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剪影①——重读柳青的《创业史》

范家进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一幅“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剪影①
——重读柳青的《创业史》

范家进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对当时正在发生的农村社会主义合作运动的跟踪描写，作品展示了一个北方乡村互助组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初期的成果，描写了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各种社会力量。同时，也因作家忠于现实的信念，作品在细节与立场之间留下了许多缝隙，给今天的读者提供了重新解读的空间。

柳青；《创业史》；互助合作；乡村改造

柳青的《创业史》自20世纪50年代末发表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尽管该作品在当时好评如潮，还是有学院派学者对其提出了异议，并引来了作家本人的辩护。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无论是作家所描写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还是人们阅读该文学作品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尝试结合变化了的历史语境和文学语境，对该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并试图揭示该作品中所描写的细节与作家的整体立场之间存在的缝隙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

一、如何面对百年战乱后的乡村大地？

我们目前读到的柳青的《创业史》其实是他整个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部②参见: 柳青. 创业史: 第1部[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 下文未具体标明部次的均指第一部.，它由作者完成并在其生前作了多次修改和润饰，本文的论述中我们将适当兼顾未经作者最后定稿的第二部③参见: 柳青. 创业史: 第2部[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尽管《创业史》第一部有34万多字，但因为作者的全部计划是要用四部系列作品来描写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个合作化运动，所以第一部的情节推进并不复杂，只描写了以梁生宝为组长，并由乡、区、县的各级党组织直接领导的一个北方农村重点互助组如何战胜重重困难，获得第一次粮食丰收，然后又迅速成立全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故事。

柳青同志长期拥护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而且在建国初期就把自己的家从繁华的都市上海迁居到西安附近一个普通乡村并兼任这个县的县委副书记，对于中央高层发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他深信不疑并全力拥护，《创业史》的扉页及正文中大段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一运动的语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尽管纷繁复杂，但按照对于互助合作事业的态度，马上可以区分出壁垒分明的两方：一方是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全力实践互助合作运动的梁生宝及其周围的各式人物；另一方是怀疑、反对、拒绝和抵制互助合作事业的各式人物。前者的活动是有组织的、公开的和合法的，它有政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充分支持，而且他们可以动用各种资源并采取群众运动方式来大张旗鼓地展开他们的活动；后者的活动则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人的和自发的，它没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并且受到各级政府的反对、约束和打击。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梁生宝，其他的人有无条件信任自己儿子的梁生宝的母亲、赤贫户高增福和欢喜，还有另外一些人，如县里下派的韩姓农技员、乡里的卢支书、区里的王书记、县里的杨书记和党的最高领袖毛主席（正式在作品中出现的是县委书记，但按作者的整个计划是有省委书记直接出现的）；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梁三老汉、互助组里的中农以及生活略有改善的贫农，还有互助组以外的村里的能人，如郭振山、郭世富和姚士杰等。柳青试图构建出一幅合作化运动期间乡村社会各式人物活动的全景，他难免受到那一时期“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的影响，但由于他生活俭朴而且遵守着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因此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可以较为清晰地从该作品中看到这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当代中国乡村的具体运作情形以及其初期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对于作家倾力塑造的主要人物梁生宝，尽管他在创作中一直给予很高的期望，但在《创业史》第一部发表后不久，评论界就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并出现过争议①这些争议主要是关于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两个形象究竟哪一个更为生动和更为成功方面的. 参与争论者以严家炎为一方, 以作者柳青和其他评论者为另一方. 参见: 文献[4].，放到今天来看，在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上存在的争议自然更为显著。

这倒不是说这个人没有一点值得尊敬的地方。虽然历史已经证明，梁生宝积极参与的那场合作化运动在很多地方违背了乡村百姓的意愿并脱离了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自上而下发动的轰轰烈烈的乡村改造运动完全缺乏群众基础并处处违背当时的乡村现实。事实上，正如作品所展示的，刚刚从长期战乱中获得喘息机会的农民，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执政党所要依靠的那些贫农和雇农，仍然是一片赤贫，连最基本的生产与生活条件都不具备。他们住的是四面透风漏雨的草棚，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裳，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缺少维持生命的首要必需品——粮食，以及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基本农具和畜力，而少数在生产与生活方面条件相对优越的农村居民（这里指中农和富农，至于地主，他们已在土改运动中被打倒，因此可以存而不论），他们从长期的兵荒马乱中支撑到今天就不容易，再加上他们受到“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的影响，因此，让他们“各人自扫门前雪”是可以的，可是要让他们出面并清理他人的“瓦上霜”就是过高的要求了。所以蛤蟆滩上略显宽裕的居民并不积极响应政府发动的“活跃借贷”活动，他们不肯慷慨地拿出自己也相当有限的粮食和农具来接济和帮助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左邻右舍，因为穷邻居们的偿还能力也显得极为有限（事实上穷邻居中就有拖欠着以前的陈帐而至今还无力归还的）。这就意味着在当时的乡村社会中，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的仅仅是极少数，而多数人仍然在赤贫的境地中挣扎。

这正是百年战乱带给全体中国人民的沉重灾难。乡村建设理论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梁漱溟甚至认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1]。新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通过革命的方式给穷人们平分了土地，但土地仅仅是生产资料，它是不能吃也不能穿的，乡村穷苦百姓们还必须有能力在所分得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饱受百年战乱之苦的乡村百姓中有相当多的人并不具备这样最基本的“生产自救”能力，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政权也没有能力给穷人们提供足够的粮食和相应的生产工具。怎么办？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岔道口。广大的乡村贫苦大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难以自立，但新的决策是以人的自立自主为建设目标，还是因其暂时无法自立就将他们纳入一个几乎完全取消了生产生活自主权的组织当中（这一过程当然是逐步实现的，各个具体阶段略有差异），不同的决策者并非不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事实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的振兴经济和重建乡村的方案。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通过武装革命取得胜利的新中国的执政者所采取的方法是自上而下发动群众——农业合作化运动，来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危机，尤其是乡村的社会危机，而且决定把这种在非常时期用于应急的方式逐步体制化和长期化。当今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是这样评价那段历史的：“为了国家工业化而由执政党以政治方式短期推行的农村集体化，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尽管这种制度的收益表现为有效地降低了政府与小农经济之间的交易费用，保证了城市工业从农村提取积累，农业主产品的总产量也仍然维持增长。但另一方面的制度成本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发展长期徘徊。”[2]

《创业史》所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一场改造运动中的各种人物心理发展历程的文学化个案。梁生宝也正是这场互助合作运动在乡村社会的一个具体的积极响应者与组织者。

二、互助合作的重重阻力

互助组阶段显然是合作社的初级准备阶段。《创业史》第一部描写的就是一个重点互助组在半年多时间里的艰难发展历程。从该作品（及同时期另一部同类题材作品《山乡巨变》①参见: 周立波. 山乡巨变[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下文论及该小说, 均指同一版本, 不再一一作注.）中表现的诸多迹象来看，互助组的设立很难说是农民自觉自愿的，否则就不会流行“春组织，夏垮台，到了明年重新来”这样的谚语，这两部作品所描写的一南一北两个村子也不至于各自只剩下一个常年互助组。以梁生宝的互助组为例，它的起因之一是在一次全县积极分子大会上梁生宝对邻区的一个互助组组长的发言主动应战，这当然符合当时县领导的期待，因此他的互助组被作为重点受到乡、区、县各级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扶植。即便如此，它还是一开始就遇到重重阻力。

首先，这些阻力来自梁生宝的父亲（确切地说应该是他的养父）梁三老汉。他辛苦劳作了一辈子，一直渴望能够有自己的土地，并巴望着个人可以发家，可好不容易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了一份土地，儿子梁生宝的心思却根本不放在好好经营分得的这份土地上，而是热心于到处开会、到处活动和到处请求上级指示。他一会儿外出买稻种，一会儿进山割扫帚，全部精力都扑在互助组上，以至于梁三老汉对重振家业渐渐失去了信心，只能无可奈何地戏称他的儿子为“梁伟人”。然而，对于梁生宝来说，他内有母亲的爱护与支持（很难说它与溺爱无关），外有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与扶植，养父的唠叨和抱怨显得极为无力。受到上级教育的梁生宝给自己找下的理由是：如果他与父亲一心一意地闷头劳动来发家，他们就会很快成为贪婪剥削他人的新富农和地主，而周围那些缺乏劳动力的邻居（如任老四一家以及欢喜母子等）则会卖田卖地，成为受他们剥削的佃农，这样就会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回到革命与土改前的时代。那个时期的另一部大红大紫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3]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结构模式，可见“个人发家了，邻居就会因此受尽压迫和剥削”这样的理论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其次，阻力的产生是由于互助组成员之间缺乏长期合作的深层动力。互助组里的中农们其实并不乐于“互助”，他们自己已经具备了逐步发展个人家业的基本条件，参加互助往往只是迫于外在压力，譬如上级政府的号召、全社会的舆论、乡村干部的动员、亲戚的劝解以及在外参军和工作的子女们的说服等等（具有对照意味的是，《山乡巨变》和《三里湾》①参见: 赵树理. 三里湾[C] // 董大中. 赵树理全集: 第2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0.里描写比互助组更大规模的“入社”和“扩社”，那些对合作社持犹豫、观望、怀疑态度的人所遭受的压力同这里描写互助组的情形也如出一辙），正所谓这是大势所趋，不跟不行，可是只要情况一有改变（如官方舆论不是那么响亮而强烈、由上级派来的工作人员撤走回城等），或是一有风吹草动（如互助组内部出现不如意的状况），已经参加到互助组里的人们还是愿意早早退组，各作打算。虽说有些中农家庭在农忙季节存在着劳力一时匮乏的问题，但如果不是强制规定不许雇工（此举会被冠之以“剥削”的罪名，从效益与成本的角度来看，短期的“雇工”显然远比常年的“互助”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的话，那么，组里的贫困户是否还乐于互助呢？从作品展开的细节来看，与其说他们是出于对集体事业的自觉认同，不如说他们是出于家庭生计的一时无奈。土改以后他们其实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赤贫境地，连春耕前一家人的口粮问题都无从解决，他们又如何来给新的春耕夏种作应有的投入和准备？粮食、畜力、资金及生产工具都极为匮乏的农户简单地组织在一起，其实还是弱弱相加，无法解决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严重短缺的问题。

这样，受到上级政府扶植的梁生宝的重点互助组就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组织人员进山从事副业生产（割扫帚）之前，区供销社就根据合同预支给了他们一部分款项，从而解决了他们的闹春荒问题以及春耕前用于准备肥料的资金缺乏的难题，而作品里明确写到，一般农户个人是不可能得到供销社的这笔预支钱款的。另外，也正因为他们是重点互助组，区委书记还特地让区卫生院免费发放一定的常用急救药品供他们带进山里；在互助组大多数成员进山后，县里又派了一名农业技术员来负责他们的新型水稻的育秧栽培，这是免费为他们服务的。毫无疑问，倘若没有各级政府在经济、生产技术和生活等方面的扶植，梁生宝的互助组是无法顺利完成当年的春播生产任务的。同时，我们有理由心存疑问：倘若互助组不是处于试点或示范阶段而是全面铺开，各级政府还能给予这样的扶植吗？即便如此，梁生宝的互助组结束了短期的副业劳动出了山以后，还是有两户成员退了组，某些通过互助组副业生产改善了生活和生产条件的人也吵着要退组。对于习惯了以户为单位进行个体劳动的中国农民来说，让他们进行长期的互助合作和集体劳动，确实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因为他们打心眼里不相信长期的互助合作可以给他们带来切实的更大的利益，并怀疑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尽快实现祖祖辈辈相传的个人发家致富的理想。

再次，村里那些有条件的中农、富农以及劳动力富余的“新中农”，他们以个体劳动的方式从事生产，其效率未必比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的生产效率低。因为这些人都不存在衣食之虞，他们可以安安心心地过日子，并按部就班地从事自己家的生产劳动。他们都是劳动能手，地里的任何活都能干得好，而且比一般人勤快和节俭。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善于动脑筋，思路灵活，善于从事多种经营，而不仅仅只是在土地上死抠硬刨，因此他们被称为乡村社会的“能人”，如信奉“三慢一快”（说话慢、走路慢、思量慢、干活快）的郭世富，土改中分得了土地、正热心于个人发家的党员代表郭振山，干活勤快又精于算计的富农姚士杰等。倘若不是政府经常通过各种政策进行干预，他们个人发家的基础与能力都要远远超过互助组中的每一个人，甚至超过梁生宝的整个互助组。当然，在那个时代的作家笔下，这些人都是反面人物或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他们身上都有极为丑陋的、让人无法容忍的缺陷，甚至是邪恶，如郭振山醉心于个人发家，以至于要与“不法商人”勾结从事投机倒把活动，郭世富卖余粮时以次充好并暗地里与互助组较劲，富农姚士杰则卑鄙、阴险而好色，以至于强奸了到自己家来帮工的女亲戚等等，这都应了“为富不仁”的古训（其实他们离真正意义上的富裕还相当遥远）。通过这些情节的描写，作家柳青对于那些醉心于发家和渴望富裕的人的轻蔑（甚至是仇视），就被表现得相当清晰，反过来这自然更加坚定了他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信念（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影响作家观点的强大力量）。

三、互助以后的生产效率怎样？

柳青真心诚意地拥护正在乡村大地上进行的合作化事业，在《创业史》中他也乐于描写互助合作工作所取得的种种进展。梁生宝领导的重点互助组在第一阶段的胜利就被表现得相当显著。因为上面提到的各项阻力梁生宝都一一找到了化解之道。首先是养父梁三老汉的唠叨、抱怨与嘲讽，梁生宝采取的策略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而且因为有母亲的无条件支持，养父又是“刀子嘴，豆腐心”，因此这并不足以妨碍梁生宝我行我素地从事互助组工作，更何况从当时农村的个人发家角度来说，体力劳动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梁生宝不愿意投入这份体力，梁三老汉再怎么抱怨和唠叨也是无济于事的。其次是互助组里那些做起事来三心二意的贫困户，他们被组织起来进山搞副业，又从区供销社得到了提前预支的部分副业款，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家庭生计问题及当年春耕生产的前期投入问题，而且县里派来的农业技术人员解决了他们当年的生产技术问题，为秋季的增收奠定了基础。其三，村里的富裕户尽管生产和生活条件优越，但因为拒绝响应上级的互助号召而被彻底孤立，其中的党员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和处分，而其中的富裕的中农和富农也将在一步紧似一步的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大潮中变得越来越难以立足，这正所谓“大势所趋，时运难违”。《创业史》第一部的结尾就以轻快的笔调写到了当时国家新出台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这些乡村富裕户的致命打击：村干部以群众运动方式硬性规定他们必须按国家定价出售多少“余粮”，富农姚士杰被要求一次性出售35石（合8 400斤）粮食，富裕中农郭世富则被要求一次性出售18石粮食。农民一向是把粮食当作自己的命根子的，正所谓“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手中“余粮”的强制性交售显然严重地抽空了他们的家底，这让他们觉得面对以后的生产与生活安排，心中毫无把握。而他们从心底认可的“单干优于互助”这种观点以及与梁生宝的互助组一直进行的暗地较量和竞争，此时也不免大大受挫。同时，在当时的社会舆论方面，他们当然更是处于劣势地位，甚至可以说他们近乎沦落到“过街老鼠”的可怜境地了（《山乡巨变》中就写到耕作技术极其过硬而且非常勤劳的中农与合作社之间展开的生产竞争，个体中农最后当然是彻底“失败”了，但作品中又有很多细节都表明这种失败并不是因为这些中农的个人原因）。

可是，秉性忠厚的柳青在充分展示互助组的胜利与单干户的“倒霉”的同时，却使作品中的具体细节表现出令他自己预想不到的意味。从农户向国家交售余粮的每户平均数额上看，蛤蟆滩富裕户的上交数额其实还是大大多于梁生宝的互助组的，因为由8户家庭组成的梁生宝的互助组“全组自报向国家出售余粮五十石，合一万二千斤”，户均六石多一点（以他们原有基础而论不能不说是很大的进步），而富裕的单干户则是一户就被要求出售35石或18石，以户均而论这将近互助组农户的6倍或3倍！当然我们可以拿“基础差”和“底子薄”等理由来给梁生宝的互助组加以解释和开脱，但也承认倘若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贫困户采取互助的方式的确可以解决一时的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但这个互助组毕竟是作为重点和典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达到这一点的，倘若各级政府在互助合作运动全面铺开以后不再将它作为重点，也无力继续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上的各种支持，仅靠这8个贫困户自身的力量，他们能长期互助合作并且能够持续多打粮食吗？进山割竹子获得了一点点资金后，有人就退组了。条件进一步改善，习惯于“单干”的他们还愿意继续互助合作下去吗？如果农民对互助合作运动的拥护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出于外在压力而硬是被捆绑在一起进行着所谓的“合作”，那将使乡村大地呈现出一副怎样的生产和生活图景？作为一个紧跟时代又贴近现实的作家，柳青暂时还无暇顾及这些，但透过重重历史云烟，今天的读者却完全有必要从这些细节与场景中得出新的思考与领悟。

[1]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C] //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 第2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151.

[2] 温铁军.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159.

[3] 李准. 不能走那条路[N]. 河南日报, 1953-11-20(01).

[4] 孟广来.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254-372.

A Historical Silhouette of the Movement of“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Reinterpretation of Liu Qing’s Builders of a New Life

FAN Jiaji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18)

Liu Qing’s novel Builders of a New Life is a follow-up description of the rural socialist cooperative movement which was taking place in his time. It shows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rural mutual-aid team in North China and its initial results, and describes the various tangled social forces behind it.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the author’s faith is to be loyal to the reality, there are many gaps which are left between the details and the writer’s position in the work, which offers contemporary readers space for reinterpretation.

Liu Qing; Builders of a New Life;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Rural Reconstruction

(编辑：付昌玲)

I207.4

A

1674-3555(2011)01-0063-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1.008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9-15

范家进(1963- )，男，浙江开化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

① 本文是作者2010年4月在温州大学召开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暨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2010年会”上提交的论文及大会发言稿, 发表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