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将军”张治中

文/周海滨

“和平将军”张治中

文/周海滨

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张治中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同时，张治中又以其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张治中，这位唯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唯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国共”往事？

“一二八”主动请战，留遗书赴前线

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失踪，向上海第19路军发起猛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19路军主动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惨烈揭开。

此时，蒋介石已经退职下野。1月29日晨，蒋介石获知事变颇为意外，他在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同时，蒋介石判断“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他发出一道通电，电文中称：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此时，身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心急如焚，他说：“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

同时，他对19路军的处境十分清醒：19路军孤军在沪作战，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

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张治中。

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介石马上让何应钦调动散驻在京沪杭的第87师、88师、中央教导团，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

2月16日，在淞沪抗战第19天后，第5军军长张治中登上抗日战场。在出发赴抗日前线前的15日深夜，他起身开窗户、面向故乡写下一封遗书：“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第二天出发前，张治中将这封遗书交给了挚友陆福廷。

张治中自2月18日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19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庙行一役将日军第9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达三四千具之多。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

多年以后，张治中回忆起这次生平第一次反抗外敌之战说：“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

让女儿张素我断学业归国抗日

1935年，20岁的张素我独自登上了一艘轮船，来到英国西南大学学习教育。此前，张素我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她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所声名赫赫的学校。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她再度肄业，回到了国民党高官避之不及的战火中国。

“我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正在英国留学的张素我满心欢喜等来的家书，却是口气严厉的电报。

张治中告诉女儿，此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令她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

张素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说：“我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当时是这样想的。可是我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1937年的8月，张素我中断学业回到中国，迎接她的不是父亲慈祥的笑脸，而是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

“来接我的人说，你爸爸现在在苏州那里准备战斗了，要到前线去了，你赶快到苏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张素我在苏州见到阔别两年的父亲后，“父亲叮嘱我速回南京帮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当天晚上张治中便率部赴沪作战。”12日，张素我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但没想到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上海顿时变成了战场。我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

从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张治中不分昼夜指挥大战，以致体力疲惫到不堪想象的地步，加上在苏州遭到蒋介石的指责而精神苦闷。张治中决心致函蒋介石辞职，含泪告别将士离开了战场。

没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在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军事斗争日趋激烈。为了避免与“中共”作战，不违背自己的救国宗旨，张治中主动请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

1938年，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恢复了与“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在湖南维护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当时徐特立是“中共”派驻湖南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去长沙。张治中在湖南任内期间，与中共领导人融洽相处，“即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

“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在国民党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他因反对撤销新四军的番号激怒白崇禧，质问他：“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

1946年2月25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在重庆签订军事方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插曲。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16个军48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12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24个师，最少20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介石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100万，民兵200万，现在愿意从48个师的要求降为24个师，最少20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50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两人正争得面红耳赤，蒋介石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歇尔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介石气愤地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重庆谈判毛泽东住张治中官邸、张三到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张一纯说，“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就突然约父亲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你觉得好不好？’”张治中曾对此回忆说：蒋介石随后就亲笔写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交我。此时，恰逢林彪即将回延安，我在家为其饯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给了林彪。

在毛泽东应邀到重庆之前，“国共”双方实际上早有接触。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张治中、王世杰为代表与“中共”方面派出的代表林伯渠、林彪等，相约到西安谈判，这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前奏。

毛泽东来重庆前，张治中陪周恩来到桂园看房子。那时，年幼的张一纯非常好奇，跟在他们身边边走边看。在看房过程中，张治中告诉周恩来：“为了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决定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担任警卫工作。”周恩来听后略作沉思，说：“这样一来，发生任何事情，责任都是你张治中的。我建议，你把这个责任推给重庆的警备司令。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张一纯说，父亲深感这位老朋友的信任和良苦用心，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

张治中带着秘书、参谋、副官和厨师搬往复兴关（旧称浮图关）的梅园暂住，让夫人迁往山洞乡下。张一纯和妹妹素久是年纪最小的两个孩子，正在德精小学上学，“因学校就在桂园附近，所以没有搬走，与工勤人员暂住进平房”。

除调来一名厨师外，其余都是桂园原有人员。毛泽东从机场来到桂园，先在客厅休息。

毛泽东在桂园期间和周恩来住在楼上，王炳南则住在楼下客厅后面一小间里，外人进楼、上楼，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桂园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

桂园也是国民党特务猖獗活动的场所。他们在桂园盯梢，有的化装成小贩、有的打扮成人力车夫、有的在桂园传达室打听来见毛泽东的人士。

“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毛泽东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张治中又亲自伴送毛泽东坐专机回到延安。张素初曾回忆说，“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我）来美后，80年代任职于纽约《中报》，该报社长傅朝枢先生告诉我，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泽东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父亲陪同未能执行。”

“这是父亲第二次到延安，此后他每次到延安时，毛泽东都亲自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张一纯说。

第二天，张治中等飞返重庆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并送上延安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张治中同乘一辆汽车，毛泽东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

张治中问：“怎见得？”毛泽东说：“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是你把《扫荡日报》改为《和平日报》；第二件是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被你撤销了。”

1946年3月4日下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军事3人小组从绥远乘飞机抵延安。

在延安机场，毛泽东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起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仪仗队。“在当晚的欢迎晚会上，父亲对毛泽东说：‘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了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治中讲完话走下台回到座位时，毛泽东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延安，开会再到南京去。”张治中回忆说：“我三到延安，他（毛泽东）每次都亲自到机场迎送，和我恳切谈话，还举行欢迎晚会，请我讲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一次请张治中吃饭，他指着张治中对同桌的人笑着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