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文化视角看浙商伦理观念演进

文/余荣华 张铁武

“入世苦行”观念表现在浙商身上，就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浙商创业不分贵贱，再小的生意都愿意从零做起

中 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思想内涵深刻。儒学思想中，礼限定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礼文化调整人的道德修养；礼为人之本质，礼作为一种制度，规范家庭和社会关系。“礼”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对现代浙商文化的发展仍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

浙商伦理观念的历史演进

浙江人历来重商。从战国时期的范蠡、宋代的朱熹事功学派、明代额王阳明心学，到清代浙东学派，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关于浙商精神的概括大体上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使用范畴。

近代浙商的历史主要体现在三大商帮上，即近代以诚信闻名的龙游商帮、贾而好儒的南浔丝商、稳健大气的宁波商帮，他们都曾有辉煌的历史，在经营管理上创造了很多宝贵的思想财富。如龙游商帮注重商业道德，遵守商业规范，“为商十要”中有：“凡待人，必须和颜悦色，不得暴怒骄奢，年老务宜尊敬，幼辈不可欺凌，此为良善忠厚；凡与人交接，便宜察言观色，务要背恶向善，处事最宜斟酌，不得欺软畏强，此为勤紧用心；凡入席，乡里务以逊让，不可酒后喧哗，出言要关前后，不得胡说乱谈，此为笃实至诚……”他们坚守以义取利的儒家伦理品格。不过，这一阶段的浙商伦理观念还不成系统，伦理观念侧重于个人伦理道德，经营准则等。

当代浙商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民商，仍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众多主体之一。当代浙商的成长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自发冲动和艰难成长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期的政策支持和快速成长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的社会转型与趋于成熟阶段。浙江民营企业崛起已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道亮丽风景，“浙商”一词在各种场合不断被提及，成为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名词，代表一个当今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创业群体。

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由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可见一斑，全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大都设有浙江商会。浙商的伦理观念也日渐系统化、科学化。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注重自己的品牌形象，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不少浙商品牌以及浙商代表，李书福、鲁冠球、南存辉、马云等等这些商人被人们津津乐道。

礼文化熏陶下的浙商，不再是那个一味逐利、一切以经济利益优先的生意人群体，他们现在更关注将企业做成百年老店

礼文化对浙商伦理观念的影响

儒家“入世苦行”思想影响了浙商伦理观。“入世苦行”观念表现在浙商身上，就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浙商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在创业阶段大多经历了千辛万苦，早期浙商中，“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已是普遍现象。浙商创业不分贵贱，再小的生意都愿意从零做起。浙江的小商品遍及全球。看似不起眼的生意在浙商年复一年、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干常人所不屑、忍常人所不能的艰苦创业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甚至成为行业的巨头。

传统“义利观”影响了浙商伦理观。孔子主张“以义制利”，强调“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主张谋求利益应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干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浙商群体自古以来一直是义利并举，他们能在义利之间较好进行平衡。浙商从来不忘回馈社会以及家乡，已更多地把目光投在了承担社会责任上。2006年中国慈善排行榜入榜的163人中，浙商占21人，胡润推出的“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中乐善好施的团队是浙商。浙商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十分低调，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慈善事业，他们认为自己从社会得到财富回馈给社会是理所当然的。

礼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影响了浙商环境伦理观。古代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提出了“礼法自然”理念，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礼”而得到了更多的关联融合，并演进到了更高的高度。礼法自然要求施礼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对自然的索取要有节制。从礼文化的视角看，浙商伦理在进一步完善、发展，在汲取“礼法自然”的精神。在倡导发展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今天，企业在伦理建设中应该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礼的规范作用影响了浙商的经营理念。礼的秩序性意义是最重要的意义，但在现代社会礼的秩序意义逐渐的被掩藏。对浙商而言，在经营活动中对秩序的把握是受到礼文化的影响的。浙商擅于把握规律，更懂得违反秩序会带来的危害。浙商注重公平竞争，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有合理的竞争秩序，市场的准则不能违反，道德的规范更要遵守。礼文化所规范的纷繁复杂的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人这一根本主体，脱离了人而规范其他秩序是毫无意义的。在创业初始阶段，许多浙商都是跟员工一起干脏活累活，也有这种与员工同甘共苦的习惯。他们在发展壮大以后仍然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据调查浙江地区也是《劳动法》实施较好的地方。浙商之间关系密切，很重视与合作伙伴良好关系的培养，浙商会合理地把握义和利的关系，不会为了义而不讲商业原则，也不会为了利而放弃义。浙商有很强的抱团传统和精神，相互帮助，共同发展。

礼对人格的要求促进浙商个人道德品格的提升。“克己复礼为仁”。浙商大多出身贫微，从农民、鞋匠等“草根”生长而来，也有“草根浙商”之称。“草根”浙商发展的初级阶段大都是为了生存而创业。大多数浙商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他们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增加了社会就业机会，帮助有识之士发挥潜能和增长才干，获得社会的尊重。自然而然地，浙商们发现，其实“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同样给别人、给社会带来了财富。伴随着企业实力的壮大以及观念的改变，浙江企业家开始从“功利”向“公利”转变。浙商财富越多，拥有资源越多，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当代浙商要从“浙商”进化为“责商”。这都说明浙商个人道德品、整个浙商伦理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马云说，做企业的人分为三类，生意人、商人、企业家：生意人唯利是图，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关注长远和社会责任。我们今天看到的浙商，不再是以前那个一味逐利、一切以经济利益优先的生意人群体，他们现在更关注将企业做成百年老店、追求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善待员工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