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技术决定论

肖 峰

(华南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广州 610640)

一、历史观中的信息技术决定论

信息技术决定论的主要理论形态中，最著名的有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和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决定论”。

媒介作为一种信息技术，麦克卢汉将其视为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技术，因此他的思想可以被总结为“媒介技术决定论”。麦克卢汉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媒介塑造历史”。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认为怎样接收信息(即使用什么媒介)比接收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因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他的看法被归结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1]所以，媒介传递的真正“讯息”是它本身对受众的刺激，而非它所传递的内容，这就是他的“媒介即讯息”的思想。他揭示了媒介是形式，也是内容，相同的内容，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不同于图像，广播不同于电视。因此对一种媒介的使用，同时就是对人的某一或某些性质的强调，形成不同的性质的要求。例如，公共人物的魅力，在印刷文化中是依靠他们文章的气势，在广播时代要赖其语音的悦人，在电视时代全仗在摄影镜头下的表演得体。媒介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历史的不同形态和阶段是随着媒介的变革而形成和出现的，也就是历史发展是由媒介的发展决定的。由此，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用他自己的名言来概括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这个时代所用的媒介”；一种媒介进入巅峰、盛极一时时，“它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2]

媒介不仅是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且也是信息的生产方式，从社会信息的普遍性来看，一个社会的特征也必然表现为其信息的传播和生产的特征，从而表现为媒介的特征。怎样生产和传播信息如同怎样生产和流通物质产品一样，对时代特征有重大的影响。在麦克卢汉看来，信息传播方式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历史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变革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媒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一切进程和现象，传播媒介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信息技术决定论的另一个著名代表波斯特则用“信息方式”来说明信息技术对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他将信息方式类比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认为可以从这个新的视角来考察社会的变化。信息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的传播方式。类似于麦克卢汉的三种主导媒介的划分，波斯特也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实际上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例如，第一个阶段即口头传播时是符号的互应，人和人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所以人被构成了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时则是意符的再现，此时的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动者，它处于理性与想象的自律性中心；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时是信息的模拟，该阶段的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失去了中心化位置，成为分散化和多元化状态。在每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他还从“电子介入”的说明方式进一步扩展为“信息技术介入”的说明方式，并用后者考察人类整个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从而使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史就是人类文明史，作为传播技术的信息技术的演变建构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或者说 “信息(技术)的形式决定了文明的形式”。

二、当代社会中的信息技术决定论

多样化存在着的信息技术决定论尤其体现在当代社会中，这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社会领域去加以具体描述。

首先是信息技术所决定的“信息经济”或“信息化经济”。“信息经济”被用作是当代经济的指称，它是在现代信息科技的推动下，由工业化社会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社会转变的过程。如果更全面地看，经济信息化应包括如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信息产业化，二是与之紧密相连的产业信息化，三是社会经济的全面信息化。其中信息产业化是指将分散的信息活动集中起来发展为一种新的独立的产业的过程，由此诞生了新兴的信息产业；产业信息化是指社会各产业部门大量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充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效益；经济信息化是在信息产业化和产业信息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指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系统实施自动化、智能化控制，也包括市场和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在先进信息技术(如网络和计算机)基础上的信息化运作及管理，即所谓的市场的信息化、金融的信息化等等，使得社会经济生活和国民经济全面实现信息化。

与传统的物质经济或质能经济相比较，信息经济的主要特征还是在于其技术基础不同。信息经济出现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说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其生产力层面的标志就是生产活动的通信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以信息工业为主导的各个工业部门、企业被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生产格局，信息控制中心成了整个生产活动的心脏。经济交易活动中也渗透了信息技术，其发达的形式是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以至于没有时间、空间、地点、国界、业界之分。正因为如此，信息经济被视为一种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经济形式。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的不同也是生产力基础的不同，即从传统的工业生产力提升为“信息生产力”，这种技术和生产力具有了更大的优越性，它更好地满足人的现实需求，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其中，劳动工具变成了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体系，劳动资料效用的发挥借助现代信息网络系统的支撑。可见，信息经济首先是一种新的技术形态所决定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新的技术还导致了信息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转型。如果将经济活动的主要环节区分为生产、交换、消费，那么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从直接造物品变为直接造信息，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使用新的信息技术还使得信息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生产系统中自动控制的实现，智能型劳动工具超出动力型机器和人工工具成为生产工具的“主角”，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与简单重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整个社会来说，信息型劳动成为主要的从业方式。

其次是由信息技术所决定的“信息政治”。政治与信息技术之间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双向的作用：既有政治对信息技术的控制，也有信息技术对政治的影响和改变，它们都表明了信息技术具有“政治性”。媒介理论家英尼斯认为，每一种传播方式，就其社会形态而言，都有“偏颇”之处。例如，从石刻到纸的变化导致了从王室权力到教士权力的转变；又如，罗马帝国的建立与持久得力于一种书写文化和文件传递的帮助；还有印刷的出现则向官僚垄断集团提出了挑战，并激励了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3]当代信息技术与当代政治之间无疑也存在上面所说的关系，而“信息政治”就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刻画。卡斯特说，“新信息技术给政治争端和寻权(Power seeking)策略带来的直接影响。这个技术向度是与网络社会所特有的更广泛的趋势，与群体对于从这一社会结构当中滋长出来的支配过程所作出的反应相互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是，它给这一转型过程增加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催生了我所说的信息政治(Informational politics)”，所有媒体都具有政治的属性，成为“信息化时代作为政治空间的媒体”。[4]

在“信息政治”的背景下，当代信息技术的政治含义突显出来。英国学者凯文·罗宾斯和弗兰克·韦伯斯特说，“信息革命”不只是个简单的技术“进程”、新技术革命或新工业革命问题，它的意义在于它所支持的孕育政治和文化力量的新的组织结构的诞生。信息和传播既然能确保和巩固现代社会的这些基本的权力结构，对政治行政管理非常重要，因此对经历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也很重要。[5]波斯特认为，如果信息方式成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或者与女性主义、少数种族以及同性恋立场的政治相联系的话，它们可能会引发对现代社会制度和结构的根本挑战。他认为，尽管从阶级、性别和种族角度看，信息方式的作用是区分性的，但它们还是构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该现象预示着一种新型的权力游戏，一种新型的抵抗辩证法以及政治及其理论化的一种新构型。[6]加拿大政治学会主席埃德温·布莱克(Edwin R.Black)认为:“计算机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政府和选举政治，它不仅改变着政党引导选举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关注选举的轮换方式，而且还改变着我们选举出的代表为我们所作的选择，以及公务员们为实现这些选择与我们打交道的方式。”①总之，信息技术深深地进入了社会的各种结构之中,并以无数方式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当然也渗入到政治结构中，造成信息技术政治；由于网络在信息技术中的重要性，故信息政治也被称为“网络政治”(Cyberpolitics)，类似的还有虚拟政治(Virtual politics)、网上政治(politics on the net)、赛博政治(Politics of cyberspace)等等。

这表明，“信息政治”在当代社会更大程度上是“信息技术政治”，政治日益成为信息性的而不是质能性的，“政治市场走向数字化”、信息化；它使得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可以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例如，由于“互联网的国际权限”并不是被国际社会而是被美国牢牢地把持住，所以它能够居于霸主的地位。数字鸿沟不断引发全世界范围的内斗争，“与此相关的问题远远不止在获得个人电脑和网络等硬件方面的社会不公平，也不止于由收入不平等、计算机和操作能力的不均衡、绝大程度上对英文网站的依赖所引起的，在软件和服务获取方面的差距问题。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数字鸿沟指的是在制定信息资源生产和分配政策方面的社会权力差距。除非这种权力被许多人共享，否则民主本身就会受到威胁。”[7]

在今天，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方式和结果，越来越取决于对先进信息技术的运用，这就是信息媒介对政治模式的决定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也在化约为一种媒体效果，这在一定意义上就走向了媒介决定政治的格局，进入到所谓“媒体一政治”的时代。媒体通过把政治纳入其电子空间，决定性地塑造了政治的过程、资讯和结果，至于某一个资讯的实际目的和效果如何，则无关紧要。在这样的政治空间中，不在媒体上表现积极，任何政治提案或候选人就都不会有机会获得广泛的支持。媒体政治不是所有的政治，但所有的政治必须通过媒体来影响决策。如此一来，政治的内涵、组织、过程和领导权，就都被媒体系统尤其是新的电子媒体的内在逻辑所塑造，[4]政治总体上已经被媒体空间所包围。以信息技术为自变量、以世界政治秩序为因变量的媒体政治论强调，以技术统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统治作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核心。在以技术统治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中，新的信息技术最突出的影响是使强者变得更强，使弱者变得更弱，出现“信息霸权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等新的信息政治生态。

最后还有信息技术所决定的“信息文化”。对信息技术之功能的认识更可能形成一种信息技术决定论的文化观，例如，对于“通信技术有使人获得解放的潜能这一信念的坚信不疑，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文化中最独特、最持久的特点。”[8]媒介作为信息技术，除了在电子计算机行使控制的职能成为机器系统的一部分后具有了生产技术的功能之外，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主要地还是一种“文化技术”，即直接帮助人们创造和传播文化的工具手段。当然，到了今天计算机技术可以充当生产技术的时代，它仍然还具有文化技术的重要职能。正因为如此，信息或媒介技术发展的文化效应就必定是其最突出的一种效应。不同的信息形态，或不同的主导媒介形态，就代表不同的文化形态。例如，当多媒体能够便捷地将各种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就决定了“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9]

信息或媒介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在表层上表现为强化了文化的传递、保存功能等，而在深层上则是造成了人的文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从前面论及的“媒介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信息技术的变迁还导致文化传播方式的变迁，也是媒介决定论的文化分期说。这也是麦克卢汉所持的观点：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因为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感知模式，从而就有什么样的世界结构。还有的学者认为，三种不同的信息方式导致了如下不同的文化意识：第一种导致浓厚的乡土意识，第二种导致强烈的民族意识，第三种导致普遍的文化认同和全球意识。第三种意识表明，只有进入电讯时代，各民族间的普遍的文化认同才能发生。

当代信息技术可概括性地简称为“电子信息技术”，所以当代文化观上的信息技术决定论就是认为电子信息技术的特征决定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它是由于信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造成的。这样的信息文化就是一种技术文化，如网络文化，计算机文化，电脑空间文化，电子信息文化、赛博文化、虚拟社会文化等，类似的表述还有“后工业社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传媒文化”等等。戴维·莱昂(David Lyon)在《信息社会观念的根源》一文中，将“信息文化”研究的起源追溯到贝尔的后工业文化研究，并且也是从信息技术的层面上提出信息文化所需要研究的课题：计算机和通信渗透的影响是否在事实上改变了社会和文化经验，其中包括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少研究者还明确指出了信息文化的特征就是由信息技术的特征所造成的，例如信息文化的三个特征——数字文化、全球文化、互动文化就明显地归属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特征，它还进一步使人类很可能进入一个空前的“文化熔炉”乃至在此基础上的“文化重塑”时期。

电子信息文化的出现意味着文化的一种“转型”或“变迁”。有人将这种转型归结为：文化性质从工业文化到信息文化、文化主体从区域文化到全球文化、文化状态从离散时空文化到同步时空文化(信息可以一体化地同步传播，导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文化变迁从稳态文化到动态文化、文化权力从垄断性文化到平等性文化、文化层次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文化传递从纵向文化到横向和逆向文化、文化方法从分析文化到综合文化、文化结构从偏重物质文化到偏重精神文化、文化态度从自信文化到自省文化(从自信地征服自然到所造成的文化负效应到对这种结果的反省)。[10]

三、是否形成一种新的技术哲学范式？

信息技术所呈现的如上特征，如果加以重视并适当提升，可以形成对技术系统的新理解，这就是信息技术的普遍主导性；同时还可以导致对技术功能的新理解，这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决定论。信息技术在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使得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称为“元技术”，即将它定位于所有技术中的“第一技术”。它展示了技术内部的一种新的本体性关系。

“信息技术”是相对于“质能技术”而言的，后者是处理物质的技术和转化能量的技术，而前者是加工、传输和显示信息的技术，在早期，两者是分离存在和发展的，而在它们的协同演变中，可以说是信息技术起着主导和牵引的作用。

如果从工具技术的演进来看，技术史的宏观分期可以有手工工具时代、机器时代与自动化时代，这和广义的信息技术(媒介技术)的历史演变形成对照。如前所述，广义的信息技术经历了口传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三大历史阶段，这与生产工具(变换物质和能量的技术)的三大历史分期无疑有着内在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信息技术的演变决定了生产工具技术的演变，不同的媒介技术的特征建构了生产技术的特征，例如印刷术就造就了工业生产技术的特征，对这一点麦克卢汉有过精辟的论述：“印刷术是复杂手工艺的第一次机械化。它创造了分布流程的分析性序列，因此就成为接踵而至的一切机械化的蓝图。印刷术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可重复性。这是一种可以无限生产的视觉性表述。它的可重复性是机械原理的根源。谷登堡以来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就是这个机械原理。印刷术产生了第一个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产品。同样，它也就造就了福特牌汽车、第一条装配线和第一次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活字印刷是一切后继的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型。没有拼音文字和印刷机，现代工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11]

那么信息技术为什么能起牵引的作用？通常来说，是因为处理信息的技术比处理物质和能量的技术更为复杂；而且信息与物质和能量相比，是一种更高端的现象，具有信息主导物质和能量的关系，故在技术形态上，信息技术主导物质和能量技术；在动态变化上，也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主导物质和能量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史主导物质和能量技术史。这也是因为造信息本来就是造物的先导，造信息的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所造信息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由此所主导的造物才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身体技术上看也是如此：大脑和神经比肢体更复杂，故延伸大脑和神经的技术比延伸肢体的技术更复杂，并且肢体本身就是受大脑和神经系统指挥的，由此形成了前者主导后者的关系。

到了当代，信息技术更是成为本来意义上的“主导技术”。人类经过几次“信息革命”以后，终于在当代发展出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其强大的信息摄取、处理和传播功能，使得人类一方面可以十分便捷地获取、交流和建构出信息，另一方面信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则越来越大，成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所以说它使人类进入了一种“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技术本身的强大功能，即使那些传统领域中用于处理物质对象的非信息技术，如生产技术，也被纳入了“信息化”的“技术提升”过程，这就是在生产性的机器技术系统中再加上信息控制的部分，使物质生产技术得到了信息化改造，成为一种信息化的生产技术，于是生产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为一体。这时，即使是使用生产技术，人也是在进行一种信息活动——控制机旁的信息控制活动。

更一般地说，每一时代信息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其他技术的特点，不仅当代信息技术起到了“主导技术”的作用，而且历史上的信息媒介技术也起到了“主导技术”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将对技术的理解聚焦到信息技术上，将对技术的哲学分析具体化到信息技术上，将对技术的重视转移到信息技术哲学上。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回到技术决定论：“如果不退回到技术决定论……计算机革命，就难以解释人类自身的历史。计算机革命肩负着义务，负责说明信息史无前例的透明度和经济重要性。”[12]进一步说，由于技术就是信息技术，一部信息技术史，是一部核心技术史，所以由技术决定论无疑需要走向信息技术决定论，只有如此才能说明技术决定论的机制。

就是说，作为信息社会理论公设之一的“信息技术决定论”，如果在“技术社会形态”的范畴内谈论它，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尽管妄图通过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在上个世纪明摆着以失败告终，但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在最新技术装置中看到了革命的潜力，并将之描绘成一种超乎历史和政治的力量。未来像它被预见的那样，是由全自动机器提供的进步变革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虽然某些团体——实业家、技术统治论者与科学家——被描述成新技术指定的捍卫者，但他们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被当作有权创造历史、定义现实的精英，而是被看作仅仅为了适应由科学技术不可阻挡的进步所决定的真相和未来而做出牺牲的权力的仆人。”[13]

当然，在走向信息技术决定论时，也不是要倡导一种绝对化的观点，因为即使是用信息技术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不是万能的，丹·席勒认为，客观地看今天的信息革命或许并不一定有过去的技术革命的意义那样重大，过去的技术革命不仅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了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且推动它走上了一段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与之相比，信息革命并没有引发多么兴旺的经济前景，因为新的电子和通讯技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基础产业”领域只有“微小的次要效果”。信息技术并没有引领出新一波的资本主义扩张浪潮，反而被这种观点仅仅看作导致投机泛滥的更加严峻的停滞阶段。[12](P13)通过这样的历史性比较，他认为对信息革命就不应抱有拜物教的心态。

解释历史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决定论”，例如有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宗教决定论甚至哲学决定论等等。但是，单一因素的决定论显然难以具有普遍的合理性。即使是技术决定论，例如文艺复兴时印刷技术对于西方文明所起的重要作用中，也可以看到并非是单一的信息技术所起的作用，因为印刷术所普及的是某种能唤起人的精神的文化内容，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文化成果，印刷术作为载体也就无信息可传播，其推动文明发展的历史作用就不能实现。在这里，至少是作为手段的信息技术和作为内容(目的与意义)的文化内容的共同作用造就了文艺复兴的实现，所以影响或决定历史以及当今社会的，应该是多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评价信息技术决定论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信息技术与社会之间具有一种模糊的关系，虽然不能套用“无缝之网”的社会建构论来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丝毫差别，但至少可以说这种差别不是泾渭分明的，因为信息技术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成分、一个要素，或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从系统论思维来看，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尤其是一个重要要素发生变化时，当然会引起其他要素从而整个系统的变化。这样，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技术决定论无非是在说社会本身的变化决定社会的变化，似乎是一个并没有给我们增加任何信息量的论断。

此外，寻求“决定论”的思维是一种“现代性思维”，否定这种思维后就应该看到，存在的不是单一因素对其他所有现象进而社会整体的决定，而是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在说明了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之后，如果再要询问信息技术为什么会兴起，就只能从“信息技术的社会形成”去说明，此时，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甚至宗教的因素都会加入说明的行列。这样，“谁决定谁”的问题，无非是在普遍的相互影响中截取一段来加以分析的“暂时性”和“相对性”的认识，常常还是“互为因果”的无穷链条中的一两个环节构成的局部图景，如果将其绝对化，就会因夸大其功效而失去功效。

[注释]

①转引自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 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第29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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