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启发理论研究论析

贾方方,朱 伟

(解放军理工大学 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1)

多元启发理论研究论析

贾方方,朱 伟

(解放军理工大学 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1)

从多元启发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以及多元启发理论与中国的外交决策研究四个方面介绍了近五年该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在回顾其发展历程和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初步评价的基础上,认为该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发展前景。

对外政策分析;多元启发理论;非补偿原则;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外政策分析的主流成果或集中于研究决策制定的过程,或主要关注决策的结果。这两种研究思路互相竞争,很少有学者将二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样的结果使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心理学研究取向和理性选择方法严重分离,同时由于各自所特有的局限,两种方法也都无法完整地解释外交政策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制定出来的。因此,一种将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综合起来的理论模型亟待开发[1]32。多元启发理论很好地弥补了二者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模型。

一、多元启发理论的基本内容

多元启发理论假设和对外政策的决策是分两阶段作出的,它明确地指出单独基于过程的心理认知理论和基于结果的理性选择模型不能提供关于对外政策决定的完整解释[1]32。根据决策过程两阶段假说,在决策的第一阶段,决策者采用一种“非补偿”的决策战略,通过排除那些不能满足关键维度上效用的选择,减少了可供选择的菜单,其他维度上的高效用不能补偿关键维度上的低效用。在第二阶段,决策者通过理性的计算从余下的选择方案中选择效用最大的一个。多元启发理论预设了这样一个决策过程:决策主体根据一些特性或维度考虑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每一个维度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组织主题”,它由一系列与决策相关的变量和影响组成。

与“基于方案”的筛选方法不同,多元启发理论采用“基于维度”的筛选原则。前者指决策者在转向一个新的方案之前,会在所有的维度上计算这个特定方案的效用。而后者则是首先认定关键维度,然后考虑和比较所有的选择方案是否能够满足这一关键维度的效用。而且决策者不会花同等的时间和精力在所有维度上考虑这些影响。换句话,这些选择不会被同时评估[2]。多元启发理论认为决策者会认定一个比其他都重要的关键维度,这个维度的效用是“非补偿的”。对关键维度的认定和基于此排除不可接受的方案(非补偿原则)是多元启发理论的核心假设。多元启发理论认为“决策的本质”在于国内政治[3]。决策者几乎总是尽量避免会伤害到自己国内政治利益的选择方案。因此,不管该选择方案在其他维度的总体效用有多高,只要在“国内政治”维度上的效用比较低就会被立即排除在考虑之列。这构成多元启发理论假设的核心——非补偿原则和非整体性规则[1]32。

非补偿原则的特点意味着在第一阶段被排除的那些与决策的关键维度效用不相符合的选择方案将不会在第二阶段考虑。在决策的第二阶段,决策者的选择原则将从“基于维度”转向“基于方案”,在所有的非关键维度上仔细比较剩下的每一个方案。决策者使用两个被认为是理性选择的原则——预期效用规则和词典编纂原则(即最关键维度上的最优化原则),从余下的选择方案中选择效用最大的一个。

很明显,多元启发理论综合了心理认知和理性选择的分析模型——第一阶段是心理认知的选择过程,而第二阶段是理性的算计过程。当运用到外交政策决策中时,影响决策选择的维度通常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因为决策者(国家领导人)通常是满足自我利益的政治家,他们主要目标是确保其“政治生存”,所以多元启发理论一般把关键的、非补偿的维度认定为国内政治。多元启发理论在传统的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备受青睐,在一些“低级政治”领域(比如,环境政治)它也同样适用。

二、多元启发理论的研究方法与议题

多元启发理论兴起于1993年亚历克斯·明茨对政治决策中“非补偿原则”的研究中[4],其研究历史虽短,却受到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的顶级期刊的广泛关注,并被应用到包括使用武力、核武器试验、冲突解决、谈判、顾问的影响、领导人性格等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研究中[5,6]。与此同时,在由美国国际研究协会、美国政治科学会、中西部政治科学学会等主办的大型学术年会上,该理论也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7]。到2005年已有超过40多篇文章运用多元启发理论分析各种决策[8]。近年来,学者们运用实验方法、大样本统计和定性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对多元启发理论的研究,几乎涉及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所有领域。传统上认为,一项新理论要自成体系和深入发展应该涵盖已有理论所能解释的所有领域,并能够运用已有的研究方法来检验,也就是所谓的“拉卡托斯标准”[9]。表1从研究的方法和研究议题选取了近年来多元启发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研究方法上,无论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研究以及实验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独特的解释力度并且可以相互补充[10]。从表1可以看出,在多元启发理论框架下的决策研究对其声称的既关注决策过程又关注决策结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表1 近五年多元启发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议程

从研究议题上,由于整合了心理认知和理性选择模型,多元启发理论基本涵盖了外交政策分析的所有领域。表2是2005—2009年在国际研究学会年会上学者们提交的有关多元启发理论的研究论文统计。从表2中也看到多元启发理论涉及到了广泛的研究议题。可以说,这些研究领域的拓展为对外政策分析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表2 2005—2009年国际研究学会年会有关多元启发理论的论文

三、多元启发理论与中国的决策研究

中国外交决策的过程由于三个方面的“未知”而与众不同:①精英观点和政策反映;②决策的参与和互动过程;③决策的分析-认知基础。同时,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也使得对中国的外交决策研究变得相对困难。而多元启发理论的应用可以或多或少打开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黑盒子”[1]36,[11]。

应用多元启发理论分析中国的危机决策,关键在于认定中国决策过程的“关键维度”。根据多元启发理论,詹姆斯等总结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决策者所考虑的四个主要维度的关键问题。四个主要维度分别是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政治维度的关键问题是:①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建立共产党对全国的政权;②消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旧政权对新生政权的威胁;③对抗海外反共敌对势力(如美国,西方其他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威胁;④领导人个人的支持和崇拜(如个人崇拜);⑤继续进行革命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⑥维护新中国的国家主权;⑦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苏联);⑧维持中国对邻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⑨(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合并)维持共产党内部的领导权; ○10维护领土的完整; ○11阻止新的屈辱历史事件发生(向外国政权投降)。军事维度的关键问题是:①军事装备和训练条件(是否过时或者财政预算是否足够支持军事行动);②从个人角度看军事方案的可行性(中国军队庞大,士兵训练以保持高昂的战斗士气);③后勤的准备以及军事行动要求的基础设施(中国一些地区交通极差,不能有效满足后勤补给要求);④军事改革和军队扩充的完成;⑤获取核武器;⑥海上和路上战略通道的竞争(南沙群岛);⑦对社会主义阵营军事援助(朝鲜,越南)。经济维度的关键问题是:①中国国内经济情况(如长期战争破坏,使得国内建设非常重要);②对有着巨大战略和经济利润自然资源的竞争(石油,近海资源);③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④其他大国经济制裁造成的破坏(美国和苏联);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经济增长;⑥中央计划和低效率经济下的低产量;⑦失误造成的经济衰退(大跃进);⑧从发达国家获得经济贷款和援助;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贷款。外交维度的关键问题是:①早期普遍交恶的外交关系(除了社会主义阵营);②50年代和60年代处于中心地位的中苏关系(尽管由于赫鲁晓夫上台后恶化);③和邻国的关系(苏联、印度、越南),包括领土争端;④冷战对抗下和美国缓和改变了权力均势;⑤恢复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地位;⑥(通过访问和会议)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⑦扩大参与全球和区域性国际组织;⑧反对台独[1]41。乔纳森·卡勒和杨毅将多元启发理论的研究从单个国家层次拓展到双边战略互动。他们选取中美领导人在北京政治风波后的“接触”,将理论运用到战略互动的研究中[12]。这就为多元启发理论的研究视野从单个国家层次的决策扩展到世界政治研究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如此,多元启发理论仍然集中关注于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对于集体决策模式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像中国的决策就属于后一种。中国的决策机制属于“个别酝酿,集体决定”的模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将中国的决策者视为某个单独的人,而应该是一个“集体决策”(例如,5～9位政治局常委)。这样,多元启发理论在中国外交研究上关注于“集体”的选择,关注于所有决策成员的“基于维度”原则的选择结果。

四、批判与前景

与多元启发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决策分析中的进程相伴,对它的批判甚至是怀疑也不断呈现。同时,正如上文所言,这些怀疑和批判也促使学者们努力超越该理论的局限并不断修正和完善它[13]。其中一个主要的批评就是认为多元启发理论过分强调了单个决策者拥有的最终决策权威。而我们知道,在多数情况下,决策者的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不同的顾问、参谋、内阁成员等的影响,特别是对一些集体决策过程,多元启发理论关注得太少。

多元启发理论自兴起之日,学者们就试图通过它的广泛应用来完善、超越其固有的缺陷。同时,不同的研究方法也被充分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决策研究中。尽管大样本统计研究成果依然有限,但如果能设计更为全面、精确的数据,可以预期它能够“认定”一些经验的标准来衡量关键维度的选择方案,定量研究则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虽然在一些方面依然受到学界的种种质疑,但就其在整合传统决策理论方面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来说,多元启发理论无疑是冷战后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中最出色的一项研究成果。

[1] James P,Zhang E.Chinese Choices: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1950—1996[J].Foreign Policy Analysis,2005,1(1):31-54.

[2] Brule D J.Explaining and Forecasting Leaders’Decisions: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The Iran Hostage Rescue Decision[J].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2005,6(1):99-113.

[3] Mintz A.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J].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004,48(1):3-13.

[4] Mintz A.The Decision to Attack Iraq:A Noncompensatory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J].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93,37(4):595-618.

[5] Redd S B.The Influence of Advisers and Decision Strategies on Foreign Policy Choices:President Clinton’s Decision to Use Force[J].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2005,6(1):129-50.

[6] HeoU,Woo J Y.Changes in theUS-South Korea Relationship:An Explanation Using Poliheuristic Theory[R].San Diego:California 2006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2006:22-25.

[7] 韩召颖,袁维杰.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J].外交评论,2007(6):78.

[8] Mintz A.Applied Decision Analysis:Utilizing Poliheuristic Theory to Explain and Predict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J].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2005,6(1):94-98.

[9] Brule D. The Poliheuristic Research Program: An Assess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Progress[J].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08:266-293.

[10] BruléD,Mintz A.Blank Check or Marching Orders?Public Opinion and the Presidential Use of Force[R].Honolulu,Hawaii:Annual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2005:1-5.

[11] Sandal N,Zhang E,Carolyn C.et al.Poliheuristic The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ory and Evidence for Turkey and China[R].San Diego,CA: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2006.

[12] Keller J W,Yang Y E.Empathy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 in Crises: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J]. Foreign Policy Analysis,2009,5(2):169-189.

[13] Stern E.Contextualizing and Critiquing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J].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004,48(1):105-126.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Research of Poliheuristic Theory

JIA Fangf ang,ZHU Wei

(Institute of Science,PL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1101,China)

The newly progress of poliheuristic theory is introduced by focusing on four main aspects,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research agendas,method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udies,in the recent five years.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liheuristic theory,it is argued that poliheuristic theory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further progres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poliheuristic theory;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

D 801

A

1008-9225(2011)05-0041-04

2011-03-15

贾方方(1984-),女,河南开封人,解放军理工大学助教,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