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喜剧中的错位人生——《非诚勿扰》人物塑造分析

影片《非诚勿扰》将时下热点糅入喜剧叙事，以征婚经历串联全片，“贫”中作乐，将喜剧与优雅相结合，彰显出鲜活的冯氏风格。迎合市民化的精神愿望，以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以错位的喜剧手法，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传达出创作者的人生理念。

一、电影《非诚勿扰》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特点

1.贫民英雄“秦奋”

小市民“海龟”秦奋，经典的冯氏主人公形象，平民代言人，被寄予了平民大众的人格理想：不求腾达，不慕虚荣，但心怀坦荡，怀揣高洁，活得实实在在，有大隐于市的风范。世故但不油滑，爱财但不唯利是图，追求爱情但洁身自好，诙谐幽默但不失绅士风度，可谓“平民英雄”。这些在秦奋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虽有一些性格缺点，但其人格总体上是高尚的、令人钦佩的。理想化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同，他们随处辐射出受众自我的影子，由此达成情感认同。

他们往往无父无母，没有显赫的背景，边缘化。不论社会地位还是事业，都处于悬置状态，干脆就是无业游民。在社会转型期，他们人生迷茫，是不得不靠自身奋斗以获得成功的小市民典型代表，甚至带有强烈的“反英雄”色彩。一旦看准目标就一根筋地主动出击。他们是女人眼中不入流的男人，却以真诚打动女人，从而实现文化意义上价值肯定，于是，边缘而中心，由此成就了贫民英雄的传奇故事。

除葛优的喜剧天赋外，更多吻合了冯小刚心目中贫民英雄形象。残酷的社会转型期，他们都试图在迷茫的人世寻找自己的精神乐土。这类男性，一面试图通过努力获得正名，从而实现人格尊严上的升值，进而融入正统；一面因来自底层，对既定秩序无知，通过揶揄和嘲讽、调侃对其解构。于是有了洋泾浜英语，误闯黑社会葬礼，漫长的教堂告罪。以冯氏幽默揭示出既定秩序的荒唐，又以近年来不多的浪漫和真诚，宣示了小人物身上的人性温暖。这种正名和解构的错位，揭示出主人公尴尬的生存状态。

2.小三“梁笑笑”

梁笑笑与秦奋完全相反。秦奋大情大性、开心幽默。梁笑笑郁郁寡欢、心事重重，是冯氏喜剧中少见的形象。但作为小三，她并不开心，内心灰暗。冯导的讲述，突显出她们背后错位和无奈的人生，让人心生同情。

秦奋在笑笑心目中是边缘化的，她相亲时早已萌生死意，只不过把秦奋当做转嫁自己内心痛苦的工具而已。我们也可以看着无奈自我保护反应——不舍旧情，又怕遭受更深的伤害，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以退守。不自觉的一厢情愿暴露出梁笑笑的柔弱，一面是不愿伤害秦奋的优柔寡断，一面是理不清的新愁旧恨，两种情感纠结，无助而尴尬。

如果葛优相对稳定，那两岸三地美女则争奇斗艳，精彩纷呈。冯氏作品中，女主人公多属于白领阶层，有涵养，有品味，经济独立，懂生活，但往往成为第三者。她们美丽、善良、实际、上进。她们在男主角眼中是单一的、被动的欲望对象。在男主角的游戏方式下逐步由认同到爱慕，最终归属他们。梁笑笑身为小三，本质善良，只是错误时间认识了错误的人错误地付出了情感。一面赢得他人艳羡，一面内心隐藏着痛苦的阴影。她们气质各异，迎合了观众不同的审美品味。冯导对其给予理解及同情。

转型期的女性，希望通过努力有成，但又受到男性的差别对待，甚至同性的排挤。这使得她们缺乏安全和信任感。消费主义冲击着传统价值观，新的观念尚未成熟，在感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精神却面临迷失的苦痛，而内心仍抱有幻想。这种幻想投射在成功男性身上，即寻找情感寄托，但成功者往往有家室，便无奈当起了第三者。残酷现实中，自我奋斗的高期许和小三位置的矛盾错位。光鲜外表与纠结的内心暗合了“黑色幽默”，令人唏嘘。

3.人生错位的人们

懵懂的土大款“范先生”。用200万英镑买下矛盾终端机；将英语当成母语；金融风暴中苦苦挣扎；飘红的股市中醉生梦死。嘲讽了市场经济初期毫无技术含量的暴发户，最终在经济浪潮中必将淘汰，同时又以想象性的圆满结局，抚慰人心。冯导影片中的这类角色，憨厚真诚，不紧不慢，外表与内行反差强烈。一脸认真严肃，冷不丁的苦笑不得。他们拥有一定财富和地位，但缺乏内涵，精神上是贫穷的，充满喜剧。他们渴望融入上流社会，却被上流蔑视，又自恃甚高，致使地位尴尬。冯小刚对此一针见血，极尽嘲讽。

八位不同目的相亲者身份与目的之强烈错位。其中，有墓地推销员；有同性恋；有性冷淡者等等。他们忘记了真正的征婚目的，行为怪异，令人捧腹又苦涩。从这些“黑色幽默”中，可见当今千姿百态的婚姻爱情观。老而新的话题：爱情、婚姻、性，构成基本的冲突。一方面是秦奋与不诚相亲者的冲突。如“墓地推销员”、“炒股达人”、“未婚妈妈”。各怀心思，借机满足自己的潜在欲求；另一方面是秦奋与真诚相亲者的冲突，如“同性恋”、“性冷淡女”、“健忘女”等。这种错位，暴露了婚姻背后种种利益目的差异，又体现出婚姻需求和能力缺失的矛盾。如此，构成了物质和情感的二元对立。

二、《非诚勿扰》的现实意义

《非诚勿扰》契合了当下时代背景的社会生态人文关怀，这也是冯导的自我定位。

1.尴尬的错位人生。冯氏电影，大多是小人物在现实生存环境下被放大的错位的故事。在现今物质化的社会转型期，人生“错位”普遍存在。他制造一系列喜剧效果同时，敲响警钟，引发伦理道德的思考，重新定位精神文化，回归真我身份。

2.关注社会焦点。几乎每一部冯氏作品都指向当下中国民众现实生态的热点话题。剩男剩女、房地产、卖墓、同性恋……。他将人道主义关怀融入其中，没有正邪的截然对立，体现出在社会转型期，对身陷其中的人们的无奈生存处境给予善意的理解和同情。

3.小市民的“乌托邦”。冯氏喜剧定位于平民化，“反英雄”的性格塑造，故事结局圆满也是创作者人文理想的体现。富有人道主义同情与关怀的乌托邦理想使影片在较大程度上迎合了受众的潜在心理期待，进而使其对美好事物的集体无意识渴望得以暂时替代性实现。

不久前，孙海英炮轰冯小刚,宣称中国没有喜剧，冯小刚放弃了很多自己的原则，他的票房价值不值一提。冯小刚也少有的承认，这几年来除了坚守人道主义底线，确实在某些原则上有所妥协。这种对现实生存法则妥协的无奈正不断地从冯氏的作品中辐射出来，折射出他的错位。据悉，他曾在拍完某植入广告后大砸现场。但我们仍期盼着感悟《非诚勿扰2》的人道主义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