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孝文化

2010-08-15 00:54王吉鹏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0年1期
关键词:鲁迅孩子

王吉鹏,李 进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鲁迅与孝文化

王吉鹏,李 进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主持人语:

在中华民族文化初显伟大复兴曙光之际,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根源和重要特点的传统孝道,近十多年来引起了广泛重视,这不仅体现为研究的广泛而深入,而且民间社会的实践推广运动方兴未艾。孝感学院是我国唯一一所以孝命名的高等学府,《孝感学院学报》的“中华孝文化研究”一直是该刊的特色和优势栏目,在新年来临之际,编辑部邀请我做该栏目的特邀主持,自觉义不容辞,主要是欲借这一平台推动中华孝道的学术研究,诚望学界同仁支持赐稿。如有可能,每期将刊登一组论文,并期望有一个主题,使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和深入。

本期的主题是“传统孝道的现代反思和实践价值”。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孝道的主将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孝子的鲁迅对孝道的态度是矛盾而复杂的。虽然时下社会各界重在弘扬孝道,但对孝道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鲁迅当年批判的主要是封建的愚忠愚孝。以学术研究的眼光看来,我们今天重温鲁迅当年对孝道的批判也不无益处。辽宁师范大学王吉鹏教授与李进的《鲁迅与孝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对于孝道人云亦云的单向度肯定不止是一剂清醒剂。孝道也需要与时俱进,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主任潘小慧教授的《新“孝”道:以“友爱”贯穿父子伦的新孝道建构》一文则对孝道的适当地位、合宜内含、新孝道的精神本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孝还是一种实践道德,孝感学院客座教授、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执行总裁王琛发先生论文对利用节日载体及改善老弱居住与活动环境来推广孝道的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发。孝感学院孝文化研究中心孙传宝的文章则论述了“孝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孝感学院一向重视科学研究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经管学院副院长胡金林博士的《孝感市孝文化产业集群开发战略研究》和副院长龙玉祥副教授的《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文化软实力建设》两篇文章正好是此一方面研究的具体成果。

(主持人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这个以儒学为本的文化环境中,孝是深深影响中国人心理特质的一种文化。因此,探讨中国现代文化巨人鲁迅对孝道的理解和践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鲁迅对封建孝道进行了猛烈批判,呼唤中国的新人从封建孝道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达到思想的觉醒与解放及行动的合理与自由。鲁迅对家庭中父与子、母与子以及几代人之间情感关系有着清晰的论述,其意在主张建立合理的家庭伦理思想观念体系。他认为爱是家庭维系的动力,同时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作为家中长子,鲁迅于行动中尽力履行孝道,其孝行反映出鲁迅作为成长于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心灵危机以及行孝之艰难。

鲁迅;孝文化;批判;继承;践行

作为“五四”新文化巨人的鲁迅,对中华传统孝文化有着深刻而独特的理解,他对其有所继承,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践行。研究鲁迅与孝文化的关系,对我们今天光大中华孝文化的优良传统,构建新的家庭与社会伦理秩序,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一、肩起黑暗的闸门,冷刺封建孝道

鲁迅童年在封建私塾教育中度过,此后又深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其思想深处就有着精神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对封建意识对人性的摧残有着深刻的体会,因而加深了他反抗的坚决性;另一方面,他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肩起时代黑暗的闸门,在痛苦中挣扎,显示其反抗的艰难性。

孝是中华古国延续至今的一种道德意识,其中有很多可取之处,同样也有应该摒弃的劣根性,这劣根性集成理论便是封建孝道论。封建孝道所持有的是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森严的等级孝道。这种孝道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和实践,使人没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和行动的自由,这是一种有违人性的道德。这种道德不尊重人性所保有的自在、自由、合理、公平的意识状态,强加给人性一定的规范和法则,使之合乎某种野蛮的不合理的社会意识。这种违人性的道德是一种不道德的意识规范,它之所以几千年来能够紧紧束缚中国一代又一代民众,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奴化教育。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形成了民众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作为一种固有的准则而存在,以致造成了顺民时代和所谓孝子时代。

鲁迅从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封建孝道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他认为做孝子艰难,封建孝道毒害心灵。他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1]261鲁迅在看完《二十四孝图》之后,对成为一个孝子近乎绝望,可以看出这种旧的孝道观给中国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要学“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这些自身可以完成的事情,还要试着“哭竹生笋”,这就有些为难,天地是否有灵魂已是疑事,就更不能信其是否会生笋。鲁迅于是说:“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感动天地。”[1]261封建孝道观中还有一例便是“卧冰求鲤”。这不是感天动地劳神费心那么简单,而是要承担生命危险,鲁迅就讲:“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1]261这是对封建孝道不顾人权的批判。生存权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果单纯为了尽孝而置生命于危难中就是一种迷失,是对人的生存权的挑战。这也证明所谓封建孝道是一种伪道德,是披着仁义礼教外衣压制人性的精神桎梏。

而《二十四孝图》中最使鲁迅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则孝子故事给人沉重的压抑感。老莱70岁诈跌以愉悦父母。鲁迅批判老莱的孝是:“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1]262同时批判这孝又是对儿童的诬蔑。儿童天真无邪,去伪饰,说真言是他们的特质。如鲁迅所说:“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1]262郭巨将钱财分予弟兄,独取母而供养,因无力再养而欲将子埋掉,幸而掘到金子方才得以两全。世界上哪有这么凑巧的事,两全其美的机会太少,若无金,则儿必死。这种以孝为终极目的的行径是对人类生命平等观念的漠视和亵渎。

这种孝是作为愚民政策而存在,丝毫不妨碍统治阶级的生存哲学。“现在想起来,实在很觉得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1]263统治阶级是不会冰上横卧以求鲤,跳下轿子负米的,也就是宣而不行,意图在教化,服务于统治阶级,以维持社会秩序,守住伦常,从而完善社会统治。

这种孝道对儿童的毒害极大,对身心的发展非常不利。“郭巨埋儿”得到古代人的赞赏,认为他是个孝子,其行动太艰难了,这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以其孝实为罕见,因而选进“二十四孝”。而鲁迅说:“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1]263这是从孩子的角度对封建孝道的反抗,不想像郭巨那样以尽孝为终极目标而置其子于不顾,这是爱的哲学所不容的,也违背了人性的心理法则。同时也希望做父亲的识破这种伪人性,不去做封建孝道观的牺牲品。这种毒害儿童身心的封建孝道观为鲁迅所憎恶。鲁迅说:“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1]263这是对违人性的伪道德的控诉和反抗。封建孝道给其心灵的桎梏和重创是巨大的,也是鲁迅痛恨至深的。这同样是在揭示封建孝道观给两代人之间造成的隔膜,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不信任是可怕而可悲的。这种隔膜阻碍了两代人之间的正常交流,也是造成各种家庭悲剧的原因之一。

二、以爱为根,提倡平等自由的家庭关系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五猖会》中讲到适逢五猖会,而被要求背书使他失去了自由读书和娱乐的权利。这样一个在孩子眼中是盛事的集会,却被父亲的训导耽搁。父亲冷语教导曰:“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1]271这样的强制扼杀了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束缚其思想,同时剥夺了孩子追求快乐的自由。这对孩子的身心发展很不利,成为鲁迅难以忘怀的一个深深的阴影。正如他所说:“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1]272这充分证明压制给他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压抑感。父亲平时对鲁迅是和善而仁厚的,而这件事却久居其心而无法忘怀。可见禁锢孩子的自由和天性的行为,在儿童脑海中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因而,当鲁迅成为父亲时,他充分理解和反思孩子的心理,把自己的童年所失去的快乐和自由以平等的方式还给孩子。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讲起他的孩子海婴:“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2]82可以看出鲁迅给予了孩子自由快乐的生活,使他活泼、健康,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从小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长大,有助于他成为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实际上,周海婴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对他非常疼爱,对于父亲的回忆也是充满情感和温暖的。那句“明朝会”是他和父亲之间最后的对话,从中可看出其天真、活泼、健康的儿童个性,也可感受出鲁迅即使在弥留之际对其子仍充满深深的怜爱。

中国是一个重视父权、亲权的国度,子孝有尊卑的观念给中国人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因而改革中国基本的家庭关系,以爱为基点加强父子母子之间的联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践行价值。这便是鲁迅极力倡导的家庭伦理。

鲁迅认为,合理的父辈要敢于肩负责任。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谈到,处于改革中的一代人,受着传统的压迫和因袭,却应放开孩子的手,引他们向合理的时代前进,而自己要敢于承担。“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135这是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最先觉醒的一批知识分子,在过去与未来的转型期,发出的启蒙主义的深沉呐喊。“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3]135鲁迅认为中国人作为世界人类的一部分同样必须遵循生物延续的法则,以发展生命为目的。这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着全人类树立起进化的思想和观念。父母和子女都处在人类进化的长河中,“前前后后,都向着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了谁的恩典”。[3]136平等地看待人在整个人类长河中的角色,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个体生存的过程和位置。“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3]137用进化的思想来解释父母子女的关系是鲁迅所坚持的。后来的生命是在先前的生命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按此原则,先前的生命起着基础作用,在整个人类生命成长过程中是一个中间因子,后起的生命才将人类的文明轨迹推向前方。“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和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3]137这说明我们的意识一直停留在一定的误区,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走着违反常规的路,处在停滞状态。这种趋势近乎灭亡,与发展和进步无缘。鲁迅正是在对中国沉重的历史进行冷峻的审视后发出质疑,对中国的前途进行清醒的思考。

鲁迅还提出以幼者为本位,建立以爱为纽带的和谐家庭关系。他在《随感录二十五》中讲父亲分成两种:一种是“孩子之父”,一种是“人之父”。孩子之父是只会生不会教的父亲,人之父是生育儿女,同时又充分给其合理教育的父亲,给自己的子女成为“完全的人”的机会。而鲁迅所提倡的便是“人之父”。中国人成为“人之父”的基础便是以幼者为本。这种思想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文章提出以新的伦理观念来改变中国旧有的体制思维,试图激发新一代的人们觉醒,使之萌生建立合理家庭关系的意念。建立这种以幼者为本位的家庭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联系的纽带便是爱。鲁迅说的是:“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3]138

鲁迅所倡导的无我之爱要点有三:首先,强调理解。不能以成人的眼光来理解孩子的思维,要从孩子出发,试图以孩子的眼光在平等的基础上沟通和交流。这于孩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思考的人有益。其二,提倡指导。孩子天性是天真,无所顾忌,因而其行为和思想会有很多不妥之处。长者应以自己阅历为基础,以无我之爱为出发点,给孩子思想和行为上以明晰的指导。第三,呼吁解放孩子。孩子是明天的希望,因袭旧制的人们给孩子以自由,放他们到光明的天地中去,充分开发孩子的潜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世界是人类共有的,把应有的空间交给他们自己是促使孩子成为独立的人的条件。“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3]141

鲁迅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独有“爱”是真的。一方面,父母对于子女有天性的爱,正是这种爱的深广和长久成为两代人感情连接的桥梁。另一方面,子女接受父母给予的爱,是真关切,也是最爱。正因为爱是天地间永恒的纽带,父母和子女之间便形成相互依恋的情感体验,爱力是最好的力量,其他道德法则都无可比拟。倘若爱力不可维系亲情,别的道德礼法的约束都是空谈。这样的言语充分说明鲁迅心中的不满和无奈。然而他却无条件地选择了接受。追寻其心理根源便是孝。为了让母亲高兴,为了完成母亲的夙愿,为了遵守心中的“孝”字,鲁迅不惜牺牲一生的幸福来换取。面对中国的传统孝道,面对对他有些爱的母亲,他选择顺从,这就是刚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也代表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取向。朱安,这个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作为一种封建遗产而存在于他的生命中,鲁迅已经准备陪着做一世的牺牲,来抵消千年的旧账。鲁迅曾对朋友赵其文说:“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愿意做的做。”[4]33就是在这样的意识支配下,鲁迅被迫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在和自己的老友许寿裳谈及自己的婚事时,他怀着悲慨的心情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4]36由此可见,这一包办婚姻给鲁迅的精神折磨有多大。所谓“灵台无计逃神矢”,正是鲁迅无法预计的射来的神箭,使他背负了一辈子的历史旧账。

鲁迅懂得,在这种无爱的婚姻里,人的精神独立和自由被抹杀。自己虽然吞着绝望的苦涩,却仍在为无数人呐喊着。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旧制中包办婚姻束缚着无数苦难的灵魂,于是他发出深沉的战叫:“让新的一代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135

鲁迅在京任教育部佥事,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在此期间,鲁迅将母亲接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并周作人、周建人两家同住。这样便实现了周家的大团圆。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鲁迅对母亲的孝情。每个清晨临走前,他都到母亲跟前告之:“姆妈,我去哉。”[4]87每次鲁迅工作结束后回家也会首先来到母亲房中,说一声:“姆妈,我回来哉。”[4]87这是一种习惯,也充分说明鲁迅对母亲的尊重和爱。鲁迅母亲青年时代寡居,含辛茹苦抚养鲁迅兄弟长大。这样的境遇使母子成为相依相护的状态。生存环境的残酷与母爱的无私强化了他对母亲心理上的依恋。这种心理特性除了和境遇有关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他的地位。鲁迅作为长子长孙,重大的压力都倾泻在他的身上。遵从仿佛是一张精神的网,时时都罩在他的头上。正基于此,鲁迅受爱于母也受累于母。

然而,鲁迅痛苦地过着苦行僧生活的时候,许

三、行孝叛孝,体现历史转变时期先驱者的矛盾心态

鲁迅作为周家的长子长孙,身受封建传统教育,耳濡目染中国“孝”的传统,因而孝在他的心中有坚实的根基。此后,他接触到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修正着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留学日本的经历使他以更高的视野来审视中国传统道德的劣根性,从而更坚定地成为一名反封建的文化战士。但其言行,又反映了历史转折关头先驱者的矛盾心态。

鲁迅对母亲非常尊重和顺从。1906年鲁迅被电招回绍,接受了母亲给他安排的婚事。友朋问及此事时,他所说的一句话是:“母亲娶媳妇。”广平走进了他的世界。这个解救灵魂的契机最终帮助鲁迅摆脱了传统婚姻伦理观念的束缚,完成了挣扎后的反叛。这次对孝义和传统道德的挑战是其一生中最具光彩的决绝反抗,也成就了其艰难涅槃后的“重生”。

鲁迅登上从广州开往上海的客轮,最终和许广平定居上海。这是在挣脱旧式婚姻的因袭重负后做出的终极选择,离开了“孝”字的羁绊,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许广平在精神上帮助鲁迅完成了这种转变,所以鲁迅说:“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5]226而对于如何处理朱安这“封建遗产”,二人共同商量决定继续供养她,共同承担这份“母亲送给我的礼物”,即使是鲁迅去世了,许广平仍代鲁迅供养朱安。他们面对这个沉重的“封建遗产”,都决定接受它,但同时又不放弃对个人情感自由、精神独立的探索和追求。

鲁迅最后挣脱了旧道德的藩篱,实现了作为现代人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是鲁迅用生命所开拓的叛孝意识。也只能是由那种亲权的滥用和亲权与人性本身的需要,如安全、平等、自由发生严重分歧后才会引发思想的反叛,也就是对“孝文化”的反思、剖析和批判。这是鲁迅为我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鲁迅以一生的时间来完成对孝字的诠释,其中包含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因袭与反叛,完成了现代意识下的人对精神独立和自由的探索。也正是在这种痛苦的挣扎和解放中,鲁迅为中国大地上艰难跋涉的人们树立起一面旗帜,开了一付可以成为挣脱旧文化束缚的精神良药。“孝”字是鲁迅坎坷人生履历上刻下的深刻而沉痛的印,同时,这印迹也开启了现代人孝意识觉醒的先河。

[1]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恋世界[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5]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Abstract:In China,Confucian-based cultural environment,filial piety is one kind of culture which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eople deeply.Therefore,discussing the giant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Lu Xun’s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has a very important meaning and value.Lu Xun has criticized the feudal filial piety fiercely,calls the rookies of China to disentangle from the feudal yoke of filial piety,to reach the awakening of conscience and action with the liberation of the rationality and freedom.Lu Xun has a clear exposition to the emotion relation among father and son,mother and son and several generations in the family,whose purpose is setting up rational family ethics concept system.He thinks the love is the motive force that makes the family maintaining and inexhaustible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As the eldest son in the family,Lu Xun does his best in taking the obligations of filial piety,which reflects that Lu Xun as an intellectual growing up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faces with soul crisis and difficulty of filial piety’s implement.

Key Words:Lu Xun;culture of filial piety;criticism;inheritance;practice

Lu Xun and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Wang Jipeng,Li Jin
(School of Chinese L anguage and Literature,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Liaoning,Dalian116029,China)

B82-09

A

1671-2544(2010)01-0005-05

2009-10-26

王吉鹏(1944— ),男,江苏东台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进(1986— ),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祝春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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