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研究

楚天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 210204）

长江三角洲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研究

楚天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 210204）

加强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进入新世纪，在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和政府合作的推动下，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不断深化，目前已形成以跨国公司内部体系为主导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本土企业的生产链空间分离导致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以外包、战略联盟等松散组织形式型构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等三种基本模式。市场已成为推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而言，解决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问题应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长江三角洲；产业分工；产业合作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2004年以来，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和政府部门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主流的观点：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议、协调和指导的统一，因而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但是，在当前市场化和国际化日益推进的背景下，市场和政府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重新加以界定。企业和个人作为市场的主体，也是资源和要素配置的主体，已经成为影响和重构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格局的主导力量。对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研究，无疑应该在认真研究微观主体行为和作用的基础上进行。因而，应透过对企业行为的分析，总结区域产业结构分工与合作的模式，明晰当前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影响因素，诊断不同阶段中微观主体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措施，保证这些政策措施在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中的实效性。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建国以来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的基本模式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的政策研究提供依据。

一、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发展历程

建国以后到21世纪之前，根据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1．计划体制下的政府控制的产业间垂直分工阶段。新中国建立以后，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安排下，形成了一种江苏和浙江以发展农业为主、上海以发展工业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1]建国之初，上海被定位为工业城市。在中央发展利用沿海工业的方针指导下，上海工业发展很快，到1965年，已经拥有了除采掘和采伐业外的几乎全国所有的工业门类。到1978年，上海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4：77.4：18.6。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事业也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1966年时已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国家主要的科研基地之一。[2]（P359）而改革开放以前，江苏和浙江是以农业为主的省份。1978年，江苏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7.6：52.6：19.8，浙江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8.1：43.3：18.7。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江苏和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再将加工生产出来的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江苏和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长三角各次区域的职能定位和产业特征，就决定了上海和江浙之间是计划经济安排下的产业间垂直分工关系，区域之间的分工与联系由政府计划和指令决定。

2.“上海经济区①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正式建立。建立初期，上海经济区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十个城市，后来几年中，安徽、江西和福建三省先后主动申请加入，上海经济区扩大到除山东外的整个华东地区。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发文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办公室”。”框架下企业间非正式的水平分工与合作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提出要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这一组织框架对当时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海经济区时期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阶段，因此，上海经济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在上海经济区框架下，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三角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江苏和浙江还充分挖掘和利用了“上海”品牌的影响力，帮助自己的产品开拓市场。与上海国有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成为江浙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在江浙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工业在全国的地位开始不断下降。20世纪80年代，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江浙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以低价轻易获得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失去了长三角垂直分工体制带来的好处。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1]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在这个时期，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3.市场主导下企业自发性分工与合作萌芽阶段。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特别是自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龙头加以定位以后，“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使得浦东通过享受国家特殊的优惠政策，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上海在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浦东开发开放也为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出现了外商对长三角地区的投资热潮。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迅速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时期浙江吸引外资也有一定增长，但较上海和江苏滞后很多，形成了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因而，在这个阶段，浙江与上海的合作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浙江民营企业进入上海的数量开始不断增加。

总之，浦东开发开放初期，长三角地区处在产业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时期，外资的集聚以及民营资本跨区域流动性的增强，为企业在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开展地域分工与合作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时期，虽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愿望，但并没有出台更多实质性政策，省级政府层面亦未重视市场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中的力量。

二、当前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基本模式

在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和政府推动的合力作用下，目前，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已经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

1.以跨国公司内部体系为主导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截至2009年7月，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40家、投资性公司183家、外资研发中心284家，已成为中国内地吸引外资总部经济项目最多的城市。跨国公司将总部、研发、营销等职能布局在上海，以利用上海交通便捷、信息集中、高等级机构汇聚、精英人才众多的优势；将生产环节布局在江苏和浙江，以利用江浙地区地价和劳动力便宜、基础设施完善、相关产业集聚等好处，从而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一种分工与合作关系。近年来，在华跨国公司内部的这种区域间分工与合作现象越来越显著。例如，食品巨头卡夫公司在苏州建设饼干工厂，而将总部设在上海。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在上海设立全球下一代城域网（NGN）业务部门总部，在杭州设立网络全球研发中心，在苏州建设移动网络产品工厂。这种以跨国公司内部体系为主导的区域布局模式，利用组织手段将分布于不同地域的不同职能的环节整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获取区域优势。利用这种方式，跨国公司将不同区域整合如其全球生产体系，一方面加强了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区域的路径依赖。

2.本土企业的生产链空间分离导致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有很多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在进行生产链不同环节的空间分离。江苏和浙江的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将地区总部、运营部门或研发中心迁往上海、杭州、南京等中心城市，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的很多企业也在将生产部门转移出上海，迁往江苏和浙江。例如，1999年宁波的杉杉集团将总部迁往上海；2000年4月，生产基地位于江苏泰州的春兰公司在上海设立“春兰上海总部”；2003年1月，浙江吉利集团将企业管理总部、营销总部和研发总部近200余人迁往杭州，同时，将投资总部设在上海……据统计，温州市短短几年间就有500多家民营企业将总部迁往上海。未来长三角本土企业这种生产链空间分离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据周国红、楼锡棉从2004年初开始对532家宁波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34.2%的企业已在上海或长三角其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并有49.9%的企业对在上海或长三角其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有所考虑。[3]可见，长三角地区本土企业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和不同的生产环节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已相当普遍，未来仍呈进一步上升趋势。

3.以外包、战略联盟等松散组织形式型构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建立灵活的生产网络已经成为企业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搜寻合作伙伴，建立跨区域的生产网络成为现代企业的一种重要的分工与合作模式。以汽车行业为例。上海汽车产业占上海工业产值10%以上，巨大的市场吸引了众多苏、浙配套企业争相投奔。目前上海整车诸多零部件企业中，有90%来自江苏和浙江。在上海桑塔纳轿车共同体名录中，176家成员单位中大多数是苏浙企业，而那些徘徊在共同体名录之外、不定期、非正式为上海配套的苏、浙企业数，则超过共同体正式成员数的2倍。目前，长三角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普通机械制造、化学纤维制造等产业集群，通过分工与合作建立灵活的生产网络将成为更多企业的选择，并促使区域之间形成更为密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

三、总结

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模式显示，该区域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内力，是指在市场的作用下，微观经济主体在不同区域获取不同的资源，配置不同的职能，并通过组织或市场手段将它们加以整合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原本封闭或经济联系单一的区域之间会产生产业分工与合作。所谓外力，是指政府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从宏观层面上对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产生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力的推动对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形成是重要的，中央决策层的政策对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长三角已经形成了三种基本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这些模式的形成，是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政府刻意规划与培育的产物。对政府部门来说，是否建立跨行政区域的行政指导机构或者行政协调机构并不重要，而应顺势而为，把握长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基本规律，顺应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规律，在弱化区域行政壁垒、降低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制度成本上下工夫，同时，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致力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为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更便捷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陈建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三次浪潮[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3）．

[2]朱华，等．上海一百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周国红、楼锡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态势与战略思考——基于宁波市532家企业的问卷调查与分析[J]．经济地理，2007，（1）．

[责任编辑 李冲锋]

Study on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HU Tian-jiao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Pudong,Shanghai 201204,China）

Strengthening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In the new century,the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have been deepened by marketization,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and have formed three basic patterns:the pattern led by MNCs’production system,the pattern led by the spatial separation of local enterprises’production chain,and the pattern led by a system of loose forms organizational forms.Market has been a dominant force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For the governments,how to promote their propulsion to quicken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should be the focus of further stud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Industrial Division,Industrial Cooperation

D F061.5

A

1674-0955（2011）04-0118-04

2011-05-12

本文系虹桥商务区管委会项目“虹桥商务区建设如何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国公司R&D的空间集聚与知识溢出研究”（项目编号：40871067）的阶段性成果

楚天骄（1973-），女，河南郑州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