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在恩哈来脱险真相（下）

赵 力

周在恩哈来脱险真相（下）

赵 力

徐逵九“细节”的影响

虽然邓颖超发表了《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但仍没有消除影响，甚至有人认为邓颖超在隐瞒历史事实，是忘恩负义。在当下的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叫《细节改变了历史》，作者称：本人在1988年收到徐逵九先生的一篇资料，虽系公开发表的文章，但其中有其校改手迹，成了另一篇有用的资料。

徐逵九是这样描述他和几位朋友掩护周恩来去苏联的详细经过的呢？

有一天，大概是1928年的六月初，蔡时杰突然从双城打来一个长途电话，叫我马上去双城走一趟。我看电话来的很急促，一定发生了大事。打完电话后，我向蔡运升请个假，立即坐快车到双城。一出火车站，蔡家马车早就在剪票口等着我，催促我上车，一直拉到目的地。一进院，蔡时杰就跑出来说：“翔宇（周恩来字）来了！”我说：“什么时候来的？”他说：“今天上午。”他边说边把我引进内屋，那是一排五间的正房。我一脚踏进东房的里间屋，只见屋内坐着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商人在聚精会神地看书。他一见我进来，迅速的站起来同我握手问好。这时我才认清确实是周恩来同志。多年未见的好朋友，此时此刻相见，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忙问：“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周恩来回答说：“从上海来，要到外地去一下。”接着蔡时杰向我介绍了如下的情况：周恩来坐四等车来东北，这四等车原是穷苦人坐的，又黑又脏。当检票员（后跟随两个警兵）看到周恩来同志的打扮、言谈和举止与众不同，引起他们的注意，一直盯梢到这儿。恩来感到苗头不对，灵机一动,从双城下车直奔我家。我听了蔡的介绍,感到问题很严重.虽然我不知道周恩来同志作了什么,但从同学中已知道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他来东北一定有重要使命,而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我沉思了半晌才说:“问题有些棘手。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应该怎么办？”蔡时杰提出暂时不走，说：“在我这儿住，他们不敢来这儿抓人。”我表示同意，并补充一句：“至少住一二个月，等风头过去再说。”周恩来说：“不行，太误事了。”我们再三地劝阻说：“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安全，其他都是次要的。”周恩来同志却若无其事，镇静地说：“不要紧，危险是免不了的。”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总之，我们怎么说破了嘴，他也是摇头，非走不可。我看他执意要走，就改口说：“专门挂一辆车送你行不行？”还补充一句：“我们交涉局可以办到。”周恩来听后说：“那不妥当，这样的举动目标太大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忽然想起蔡运升。我说：“只有这么着，铁痴去哈尔滨一趟，找大哥想想办法。”蔡时杰拍手称赞，他说：“对，这是个好办法，应该同大哥商量商量，决不能叫翔宇受害。”我加上一句：“这是从友谊出发。”后来蔡说：“我陪着翔宇吧。你回去跟大先生（指蔡运升）说请他想想办法。”决定之后，我立刻行动。临行时，周恩来叮咛一句：“只要到满洲里，我就没有危险了。”当天晚上我就回到哈尔滨。我顾不上休息，也没吃饭，迅即去找蔡运升。我把周恩来同志的遭遇简要的向他作了介绍，并恳切地说：“这个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很聪明，很有才干，是一位前途有望的人物，你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送他到满洲里。”他开头不吱声，考虑了十来分钟，然后说：“可以，我们应该这样做。你办个护照，就说我亲属病重，需赴满洲里求一位汉医，他有偏方能治这种病。”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另外派两个人护送，搀着他上车。要坐头等车，包一间车厢，把他送到满洲里。检票的来了，叫他装病，把票给他看得了。护照给两个守卫，以防检票员查问。万一出事，一个在车上守着他，一个打电报给我，到时候我有办法。我看这样才能万无一失。”最后他说：“你看这么办可以不？”我表示完全同意，并把他的话重复一遍，立时去办理手续。为了使这件事不留痕迹，在填表时我没有留下存根，使对方找不到任何借口。同时在选择护送人的问题上，我再三考虑，认为派蔡运升的两个警卫比较妥当。我对他们说：“到满洲里住两天，听听动静再回来。”大约过了三四天，听两位守卫人说：“很安全，已经过去了。”这时，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微笑了，衷心地喊道：”翔宇，祝你平安。”

作者还对邓颖超否认徐逵九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徐逵九写这篇文章时，已年逾70岁。他有什么理由胡编呢？为名乎？经过五六十年的历史风雨，他已近风烛残年，编这样的瞎话，对他有什么意义？何况虽然周恩来去世了，邓颖超还在，许多当事人也都在，把戏一旦给揭穿，他还有何面目做人！为利乎？写这样一篇文章，顶多得几十元稿费，与生活无补，还要担风险，不可理解。

作者还说，解放后，因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徐逵九与我岳父母早已不再联系。但笔者曾多次听岳母谈到徐逵九救过周总理，解放后周总理安排他在哈尔滨市政协工作，以及徐逵九当伪铁岭市长时因为散布反日言论被捕下狱等等事情。这些事实也侧面证明徐逵九的文章不是编造的。

作者说，徐逵九帮助周恩来脱险，“完全是从友谊出发”，“解放后，周恩来关怀蔡运升的生活，安排他作文史馆馆员。1954年，蔡时杰的哥哥蔡运升在北京病逝，我听说周恩来总理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口棺材，报答蔡大哥当年对他的帮助。”蔡时杰虽是周恩来南开校友和留日好友，而蔡运升原来与周恩来素昧平生，又曾是大汉奸。周恩来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为他安排工作，料理后事，如果没有历史上的这件事，这种做法不是太唐突了吗？

蔡运升遗稿：水落石出

其实，邓颖超的文章只是否定了徐逵九讲述的故事，并没否定蔡时杰帮助过周恩来脱险。

早在1982年8月，哈尔滨日报刊发《周恩来路经哈埠的一件险事》之后，蔡时杰的儿子蔡兴瑞就带着蔡运升的一份遗稿《周恩来与铁痴的关系》，到哈尔滨日报找总编辑提出反对意见，并通过市政协找到徐逵九，希望澄清事实。遗稿写于1958年8月，蔡运升回忆了周恩来与自己的三弟铁痴的交往，也特别提及了铁痴护送周恩来脱险之事。铁痴，是蔡时杰的字。文中说：

周恩来与铁痴是天津南开同学，肝胆之交。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周由欧洲回国。变装为工人过哈尔滨时，下车即找铁痴。适有铁痴好友洪秘书正在丹麦领事馆服务，领事馆有治外法权，可免搜查之险。遂把周藏在馆中一工人住的小楼上。恐日本人知道，又托一好友冯蕴山探听外间风声。这时日本特务机关长，前几年曾在江省当顾问，冯素认识其人。即伪作访友去看他，据他口说，周到满洲里站，特务机关即得到密电，但不识其面貌及其住处，现在搜查。周住不几天，铁痴即备旅费千元以上乘机送周出险，临走时周穿一身工人服，夹个面袋子混入工人群中上了火车。铁痴和周分道到站，远远望着周不能说句话，黯然而别。哪知他二人自此一别，隔不多年，铁痴已逝世。从此竟成永诀了。这秘幕中有洪秘书、冯蕴山，尚有张灵根（亦铁痴好友）都很出力。现在这几个人：铁痴已去世；冯蕴山亦在前数年逝于天津；张灵根在安徽当教师；洪秘书是北京人，性质清高，因已回去，亦不知其住处。张、洪二人因周当总理，正忙于国家大事，都未去见周，可敬之至。但是周总理很念旧，时时不忘。前年请客，多东北人，他当着大家发表我为铁痴之兄，是他老友。铁痴对革命有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并指着苏炳文将军道：“你昨天不是说蔡老先生很穷吗？”苏说：“不但他穷，住的朋友家亦穷。”周总理说“由我照顾，别人不必管”云云。此段亲切之言，我并不在座，当然不知。次日，苏将军和王树人先后来此述说一遍，我闻之深为感动。铁痴掩护总理事情当时极秘，不惟东北人不知，即其二哥仲山及其夫人亦不知一点。惟我是负责连带责任的，早已明了当时情势：中共尚未成功，倘一泄露，日本少壮军人派之残忍，我与铁痴和一家老少早死去多年了……。

这个书稿，被周恩来纪念馆所收藏、采用、编辑。从书稿形成的时间和内容看，十分可信。当时，大多数当事人都健在，其中，王树人先生是双城老乡，即前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桢。

书稿的内容，可信度很高。首先，他详细地介绍了整个过程，笔者没有夸大自己的作用和功劳。这一点很客观的，这不仅符合蔡时杰“铁痴”的性格，也符合当时的特点环境，干这样大的险事，他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哥哥牵扯进去。其次，周总理在宴会上对蔡时杰的评价等话，也应该是真实的，有恰到好处的呼应关系。在反右刚刚结束，作为伪满余孽的蔡运升，无论如何也不敢假造总理指示。事实上，他确实得到总理的照顾，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互证。

遗憾的是，书稿在事件发生时间上出现了自相矛盾：“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周由欧洲回国。变装为工人过哈尔滨时，下车即找铁痴。”周恩来由欧洲回国，是在1930年8月中旬，而“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笔者经过多方详细考证，认为这是蔡运升的笔误，他大概把皇姑屯事件与“九·一八”事变相混淆了。

那么，周恩来在1930年是否到过哈尔滨呢？从《哈尔滨市志·大事记》中看，仅记述了周恩来早年三次到哈尔滨的经过。纵观历史资料，从1917年至1930年，周恩来至少5次到过哈尔滨。第一次在1917年9月，周恩来留学日本之前，去沈阳看望四伯父周贻赓的同时，又到哈尔滨探望老同学邓洁民，帮助其筹办学校。第二次在1919年4月，由日本归来，到沈阳拜望四伯父后，再次来到哈尔滨，停留两周，并作了一次讲演。第三次在1928年6月初，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途经哈尔滨，在大连和大连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遇到麻烦。第四次在1928年秋季，“六大”结束后，周恩来与罗章龙、王德三，从绥芬河入境后，第四次到哈尔滨，在秘密接待站地下工作者的保护下，顺利返回上海。第五次（如果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会议时途经哈尔滨应是第六次，但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暂定为第五次，待考证。）在1930年8月，参加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准备回国的周恩来，从安全考虑决定先坐火车到柏林，然后坐火车到大连，途经哈尔滨市。恰恰在这次，周恩来遇到危险，并得蔡时杰的帮助。这一点可以从周恩来大事年表中得到证明。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同年8月，回上海。有资料显示：为了安全考虑，周恩来决定先坐火车到柏林，然后坐火车到大连。当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利用列车靠站的时间，下车又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副部长马基亚尔取得联系。8月中旬，周恩来从大连搭轮船去上海。这表明，他的路线是：柏林－莫斯科－满洲里－哈尔滨－大连－上海。蔡运升回忆称其“由欧洲回国”，正相符合。

蔡运升手稿《周恩来与铁痴的关系》，同样没提到徐逵九，脱险过程也大相径庭。一个是从欧洲回国，一个是去莫斯科参加六大；一个是回上海，一个是出满洲里；一个是在哈尔滨；一个是在双城……等等，徐逵九的故事大有望风捕影之嫌。

蔡家不能忘记这件大事。1973年，蔡时杰的儿子蔡兴瑞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接见，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回信：“蔡兴瑞同志：你给周总理的来信收到了，总理因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接见你，你如有什么事情和要求，请写信告知。”蔡兴瑞再次写信，国务院办公室派工作人员鲍梦洲和一个姓李的同志到旅店看望了蔡兴瑞。笔者分析，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党内斗争激烈，周恩来一时不便接见。国务院办公室两次征求蔡兴瑞有什么事情和要求，也证明了周总理对蔡家的关怀。

结论：铁痴确实帮助过周恩来脱险

综上所述，可以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的现代史中，确实发生过周恩来在哈尔滨脱险事件，帮助他的人是他的老同学蔡时杰。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洪秘书、冯蕴山、张灵根。蔡运升没有直接参与，更不存在徐逵九的积极斡旋。时间是在1930年8月。

第二，邓颖超的回忆录《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符合历史的真实，与蔡运升的手稿《周恩来与铁痴的关系》属于两个不同时期的追述，是两个不同的历史事件。

第三，张福山先生的《周恩来路经哈埠的一件险事》、《周恩来在哈的一次脱险》，以及王俊杰的《周恩来同志早年三次来哈尔滨》，采一家之言，缺乏必须的文献和当事人的支持，不能作为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