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继承与传播孝文化的载体

王琛发

(孝感学院,湖北孝感432000)

逢年过节:继承与传播孝文化的载体

王琛发

(孝感学院,湖北孝感432000)

孝道的内涵主要表现为“报恩”与“亲亲”,尽孝的行为态度主要源自“报恩”与“亲亲”两种感情取向,并由两者互构而成,由此可以演延出以亲子孝道体验作为基础而推己及人的“仁道”设想。由于许多节日传统以孝道作为核心价值,并且拥有周而复始的特征,因此,节日作为孝文化的载体,足以强化学习孝文化与社会化孝文化的氛围。当代人在提倡节日文化的同时,若能友善地为老弱者设计无障碍环境,也会有利于解放老龄人生产力以及增加老龄者活动能量,更有助于打造孝亲敬老的大环境。

报恩;亲亲;孝文化;节庆;载体;无障碍环境;推己及人;和谐社会

节日既然是孝文化的载体,节庆也是孝道具体的集体表态形式,周而复始的节庆文化实际上有益于感染并促进人们接受孝文化熏陶。

来到今天,老龄社会已经是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当然就更有理由提倡孝文化。但是,这时期推动孝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重视相应的老龄社会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让天下老龄父母可以借助科技打造的友善环境,更方便、自由与健康地行动,并因此增加阖家陪同老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使孝亲敬老落实得更具体也更彻底。

一、先王有至德要道:“报恩”与“亲亲”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尽孝,意即在最大程度上重视“报恩”和“亲亲”的实践躬行。唐朝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写活了“亲亲”和“报恩”两种情感的交织。“报恩”与“亲亲”作为孝行的运作机转,常是方向一致又相互作用,在实践层面表现为价值观念、感情取向与行为态度的统一体现。由于“报恩”和“亲亲”内化到心灵深处都会转化为个人信念,当它们渗透到意识里,就会左右价值观念以及感情取向,表现为自然流露的义务意识。从子女的心理出发,“报恩”和“亲亲”都是极自然的感情与价值取向。

“报恩”的意义在于回馈和反哺。根据“报恩”的理念,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存在,是依赖于天地、社会、祖宗、父母,而亲子关系又是个人在世上最初接触的关系,也是最直接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基于子女的生命来自父母,当子女年幼未能独立,父母已经冒着各种风险为教养子女操劳,由此可以推论父母是个人生存的根本,个人最初的社会化是从父母身上学到人际观念;由此而说,平等或加倍回报从父母处学会的关爱,所发挥的行为即是“孝”。[1]110尤其念及父母衰老的原因有很大部分是源于大半辈子都在为子女劳苦,子女更应从物质到精神上倾全力反哺父母。

纵使在父母死后感恩的对象不在人世,但个人的生命与生活都是父母恩情的延续,没有父母生养之恩也不会有子孙后人。儒家对“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一人生遗憾的回应是“祭如在”:子孙后人对先人感恩图报,包括了年复一年循环不断的按时追思纪念。子孙若能逢年过节昭告已故父母祖先后人未曾辜负前人恩情,则后人的心中自会产生不愿辜负与辱没先人的责任感,后人追求光宗耀祖,文化必定流传发展,这即是传宗接代,也就是“崇德报功”意识的由来。

以“报恩”表达孝道的心态也影响了中国的传统信仰。中国的佛、道教,对于祭祖仪式都持肯定的态度,许多经典也是一边宣扬孝文化与教义契合,一边在宗教说法之中将孝道的报恩观念演延扩大。如此一来,尽孝报恩不仅意味着孝顺在世的父母,还要通过宗教仪式报恩,拯救自己“累世父母”和这一世的“九玄七祖”,其中有诸种宗教经典、宝忏、民间传奇,如《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地藏经》、《目连救母》等,都是强调拯救父母脱离轮回苦难,将之视为大孝大报恩的典型。①这样一种理念也影响中国传统宗教的思维与信仰模式。以道教为例,湖北武当山最高主神玄天上帝在金顶上也不是唯我独尊,其后头更高处还有做得了主的“圣父母”。另外,《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基本上可以反映道教神学体系是以报恩作为孝道的主要内容,经中将孝道报恩的思想与宗教上主张“无相”的说法结合起来说,说明人是依靠父母的“始相”生养才会得到“我相”,可是“我相”产生很多“我”的要求,让父母操心,使作为孩子“始相”的父母变成附属于孩子的“我相”而生诸烦恼,最后是“父相母相,日渐衰朽”。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始相”受苦回报其恩,“我”就必须先把各种自私的要求和不满去除,主动克服自己和父母的各种险阻急难,以同理心和同情心对待父母,最后“不著相”就能救度父母于轮回中(王琛发:《从历史和经典看玄天上帝神启的演变》,马来西亚槟城:中灵宫出版社,2009年,第61-62页)。

与“报恩”相互构成孝道内涵的“亲亲”则形成照顾、陪伴、关心、反哺父母以至追思父母和祖辈的动力。“亲亲”是立足于亲情的具体经验:既然亲子关系是最初、最基本也最无私的日常关系,又是从出生便无从改变,就只能盼望做到最好。孝道以“亲亲”作为运作机转,是设想到每个人对父母会有同理同情的感情投入,构成了对家庭、家族以至祖先的凝聚力。《孟子·尽心》总结说“亲亲,仁也”,从家庭的凝聚力培养出孩子对父母的同理心,即是“亲亲”所以真挚的原因,而同理心又助长和合理化了孩子对孝道的义务感。认识到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从亲子孝道出发,也就解释了为何仁道必须是从亲子互爱的经验推己及人,才会感觉真实;同时也说明为何仁道的实践不能毫无差别,要因人而异才能表现出公正与具体。[3]56由于各种人际感情都是“亲亲”的体验、学习、扩展和演延,其他关系的正常、真伪,都是可以通过个人的亲子关系是正常或异常、真或伪,得到验证。[1]110-113

这样的感情在父母死后也不会中断,心中留下的美好回忆,实可升华为永久思念。如是,年复一年循环不断地按时追思,即包涵了已逝者音容宛在、教化长存的意义,一代接一代累积与传承着对先人的感情,转化为导引生活方向的文化符号,如此即是中华民族重视的“慎终追远”。[4]295-296

《孝经·天子章第二》说:“爱亲者,不敢恶人;敬亲者,不敢慢於人。”[1]37《孝经·圣治章第九》则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1]58-59这是质疑缺乏“报恩”与“亲亲”的感情,即使不是虚伪,也是虚浮而短暂。孔子说“仁者爱人”,把孝道视为仁德的根本,自小没有学好如何去爱人,人际感情少了充实与稳健的基础,就易于见异思迁和见利忘义。①在一些研究中曾发现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较难于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帮助父母(Cicirelli,Victor G.A Comparison of Helping Behavior to Elderly Parents of Adult Children with Intact and Disrupted Marriages,Gerontologist.1983,23(6):619-625)。古人称誉“满门忠孝”,把“忠臣孝子”连在一起,就是深受儒家推演孝道的概念影响。《孝经》立足于孝道而推论人性,自有它的一番道理。

以“报恩”与“亲亲”作为运作机转的尽孝,目的和效果都一致指向父母,由此便是通过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去延续家族生命以及延续家族所传承的族群文化,使孝道作为群体的价值观以及文化内涵,是以家庭为载体,落实在最基本的社会组织。

换句话说,孝道长期以来是通过社会规范,包括法律、舆论、教育以及家庭生活的方式,耳濡目染与潜移默化每一代人,演变成为人们面对自我以及判断别人的标准,也成为民族集体的传统道德要求。它的“报恩”与“亲亲”的原则既是他律取向,也是自律取向,而且更多倾向于后者。

由于孝道有效于延续家庭观念与文化传承,所以尽孝的对象也就不一定限制于血亲关系。当它影响了社会意识,又可以扩展和推演成为以同情心和同理心照顾他人的基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境,就是《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提出“教民亲爱,莫善于孝”的原因。[1]65提倡孝道,首先是从亲子关系和家庭做起,完成个人的心安理得以及家庭和谐,而社会和谐,又是有赖于个人自觉地维护自家和谐,并且尊重与照顾其他人的和谐。这亦即《孝经·广至德章第十三》说的:“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1]67-68《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从另一方向诉说相同之理,说明做事必须以同理同情的心态去兼顾各个层面,它并非是机械地以为“修、齐、治、平”之间有先后或轻重之分。

二、每逢佳节倍思亲:节日是学习孝道以及社会化孝文化的载体

在传统社会,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必定是家庭团聚祭祖的日子。[5]6一些宗教味道极浓厚的节日,包括源自道教的真武诞辰与成道纪念,源自佛教的地藏诞、观音诞,也都包含“报父母恩”的内涵。节日可谓是中华民族对孝文化比较明确也比较集中的集体表态形式。

很多时候,孝文化主题是隐藏在节庆的内容中。例如董永尽孝感动仙女下凡为妻的故事,后来演变为各地盛行的“乞巧节”,便是由于节日神话容易引起共鸣,尤其董永的孝子形象是人们肯定和同情他的基础,而“乞巧节”的传承又使得孝子形象流传百世,如果传说少了孝文化情节,其感动力度肯定大为逊色。

直到当代,在海外华人世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是人们重视的节日,广东潮州人又把这八个节日通称为“时年八节”,以示年复一年必须定时循环。[5]6-7这八大节日的共同特点是家人在过节前循例回家陪伴父母,全家团聚过节,除了在家里阖家祭祖,也有人特地到供奉祖先牌位的庙堂或宗祠祭祖。[5]11-12在这几个节日之间,除夕是家家吃团圆饭的日子[5]151-154,大年初一,又是以孩子一大清早向父母叩首请安作为开年[5]31-36;而清明是以节日象征生生不息,所以阖家到墓园祭祀先人[5]73-78;至于中元节的前后期,人们自我忏罪和超度先人,分衣施食,也是基于孝亲敬老。[6]10-14“时年八节”的说法或可论证,节日是促进孝文化普及的载体,也是学习与社会化孝道价值观的载体。

根据社会心理学和性格心理学,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多是经由学习以及社会化的历程形成、深化、养成习惯,孝道也不例外。周而复始地参与以及认识节日,即是一再循环的学习与社会化,节日承载的孝文化熏陶也许不很明显,更不是强制,但绝不是隐形。节日虽然不是孝文化的唯一载体,可是家庭生活跟随社会逢年过节,无疑最容易也最先潜移默化出孩子对孝文化的性情倾向。当然,让不同性格、特征、行为的父母或长辈教养同一个孩子,可以教出不同效果;即使同一对父母,面对不同环境,或者面对不同性格、特征、行为的孩子,也会教养出不同效果。但是,这不是放弃教养的理由,也不应定论教养孩子不存在任何准则,反而说明教养孩子虽以家教为根本,但又并不单是家教所能决定。在家庭教育以外更需要配合社会环境,进一步深化学习与社会化的历程。

按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思维,孝道是最基本的神圣性质的思考、态度、行为,其内容包括对已故父母和历代祖先的慎终追远与崇德报功,不放弃对死者慎终追远与崇德报功,又衬托出对生者更需加倍珍惜。从家族到民族的历史固然不可能点滴都完整流传,可是,一旦通过节庆再现部分的文化印象,家庭就能更有效地为孩子塑造学习对象以及价值模范。所以节庆是重温族群以及家庭集体记忆的过程,构成节日内容的历史、典故、仪式、习俗,也正是族群道德伦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之所在。[5]11-12从家庭与社会来说,节日是日常生活之中不寻常的日子,其特殊意义就在于节庆的风俗、神话和仪式把节日神圣化,牢牢结合家族对先人的崇敬与怀念,如此就以故人、家族以至民族传统的神圣感,一再在众人心中重现社会的价值观。由此可知,节日对人们的社会化历程起着导向性的作用。

上述几个主要的华人节日,都是以亲情、对家庭的归属感以及对祖先的怀念作为核心价值,强调家族的重要性与家庭的温馨。当节日以回乡祭祖、探望父母、家人团聚作为内容,过节即意味着在家庭聚会以至社会共同意识之中表述“报恩”以及“亲亲”,化导“崇德报功”与“慎终追远”的意识于个人生活。从孝文化的角度看华人节日,它们和英文“Festival”的情景意识大不相同,后者带有到公共场所同欢共乐的外向含义;中文的“节”难以在英文找到内涵与外延完全相同的译意,正好显示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7]82

在海外,宗祠和会馆都可能安置先人神主,墓园是先人安息的场所,它们自传统以来原本就是孝文化的产物兼传播场域,也都是可以和节庆时空配合的公共空间,这些组织每年举行清明、中元、冬至三祭,是在成员各自的家庭节庆以外举行的集体祭祀,以纪念集体的先人。这样的活动并不会由于热带地区没有季节之分而中止,也不会由于南半球的气候与北半球相反而改变日子,正好说明南、北半球在同一天庆祝像清明和冬至这类以节气为主题,以孝思为内容的节日,并非重视日子的气候记忆,而是着重在对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坚持。[7]80-81人们逢年过节都在这些场所举行“慎终追远”和“崇德报功”的仪式,就是年年在日常生活中定时循环再现相关孝文化的历史教育以及社会教育。

当每一个节日周期性地一再循环,成为个人、家庭、组织、社会追思先人的特定日子,相应于节日而举行的仪式、活动、集会无疑就是承载与输送孝道意识的经络,节日一再把孝道观念灌输到参与者的内心,孝道文化也就不断通过仪式、活动、集会,内化成参与者的意识。[7]81

这里不准备进一步深入讨论节日的各种功能性的特点。例如:周期性地充实人们的感情和凝聚力,重现先辈的地域文化,有利聚合制度化,形成群体对外的边界,提供人生价值参考,等等。[5]13-15但是,必须说明节庆的神话、典故、习俗都是由丰富的文化元素构成。因此,节日便是集合许多文化元素的符号簇,全方位地熏陶整个社会的共同意识,影响个人的成长过程。当每一个节日周期性地再现于特定的时空,有关场域从准备欢庆节日到节庆高潮,都是受到非逻辑思考的情绪与气氛感染;来自同一社会的人们,其实是在集体感受同一个场域气氛的群体,打破职业、地位、经济等等社会角色的差别,对组成“场”的整个符号体系累积了共同的认识、反应、感觉。[5]166-167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能写出“每逢佳节倍思亲”,正是由于诸多节庆是以孝文化作为核心价值,形成对诗人的社会化感染。源自相同传统的各地华人,自祖辈以来累积了类似的社会化历程,所以,即使是时代和环境有别,也较之其他民族容易对王维的佳句产生强烈的共鸣。

节日既然是族群共同熟悉的文化元素形成的符号体系,过节的感觉其实也是再次确定记忆里的社群认同感。在这里,孝文化既然是节日的价值内容,以节日作为载体的社会化过程,其实也就是以孝文化作为主要脉络对于共同信仰进行整体文化叙述。能感染文化的认同,便足以确保华人社会文化的延续。

三、里仁为美:通过友善环境增强节日的孝文化氛围

现代社会的物质丰厚程度确实让过去的人们难以想象,但是,物质丰富不一定能和社会道德的仁厚程度成正比。

现代生活极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社会和谐缺少信心,之所以缺乏信心主要是由于人们习惯性地以物质衡量自我与他人的价值。这样的思维模式越发让人深陷于心思不稳的状态:个人财产的总和变成了人的市场价值,无休止的消费规模又变成判断一个人的市场价值的主要方法,人们不再相信社会的存在需要人与人的互相付出,并且将不能停止的拜物欲代替了人格与人性的增值。

在这个人们一再谴责环境污染、消费主义、贪污滥权的时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没有保障到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素质,反而剥夺了未来人类生活的凭借。现代人的最大感慨,应当是“择不处仁”——难于找到一处由仁德之人共处的乐土。孔子在《论语·里仁》说“放于利而行,多怨”[2]49,认为以个人利益作为出发点常会惹人憎怨,但是那些人连对待父母的态度都是从利益去衡量,又哪里会理睬别人怨声载道?

反过来看,孝文化并不是物质形态的,也不能用数字衡量。可是,孝道体现出的“报恩”与“亲亲”的心理,是自觉地意识到个人对于父母、家庭、社会的义务,在实践上又能强调推己及人,恰恰可以克服社会上只懂得张扬个人权力而流于自私自利的弊端。从孝道到推己及人原本就是社会大众公认的有理有利的行为态度,确实可以保证人际关系不是基于功利上制衡与互惠需要的考虑,而是拥有更崇高的友爱诚信的道德保障。如此才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信心和安全感。

这样一来,源远流长的节日文化原本就是推动孝道意识和各种价值观念的载体,无疑值得提倡。社会化的过程,原本就需要相应的主题意识和氛围,塑造孝文化也同样需要“时间”与“空间”的结合。节日的功能是以逢年过节的特殊活动带动节庆气氛,使人们从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孝道的熏陶,从而有利于实现孝道的社会化。而且,节日早已经具有广大的社会散播空间,以人们熟悉的面貌出现,比起任何新兴的口号或社会运动更容易受人欢迎。当代的节庆内容也许会由于商业炒作增添许多消费因素,但是,既然节日基本的精神内涵是大家世代熟悉的,就不容易走调,即使走调也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反思和纠正。只要其主旋律没有变化,由历史状况演变与物质生活演变造成节日形式的演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现代元素也可能有助于加强节日主题。

但是,如果提倡节日文化而老者难于参与,那么即使再三标榜节庆拥有孝亲敬老的内涵,未免流于空谈。当代社会变迁的特征,是许多国家地区已经普遍进入老龄社会,传承孝文化,也不能不重视这一社会趋势。因此,推动大众投入节日文化,以及鼓励大家日常对老者尽孝感恩,也必须要关注如何提供全民共享相应的环境,确保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人到中年之后,体能会逐步下降,若交通与建筑未曾考虑无障碍环境,就会恶性循环地加速人老化、体能衰退。例如:高阶梯多于斜坡道,就易消耗体力和造成健康损伤,也无形中限制老龄者自由行动。当建筑与交通环境不可能让老人继续在外自由行动和掌握新信息,也不利老年人继续学习与工作,其后果是影响到老人的社会交际以至贡献社会的尊严。[8]97-100老龄父母难以和子孙同行,少了独立自主能力,少了外面的世界,缺乏与儿孙辈频密沟通的话题,在客观上当然会加剧代沟,扩大孝亲敬老的障碍,也会让老一辈产生挫折感和被遗弃感。反之,只要社会能普遍关心老龄人的需要,配合现代科技去打造更适合老龄生活的整体社会环境,就可以让老龄人增加保护健康、自我照料和行动自如的能力,继续求知以及继续发挥生产力。这不仅有利于老人扩展自己的活跃空间,也有利于老人延长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参与。

换句话说,尽孝既然是表现在“报恩”与“亲亲”,所以它的出发点必须表达出“敬”的心情,而建设无障碍环境,可以视为社会上敬爱老者的一种集体表达。在《论语·为政》中,子游问孝,孔子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33-35“敬”的行为态度是表达在亲子沟通,必须长期理解与尊重父母意愿,满足父母在老龄时继续发挥生命的光与热的要求,使老龄者拥有活得充实而有意义的尊严,直到最后一刻。[8]142因此,努力促进各地区建筑与交通设施的改善,落实对老龄人友善的无障碍环境,便是通过整体社会的关注,表达对老者的敬爱,把尽孝的努力发挥到最大最好的程度。

换一种表述方式去说,就是社会建设没有忘记老弱,发挥了人的义务心与责任感,是“亲亲”的推己及人,也是对于贡献过的老公民以及他们家中任何老弱的感恩图报。何况,这样一种友善的环境又是所有老弱者,包括伤残、孕妇和儿童所必需的。[8]98

建设无障碍环境,再结合对节日文化的重视,将是确保孝文化能在现代社会更有效而且广泛实践的一个有效途径。

四、小 结

人类要求社会和谐稳定并不只是为了保障生活,而是由于每个人需要和气与欢愉的环境去调动精神的能动性,只有维续稳定、平和、愉快、互助的社会生态,人类才能各尽所能去维护社会生产力的稳定发展。节日作为孝文化载体,本来就是历代传承的传统,比起任何新兴的口号或者社会运动,都容易传播。如果每一个家庭都主动重视逢年过节,整个地区感染在浓郁的节庆气氛中,就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中华文明以至孝文化的认同感,包括对“报恩”与“亲亲”的义务感,是实实在在且深入人心的。若能不断地借助节日习俗让大众耳濡目染,日常通过家庭生活和邻里关系的互相感召传播孝文化,无疑可能加速人们对孝道的学习与社会化,如此亦是趋向“里仁为美”,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更多的条件。而且,家家户户一起营造节日气氛,形成人同此心,自然会让人心感受到整个地区以至整个民族都在全世界过节,这是自然而然地熏陶以及传承民族文化。

孝的感觉是体验仁爱的基础,也是将仁爱推己及人的起点。提倡孝文化并不等于让它回到封建朝代去把孝道的诠释纠缠于皇权、父权与男权的威权统治之间。封建皇朝的远逝实际上更有利于孝文化的生机,让孝道恢复原有的主要精神,重新根植于“报恩”与“亲亲”中,以主动义务心去开展。当人们都懂得尽孝与感恩,以同理和同情心将孝文化的意识行为推己及人,互相关爱,支持公益,坚守公义,对弱势者主动扶持,“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永远都会有生命力。

[1] 百善孝为先的阐述[M].吉隆坡:孝恩文化基金会,2002.

[2] 张葆全.论语通译[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

[3] 王琛发.孟子“仁民爱物“的思路与意义[C]//王琛发,黎艾琳.为生民立命——马华公会中央党校开幕论文集.吉隆坡:马华公会中央党校,2006.

[4] 王琛发.从“祭如在”的时空格局里展现无止境的民族生机[C]//肖波,丁么明.孝坛金言——中外学者论孝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5] 王琛发.马来西亚华人民间节日研究[M].吉隆坡:艺品多媒体传播中心,2002.

[6] 王琛发.中元普度的信仰传承[M].吉隆坡:孝恩文化基金会,2009.

[7] 王琛发.孝文化:面向世界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量——以马来西亚经验为例[C]//肖波,丁么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8] 王琛发.爷爷奶奶也有享福的权利——论述老龄社会、老龄研究的现状与未来[M].吉隆坡:孝恩文化基金会,2005.

Abstract:The performance of filial piety or Xiao(孝)is mainly base on the inter-support between obligation of repayment/sacrifice and the affection of family relations,both serve as the behaviourally and emotionally dimensions of the Xiao(孝)culture which all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benevo-lence(仁)for the care of human relation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social harmony.While the Chinese Jie(节)which traditionally creates the atmosphere for the socialization and learning process of Xiao(孝)culture is still an efficient way for the sustaining of Xiao(孝)culture,the construction of barrierfree friendly environment which is a basic for the freedom of access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of ages.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is also a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aging group to continuing their activities.As a friendly environment will certainly provid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ommon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among family members,the collective awareness of practicing of Jie(节)may be enhanced by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Key Words:repayment/sacrifice for the gratitude;affection of family relations;Xiao(孝)culture;celebration of Jie(节);vehicle for sustain;barrier-free environment;extension of senses of sympathy;harmonious society

The Recycle of Jie: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Sustaining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Ong Seng Huat
(Xiaogan University,Xiaogan,Hubei432000,China)

B82-052

A

1671-2544(2010)01-0014-07

2009-10-29

王琛发(1963— ),男,广东雷州人,孝感学院客座教授,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会执行总裁。

(责任编辑:祝春娥)

孔子在《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里教导曾子:“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1]33-34就是说孝道的教化能完满人格修养以至圆成和谐世界。

从心理学看,不论是行为态度或者影响行为态度的价值取向,都不会无缘无故产生,要么就是通过学习得来,要么就是通过个人社会化历程的潜移默化。《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还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34-35其实也是总结前人的经验之谈。尽孝不论作为感情或行为,主要表现在反哺父母祖先的“报恩”心理①有关“报恩”的原则对构成孝道内涵所起的作用,可参照Sung,Kyu-taik发表在美国老龄研究学会学刊(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的两篇论文:Sung,Kyu-taik.A New Look at Filial Piety:Idea and Practice of Family-centered Parent Care in Korea,The Genrontologist.1990,30(5):610-617;Sung,Kyu-taik.Measures and Dimensions of Filial Piety in Korea,The Genrontologist.1995,35(2):240-247。作者在前一项研究上,采用了817个韩国家庭案例,说明和谐、回报、尽责与牺牲是判断孝道的基础,孩子对父母的报恩,往往会表现在身体、社会、经济上的牺牲。作者后一项研究则是根据1227名成年者与成年者的个人案例,采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和交互印证(cross-validation)的方法,重覆发现亲情、回报、尽责、义务感与牺牲都是表达孝道行为与孝道情操的具体内涵。,以及建立在对父母产生同理心,对家族产生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亲亲”心理。②有关“亲亲”的原则对构成孝道内涵所起的作用,可参照香港张宙桥等人的论文:Cheung,Chau-kiu,Jik-joen Lee,and Cheung-ming Chan.Explicating Filial Piety in Relation to Family Cohes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Behavior.1994,22(3):565-580。论文研究的范围包括探讨孝道与家庭整体的互动影响,家庭凝聚力对形成孝道态度的作用。张等人的研究认为孝道不仅是由于实际利益作用产生的个人选择,也不单纯是社会教化造成对个人的行为规范,而且是孩子通过和父母一起生活受到潜移默化影响,所以孩子对父母的感情以及满足父母需要,是孩子对父母同理心取向的展现。由于“报恩”以及“亲亲”都是孝文化的内涵,又是可以通过学习以及社会化的过程内化成为个人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构成人们会主动尽责照顾亲人的根据,进而确认孝道足以保障个人、家庭、家族以至推己及人,达致仁爱的和谐社会。对“报恩”以及“亲亲”的重视程度以及实践程度,无疑也是判断孝道的标准。

孝文化既然是要通过学习与社会化的历程内化成为人们的心态行为,则学习与社会化的历程必须要拥有载体。《孝经》以孝为德之本,《论语·里仁》又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2]44,说明在孔子时代,先人对于如何落实家庭孝悌以及进一步落实社会上的仁爱互动,早有所体会。不过,要建设邻人互相仁爱的理想社区,除了认识到人是社会化的形成,也要认识到社会化过程必须依赖相应的氛围。唐朝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足证自唐代以来,许多传统节日早就包涵了孝道的价值取向。这些节日流传于汉族以至其他受到汉文化影响的民族之间,说明孝文化拥有广阔的传播空间。佳节气氛若能感染家家户户,又是推动“里仁为美”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