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福星集团“以企带村、企村一体”的实践与启示

○黄菱子邓沛琦

（1、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一、“以企带村、企村一体”的提出

湖北福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福星村命名，其前身是福星村9组谭功炎1980年创办的铁木加工厂。1996年，这个靠两部红炉、三间工坊、四把铁锤起家的家庭作坊企业，升级为湖北汉川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它是国家大型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湖北省“巨人工程”企业、A股上市公司，拥有资产总额40亿元，净资产23亿元。现有员工7000多人，年产系列钢帘线、钢绞线、钢丝绳等产品24万吨，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制品生产企业之一。该企业深深扎根于福星村这片广袤的沃土，并不断孕育支持着福星村的新农村建设，使之走上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

1996年12月，时为汉川市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谭功炎率先提出实行“以企带村、企村一体”的发展模式，并随后向当地政府提交了实施报告。当地政府顺势而动，通过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意见，认为这是一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是一种加快农村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新途径，并很快批准实行“以企带村”模式，由沉湖镇党委、镇政府组织实施。2005年5月，在福星村的基础上又将相邻的李花村纳入“以企带村”模式。目前，受惠人口已达9620人，形成了一企带两村、农村城镇化发展新格局。这一模式的实施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观愿望。

二、“以企带村、企村一体”的具体做法

随着“以企带村、企村一体”实践的深入，当地政府与福星集团在管理的责权划分上达成了共识：以企带村不是以企代村，带动并不是代替。当地政府侧重于政治和行政管理，而福星集团则充分发挥企业的综合带动优势，在村企之间建立有组织、经常性、紧密型的联系，从而优化人才、管理、信息、技术、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以工补农、强农固企、村企双赢、共同致富”的目的。

1、实行村干部“企推村选”，增强村组织活力。在干部选用上，采取“企推村选”的形式，拓宽选人用人渠道，破解村干部难选、难育、难留的难题。福星集团党委先后动员优秀干部回村参加换届选举，担任两个村主、副职干部。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也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村干部的工资由公司按月发放，不在村里领取报酬。镇党委、政府和福星集团党委与这些村干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作为年终述职考评的主要依据。

2、扶持发展项目，增强经济造血功能。福星集团通过产业转移，相继扶持福星村、李花村办起了工字轮厂、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金属结构加工厂等30余家工业企业，为福星集团生产配套产品。这些企业在福星集团的指导和帮助下，全面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大力实施技术改造，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科技含量日益提高。目前，已有8家企业发展成规模以上企业，产值以年均40%的幅度递增。

3、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福星集团在“以企带村”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投入，积极采取保农、扶农、强农措施。2006年，集团企业投入资金1100多万元，用于两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疏浚了2000米长的幸福渠，开挖了两条长2300米的新渠，改造了1400亩冷浸田，修建了13座桥，建造了一座排水闸，大大提高了抗灾、减灾能力。13年来，福星集团累计用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达到2.7亿元，这些资金全部从非上市公司收益中列支。在2007年投入的5000多万的建农资金中，花了3000多万元建了一座5万吨水厂，使汉川西部10个村、5万多农民用上了汉江水；1000多万元改造农民住房，又有200多户农民住进了别墅楼；1000多万元用于修路架桥，使福星、李花两村的硬化公路、硬化渠道向汉川西部其他乡镇延伸。

4、延伸福利保障，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其一，实行土地特殊补偿金。福星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陆续征用了农民的一些土地，按当时的政策都给予了补偿。2007年，公司又一次性给被征地的农户发放了1480万元特殊补偿金，让农民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其二，对弱势人群发放生活补贴。将福星村、李花村的所有老人、孤儿、残疾人纳入“福星社保体系”，每人每月可享受100元至400元的生活补贴。

其三，实行招工优先政策。对两个村年满18岁的村民，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置。目前，已有4000多农民实现了就地转移，2007年，两村农民人平均纯收入突破1.3万元。

其四，大规模改善农民住房。实行“四统”、“三通”、“三改”，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供给宅基地、统一补贴标准；通电、通水、通路；改水、改厕、改垃圾堆放形式。凡按统一规划和标准新建住房的，每户补助3万元至5万元，已有1300多户农民住进了别墅楼。

其五，大力发展教育。1996年，公司出资280万元修建了福星小学教育大楼，添置了教学设备，使福星小学一举成为汉川市的示范小学。1997年至2000年，又拿出390多万元，创办了福星中学高中部，使福星中学升格为一所完全中学，还修建了两座现代化的教学楼，建成了汉川一流的语音室、理化实验室、电教实验室。公司还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科技大学联合办学，投资100多万元创建了福星职业技术学校，开办了高级工商管理（EMBA）硕士研修班、会计电算化培训班、英语专科班等，分批选送优秀员工带薪脱产进修深造，并及时用优秀人才充实管理决策层。不少村民成为公司的中高管理者，成为管理型人才、技术型人才。

其六，两村村民还享受医疗保险、劳动保险、住房补贴、子女就学补贴、退休养老保险等多种福利待遇，其中，子女上高中每年补贴2000元，上大学补贴4000元。并投资120多万元修建了两座老年公寓，已安置了100多位老龄村民。

三、“以企带村、企村一体”取得的成效

近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以企带村、企村一体”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收到了立体式的综合效应。通过“以企带村、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实施，福星地区发生了三大转变。

1、实现了农村向城镇的转变，使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福星集团为中心的福星社区，现已发展成为方圆5平方公里、聚居人口近3万，具有现代化功能的中心城镇。十条大街林荫夹道，2000多栋别墅古朴典雅；行政区、工业区、商贸区、生活区、文化教育区、休闲娱乐区、民营经济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排列有序；银行、宾馆、商场、学校、剧院、体育场、公园、医院、福利院、自来水厂等一应俱全；6条通往外界的公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2004年7月，福星被批准为省管工业园区，福星集团抓住机遇，又将规划面积扩大到10平方公里，同时，将福星集镇发展定位为“建设汉川市域副中心城市”。

2、实现了农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变。目前福星地区的二、三产业比重已占到经济总量的98%，而且高科技产业比重占到60%以上。福星地区已成为吸引各种生产要素的洼地，吸引了全国各地2万多名务工经商人员落户，吸引了100多家大小企业投资兴业，云集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000多名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美国、日本、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的客商也往来不绝。

3、实现了种田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有4000多个农民实现了就地转移，其中在公司务工的有3000多人，从事第三产业的有1000多人，占两村总劳力的85%以上。福星集团推行“以企带村”管理模式，使福星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福星集团推进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一定能迈得更大更快。

四、实施“以企带村、企村一体”发展的启示

1、走出了一条推进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福星集团是从村里生长起来的本土企业，在自身快速发展过程中，通过“以企带村、企村一体”的方式，实行“以工补农、强农固企、村企双赢、共同致富”。实践证明，中国这种分散的工业化模式一经与本地特点相结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融合，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福星集团“以企带村、城乡一体”发展，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千千万万的类似福星集团的乡镇企业正在推进我国广大农村走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引入了一片新天地。

2、充满活力的“村庄里的都市”。福星集团集中体现了中国广大农村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以企带村、企村一体”模式是重要的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企业成长于农村，回报于农村，并在共同发展中寻求互利和双赢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3、企业的社会经济责任是新时期企业和企业家们的新理念。现代意义的企业，不仅仅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单元体，更重要的是一个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或称“企业公民”）。时代呼唤更多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谭少群曾撰文指出，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源泉。企业在享受社会赋予的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企业公民不能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应该着眼长远发展。企业以赢利为目的和承担社会责任并不矛盾，百年老店都是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利益、利润放在第二的。企业必须以公德、诚信为基因，重新打造企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之成为合格的企业公民，才能取信于人心，立足于社会。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发展理念和思想基础，那么根本不可能产生今天“以企带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成功范例。

4、制度选择与创新。这是推动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亿万农民走向共同富裕，推进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终究离不开制度的选择与创新。制度创新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制度环境，从而发挥着其内在的推动农业国工业化进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