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道”之道
——日本书法和中国书法的渊源关系

李攀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涪陵 408100）

“书道”之道
——日本书法和中国书法的渊源关系

李攀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涪陵 408100）

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它的发展与中国书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日本书法和中国书法的历史渊源，从而说明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书道；道；中国书法；渊源

灿烂的古代中国文化，曾经广泛地影响和传播于周围各国，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起过积极作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乃至有“同文同种”之称。在古代，日本人学习汉字，并在借鉴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同时，他们在学习和移植中国书法时，也发展创造了本民族的书写艺术——日本书道。

一、日本书法的确立

中国书法艺术深受日本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在日本国，人们把它称为“书道”。公元8世纪的盛唐（日本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初期），即出现了著名的书法大家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等，始创了日本的“唐式”书风。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日本书法艺术不仅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风格和艺术气质的“和式”书法艺术，而且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流派。直至今日，书法在日本仍是一门很盛行的艺术。据《古事记》中卷和《日本书纪》第十卷所载，公元284年，西晋的国王应日本太子的邀请，博士王仁于第二年到日本讲学，并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进献天皇。《千字文》等的传入是中国书法输入日本的一粒早春的种子。

日本和铜3年（710），日本迁都奈良（平城京），此时正值盛唐时期，日本许多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等渡海来唐学习佛经、诗词，使得两国之间的往来与文化的输入与年俱增。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学术和艺术普及与发展贡献甚大。从书法方面说，自东晋、南北朝完成书法艺术大变革以后，在风格上一变汉魏以来古朴雄强之态，使尚韵、秀逸、流便的书风成为主流。由于唐太宗爱慕王羲之的书法等原因，唐朝流行的晋、唐书体，特别是王羲之的书法便随着两国频繁的文化往来代替六朝书体在日本流行起来，这一事实可从日本现存的最古诗歌集《万叶集》中得到证明。虽然在这期间也出现具有日本人自己风格的书法，然只是始露端倪，并没有脱离中国书法晋、唐时期这一大环境的母体。有学者指出，日本人在向文化先进的国家学习时“总是有计划、有选择的，力争学人所长，为我所用，从而形成日本式的多元文化”。因此，随着日本国人对中国书法的谙习，发展出日本特色的书艺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日本早期的几位书法大家

日本弘仁年间（810-823），日本全国尊崇中国的唐朝文化乃至万事以唐朝为楷模，所以，唐朝人最喜爱的王羲之的书体也自然在日本风行。王羲之的书体由那些来唐朝学习的遣唐使带回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有最澄、空海、橘逸势等。

最澄（767-822），日本平安朝初期僧侣，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佛教大师。曾在中国浙江天台山学习天台教规、戒律和禅宗、密教。著有《法华秀句》、《显戒论》等。最澄于公元804年随遣唐使来到中国，第二年回国。最澄回国时曾带走了王羲之和王献之的笔迹。《全唐诗》中唐玄宗的《送日本使》、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刘长卿的《同崔载华赠日本聘使》等诗篇，提供了有关当时使节及留学生、留学僧的来往和书法交流的盛况。由于遣唐使的派遣频繁，唐朝文化给日本的政治、学术、艺术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众多的名迹带去日本。

空海（774-835），日本平安朝初期僧侣，是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他对汉学颇有研究，在其著作中保存了不少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资料。他工诗文，精书法，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三笔”。空海被称为日本第一位书法大家，和最澄一起被派遣来唐，在唐居留二年，于公元806年回日本，曾带回很多王羲之、欧阳洵以及其他书法家的笔迹进献嵯峨天皇。空海在唐期间被赠予“五笔和尚”称号，他善作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在书法领域内具有卓越的表现才能，堪称当时日本平安初期书法界的坛主。空海的书法多少有些日本特点，他在书法的多能、有创意、表现手法的丰富上，不仅在当时首屈一指，其后还成为日本书法的源流和范例，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他仍未能完全摆脱模仿中国。当日本弘仁、天长年间（821-824）之前的日本书法只是模仿唐朝流行的书法而已，没有自己的性格和理论，自空海的出现使日本的书法自觉地形成了一些理论性的东西。空海在他的《性灵集》里谈论书法时不仅继承了汉、魏、晋、唐的书法观，而且也表现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性灵集》作为日本书论的滥觞，可称得上是一篇意义非凡的杰出著作。

橘逸势（?-842），日本平安朝初期书法家，也是在公元804年和空海、最澄一起被遣派入唐的。在唐朝留学时间，他学习书法和琴艺，善隶书，曾师事柳宗元，在唐朝有“橘秀才”之美称。在唐朝学习两年，所书《伊都内亲王愿文》，用笔和运笔自由奔放，笔力雄劲，极尽变化之妙，而且书法又带有日本人的情趣，从他的风格中可以看到日本式书法的雏形。

综上所述，此时的法书虽外貌各有所异，但本质上可以说都是以王羲之的书体为根底的。三、我国历代书法和日本“墨迹”

在我国，“墨迹”这个词是指所有的亲笔书物，而在日本，它有特定的含义，它特指我国宋朝时期禅宗高僧的笔记，或者指以日本临济宗为主的禅宗高僧的笔迹。

南宋孝宗淳熙后期（公元1182年之后），日本和宋朝的贸易开始加强，宋朝的文物不断流入日本，并开始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来。在贵族政治盛行的六朝至唐朝初期，王羲之的书法华丽典雅，极为当时的贵族社会所推崇，所以王的字也是日本国平安时代贵族们认为理想的书体而予以接纳。但随着贵族这一核心力量的没落，武士们掌握了权力，王羲之的书法渐渐不再有人过问了，这也是日本书法在镰仓时代后发生大变革的起始原因。同时，宋朝的书法也向以王羲之书体为基础的唐朝书体挑战了，以苏、黄、米、蔡四家为代表的尚意轻法的书风领导书界潮流，其书体不践古人，独辟蹊径，纵远欹侧，自出新意。其中苏东坡和黄山谷的书体犹具备这些特色，此时南宋张即之的书法也以厚重而独具个性的特点受到日本禅林界的欣纳。南宋孝宗时期日本僧人荣西（1141–1215），公元894年曾任遣唐使，后世奉为天满天神，即“学问之神”、“书法和文字之神”，曾先后两次来宋朝修禅。他将临济禅传入日本，在日本的博多建立了圣福寺，在京都建立了建仁寺，对禅宗在日本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在宋学习期间是学黄山谷的，因而为当时的日本书法界吹进了一股新的气息。

道元（1200-1253），俗姓源，号希玄。道元是日本曹洞宗永平寺的开山鼻祖，也是荣西的再传弟子。在宋学习四年，极善黄山谷书体，他的法书简洁有力，充分表现出道元严肃的性格和精神。道元的门徒也都善宋朝书体，随着禅宗的亨通，苏东坡、黄山谷、张即之等宋朝书体广泛流行于日本社会，禅林间甚至有“东坡山谷，豆瓣酱加酱油”这样的俗语，后人又将这种书体称为禅宗体。此一时期，日本留学僧回国时大都带有自己在宋期间师事过的禅僧和其他书法家的法书。京都东福寺的开山鼻祖园尔弁园（圣一国师）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来宋学习张即之的字，并得秘传，回国时除带回数千卷经论、语录、儒家书籍外，还带回很多法帖、拓本和墨迹。明朝灭亡之后，清朝兴起，躲避明末之乱和明亡后以仕清所不齿而逃亡日本的士人相当多，不言而喻，这些人给日本的文化带来了不少影响，这也是日本江户时代流行明朝书体的原因之一。

自唐朝体在日流行之后，中国的法帖便成了日本国的习字范本。清顺治初年，苏东坡和黄山谷等人的法帖已经在日本出版。及至清乾隆年间，各种法帖的出版更是风起云涌，根据当时的出版书目看，很多名家的作品在日本被复制，如：王羲之、智永、欧阳洵、李邕、颜真卿、张旭、怀素、米元章、张即之、赵子昂、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张瑞图等。其中元朝的赵子昂，明朝的祝允明、文徵明和董其昌等的数量占压倒多数。乾隆三十一年（1766），日本曾刊行孙过庭的《书谱》和姜尧章的《读书谱》，而前面则冠以松下乌石的序文。韩天素是松下乌石的门徒，他的这一名字是当时流行的中国式称呼，他的真实名字叫中川长四郎，最初学文徵明，后转学王羲之，甚至自号醉晋斋。他收集碑版法帖自刻《醉晋斋法帖》（集帖），努力发扬光大师风，普及唐朝体。

三、近代交往

嘉庆五年，杨守敬（1839-1915）应当时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所召赴日，在日长住四年。杨守敬是师事潘存的书法家、书论家。他在驻日期间，传教给日本书法家的东西很多，日本民众称其“日本现代书道化之父”。杨守敬赴日时，带有汉、魏、六朝、隋、唐的碑帖法帖13000余册，并强调有必要把这些旧碑帖当作范本加以研究。这一主张和书法观得到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日下部鸣鹤（日本民间书法团体天溪会创始人）、严谷一六等人的强烈共鸣。他们热诚地向杨守敬请教书法艺术，直接研究中国有代表性的旧碑帖，在以六朝、北魏为正宗的当时书法界，这三人成了划时代的新的一派。随着杨守敬的赴日和鼎力指教，北碑系统的书法赢得很多学者的好奇和青睐，给当时的日本书法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尽管影响还比较缓慢，但寺院方式的学书方法得到了很大改善。

清道光年间，中林梧竹（1827-1913）在这种风潮的带动下渡海来到中国，直接师事杨守敬的老师潘存，研究汉、魏、六朝书法，并颇有建树。中林梧竹回国后在日本发表了众多的艺术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对于确定研究旧法帖、旧碑帖的功用和方针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下部鸣鹤也在光绪十七年间（1891）来到中国，和吴大澄、杨见山、俞曲园等交游，有所受益，并在回日本后专心培育新人，所以日下部鸣鹤一派此后遍布日本全国。此外，还有北方心泉、副岛苍海等人也先后渡海来到中国，与中国第一流的文人墨客交游，直接接受教益，回日本后，他们强调研究旧碑帖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做出了榜样。当时还有篆刻家园山大遇、桑名铁城、浜村藏六（五世）、河井荃庐等来到中国师事徐三庚和吴昌硕，深受二人影响。

在清朝考证学的影响下，日本明治以来的书法家除能作楷书、行书、草书外，还有能作古文、篆书、隶书等的特长。曾师事张廉卿的宫岛士，有悟于《张猛龙碑》等，书体别具一格，他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学术界、政界、经济界的主要人物中有着代表性的作用，其第三代孙宫岛吉亮曾先后授徒5000余众，盛况非凡。六朝书体即使如此普遍风行，也有一部分人仍爱戴旧有的唐朝体，并形成了一派。因此，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了。

书法是艺术，艺术没有国界。书法艺术的发展不仅负载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好尚，而且也负载着包括日本在内的汉文化圈各国人民的审美好尚，将书法艺术发扬光大，是汉文化圈各国人民共同的使命。

[1]（日）榊莫山.日本书法史[M].海书画出版社，1985.

[2]王继庆.刍议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取舍[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04）.

[3]陈振濂译.日本书法史[M].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李攀（1981-），男，河南许昌人，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201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