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国航天商业发射服务20年传奇

2010-12-07 05:13

太空探索 2010年5期

□ 本刊记者周武

相关背景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一声轰鸣，将“亚洲一号”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中国成为继法国、美国之后，第三个步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震惊了国际航天界。有外电评论：“中国这次成功发射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原子弹爆炸！”

从那时至今，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作为长征火箭发射服务商，先后进行了30次国际商业发射，发射了36颗商业卫星，完成了6次搭载服务。

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殷礼明（左）和书记华崇志（右）共同为创业者颁发纪念杯

20多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群50岁左右的航天人穿上不成套的西装，打着“易拉得”领带，开始了满世界卖火箭的生意……

4月6日，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多功能厅内鲜花吐蕊，春意盎然，满堂笑声和阵阵掌声不时响起。在一场题为“光辉的足迹，永续的传承”的纪念中国航天商业发射服务20周年座谈会上，三代长城人欢聚一堂，抚今思昔，共同追忆中国航天商业发射走过的峥嵘岁月，展望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未来。

提起20年前“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往事，陈寿椿兴致勃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发射商业卫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市场化让中国航天人学到了太多。”陈寿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实施“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服务事项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第一代长城人，从左至右分别是胡明、马齐敏、喻显荣、岳祝祯、陈寿椿、乌可力、黄作义、王福珠、王占平、张浩青、王鲁

1992年8月10日，刘纪原副部长（左二）、屠守锷总师（右一）、陈寿椿（左三）和黄作义（左一）等与休斯公司Piter Hailon主任及澳星首席代表Hope交谈

1984年春，长征三号火箭把我国第一代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陈寿椿以个人名义向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刘纪原提了一个建议。建议的内容是：“我们的长征三号火箭已有能力发射外国通信卫星，我们应该开放。”“当时的刘、宋副部长都很快做了批示，表示同意。宋健同志的批示我至今记忆犹新，‘完全赞成’。”陈寿椿说。

1985年10月，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的李绪鄂代表中国政府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长征系列的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正式投放国际卫星商业发射服务市场”。那时，长征火箭只实施了12次发射。

“我们首先要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射卫星作出贡献。”陈寿椿说，当时中国航天人都这么认为。

但第三世界国家的航天技术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商业卫星必须向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从美国采购。经过多次出国调查，陈寿椿和同事们认识到：“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第一世界，而不是第三世界。”

1986年1月23日，中国和瑞典双方签署发射订座协议。瑞典电视台、瑞典国家电台播发了中国运载火箭承揽瑞典邮政卫星订座协议签字的新闻消息。

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新闻周刊》惊呼：“中国人真的来了。”西欧各大报纸刊登阿里安公司总裁达莱斯特的评语：“中国火箭要进入世界市场与阿里安火箭竞争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阿里安火箭与长征火箭的竞争开始了。”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载着7名航天员起飞后73秒在空中爆炸。随后美国大力神火箭、欧空局阿里安火箭相继发射失利，一时间，国际商业发射市场造成“真空”。老天赐给了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的良机。

中美签署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备忘录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看到中国人来推销火箭，有人把几个啤酒瓶竖着垒起来，对代表团领队乌可力说：“中国人也能造火箭？这大概就是你们的火箭吧！”

中国的发射服务能否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关键是能否敲开美国的商用卫星制造商的大门。航天工业部领导审时度势，1986年3月底，派由科研生产局副局长乌可力担任领队的商业发射服务小组（成员有科研生产局总师陈寿椿、外事司司学武、一院黄作义等）赴美国各大卫星制造公司考察，对美国商用卫星市场进行一次调研。

小组在美国考察历时三周，考察了包括休斯公司、麦道公司、西联公司、联邦快件公司、RCA公司、福特公司在内的十几家大公司。

“开始，这些大公司一看我们的行头，以为是骗子。在使馆的帮助下，他们才开始信任我们，与我们接触。”乌可力（长城公司前常务副总裁）回忆往事，感慨万千。

市场调查中发现：商用通信卫星公司在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卫星通信容量日益增加，向重型卫星发展，如休斯公司的HS-601、RCA-3000；二是向功能单一化、低成本小型卫星发展。休斯公司和麦道公司对使用中国的运载火箭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于是，小组在美国的推销活动首选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首推长征三号火箭，针对休斯公司生产的HS-376型卫星，宣传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性能与可靠性；针对休斯卫星公司生产的HS-601卫星，抛出长二捆火箭。休斯公司的卫星专家对选择长征三号火箭发射HS-376类型卫星十分有兴趣，其中卫星专家斯坦豪更是兴趣勃然，对长征三号火箭的任何技术性能和每一次飞行记录都问个水落石出。中国的发射服务在美国宇航工业界甚至在美国政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1986年夏天，国务院常务办公会在中南海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之外，还包括航天工业部及长城公司的相关领导。中心议题是中国的航天技术能不能对外开放，能不能按照市场规则对外提供发射服务。会议最后做出决定，中国航天业不仅要市场化，而且要对外开放。

1986年7月，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成立了宇航部，负责承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1987年底，中国航天驻美国办事处在洛杉矶成立。50岁的黄作义（长城公司前副总裁）出任只有2人的办事处负责人。

在与休斯公司谈判的关键时刻，时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外业务部副总经理丁运洲（现中国人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拍着胸脯，对中方谈判代表黄作义说：“中国人保将为长征火箭提供2000万元的担保”

2008年6月9日，中星九号发射

1988年，英国大东电信公司、香港和记黄埔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各三分之一的股份在香港注册成立“亚洲卫星公司”。该公司购买了一颗航天飞机回收的卫星，名为“亚洲一号通信卫星”。“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单承保的，这是中国保险公司第一次承保外国卫星的发射保险。

长征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涉及的不仅仅是发射能力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按军品控制商业通信卫星出口。美制卫星运到中国发射，需要卫星制造商按照法规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

1988年7月，休斯公司得到澳星B总承包合同后向美国政府提出卫星到中国发射的出口申请。1988年9月9日，里根总统原则上批准“澳星B”和“亚洲一号”共三颗卫星可以用长征火箭发射，但出于保护美国卫星技术和火箭工业、界定发射责任等考虑，把中美政府就上述三方面达成并签署协议作为批准出口许可的条件。之后，两国政府代表团经过谈判磋商，于1988年12月17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卫星发射责任协议备忘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卫星技术安全协议备忘录》，1989年1月26日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商业发射服务国际贸易协议备忘录》。至此，中国长征系列火箭进入国际商务发射市场拿到了入门证。

1990年2月12日，美国波音-747专机载着休斯公司研制的“亚洲一号”卫星降落北京，当日飞抵西昌机场，把卫星运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4月7日，在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外宾的瞩目中，写着“中国航天”四个大字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拔地而起，把亚洲一号卫星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

委内瑞拉一号通信卫星成功交付

2009年11月8日，长城公司与香港亚太通信卫星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了用长征三号乙增强型运载火箭发射亚太七号通信卫星发射服务合同。这是长城公司与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第7次携手合作

“长二捆”火箭是第一个为市场量身定做的火箭，“凭借以往的技术积累，拿着草图签合同、拿着合同找贷款、拿着贷款造火箭”，其结果是研制了新型火箭，拓宽了融资渠道，纳入了市场良性循环

当年刚刚跻身国际市场的航天人清楚地知道，推力最大的长征三号火箭只能运载中型卫星，而通信卫星大容量、重型化已趋明显。

“我们构想在长征二号火箭上捆绑4个助推火箭，从而把低地球轨道有效载荷能力从2.5吨提高到9.2吨。基础是长征二号丙8次成功飞行和我国战术导弹发动机捆绑技术的成功应用。”黄作义回忆道。

推销尚在图纸阶段的火箭，在世界上即使不为独创，也是非常罕见。当年阿里安打入国际市场的先决条件是免费飞行两次，而中国人拿着火箭图纸就要进入市场。经过艰苦宣讲，周密论证，时值美国休斯公司也在推销其新研制的HS-601型卫星，“纸上谈兵”获得成功，长征火箭承揽的第一宗大买卖——用“长二捆”发射澳星敲定。

合同规定：18个月后长二捆火箭立在发射架上。国外最强劲的对手坦言大型火箭研制至少3至4年。美国大力神火箭副总设计师史密斯，考察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后，说中国人期限“抽了鸦片，产生了幻觉”。当18个月到来时，巨大的长二捆火箭和挺拨的发射塔架准时矗立在西昌。发射塔下，史密斯先生为“幻觉”、“鸦片”之说认错，称看到了奇迹。

针对用户的反馈和市场需求，结合国内研制能力和长征火箭发展，中国航天在“长二捆”试飞成功后，分别推出了用于转移轨道发射的“长二捆”与上面级固体发动机EPKM和与低温上面级配套长征三号乙(当时叫LM-2E／HO)。在长征三号甲和长征三号乙研制进展到—定阶段时，又推出了长三乙减掉两个助推器的长征三号丙。

三个方案推出后，得到了用户的积极响应，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在国际通信卫星第七代后续卫星的发射服务采购中，选用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乙首飞前，又为国际通信卫星第八代采购了两次长征三号乙发射。“长二捆”加上面级固体发动机EPKM也先后被亚洲卫星公司和美国四声公司选用。继休斯公司之后，中国航天开始了与美国另两大卫星制造商——劳拉空间系统公司和洛马宇航公司的合作。

20世纪90年代初，中低轨道全球卫星通信星座计划纷纷出笼。中国航天密切跟踪，积极向用户推介适合星座发射的长征火箭，用适应发射要求的改进型长征火箭投标。在实施的铱星和全球星项目上，分别用“长二捆”加固体上面级和长征二号丙改进型加固体上面级争取到了发射合同。本着负责的态度，中国航天自行决定在实施合同发射前，增加火箭试飞。试飞的成功，增强了用户的信心和信任，也增强了自身的信心，最终实现了火箭6次成功发射铱星。

1992年10月6日，长征二号丙成功搭载发射瑞典“弗里亚”卫星后，瑞典空间公司项目经理传真中的一句话简单明了，“我们对这个轨道很满意。”在这颗卫星上，还载有中国航天提供的镍镉电池。随着这次发射的圆满完成，中国航天同时实现了卫星零部件出口零的突破。

市场不仅带动了运载火箭技术发展，更重要的是促使航天这一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科技工业，逐渐从思想观念、管理方式、运行机制上转向“用户至上”的市场

在长征火箭投入国际市场的1990年到1996年，四种新型火箭相继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失败也相应增多。在经过10年努力终于挤进市场，正准备抓住通信卫星大批更新换代机遇，拓展自己7%～9%的市场份额时，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国际通信卫星-708失利，星箭俱毁。

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提高质量。与此同时，增加透明度改进服务，按国际惯例处理失利也是必由之路。长城公司聘请美、英、法、德国际宇航专家进行独立的故障调查；走出去向国际用户、保险界宣讲中国专家的调查结论。当故障分析结束时，国际保险商用掌声表达了对中国航天的理解与信任。

在这一时段前后，美国为了大力恢复和发展一次性运载火箭项目，对美国航天工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美国航天公司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密切合作，共同推销其火箭和卫星产品，使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就在长征三号乙开始成功发射前后，美国司法部开始了对长征火箭发射过其卫星的美国三大卫星制造商的全面司法调查，国会两院多个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异乎寻常地联合或分别进行了有关中国发射美制卫星的多次听证会。司法调查的结果是三大卫星制造商都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处罚。多次听证的结果是出台了“考克斯报告”，通过了1999年3月15日开始实施的法律，将商用通信卫星出口按军品控制，管辖权从商务部转到国务院，对长征火箭发射美制卫星严加限制。不论是此前已经生效、执行的，还是此后签署、执行的长征火箭发射合同，不论是卫星整星出口许可还是星上零部件再出口许可，无一发放，致使5个合同被迫取消。

1999年7月至2005年3月，中国航天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没能实施对外商业发射。

2月25日，老挝一号通信卫星项目合同签署

4月1日，长城公司与玻利维亚签署卫星项目合作协议，将在轨交付一颗通信卫星及配套的地面应用系统

面对供过于求的竞争形势，面对通信卫星更新换代、向超大型化发展的趋势，中国航天借助全方位的国际化合作，依靠迅速提升的自身实力，终于打破6年沉寂，长征火箭再次雄起

2005年4月，长征三号乙将法国阿尔卡特空间公司(现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研制的亚太六号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2006年6月，美国财政部以“向伊朗公司提供未指明的商品和服务，帮助其发展中程火箭和弹道导弹”的名义，对长城公司和其他三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人和长城工业总公司及其在美国加州托兰斯的子公司进行贸易，并冻结其在美国管辖区域内的所有资产。这项制裁延续2年，直到2008年6月19日取消。

2007年5月，长城公司作为总承包商首次以火箭、卫星、地面站及发射支持的整体方式，成功发射了基于东方红四号平台的尼日利亚通信卫星一号，实现了整星出口零的突破。这也为商业发射开辟出了一种新模式。

2008年10月，长征三号乙又成功发射了委内瑞拉一号通信卫星，并成功在轨交付；当月，长城公司签署了巴基斯坦1R通信卫星在轨交付合同，目前正在顺利履行。

随着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的不断改进，中国的整星出口有条不紊地进行。今年2月25日，老挝一号通信卫星项目合同签署；4月1日，长城公司与玻利维亚签署卫星项目合作协议，将在轨交付一颗通信卫星及配套的地面应用系统。

伴随整星出口，航天国际化产业链条也不断伸展。长城公司已由单一火箭供应商，发展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供完整配套的发射服务、卫星、地面设备等航天产品及服务的系统集成供应商。

无论国际市场如何风云变幻，长城公司新一代在锤炼中羽翼渐丰，依托航天大国不断增强的实力，以全新的视角和胸怀，开拓进取，续写新的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