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彝的“节情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演变

周海涛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南 郑州 450002)

王彝的“节情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演变

周海涛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南 郑州 450002)

王彝诗学思想中的“节情说”，既缘于适应明初文坛风尚之需要，更乃“北郭诗人”诗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坚持诗歌“缘情”本质的同时，已注意到“节情”的必要性。入明后，他们的诗学思想重心转移到“节情”上，但未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于是，他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应当“缘情”时，他们却关注现实，去“节情”；应当“节情”、干预现实时，他们却坚持“缘情”。结果是，他们的生命连同诗歌理想一同走向消歇。

王彝；“节情说”；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

在元明之际诗学思想的变迁中，王彝的“节情说”向来被视作吴中文人为了适应明初文坛的需要而进行自我调整的典范。从政治环境、时代风尚对文学思潮影响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是中肯的。王彝的“节情说”，与高启的“法度”、“求全”等诗学思想，以及与其他若干吴中文人对诗学领域的探索与突破，共同构成了吴中文人在明初文坛“大雅”环境中诗学思想的调整与转变。但是，如果仅把这种调整与转变归因于政治环境、文坛风尚的变迁，是不完整的。这种看法过分强调了吴中文人文学思想发展的偶然性，而忽视了连续性与必然性，既不符合吴中文人文学思想的全貌，也有悖文学的发展规律。

一

最能体现王彝“节情说”观点的是其对杨维桢“文妖”的评价：

文者，道之所在，抑曷为而妖哉？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余观杨之文，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自媚，是狐而女妇，则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会稽杨维桢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室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文而可妖哉？妖固非文也，世盖有男子而弗惑者何忧焉。[1]

杨维桢在元末诗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掀起过一股“铁崖诗风”，自己也被奉为“铁崖之宗”。围绕其身边，有一大批追随者仿其诗风，诗歌号为“铁崖体”。此体以李贺的“长吉体”为模板，坚持诗歌“缘情”的本质观，在情感基调上以“纵欲”、“颓废”为主导，在表现手法上崇尚炫秾、奇崛、夸张之笔法，在审美风格上呈现出怪怪奇奇、绚烂险怪之特点。由于其影响人数之众、产生诗歌数量之多，也使元末诗歌遭到了“疲软”、“纤弱”、内容贫血等诟病。王彝正是看到了此一弊端，加上入明之后文坛“主旋律”的影响，故他视杨维桢为“文妖”(此序作于洪武年间)。

对于“文妖”一说，自明清以降的研究者，就一直聚讼不已。主要意见有以下几种：一是认可其做法，认为他有捍卫道学之功，如都穆：“会稽杨维桢以文雄，一时吴越诸生多归之者。先生独目为文妖，作文诋之凡数百言，穆于是又有以验先生之学之正，推是心也，岂希宠盗名以徼一时之利者哉?……若先生者，匪徒能言，实允蹈之，而足为乡邦之重者也。”[2]卷首这是从“文道观”的角度对其予以肯定。一是抨击王彝，认为他自己沿袭“铁崖”诗风，转而批评杨维桢是不妥当的，如王士禛：“歌行拟李贺、温庭筠，殊堕恶道，余体亦不能佳，安能与高启、杨基颉颃上下乎?”[3]这是从诗风角度出发，认为王彝本人就有“铁崖”之风。陈田也有类似的说法：“平心而论，常宗诗类铁崖，本自眷属一家，胡乃操戈同室？”[4]还有一种是认定了这种事实，但立足于二人哲学思想的分歧，如邓绍基①。

欲明确“文妖”一说的内涵，首先要明确王彝的立足点。他说：“文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根据当时的情况，杨维桢真正有影响力的就是诗歌，即“铁崖体”。“群趋而竞习”正是东南诗坛竞相追逐“铁崖”诗风的实情。但其文章却并非如王彝所言。无论是《正统辩》还是其他铭、记、序、传，都没有“奇崛浓艳”的特点。四库馆臣正是在此基础上作出以下评述：

王彝尝诋维桢为“文妖”，今观其所传诸集，诗歌、乐府，出入于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翦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观其馀句读，疑似之处，必旁注一句字，使读者无所歧误，此其故为险僻欲使人读不可解者哉？[5]卷首

可见，只有把杨维桢的诗歌作为抨击对象，王彝才是站得稳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再看看王彝本人的诗歌创作。王彝存诗不多，仅有42首。在题材上，又可分为咏史、感怀、寄答等几类。王彝的某些诗作诚如王士禛的批评，有晚唐之风，甚至陷入“铁崖”一路，如：

红莲小朵金塘秋，水上弓鞋新月钩。碧日无光灵鹊死，文星堕地银云起。阴鼓森寒闻唾壶，神衣繂縩机声里。曲曲湖波艳神眼，十八虚鬟神自绾。宝奁掩月袅蛛丝，天促神归神不归。

黄屋龙颜死灰色，宝鼎嘈嘈人血碧。汉鬼入云成辟历，轰破当年霸王魄。汉家日月上天飞，照见庙前神树枝。万骑阴兵去如水，酒痕洒殿酣春蚁。风过阴庙闻堕珥，毾登舞罢虞姬死。[6]

夸张的想象、浓艳的诗风、奇奇怪怪的组合，置于杨维桢集中，亦无甚分别。然此类诗数量有限，且内容以咏史类为主。至于他的抒情诗，构成了其区别于杨维桢之根本。这些诗歌题材广泛，感情真挚，有表达归隐之思的，如“我本青城采樵者，孤吟岂是寒窗蛩”、“明朝拟入五湖里，且载茶灶寻龟蒙”[7]；有表达对战乱时代感伤情绪的，如“孤城五更雨，百死一全身”、“身经乱离苦，聊与野翁论”[8]；有写入明后对过往生活留恋的，如“路断江淮已足忧，繁华犹自说苏州。万人金甲城头骑，十丈朱旗郡里楼。麋鹿昔游何处草，雁鸿不似去年秋。忍将一掬东归泪，付与娄江入海流”[9]。诗歌通过对战乱前后萧条之对比，表达“忍将一掬东归泪”的无奈。在抒情方式上，既有“缘情”之本质，又有“节情”之规范。整体看来，这些诗歌有作于入明前的，也有作于入明后的，可见“节情”之原则，始终是王彝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

之所以说王彝“节情说”的提出并非完全出于适应明初文坛之需，还要从王彝的身份、经历、心态等方面说起。

关于王彝的身份，学界尚有论争。《明史》载其“师事贞文，得兰谿金履祥之传，学有端绪。常著论力诋杨维桢，目为文妖。元史成，赐银帑还”[10]。以此为据，有人把其划归浙东文人的范围②。但根据王彝的活动及经历来看，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吴中文人的特点。释道衍把王彝作为“北郭诗社”③的成员，认为他“问学不苟”。根据王彝自己的说法，他和高启等人经常诗酒唱和，友谊深厚：“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是时，余所居鹤市，聚首辄啜茗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悴之机乎其前，亦有所不问者。”[11]因此，终王彝一生，儒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显得格外不同：和宋濂、王祎相比，其更偏于“诗人”本色；和其他“北郭诗人”相比，其更偏于儒者面孔。这种身份必然影响其诗学思想：把“缘情”与“节情”进行统一。这种诗学理想从他给高启诗集所作之序中也可以看出：

人之有喜怒爱恶惧之发者，情也。言而成章，以宣其喜怒哀惧之情者，诗也。故情与诗一也。何也？情者，诗之欲言而未言，而诗者，能言之情也。然皆必有其节，盖喜而无节，则浇怒而无节，则节哀而无节，则伤惧而无节，则怛爱而无节，则溺恶而无节，则乱。[12]

对诗歌“节情”的坚持，可以说是“北郭诗人”在元末时即已形成的诗学原则，只是没有像入明之后那般明显。这种原则也使得元末吴中文人内部的诗学思想发生了分化：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吴中文人(主要是“玉山文人”)走向了“缘情”而“纵情”一路；而以高启、王彝等为代表的吴中文人(主要是“北郭诗人”)则走向了“缘情”而“节情”一路。换言之，高启等新生代吴中文人在诗学思想上实现了对老一代吴中文人的调整与纠正。从诗歌抒情的力度来看，高启等人并未超过杨维桢，但从诗歌的情感价值及审美意义来说，高启等人显然做得更好，也创作了更多上乘之作。

吴中文人的文学思想之所以会产生新老两代之间的分化，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心态不同。从整体上讲，元末的吴中文人普遍怀抱“旁观者心态”④。其核心都是对政治的疏离与自我意识的张扬。但其内涵及产生的原因却不同：杨维桢等人是因为早年功名心无法实现，导致了其晚年“放浪形骸”的生活及对政治彻底绝望的心态；而高启、王彝等人却没有此般遭遇，张士诚统治平江(1356～1367年)期间，他们可以加盟其中，也可以来去自由，整体上处于“闲适”与“自由”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在张士诚政权下任职，他们都是“虚职”，不但没有怀才不遇感，甚至能很安分地享受“虚职”带来的轻松与解脱。王彝在《跋陶渊明临流赋诗图》中说：

陶渊明临流必赋诗，见山则忘言，殆不可谓见山不赋诗，临流不忘言，又不可谓见山必忘言，临流必赋诗。盖其胸中似与天地同流，见山临流皆其偶然，赋诗忘言亦其适然。故当时人见其然，渊明亦自言其然。然而为渊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盖得诸其胸中而已矣。[13]

陶渊明的诗歌在元明之际为广大文人所敬慕效仿，带有“标尺”的意义。“其胸中似与天地同流”是理解王彝这段话的关键。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此种境界的特征；二是如何才能达到此种境界。此种境界的特征即“偶然”、“适然”。换言之，要想达到陶渊明诗的境界，作者在创作心境上必须首先是“偶然”、“适然”的。“北郭诗人”正具备这种条件，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参与到张士诚政权的核心层面，而是以“闲适”自处。因此他们更愿意学习陶渊明在乱世中的处世之道，而不会像杨维桢那样愤激与颓废。这种心态决定了他们对诗歌的不同理解：杨维桢等把诗歌作为发泄内心不平的手段，而王彝等却更愿意用诗歌表现自我、抒发感情。对诗歌理解的差异，决定了他们诗歌的功能观、文法观、审美观及价值观都大不相同。

此外，“北郭诗人”在元末就坚持诗歌的“节情”观，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也息息相关。以公元1356年张士诚入吴为界，元末吴中地区所处的时代背景整体可分两个阶段。张士诚统治吴地达10年，细分之，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前，吴中地区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二是至正二十五年后，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部，开始进攻张吴政权。杨维桢等老一辈吴中文人在吴地的活动主要集中于张士诚入吴前。此时，吴中形势尚不明朗，文人在出处去就上一片茫然。因此，他们只能关心自我，享受末世文人的狂欢，最典型的就是“玉山雅集”的形成。所以，他们在诗歌中多表达生命短暂、佳人旨酒、宴游不再、友朋分合等“私人化”的感情。而高启等人在吴地活动的时间主要是张士诚据吴时期，而且他们亲眼目睹了张士诚政权从“歌舞升平”到“摇摇欲坠”的蜕变过程。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张吴政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元廷，政权合法性的存在使得他们有了心理依托，因此他们的出处很明确：置身张吴政权下，虽然只是幕僚，但并无末世彷徨之感。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闲适”，却不是末世的“自了汉”，虽然“自由”，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俨然官方的代言人。所以，“北郭诗人”还是创作了大量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作品，集中表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乐府诗中。因此，同为“缘情”，杨维桢等人抒发的更多是“纵欲”之情，而高启等人除表达了“私人化”之情外，还关照到了现实的民生疾苦。对“情”内涵理解的不同，必然导致二者抒情方式的不同。这也构成了高启等人在元末就形成“缘情”而“节情”诗学思想的重要原因。

三

入明之后，政治环境、文坛风尚为之一变。吴中文人“缘情”而“节情”的诗学思想，逐渐偏向了“节情”一面。在吴中文人诗学思想的转变中，除了王彝的“节情说”以外，在理论表述上最为完备的莫过于高启。其《独庵集序》曰：

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意乖；情不达则入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14]885

此序作于洪武三年，其诗学意义已被众多学者所注意。与高启此前的诗学理想相比，此序最大的特点在于拈出“格”的概念。从诗歌的本质观来说，“格”即“格调”，指诗歌应具备的内在力量。要实现这种理想，又涉及到对创作主体的要求。所谓“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意乖”、“声不违节，言必止义”，显然寓含着“雅正”的意思，主要强调的是诗人思想之纯正及表达方式之严谨。为了追求“格、意、趣”的统一，高启在诗歌的“体”上，又提出了“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的“求全”观。在提出“格、意、趣”后，他紧接着说：

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其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学者誉此诋彼，各师所嗜，譬犹行者埋轮以乡，而欲观九州之大，必无至矣。盖尝论之，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其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14]885

这段话有三个意思：其一，只有杜甫才能做到兼有各家之特点，其他的都是各有所长；其二，以陶渊明、李贺为例说明了“偏执”一体的不足及弊端；其三，就如何避免“偏执”而提出了解决办法，即“兼师众长，随事摹拟”。高启此处对“体”的探讨主要立足于“体貌”，所谓“颂朝廷之光”与“咏丘园之致”的区别，虽然没有直接指明“体式”的用途，其意义自然蕴含其中，因为不同“体貌”的形成需要不同的“体式”与之搭配。

作为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最杰出的诗人，高启对诗学领域的探索与调整，可以说是吴中文人入明后共同的诗学倾向。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吴中文人在元末是最潇洒、最自我也最张扬的一个群体，无论是杨维桢的《铁笛道人歌》还是高启的《青丘子歌》，都体现了吴中文人对政治冷淡、高扬自我的价值观，以及在诗学思想上更贴近诗歌本质的“缘情”观。可是，随着明初政治环境的紧张，以及朱元璋对吴中文人带有“改造”动机的打压，吴中文人必须改变闲适、懒散的心态，以适应“应召”、“出仕”、“履职”的需要。于是，吴中文人基本都处于“隐逸”与“被召”、“希望”与“哀怨”、“颂圣”与“畏祸”、“责任”与“乡情”的尴尬处境中。如宋克，“少任侠，喜击剑走马，尤善弹指，飞鸟下之”，入明后，“刮磨豪习，隐然自将，履藏器之节”[14] 908。 王彝，“戴古弁，垂长绅，自号山泽之臞民”，最终“书成一代进紫宸，鸾旗羽卫夹陛陈。阁门尊谒称小臣，麻衣不脱拜圣人”[14] 449。 更有甚者，如袁凯，以“佯狂”的方式在韬晦的策略中聊以生存，用其自己的话叫做“此生人共弃，长日自行歌”[15]。

在诗学思想上，吴中文人张扬自我、抒情写意的诗学观要适应文坛主旋律“大雅”诗风的需要。在实际创作中，尽管这种诗学思想的转变，使得吴中文人对诗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其视野更加开阔，表现技法更加全面，诗歌的审美风格也更加多元，如高启就在这一调整中写出了《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之类的上乘之作。但是，从整体来看，除了特定环境中的“颂圣”之作外，吴中文人的抒情之作(或曰“私人化”作品)是以伤感、哀怨、低迷、凄惨的情感基调为主导，诗歌风格哀婉缠绵，内敛婉转。如杨基，元末时与杨维桢有“老杨”、“小杨”之称，在“铁崖体”的熏染下写作了《结客少年场行》、《钓鳖海客歌》、《铁笛歌为铁崖先生赋》、《李道士歌》、《玉鸾引》等一系列才情激荡的歌行作品。入明之后，他先是遭遇“徙濠”，然后又获罪被贬，落职闲居。于是，杨基的“狂气”锐减，诗风也有了变化，由以前的“激扬外露”变成“内敛婉转”。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其《无题和唐李义山商隐》五首中。如：

其一：一瓣芙蕖是彩舟，棹歌离思两夷犹。风鬟雾鬓遥相忆，月户云窗许暂留。波冷绿尘罗袜晓，恨添红叶翠颦秋。双鸾镜里瑶台雪，任是无情也上头。

其五：为雨为云事两难，蕙心兰质易摧残。筝移锦柱秋先断，漏滴铜壶夜不干。罗幕有香莺梦暖，绮窗无月雁声寒。芙蓉一树金塘外，只有芳卿独自看。[16] 253

这首组诗内容相近，风格也相近，以“朦胧”之笔法诉尽哀思。前附有杨基小序：“尝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秾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客窗风雨，读而悲之，为和五章。”由于此诗仿义山极为传神，浓密的意象组合、深婉凄丽的情感寄托，给我们有效地解读带来了困难。尽管杨基说是以“怀才不遇”为主题，但实际上却又不限于“怀才不遇”。杨基具备此种特点的诗歌很多，如写张士诚，“莫向西风询往事，旅怀萧索岂堪胜”[16]248，“往事”到底有哪些？诗人也没有交代，只是一种淡淡的忧伤。其《自题宜秋轩》云：“人言秋可伤，我觉秋可怡。至洁如屈平，至清如伯夷。爱彼洁与清，竟忘摇落悲。斯意独领会，但恐秋风知。”[16]25前面交代了屈原的洁与伯夷的清，但是作者感受到了什么，却只有自己“独领会”，还“但恐秋风知”。其《春草》曰：“嫩绿柔香远更浓，春来无处不茸茸。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16] 215虽然是以“春草”起兴，寄托“旧恨新愁”，但其手法含蓄蕴藉，内敛婉转，再也没有当年直陈胸臆的豪气与勇气。再如徐贲和张羽，入明以后虽然也有不少“法度谨严”、“醇正雄厚”的诗作，但更多还是愁苦压抑、内敛婉转的诗歌，如顾起纶评二人：“张司丞来仪，体裁精密，情喻幽深”，“徐方伯幼文，词彩遒丽，风韵凄朗。殆如楚客丛兰，湘君芳杜，每多惆怅”[17]。无论是张羽的“情喻幽深”，还是徐贲的“风韵凄朗”，主要指的就是其入明后诗歌的审美特点。

吴中文人为了与明初文坛的“主旋律”接轨，都在不同程度地调整原有的诗学思想，在实际创作中，也尝试过新的表现手法与写作内容。他们也想像宋濂、王祎等人一样，为新朝摇笔呐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他们既不可能享受到宋濂等婺中文人的待遇，也无法做到彻底忘怀元末时闲散自由的生活方式与写作方式。于是，在元明鼎革之际，吴中文人在创作上陷入了这样的悖论：在最应该关注自我、缘情抒情的元末，他们却在诗歌中写民生、写担当，有着干预现实的冲动；在最该写担当、写现实的明初，他们却在诗歌中表现自我的哀怨、畏祸与凄惨的感情。如果生活在太平盛世，他们或许可以做个太平文人。不幸的是，他们经历了元末、张士诚、朱元璋三个政权时代，而这三个政治时代的政治环境、文坛风尚及对文人出处的要求都不同，于是，随着他们生命的终结，吴中文学也在经历明初的跌宕后走向了消歇。

注释：

①参见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②参见首都师范大学王双的硕士论文《陈基文学思想的二重性研究》“研究综述”中“将陈基、王彝归入浙东文人”的部分，2009年。

③关于“北郭十子”具体的成员，学界一直都有论争，详见欧阳光《北郭诗社考论》一文，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总体来看，“北郭十子”应该是一种宽泛性的说法，并不限于10位文人。

④“旁观者心态”是左东岭在《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相关的文学问题》(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从整体上勾勒了元明之际文人的心态。

[1]王彝.文妖[M]//王彝.王宗常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王彝.王宗常集序[M]//王彝.王宗常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4551.

[4]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52.

[5]杨维桢.东维子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王彝.神弦曲四首[M]//王彝.王宗常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王彝. 鄞江渔者歌赠陈仲谦[M]//王彝.王宗常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王彝.偶题二首[M]//王彝.王宗常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王彝.东归有感[M]//王彝.王宗常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20.

[11]王彝.衍师文稿序[M]//王彝.王宗常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王彝.高季迪诗集序[M]//王彝.王宗常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王彝.跋陶渊明临流赋诗图[M]//王彝.王宗常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高启.高青丘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袁凯.自京师归别墅[M]//袁凯.海叟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杨基.眉庵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5.

[17]顾起纶.国雅品[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1091.

I206.2

A

1674-9014(2011)03-0102-05

2011-03-05

周海涛(1983- )，男，河南信阳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思想史和文化。

(责任编辑：田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