼓报黄昏”的时间更早。因此，有了这条文献资料的佐证，以宋词证宋词，时间便可定为下午，周词似可求得而解，而不会再是雾里看花了。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周邦彦〈兰陵王·柳〉“灯照离席”解》的文章发表于《名》刊1994年第6期上，经过9年不懈的求索，这一名篇的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类似周邦彦《兰陵王·柳》的，还有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此名作虽只有四句，古今的解读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典型的诗无达诂。为此我写了一篇《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索解》，发表于《名》刊1998年第6期上。孰料此文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争论，《名》刊先后两次发表了两组文章与我争鸣，我又写了一篇《再谈〈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于《名》刊次年第6期上作答。合此两作，我认为只要抓住诗中的关键字：“宿”、“闻”，起始句的对偶形式，特别是唐人绝句惯用的聚焦手法，再参之以古代评论家精辟评说，此诗文本的解读并不困难，可以求得“达诂”。但此作有一个真正难解之处，就是这首诗的题目，作者为何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这个不完全句拟题？后人在解读时，怀疑不通者有之，疑其在传抄中漏字者有之；而认为是作者有意为之者又讲不出个何以其然的理由，此作之诗题终于成了一个积千年之久始终解不开的诗结。我认为读诗只解文本不解诗题，此诗你便未真正读懂；我又认为这一研究题目虽小，意义却大。因此我便迎难而上，进一步探讨，在《名》刊所发《再谈〈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一文基础上，又写成了一篇《〈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与唐诗拟题》的文章发表于《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上，文中论证了三个问题：一是这种拟题法是不是个别现象，二是这种拟题法的特点，三是这种拟题法的表达作用，从而得出了这是唐人拟题的一种常用方式，并有着经济而特有的表达作用的结论。

二、纠正前人对名著理解的失误。

先讲秦少游最负盛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其中的名句：“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被诸多文坛巨擘赞为：“使千古读者叹为绝唱”、“全似画境，又觉画境亦所难到”。但我的看法却不一样，对这一“千古绝唱”提出了挑战，写成了《名句累——说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之不足》发表于《名》刊1995年第3期上。指出此词著名在此写景名句上，缺失也在此写景名句上，是为“名句累”。并指出“三累”：一累，表达上的复沓单调是由以景表意的名句造成的，顾此而失彼；二累，写景句的实实虚虚造成了此词上阕表达上的混乱；三累，句与篇形成了矛盾，不能两全，有如罗丹雕塑之手。故此名句形成的缺失，使秦观此词比之柳永之同为千古绝唱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似乎要稍逊一筹。

再说《牡丹亭》之名折《惊梦》。我是从事词曲研究的，又有过担任昆剧院编剧的经历，对昆剧名著特别是汤显祖的《牡丹亭》情有独钟。1982年《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我的论文《昆剧二梦——谈〈惊梦〉与〈痴梦〉》，此文论析《牡丹亭》与《烂柯山》中这两折写梦的折子戏在昆剧舞台上常演常盛，备受激赏的原因，而《牡丹亭·惊梦》几乎成了昆剧中的代名词。但是就是这几令《西厢》减价的《惊梦》，文词虽妙绝，但解读却甚难，常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作为案头文学品赏还可以，作为演出脚本，对演员对观众就不可以了。而《牡丹亭》自问世以来，点评本虽多，但实解本却相当少，为之作注的专家注释时又常仅说明出处，而不作解读，更不串讲翻译，致使读者阅后，仍感含糊，对领会《牡丹亭》的深邃佳妙大受影响。有感于此，我又写了一篇《牡丹亭〈惊梦〉新说》发表于《名》刊1988年第5期上。此文分为三部分：1、译曲文2、释疑难3、谈特色。重点在第二部分解疑难。选择了《惊梦》折最难解最易发生歧义的10处曲文，进行了解读。现仅举一例详加说明：【步步娇】曲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徐朔方注，只释“晴丝”；郭汉成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本释为：“春情如线”，也似不太合理；至于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所言：“以游丝一缕，逗起情丝。由晴丝而说及春，由春与晴丝而悟其如线也。”仍难理会把握。余以为此处：晴丝指游丝，又谐情丝。用晴丝点明阳光和煦，故又及春。“摇漾春如线”是指“游丝在春光中随微风上下闪闪发光而摇漾如线”，“线”只状游丝之形，不状其粗细。“摇漾”状其动态。此两句当译为：“阳光和煦，袅袅游丝，随微风吹来闲静的庭院，在大好春光中，上下漂浮，闪闪发光，摇漾如线。”此处汤显祖运用诗词曲中常用的变化词序的修辞手法，显得巧妙含蓄。

其它多处作了辨正的曲文是（仅举5例）：【步步娇】“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应释为“我正在香闺中款步，心想，怎便把全身出现于后花园中！”【醉扶归】“你道翠生生出落的群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应释为：“红色的裙衫色彩显得那样的鲜艳（翠生生），各种宝石镶嵌的花簪光辉是那样的夺目（艳晶晶）”；【醉扶归】“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应释为：“没有料到我的沉鱼落雁之容使得鸟儿都惊得飞起喧闹，只怕我的羞花闭月之貌，也会使花儿黯然失色愁得打颤。”【皂罗袍】“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锦屏人”不当释为“深闺中人，包括自己在游园前”，而应释为“富贵中人”，这儿杜丽娘暗指把她禁锢在闺房的父母；【好姐姐】“他春归怎占的先”，这儿的“春归”只应释为“春天归来”，而不应释为“春天归去”，为了阐述诗词曲中的“春归”两释义，包括《牡丹亭》中的9处“春归”，我还写了一篇论文《“春归”漫话》发表于高等学校学报。

这两篇关于《牡丹亭·惊梦》（有一篇还兼及《烂柯山·痴梦》）的文章，我曾寄给时任江苏昆剧院院长的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张继青，她在复信中称赞道：“大作均已收到，并详尽拜读，实是得益匪浅。特别是《游园》（指《惊梦》折前半部）的曲文译说，十分精确，实是昆曲曲文教材中的上品。”并回赠了刚录制的她演唱的《牡丹亭》录音磁带一盒。张继青擅演《惊梦》《寻梦》《痴梦》而饮誉菊坛，有“张三梦”之美称，余之所作已及其二梦矣！

三、提出新的全新解读。

我研读古典诗歌多有新的颖悟，常喜将涉及名篇的札记，进一步研讨扩展为文，下举例说明之：

先说1998年《名》刊第2期刊发的拙作《三个句子的迷惑，一句评语的误会——也谈〈天净沙·秋思〉的析评》，此文分为两个部分，现不谈文中论述的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一句著名评语的误会，只讲传统的将《天净沙·秋思》前三句视为一个层次，后两句作为又一层次的解读的不当，这完全是由于受到了起始无与伦比的三个无谓句并列的迷惑所致。我根据循文求义、知人衡文的原则，对此小令进行了剖析，认为：此曲应以前两句为一层次，后三句为一层次。“古道西风瘦马”句是曲的中心，后两句，“夕阳西下”点明时间，“断肠人在天涯”，说明何人在何处。而以“夕阳”、“古道”、“西风”烘托气氛，为心境凄惶造势。前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是为情设景，是见景生情的触发点，暗示秋思以及为何秋思。统观全曲，只有把起始三个令人赞不绝口的无谓句忍痛划分开，让第三句属下，且视为全曲的中心，才能贯通全曲，不致将此名曲曲解为仅写秋景；艺术表现上，主旨渗透于艺术描写之中，近乎诗的“白战体”，情与景、人与境均做到妙合无痕，成为散曲中的极品。为了进一步论证新解读的无讹，我还将陈乃乾编辑的《元人小令集》研读几遍，将所收的全部《天净沙》以层次划分的不同分为四类，其中与《秋思》层次划分法相似的作品，数量并不少，无论这些作者作于马致远之前还是之后，都证明《天净沙》小令的这种结构形式是常用形式，《秋思》如此划分层次不为孤例，是合情合理、合乎曲意的。

此文发表后得到曲学界的普遍认可与重视，其权威人物李修生与赵义山在他们编撰的著作中将它作为20世纪元曲研究成果而予著录。

再说王勃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难解句“风烟望五津”，此句的解读也众说纷纭，于是我又写了一篇《王勃诗“风烟望五津”新解——兼论语法在古典诗歌鉴赏中的作用》发表在《名》刊2002年第3期上。文中我仅列出了四位名家的四种不同解读，实际上还不止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上列诸名家的解说均忽视了古汉语语法在解诗中的作用，只凭意会，因而在解说时便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随意性，没有非常确切地解读此诗，更没有揭示王勃如此造句所想表达的深意，因而在分析时也就很自然地没有显示出此句在表达上的佳妙之处。我在文中说明此诗应作这样的解读：“王勃站在以三秦为拱卫的高高长安城楼上，透过风尘烟霭遥望杜少府即将赴任的蜀地五津。”之所以作如此解读，是把“风烟”这一名词，在此视为“望”的状语，说明王勃此时如何“望”的状态，作者通过这一构句形式，目的是凸显“送行者”（即作者自己）尽目力透过风尘烟霭遥望那根本无法望到的蜀地五津这一人物举动（好似多此一举），来表明作者对友人的关爱之情与惜别之意。可以说，无以名词作状语的句法组成，即无法表现此时此刻作者对友人的深挚感情。此处是通过人物举动来揭示描绘人物心理的绝妙一笔！

接着为了说明王勃诗句“风烟望五津”，“风烟”作状语用不是个别现象，我又列举了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岑参、孟浩然，名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数十首诗作进行论证，进一步说明余之所论不妄。

四、指点历史上诗文大家名篇的瑕疵。

转喻建构了我们的语言也建构了我们的思维、态度、行为，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经验，它总是有直接的物理联系或因果关系，文化及宗教象征是转喻的特殊形式。①例如佛教用“柳”驱邪避灾，这是典型的转喻，它基于柳在佛教文化中象征高尚、幸运。

在我给《名》刊所发的文稿中指点诗文大家名篇瑕疵的为数不少，计有8篇之多，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主要是为指瑕而作的；还有一种以揄扬为主兼论不足的。共涉及了蔡琰、杜甫、白居易、冯延已、秦观、黄庭坚、郑光祖、归有光、吴梅村等9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诗文名家的多篇影响深远的代表作。

其中以2000年《名》刊第1期所发的《杜甫〈登高〉诗指瑕与写作时地考辨》近万字的长文反响最为强烈，学术文献网上点击率也最高，全文转载得也最多。此文刚一发表，即有吉林长春的一位高中生写信给我指责说：“我从小就听老师说杜甫的伟大，你批评他的代表作《登高》，真是太狂妄了！”学术界也有名家认为我这样写不够宽厚，对此作不应太苛求，因杜诗常“工拙参半”。但我认为杜甫既为“诗圣”，此作又被明胡应麟在《诗薮》中推崇为：“古今七律第一”，就不能不以“第一”的标准要求它、衡量它。否则会名实不符，有误普天下的杜诗崇赏者与一般读者。我在拙作《芸窗杏坛感悟录》中曾说：“太阳只见明亮，不见黑子，因其耀眼也。对名家也同样如此，他们的耀眼光辉遮掩了他们的学术不足。”岂只学术界如此，我想文艺界也同样如此。只有看到了黑子，才能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太阳；只有看到了名家的不足，才能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名家。

我指出的《登高》的瑕疵，主要有两点：1、此诗起得突兀峭拔，一气写来，灏莽紧健，至收结处，突然跌下，前三联气象何等高浑，尾联气象又何等局促，致使全诗高昂中忽显低调，雅词中忽出俗语，相互间显得如此不衬。2、《登高》诗前四句中描写的景象，除第二句“渚清沙白鸟飞回”外，皆阔大浑莽，令人感慨生哀；而第二句描写的景象，清幽闲静，令人淡然神远。一、三、四句用字重、大，如“急”、“啸”、“无边”、“不尽”、“萧萧”、“滚滚”等 ；第二句用字轻、隽，如 ：“清”、“白”、“回”等，两相对比，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一、三、四句是杜甫沉郁风格的典型体现，第二句诗仿佛彭泽遗韵、王孟诗的移入。在同一首诗中同时出现了截然相反的风格，就必然形成表达上的不和谐，影响到诗的审美效果。而这第二点正是历代诗评家所没有看到的。

行文至此，很自然地出现了本文题目中标示的第二个问题：“气势雄莽”的“不尽长江滚滚来”，与“境界清幽”的“渚清沙白鸟飞回”这两种视之矛盾的景象，能在“高江急峡雷霆斗”的瞿塘峡中同时出现吗？这就给杜甫此诗作于何时何地带来了疑问。我认为现在沿用的仇兆鳌《杜诗详注》等注本所认为的在三峡夔州（今四川奉节）所作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应复归旧说，就是元方回《瀛奎律髓》所讲的：“此诗去成都分晓，旧以为在梓州作。”即元代以前大都认为的此诗作于涪江上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为了证明我的看法不妄，文中从文献、地理、杜诗自证几方面层层展开论证。文中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辩是能够有力支撑我的新论断的。

类似此文的指瑕文章还有：《从“斗鸭阑干独倚”想起的》是批评唐五代词人冯延巳的；《名句累——说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之不足》是批评宋代词人秦观的；《〈倩女离魂〉的失误与其它》是批评元曲四大家之一郑光祖的；《〈长恨歌〉与〈圆圆曲〉表现艺术琐谈》也点到了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清吴梅村在《圆圆曲》中的各5点不足；在《古诗文三名篇补析》中论及明散文名家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时，指出了文中的11处疵颣。

在读到我的多篇名作揭疵的文章后，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文》编委、南京大学博导鲁国尧教授在来信中言道：“尝见《××鉴赏辞典》等类书，于古人诗文词，一味叫好，而我兄摘其疵病，非唯学识高超，实乃独创思维所致，于此一端，即高出当今学人一头矣。”又说：“我兄每发一论，必立足于坚固之事实，逻辑严谨，故不刊之论也。”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在《名》刊发表的文章的主要特点，这儿还必须提及一件文坛往事。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因钦敬学界泰斗程千帆教授，曾数次写信跟他虚心讨教，同时汇报一些新取得的研究成果，每次均得到他热情回复与鼓励。2000年《〈登高〉诗指瑕与写作时地考辨》一文发表后，我仍一如既往，寄呈千帆老，孰料此次回复的却是他的高足，著名学者莫砺锋教授，在来信中他说明了代千帆老捉刀的原因：“千帆师转来大作并来书嘱锋代复，因帆师病目，不甚能观细字，而大作又字细如蚁也（指《登高》一文）。”并言明“师命难违”。莫教授研究成果丰硕，涉及许多方面，他也是杜甫研究专家，著有《杜甫传》等，信中讲了对《登高》诗的看法，对拙作的总体感觉是：“论杜诗《登高》一文，辨析入微，亟佩精审。”又道：“素闻贵校多鉴赏名家，然观大作，则非止于鉴赏也。以后如有此类大作，似可改投《杜甫研究学刊》之类，当可获学界更多之注意，不知以为然否？”看到此信，我不禁想起鲁国尧教授的来信（上已引），两信所评何相似乃尔，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实际上，《登高》一文在完稿后寄呈《名》刊时，时任主编的张仁健先生，也曾打长话给我表示：虽然此文篇幅很长，近万字，《名》刊仍非常欢迎此文能在世纪之交的具有历史意义的2000年第1期上发表；但您如想投寄学术刊物，《名》刊也不勉强，由我自己斟酌决定。可说与莫砺锋教授的看法与建议不谋而合。我因感激《名》刊之知遇之恩，理当投桃报李，便毅然决定将此亦鉴赏亦论文的悉心写就的新作交由《名》刊发表了。

由上面两封来信与一个“长话”，可以看到以《登高》一文为代表的我为《名》刊所写的这些新作，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已很明显了，概括起来有三点：一、具有创造性思维，二、鉴赏文章具有论文性质，且论证严密，信而有证。三、写得厚实，文章容量大。具此三点特征，说明我已成功地步入了鉴赏新境界。

当然为了形成自己所写鉴赏文章的特色，远非易事，必须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还必须有一套新的操作流程，就远非视鉴赏为易事而轻遽命笔的某些作者们成文那么容易！我为《名》刊写的文章，从时间跨度来讲，自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直至元明清，可说贯串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以文章体裁来讲，有诗有词有曲有文，曲又包括戏曲和散曲，文又包括散文与辞赋；以作者来讲，从先秦的屈原到清代的吴梅村，涉及了中国文学史上的20多位诗文大家；从时代、到体裁、再到作家作品，可谓纷杂广阔，其拈笔操毫的结果必然是写一位作者的一篇作品又转到另一位作者的另一篇作品，费时很多，费力甚大，而收获却不是很丰；而且成果分散于各个学术领域，这就影响到了学术成果的数量、作者的学术形象与学术知名度，这是典型的事倍功半，得不偿失。而且对行文的要求，既不同于纯学术论文，又不同于纯赏析文章，要写成学术性的鉴赏美文，做到可读耐读，真是戛戛乎其难哉！每成一新作仅在文字上需花多少精力可以想见了。但对这样的选择，我并不懊悔。原因有：一是我既已深刻认识到古典文学的名篇研究对中国古典文学整体建构的意义，我可不能知之而不践行。二是不应辜负《名》刊对我的情谊、信任与期盼。三是单篇研究如为独创性的、突破性的，其在鉴赏史上学术史上的意义，我认为也不会亚于中国诗史上的“孤篇横绝”。研究在微，意义在宏！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我为《名》刊所撰22篇文章以及在其它刊物上发表的同一类型的文章，已形成了古典诗歌的名篇研究系列，与我所撰的纯学术论文：唐宋词体式研究系列，从语言角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系列，构成了我40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三大组成部分，可谓鼎足而三，并做到了多有重要发明。实现了我在高中毕业时，在学校举行的“我的理想”的主题班会上表述的拏云志向：“我自幼热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我这一生一定要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为祖国传统文化宝库，奉献我的一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