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扭结的人性悲剧——评《故乡天下黄花》

王慧敏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 510665)

双重扭结的人性悲剧
——评《故乡天下黄花》

王慧敏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 510665)

《故乡天下黄花》表现了中国乡村从民国初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小说描写了大量人物毫无自主性的悲剧生命形态,刘震云从社会历史和生命本体两个层面揭示了悲剧的原因。这种双重扭结导致了悲剧的无法避免,也显示出刘震云理性和感情的矛盾与内心的迷茫。

《故乡天下黄花》;社会批判;生命本体;双重扭结

一、引言

1991年,刘震云发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这部作品依然秉承着他惯有的写实主义风格。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小村庄从20世纪民国初年到改革开放前期的历史演变,在小小的乡村中回荡着中国近百年历史变迁的巨大回声。这种见微知著的写作方式并不新异,引人思索的是小说在历史追溯中显现的人物独特风貌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阐释和人性阐释的多义性与新取向。作品展示了历史过程中人渺小、荒诞的生命存在形态,从社会历史和生命本体两个层面揭示了悲剧成因。

二、社会历史视角下的命运悲剧

《故乡天下黄花》中出现了大量的人物死亡现象以及对死亡方式、死亡过程的细致刻绘,通过人的悲剧命运显示出作者社会历史批判的力度。

死亡是生命不可避免的结局,但个体死亡方式的不同显示着社会的不同风貌,并赋予个体生命不同的人性取向,尤其是在非正常死亡中有着独特的情感蕴涵和生命价值走向。刘震云不同时期的小说对死亡的表现有所不同。

刘震云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包括《塔铺》、《新兵连》及以前的作品,这时的作品较为幼稚粗浅,但闪烁着人性的理想主义光彩。其中《罪人》中的嫂子、《新兵连》中的老肥,都是因为负罪感选择了自杀,这种主动选择的死亡是为了维护信念的价值,显示出人物的主体力量,闪烁出执著的道德、理想光芒。

刘震云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包括《单位》、《一地鸡毛》、《官人》、《官场》等城市系列小说,这些作品中人物的道德和精神支柱已被生存现实摧折了,他们无奈地走向自我异化,趋于人性苍白、萎缩的悲剧境地。这些小说中没有出现死亡。它们切入个体心灵展现生存压力下人性的异化,小说人物常常处于矛盾之中,叹几口气,流露几分自怜和心酸,挣扎着生存。生存高于一切,《单位》中的副局长、老张在有丑闻后、降职后选择退休或调离原单位,以此缓解人生困境,没有人选择惨烈的“死亡”,这显露出时代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气氛更加自由宽松,人们不至于走投无路趋向“死亡”,同时也透视出信念的迷茫和人性的软弱。

1991年,刘震云发表《故乡天下黄花》,进入第三个创作时期。《故乡天下黄花》在题材上从现实转向历史领域,对人性的表现也在更广大的历史背景上走向深入,对人悲剧的揭示更加彻底。

《故乡天下黄花》的故事发生在我国中原地区的马村,孙、李两大家族为争夺村里的统治权,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干戈杀戮,先是孙村长被人勒死在土窑里,然后是李老喜被孙家请人害死,仇恨一辈辈延续下来,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纠合在一起,纷争不断,变数迭出。它通过家族世代恩怨,描绘了一幅乡村变迁、兴衰荣辱和时代更替的生活画卷,展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错综复杂的社会风貌,是一部微缩了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的叙写中,让人不能忘记的是马村很多人的死亡。

《故乡天下黄花》中出现的死亡人物及其死亡方式列表如下:

表1 《故乡天下黄花》死亡人物及其死亡方式

在小说写到的以上人物中,除了孙屎根外,所有的人物都是被动的死亡,这最好地说明了村民们普遍的生命非自主状态。这种悲剧的根源首先存在于社会之中,小说表现的现代历史阶段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之一,中国人饱受外族的欺辱、侵略,也经历了长时期的民族内战,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遗存下来的封建观念也一直毒害着人的灵魂。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生命微若草芥、脆弱不堪。孙殿元、李老喜死于家族仇杀,刚刚进入民国时代,封建家族观念仍然牢牢控制着人的思想,家族责任胜过一切,后人别无选择,只能接过家族复仇的担子,把一代代人鲜活的生命投入到一个无法终止的杀人游戏当中,其残酷无道要归罪于封建历史文化的长期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许锅妮等几十人被日本侵略者屠杀,这只是中国人民饱受欺凌的一个缩影;解放战争时期,李家担任国民党连长的李小武正准备向共产党投降时,其家属遭到名为“土改”骨干实为无赖的赵刺猬等人的迫害,他激愤之下顽抗到底,终被擒获枪毙,这是对中国革命复杂性的揭示,是对人性丑恶导致历史波折的反思;而作为几乎是唯一一个有一定信念的马村人,共产党员、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孙屎根在“文革”中不堪羞辱愤然跳楼,自杀未遂双腿瘫痪,处于生死之间的尴尬境地,丧失了选择生死的权利,这是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批判。小说重点描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文革”等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通过普通人的悲剧命运对历史深入反思,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

在历史的进程中,生命是如此的渺小、苍白、毫无价值,曾有人说,历史是踏着许多人的躯体前行的,这种说法为历史的苦难蒙上了一层圣光,而这篇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构成了对这种观念的嘲弄和反驳,他们不是为理想、为信念自觉地趋向死亡,而是违背个体选择地失去生命,是弱者无声无息地消亡。历史,裹挟了太多的无辜生灵和无法释怀的人生悲剧。历史,不再是一个被神圣化的抽象概念,小说重新阐释着历史,在告诉我们一种更真切的历史。

三、生命本体的人性批判

对《故乡天下黄花》中人的悲剧,作者在对社会历史的拷问中又进入生命哲学层面的人性思索,流露出向社会历史和生命哲学寻求解释的双重意向,从而使悲剧带上了很浓的宿命色彩。

以柏格森、尼采等西方哲学家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个体生命力和个人意志对人性和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尤其强调强者对历史的影响。他们认为,生命力极强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对社会历史的创造起决定作用,而绝大多数人只能听任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的指挥。《故乡天下黄花》中,作者着力凸显了个体生命力和个人意志的强弱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小说中英雄很少,弱者很多。大多数人冥冥之中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一些人还往往成为另一些人的工具,他们就像小丑。在孙李两家的仇怨争斗中,老冯、老得仅为了得到一袋核豆就愿为孙老元充当杀人工具,孙老元的狡诈固然可恨,而老冯老得的昏庸、孱弱更可笑、可悲。在孙李两家轮流当村长的过程中,副村长路黑小摇摆不定、战战兢兢,因为留恋权位带来的私利,不敢有一点明确的是非评判,只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作为生活中的弱者,他们引人同情也让人生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沦落的人性悲剧情状一方面是社会和历史文化造就的,另一方面作者也将之归于软弱的先天生命意志。同时,还可以看出作者对生命天然的强力推崇。路黑小的儿子路小秃天生强悍豪横,从小就敢反抗父亲的打骂,长大做了土匪头儿,抗日战争中勇猛打击日本鬼子,“土改”后他逃进大荒洼。解放军围剿大荒洼时,他被打掉了下巴还大骂对手继续抵抗,这最后一笔中作者对他强悍个性的赞美多于政治批判。自强者强,生命本身就区分了美和丑、喜与悲。对赵刺猬、赖和尚这些钻进革命队伍的无赖来说,他们的丑恶则被归于其人性的天然顽劣。从生命本体出发对历史和人性进行阐释,容易进入历史循环主义的圈套,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悲剧的历史感,既然一切已经由个体生命本身注定,所谓悲剧也不过是上帝的玩笑和生命的必然,那么又有什么探寻和追问的必要?

在小说中,历史是荒诞的、难以理喻的。历史是自觉追求着的人的活动史,这种自觉追求常常莫名其妙地被某些偶然性事件左右,偏离原来的轨道,造成目的和动机的分离,形成人物命运的无法把握,而历史就在阴差阳错中延续着、演绎着:李老喜雇外地枪手杀死村长孙殿元本来已经大功告成,偏偏那个枪手去孙殿元的丈人锅三的饭铺吃饭,暴露了行踪;孙家的复仇本来神不知鬼不觉,偏偏那天夜里路黑小的老婆偷麦子时撞见了杀手许布袋等人,从而泄露了机密;案发后,孙老元贿赂了县里的司法官员,本来可以救下老冯、老得,却遇上县长心情不好,二人被杀。人的生也和死一样偶然,“土改”中地主李清洋被判死刑,行刑的前一天夜里县长老蒋失眠、改变主意,他才捡回一条性命。在广阔变幻的历史舞台上,芸芸众生扮演着玩偶和小丑的角色,人的尊严和主体力量完全丧失了。

“如果故乡是指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是指一个社会整体……在一个民族内,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从这点意义上说,故乡就是国家。”《故乡天下黄花》之后,刘震云陆续创作了《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温故1942》等以“故乡”即中国乡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形成了一个系列,执著于乡村历史的追溯和重新阐释,其人性表现则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社会历史批判和生命批判作为双重标准同时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故乡相处流传》,刘震云突破了以往自然简朴的写实风格,小说描写了三国时期、明朝初期、清朝末年、20世纪60年代等中国历史上相距遥远的几个不同时代,主要人物曹成、袁哨、小刘儿、孬舅、猪蛋、沈姓小寡妇、白蚂蚁、白石头等却一直贯穿下来,跨越千年时空存在着,只是身份地位不断发生变化,历史事件被切割、扭曲,和虚构的故事杂糅在一起,显得奇诡怪诞。这种光怪陆离的形式却是对历史的循环感和凝滞感的最形象的阐释,是对人性更无情的揭示和嘲谑:千年过去,一样的生民,一样的心态,一样的规则。

这种双重扭结显示出刘震云理性和感情的矛盾:他对“故乡”的百姓寄以同情,试图用自己的书写为弱者争取话语权,在现在、过去的历史文献和非专业历史书写中,很多书写者都忽视了普通人的权利和感受;同时他又认为,这种忽视因为自然界本身的规则恐怕难以避免。

“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对古老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刘震云进行着社会、文化、生命批判,他的声音强劲、痛切又无奈、迷茫。

[1]王慧敏.文化迷误和自我迷失——刘震云前期小说论[J].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

[2]王慧敏.人性的磨损与畸变——刘震云前期小说论之二[J].作家,2008,(8).

[3](丹麦)乔治·勃兰兑斯.尼采[M].安延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4]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J].文艺争鸣,1992,(1).

Human Tragedy of a Double Kink——Review onYellow Flowers All over Hometown

WANG Huimin

(School of Educaitional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65,China)

The novelYellow Flowers All over Hometow ndescrib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untryside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and demonstrates the life forms of tragedy of many characters who have no autonomy.Liu Zhenyun reveals the cause of the tragedy from the two levels of social history and life ontology.The double kink leads to the inevitable tragedy and also shows Liu’s inner confus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Yellow Flowers All over Hometow n;social criticism;life ontology;double kink

I206.7

A

1008-469X(2011)03-0043-03

2011-03-31

王慧敏(1969-),女,山东菏泽人,文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影视评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