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抑制通胀之我见

张雅静

税收政策抑制通胀之我见

张雅静

中国人民银行2月18日晚宣布，从24日起，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执行19.5%的存款准备金率。按照1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71.23万亿元的数据测算，此举将冻结资金3500亿元左右。此前央行已经7次提高准备金率，3次加息。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上调并不算特别意外，符合市场预期，主要目的仍是收紧流动性、对抗通胀。资料显示，虽然1月份中国CPI同比上升了4.9%，远低于市场预期的5.3%至5.4%的区间。但1月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上升1.0%，大大高于上月的0.5%，这表明中国通胀的惯性上升动力仍然较强。为此，加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等都将成为央行可选的调控措施。此外税收政策也是政府用来影响产量、就业和通货膨胀水平，进而保持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的“自动稳定器”。

一、税收政策可能更有利于抑制通胀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支出政策以及公债管理政策等都是国家用来实现反通货膨胀目标的主要工具。从财政政策来说，反通货膨胀的具体措施是削减财政支出。这对于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很难实现，目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压缩财政支出困难重重，因为在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额已经很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继续削减，否则，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产业瓶颈部门投资会更加萎缩，危害中长期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还不够完善，促进社会稳定，共建和谐社会任务依然很重，特别是在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提供充裕的社会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这是一种新的巨大的开支项目。

转轨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宏观管理间接化的推进，财政政策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支出政策以及公债管理政策等仍是初步的、不规范的，经常出现动荡和混乱，作用不能高估。因此现阶段可能采用税收政策抑制通胀是更好的选择。

二、通货膨胀形势下税收政策的运用

第一，调整税制结构，进一步提高所得税的比重。通常不同的税制结构模式会帮助国家实现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就抑制通货膨胀这一政策目标而言，间接税与直接税带来的调控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增加间接税可以直接减少私人部门的消费支出，进而降低社会总需求，对通货膨胀有紧缩效应。但另一方面，间接税提高会导致物价上涨，不仅本身具有膨胀性质，而且还可能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导致工资、物价的进一步上涨，最终引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从而对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起阻碍作用，正因为如此，一般认为间接税在实现价格稳定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与间接税相比，具有直接税性质的所得税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是最为合适的。一方面个人所得税直接影响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支出，提高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可以直接减少其消费性支出。

第二，发挥调节作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我国银行存款的“二八”现象，说明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平均存款数量都比较小，因此停征利息税后，不仅使存款负利率的状况得到缓解，而且也有利于稳定通胀预期，有利于保障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实际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适当调高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按月扣除2000元必要费用，2000元这个点明显偏低，如我院应届毕业生工作半年至一年后，甚至有些学生工作3-5个月后工资即可超过2000，而他们仍处于生活的最底层。因此个人所得税薪酬起征点提高也是大势所趋。温家宝总理在2月27日上午，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也谈到这一点。

第三，调整关税政策，以应对输入型通胀。国际油价动荡，使企业生产成本加大，为此控制国内油价不再上调、对国内涉及原油生产和经营的企业适当减税，让在这些领域处于国家行政性垄断地位的巨头，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了抑制通胀，暂时忍受一定的损失。同时，大幅度提高所有高耗能出口产品关税，大幅度降低高耗能商品进口关税。此外“堵不如疏”，中国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都需重新调整。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过度，消费结构、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国家的政策也应适应这种变化进行调整。首先中国应对现有消费品档次重新划分，一些普通老百姓开始消费的进口商品应降低关税，不应列入奢侈品行列。尤其是一些进口日用品，应大幅降低进口税。关税政策调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可能是应对因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胀相对合适的政策及措施。

（作者单位：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