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哲学革命与先验自由观

李福岩

(沈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

康德的哲学革命与先验自由观

李福岩

(沈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

康德开创了理性的、批判的哲学革命体系。“前批判时期”，康德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打破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僵化自然观；“批判时期”，他又以理性思辨在认识论、伦理学领域综合唯理论与经验论、幸福与道德，继续推进其哲学革命，表达了他整个批判哲学所关注的四个问题。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先验自由概念，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历史和政治理性批判确立了先验自由观念。康德在星空上与心灵中进行的哲学革命蕴含着社会政治革命的巨大能量，具有崇高境界。

康德；哲学革命；先验自由

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康德的突出地位是很少受到非议的，他以巨大的综合并蓄能力开创了理性的、批判的哲学革命体系。今天，康德哲学也还在滋养着人们的智慧之思。总体上说，康德兼容并蓄了他之前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成就，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是科学家牛顿与哲学家卢梭，在这两个人身上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

一

康德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打破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僵化自然观。在1770年前的“前批判时期”，他最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当时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牛顿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居于主导地位，牛顿也自然成为了康德自然科学研究的典范。然而，牛顿力学在以“知识就是力量”的科学和理性精神鼓舞人们的同时，却以“第一推动力”的形而上学阻碍着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在德国，莱布尼茨—伏尔夫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主宰着德国的大学，它成为康德发动哲学革命的首要对象。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康德从牛顿定理出发，在1755年发表了《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以宇宙发展论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宇宙不变论，创立了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从而打击了当时流行欧洲的形而上学绝对不变观念，为近代辩证自然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前批判时期”，康德对知识、理性与社会进步充满信心。但是，通过阅读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爱弥儿》等作品，他的观念有了很大转变。阅读《爱弥儿》成为康德一生中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刻，改变了他每天一成不变的散步习惯。卢梭使他学会了尊重人，卢梭的画像成了他工作室里惟一的装饰品。康德认为，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卢梭使康德认识到，哲学不是知识而是比知识更高的道德实践，这才是形而上学的本体。

“批判时期”，康德又以理性思辨在认识论、伦理学领域综合唯理论与经验论、幸福与道德，继续推进其哲学革命，提出了他整个批判哲学所关注的四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这涉及到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历史与宗教哲学。可以说，康德哲学的主线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精神，其核心是人的自由。他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提出先验自由概念，并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历史和政治理性批判确立先验的自由。

在认识论问题上，近代欧洲有唯理论与经验论两大对立的哲学派别。以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从感觉经验中获得的知识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经验论的进一步极端化便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和休谟的怀疑论与不可知论。正是休谟的因果联系是习惯性联想的怀疑论与不可知论，打断了康德独断主义的梦想，促使他关心知识在何种限度内是确实的。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则认为，知识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这种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知识来源于理性，唯理论的进一步极端化便陷入了独断论的困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试图以人的先天认识能力——感性、知性与理性三形式综统后天的质料——感觉经验，把唯理论与经验论调和起来，既肯定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又肯定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知识来源于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主体间)的认识能力与界限问题，他区别了两个领域、两个世界：一个是感性与知性世界，即科学世界，一个是理性世界，即道德世界；一个是科学领域，一个是道德领域。他通过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发现，人通过感性与知性这两种先天认识能力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自在之物”。“自在之物”超越一切经验，是理性与形而上学的世界，是灵魂、自由与上帝的居留之所，即使理性借助知性帮忙也无法完成这一认识任务，只能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二律背反”。

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限定在可经验的“现象世界”，树立了知识与科学的权威，令人的感性与知性为自然立法，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形而上学与封建神学。对此，叔本华高度评价说：“康德的最大功绩是划清现象和自在之物[两者之]间的区别。”[1]海涅则进一步把康德的哲学革命与法国政治革命进行比较，高度评价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哲学革命意义。他认为，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出现起，“德国开始了一次精神革命，这次精神革命和法国发生的物质革命，有着最令人奇异的类似点，并且对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来说这次革命肯定是和法国的物质革命同样重要。……如同在法国每一项权利的正当性都受到了考验一样，在德国每一种思想的正当性也必须受到考验；如同在法国推翻了旧社会制度基础的王权一样，在德国推翻了精神统治基础的自然神论”[2]97。海涅还夸张地认为，法国人和康德相比太温顺了，只杀死了一个国王，而康德这位铁面无私的哲学家，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思想领域里这位伟大的破坏者伊曼努尔·康德在恐怖主义上远远超过了罗伯斯比尔”[2]102-103。

康德调和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是为了调和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使自由与必然互不妨碍，把自由的理想推到了不可及的彼岸世界，为实践的自由寻找根据或前提，从而达到保护实践自由的目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先验自由的概念，“此种先验的自由在任何经验中皆不能见及之，故为思维上之虚构物”[3]345。在康德看来：“自由这一理念仅仅发生在理智的东西(作为原因)对现象(作为结果)之间的关系上。”[4]129也就是说，自由仅仅是指以理性为根据的活动与这种活动在感性世界中引起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为此，康德区分了原因的因果性和理性的因果性。原因的因果性作为现象间的联系受自然界必然性法则的支配，但“理性的因果性，对感性世界里的结果来说，必须是自由的，就客观的根据之被视为结果的规定者而言……现在我可以毫无矛盾地说：理性的存在体的一切行动，由于它们是(发生在任何一种经验里边的)现象的原故，都受自然界的必然性支配；然而，同是这些行动，如果仅就有关理性的主体以及这个主体完全依照理性而行动的能力来说，他们是自由的”[4]130-131。依康德的认识论观点，自然界的必然性法则，既不是来自于现象本身，也不是来自于“自在之物”，而是来自于理性存在体。因此，无论自然的法则是以理性为依据，还是不以理性为依据，理性都是自由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证了人这种理性存在体的自由本质，将自由概念以或然的、并非不可思维的方式树立起来了，使自由成为有理性的人的先验本性，这为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人的自由奠定了一种认识论基础[5]。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再次提到了第一批判中的先验自由概念，“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已由纯粹理性批判证明其有正当理由然而无法经验地描述的因果性概念，这就是自由概念”[6]13。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他又一次论及第一批判中的先验自由概念，“自由的概念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概念。因此，对于理论哲学来说自由是超验的”[7]。康德在理性中，而不是在经验中推导出了先验自由的概念，并且把先验自由与自然界的必然性并列起来。他提出先验的自由确有解决二律背反的考虑，但并不似阿斯穆斯所说：“康德只想解决二律背反，才提出先验的自由理念。”[8]康德提出先验自由概念，已相当不同于英、法启蒙思想家从虚构的自然状态中“经验”出的与生俱来的自由了，而是具有浓厚的德国思辨哲学的特征。而且，他之所以一再论及这种不依赖于经验的先验的自由，就是想以此概念范导现实经验世界的自由，在实践(道德)中加以确立之。可见，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念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具有一种革命的品格。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意蕴，以及他对那个时代理论与现实的密切关注。在第一批判中，康德还凭借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评价直接阐述了政治哲学问题，进而阐发了他心中的理想国。他说：“完善之国家绝不需要刑罚，实为至理名言。此种完善国家固绝不能实现；但无碍于此理念之为正当，理念欲使人类之法律制度日近于最大可能的完成，乃提此极限为其范型耳。盖人类所能到达之最高境域为何，理念与现实之间所有间隙之程度若何，乃无人能答——或应答——之问题。”[3]258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范型”深表赞同，尽管此完善国家不能在现实社会中树立起来。

二

康德哲学革命的理性思辨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达到了顶点。在1785年《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论证了伦理道德问题。他说：“形而上学必须是个出发点，没有形而上学，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会有道德哲学。”[9]5在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了三个预设：灵魂不灭、意志自由和上帝实在。这实际上是又把在第一批判中驱赶出现象世界的形而上学的灵魂不灭、意志自由和上帝实在请了回来。在《判断力批判》中，根据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他把哲学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即理论的，叫作自然哲学，和实践的，叫作道德哲学(因为理性按照自由概念对实践的立法是这样命名的)”[10]。可见，康德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即是道德哲学，实践即是道德践履。

在康德看来，道德判断、实践理性不应粘带一毫经验，全都是先天综合判断，只能在纯粹理性中找到，这就是纯粹实践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只有经过批判的实践理性和道德形而上学才能达到理性的绝对命令，才能使人的理性为自身立法达到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般的刚性程度。在伦理道德领域，康德借助形而上学进行新的哲学批判与革命，回应和批判功利主义与禁欲主义，进而实现道德与幸福在“至善”中的统一，最终确立先验的自由。

伴随着近代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其资本的利益原则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权力与宗教禁欲主义思想，功利主义和幸福主义也在冲击着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这股功利主义思潮主张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道德即是幸福。面对革命的、肤浅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以及保守的、虚幻的禁欲主义两股思潮，康德企图以思辨的超功利主义加以调和。

康德首先以善良意志把道德与幸福对立起来，批判了法国的功利主义。他认为，善良意志丝毫不应掺杂个人主观上的好恶或趋利避害的因素，是无条件的善、自在的善，完全丧失了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并且认为就是应当如此。善良意志有如刚性的自然规律一般，如此德性才能从自主进展到自律，才能成为一种力量，才能达到为善而善、为德而德的崇高程度，最终确保自由。而幸福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概念，“幸福和德性是至善的两种在种类上完全相异的元素”[6]124，求得幸福是每一个理性有限存在者的主观欲望，不能成为一条客观原则，因而不能把个人幸福作为个人意志的惟一动机。另一方面，道德与幸福的同一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妄图实现二者的同一只能造成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所以，为实现至善——道德与幸福的同一，只能依靠上帝的帮助在彼岸世界实现。康德善良意志的先验假设暴露了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片面性，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同时，把至善与自由的实现都推到彼岸世界，也暴露了德国市民的弱小与受压迫的状况。这是当时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落后、理论上活跃的一个结果。

更重要的是，康德要通过实践理性批判确立先验的自由。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和日本学者安倍能成一致认为，康德全部实践哲学的中心概念是自由。进一步说，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目的是确立先验的自由，确保思辨理性中提出的、但不能确保的先验自由的客观实在性。而只有把自由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纯粹理性才能够是实践的，先验的自由才能够确立并具有客观实在性。因此他说：“自由必须被设定为一切有理性东西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 “道德既然是从自由所固有的性质引申出来，那么，就证明自由是一切有理性的东西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自由不能由某种所谓对人类本性的经验来充分证明的。这样的证明完全不可能，却能先天地被证明。”[9]71他试图以此说明，只有自由的人才有道德，有道德的人也才有自由，道德、自由与理性的人是同一的。他认为，服从自由意志选择的行为，就是实践理性自身；反之，则是非理性的兽性。而要克服非理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克服情欲，因为“情欲是纯粹实践理性的绝症”[11]。

证明人能够为自己立法以达自律是获得实践自由的关键步骤，康德说：“如果使理性能够立法，那么它作为纯粹理性是能够实践的。”[6]24对此，我国著名学者贺麟认为，自由观念是康德的主导观念，“为了在必然性支配的自然界和社会中寻找自由，解除必然和自由的矛盾，康德提出了一个中心原则：‘自己立法，自己遵守’”[12]。为使主体能够自觉为自己从内在方面立法、自律，那就必须首先排除外在的因果性的限制，方能自律、自由。因此他说：“自由概念是阐明意志自律性的关键。”“意志是有生命东西的一种因果性，如若这些东西是有理性的，那么，自由就是这种因果性所固有的性质，它不受外来原因的限制，而独立地起作用；正如自然必然性是一切无理性东西的因果性所固有的性质，它们的活动在外来原因影响下被规定。”[9]69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与自由是互为条件的，自由是道德法则的条件和存在的理由，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

对于康德第一批判中的先验自由概念在实践中的确立，赫费作了清晰的解读：“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已经把不依赖于一切因果性确定为先验的自由。以此道德心的起源就在最严格的先验意义上的自由之中。在《第一批判》中所获得的先验自由概念，即独立于一切自然，在伦理学中显现为实践的(道德的)自由，即自我规定。摆脱一切因果性和他律而自由的意志给自己立法。因此一切道德法则的原则就在意志自律即意志自我立法中。”[13]这即是说，先验自由是遵循这一理路确立的：先验自由—意志自律、自我立法—实践自由。

康德把自由归结为基于理性个人的、主观的、道德上的自由，反映了18世纪末德国市民的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幻想自由但又不敢在革命的实践中争取现实的自由，只能追求精神上的革命与自由。这既与封建德国的经济落后、政治反动与保守，资本主义的英、美、法三国的经济先进、政治革命与进步这样的二元世界有关，又与德国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有关。当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时，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德国既然还不具备政治革命的条件，而又具有爱好理论思维的传统，所以便在哲学领域里闹革命，“于是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14]，康德便成为了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相呼应的德国哲学革命的奠基人。

启蒙思想家康德也受到了英、法两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其中牛顿与卢梭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活动影响最大。牛顿代表的是当时自然科学的进步思潮。通过对牛顿力学的研究，康德形成了必然规律支配着自然的观念，牛顿发现的因果规律使康德获得了自然必然性与自然王国的概念。卢梭代表的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通过对卢梭政治哲学的研究，康德形成了人的自由观念与道德王国概念。施特劳斯认为，康德从卢梭那里继承了这些思想：“道德高于哲学，行动高于沉思，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道德的至上性要求一切人的平等价值；道德和承认人的权利实质上是一致的。而行动高于沉思意味着自由高于自然；实践理性的至上性意味着对理论理性的批判，即对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15]

从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的最后一段到《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我们在理智和情感上领略了康德哲学革命中“星空”与“心灵”的碰撞与共鸣：“在晴朗之夜，仰望星空，就会获得一种愉快，这种愉快只有高尚的心灵才能体会出来。”[16]225“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加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6]177从中我们也可以获悉，康德在星空上与心灵中进行的哲学革命蕴含着社会政治革命的巨大能量，具有崇高境界。

康德批判哲学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其三大批判深刻揭示了人类的真、善、美，其深刻的思辨阐发了人类的自由解放问题。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先验自由概念：人完全按理性行事(象上帝那样)就可以有自由；通过实践理性批判确立了先验自由观念：人要是能完全自律行事(象上帝那样)就能获得自由；通过判断力批判把自由玄想在人的审美中。这实质上是以人的理性贬低了上帝，抬高了主体人。更进一步，康德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最先坚定地喊出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冲击着黑暗的普鲁士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恶至善的历史过程，并且由于各国内部普遍实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制，人类会走向永久和平。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69.

[2][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M].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 陈晏清,阎孟伟.辩证的历史决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50.

[6][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7.

[8][苏]瓦·费·阿斯穆斯.康德[M].孙鼎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73.

[9][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8.

[11][德]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69.

[12]贺麟.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57.

[13][德]赫费.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M].郑伊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8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4.

[15][美]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下[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676.

[16][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M].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Kant’sPhilosophicRevolutionandTranscendentalFreedom

LIfu-yan

(College of Marxism,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gyang 110034，China)

Kant found rational and critical philosophic revolution system. During the “pre-criticism period”, his philosophic revolution proceeded in the natural science realm and broke the old metaphysical and predominated nature view. During the “criticism period”, Kant kept on his philosophic revolution in the fields of epistemology and ethics with logos and contemplation and by synthesizing idealism and empiricism, happiness and morality. He expressed four main problems of his whole critical philosophy. Kant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ranscendental freedom by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d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transcendental freedom by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critique of political reason. Kant’s philosophic revolution contains tremend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 energy.

Kant；philosophic revolution；transcendental freedom

B516.31

A

1674-9014(2011)03-0046-05

2011-03-20

李福岩(1968-)，男，辽宁辽阳人，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张群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