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不能实现工业化的原因探析

周延江，阎治才

（1．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2．吉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

旧中国不能实现工业化的原因探析

周延江1，2，阎治才1

（1．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2．吉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论是靠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还是靠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或是靠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都是不可能的。总之，旧中国不具备实现工业化的条件。

外国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

所谓实现工业化，就是国家能够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现代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并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由此实现国家的富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可以说有两条道路，一是殖民地道路，二是资本主义道路。所谓殖民地道路，就是靠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就是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因此，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又有两种：或是官僚资本主义道路，或是民族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殖民地道路，还是官僚资本主义道路，或是民族资本主义道路，都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殖民地的工业化道路，靠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不可能的。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资本，到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已达25．387 8亿元（法币）［1］761，同年官僚工业资本为5．756 3亿元［1］763，民族工业资本为18．893 9亿元［1］776。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比中国官僚工业资本与民族工业资本之和还多0．737 6亿元。抗日战争时期，英、美等国在中国的工业资本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占和排挤而有所减少，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资本无疑是大幅度增加。据吴承明的统计，到1941年，各国在华工业资本与1936年相比约是2．6：1［2］51。在所增加的外国资本中，可以说主要是日本的工业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资本的不断增加，没有也不会使中国富强，反而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而更加贫弱。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3］629。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交通运输业资本，1936年已达31．788 0亿元（法币）［1］761，同年官僚交通运输业资本为16．489 1亿元［1］763，民族交通运输业资本为1．590 5亿元［1］776。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华交通运输业资本比中国官僚交通运输业资本与民族交通运输业资本之和还多13．708 4亿元。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侵华军事的需要，日本在中国的交通运输业资本大大增加。另外，帝国主义很早就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3］628－629。

帝国主义在中国除扩大工业资本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外，还在中国开设银行，并借款给中国政府。这绝不是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而是为了在金融上和财政上压迫和控制中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金融资本1936年已达19．369 1亿元［1］761，同年中国官僚金融资本为58．781 8亿元［1］763，民族金融资本为21．443 0亿元［1］776。虽然帝国主义在华金融资本相比较少，但这些金融机构在外币的流通和结算等方面的控制权绝不可低估。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金融业完全被日本所控制，大后方的金融业中英美等国也拥有相当的力量。从帝国主义给中国政府的借款看，1936年约为8．141 1亿美元，1941年为8．729 3亿美元，1948年则高达16．117亿美元［2］51。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3］629。

帝国主义为了压迫中国和掠夺中国，不但“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而且“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3］629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和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维护，束缚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工业化的严重制约因素。

总之，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以压迫中国和掠夺中国为目的。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越发展，中国所受的掠夺就越严重。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大量财富乃至许多自然资源，都落入帝国主义手中，不可能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和原料。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维护，造成了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不仅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农产品，也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市场条件。因此，殖民地道路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靠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官僚资本，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各级官府即各级政府的资本和大官僚的私人资本，其主体是官府资本。企业的资本是官僚资本，这种企业就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就是由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所构成的经济形态或经济成分。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达到了高峰。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美国、英国的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通过金融垄断确立了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到1936年（东北除外），官僚资本总额已达76．562 5亿元（法币）［1］763，高于外国在华资本的50．117 4亿元［1］763，也高于民族资本的74．774 4亿元［1］776。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在华全部企业和其他财产，因此官僚资本中的工业资本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大大增加，但金融资本则由于各种因素而大大减少。1936年，官僚资本中的金融资本（不包括东北）为56．370亿元，到1947—1948年间（包括东北）则只有34．400亿元［1］763。因此，到1947—1948年间，全部官僚资本（包括东北）为76．707 9亿元［1］763，而同期民族资本下降为54．578 9亿元［1］776，外国在华资本（由于日本在华资本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则下降为11．165亿元［1］761。也就是说，这时官僚资本已超过民族资本和外国在华资本的总和。那么，是否通过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能够实现工业化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官僚资本主义具有买办性。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是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是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服务的。官僚资本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向帝国主义国家的借款。日本投降后，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资本总额虽然从1936年的26．934 7亿美元和1941年的70．803 8亿美元降为1947—1948年的6．985 5亿美元［2］51，但国民党政府向英美等国的借款这时已达16．117 7亿美元［2］51。此外，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即“美援”估计有47．092亿美元［2］55，这些借款和“援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从总体上说，就是扩大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特权。可以认为，如果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是被人民所迅速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资本无疑会迅速扩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不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改变，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其次，官僚资本主义具有封建性。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但同帝国主义密切地结合着，而且同“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4］1253，即同封建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密切地结合着。官僚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勾结在一起，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掌握着国家政权，官僚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同时又是大地主。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可以说是以官僚资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封建剥削（地租、田赋、高利贷）是官僚资本的重要来源，官僚资本同封建剥削制度一起，成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就是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维护。蒋介石集团统治中国20多年，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十几年，封建剥削制度没有丝毫改变，反而不断强化。不改变封建剥削制度，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束缚，就不能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再次，官僚资本主义具有垄断性。官僚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4］1253。官僚资本中的官府资本就是国家政权的资本，它依靠着国家政权的力量实行垄断；官僚资本中的官员私人资本，也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实行垄断，因为官员就是国家政权的成员。官僚资本主义靠着国家政权的力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4］1253－1254。这种压迫和损害，不但表现在对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榨取上，表现在各种赋税的不断增加以及对民族工商业的排挤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通过无限制地增发货币来对人民实行掠夺上。1945年6月，法币累计发行额为3 980．82亿元，1948年8月已达6 636 946亿元，是1945年6月的1 667倍（不包括东北流通券31 918亿元）［5］250。同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以法币300万元或东北流通券3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到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额已达679 458亿元［5］252，换算成法币，则相当于1945年6月的5．12亿倍。通货膨胀的结果，是物价飞涨。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两头牛，1946年可以买1／6块肥皂，1949年1／5 000 000 000两大米［5］252。即使这样，也弥补不了国民党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1949年3月，“行政院长”孙科在“立法院”作报告，说当年财政收入只能有9 000万美元，预计全年支出为6亿美元，因此全年亏空为5．1亿美元。如换算成金圆券，则每月亏空2 250亿元，全年亏空27 000亿元［6］226。再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1949年1月为金圆券150亿元。3月为2 700亿元，5月则高达777 600亿元［6］227。因此，从1949年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情况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可以看出，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下、官僚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国民经济已经崩溃，更谈不上实现工业化了。

可见，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4］1253，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发展和进步，反而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统治下国民经济的崩溃，是国民党政府自己造成的，而不是解放区军民的反蒋战争和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造成的。内战是国民党发动的，解放区军民的反蒋战争是被迫的。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造成的。即使国民党不发动内战，由于官僚资本主义的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也不可能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

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仍然是不可能的。

所谓民族资本，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般的私人资本，即非官僚资本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具有买办性，因此又称买办资本；一般的私人资本不具有买办性，因此称为民族资本。所谓民族资本主义，就是由民族资本的企业所构成的经济形态或经济成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外国在华资本为2．137 0亿元，中国官僚资本为0．475 7亿元，民族资本为8．759 2亿元［7］1063。到1920年，外国在华资本为23．900 0亿元，中国官僚资本为9．020 5亿元，民族资本为39．067 7亿元［7］1063。从这两个时期的情况看，三种资本增长的幅度都很大，但民族资本的数额到1920年仍占优势，比外国在华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之和还多6．147 2亿元。到1936年，如前所述，除东北外，民族资本为74．774 4亿元［1］776，官僚资本为76．562 5亿元［1］763，外国在华资本为50．117 4亿元［1］761。如果把东北计算在内，则民族资本为83．927 4亿元［1］776，官僚资本为81．3272亿元［1］763，外国在华资本为92．784 1亿元［1］761。显然，这时的民族资本只比官僚资本多出2．600 2亿元，而比外国在华资本少8．856 7亿元，民族资本的增长幅度不及官僚资本和外国在华资本的增长幅度。那么，民族资本是否还可以有机遇获得新的大幅度增长，并进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

首先，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不是为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如果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就会受到限制或缩小，甚至失去。中国如果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就会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是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3］679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后便在中国实行商品倾销，由于“价廉物美”、数量庞大，中国的民族工业品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资本输出，这种资本输出在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迅速扩大，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峰。如前所述，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日本在华资产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因此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资本在1947—1948年已降为111 650万元［1］761，而这时的民族资本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虽然有很大下降，但仍有545 789万元［1］776。从数额上看，民族资本远远高于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但在民族资本中，轻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占了绝大部分。轻工业最容易受外货倾销的打击，民族商业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或者难以维持，或者破产，或者成为外货的经销店。战后，美国在中国超大规模地倾销商品，国民党政府又给美货倾销以种种特权，致使美货几乎独占了中国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只能进一步破产。连美国人都承认：“美货倾销将使中国工业永不能翻身。”［8］

其次，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军阀势力非常强大。无论是旧军阀还是新军阀，无论是大军阀还是小军阀，都属于封建势力。许多军阀原来就是地主，或者用搜刮和掠夺来的财产购买土地、收取地租而成为地主，一些军阀还兼放高利贷。大小军阀无论是兼行政官员还是不兼行政官员，都凭借武力、采取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其中包括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摊派、捐税和勒索。许多民族工商业者，因军阀的混战和压迫而不能正常经营、遭受损失甚至破产。同时，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以至大批破产，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农业生产的破坏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化乃至大批破产，不可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原料（棉花、粮食等），更不可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农业生产力的降低和农民购买力的降低，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与掠夺。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这个阶级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1912年清王朝灭亡后，北洋军阀政府接办了清代的洋务企业，并向矿业、交通运输业和银行业增加和新投资本，军阀政府的官僚中也有些人进行企业投资，一些大买办、大商人陆续成为官僚。到1920年，中国的官僚资本已达9．020 5亿元（银元），高于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的8．759 2亿元［7］1063。如折合成1935年的法币（60银元兑换法币100元），则为15．034 1亿元。可以认为，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在20世纪20年代初已经形成。1927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标志着以官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1936年，中国民族资本总额与官僚资本总额相关不大，但在实际力量上远不及官僚资本。到1947—1948年，民族资本总额为545 789万［1］776，官僚资本总额为767 079万元［1］763，实际力量更是远不及官僚资本。

官僚资产阶级凭借其权势，特别是凭借国家政权来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事费用和行政开支，颁布了各种税法和征收条例，而且随时根据需要颁布各种其他经费的“筹集办法”和“紧急措施”，地方政权还要列入各种“附加”，并不断提高税率，乃至提前征收。这些苛重的税捐，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落在民族工商业者的身上。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还实行严厉的经济统治政策，控制原料、资金和外汇，乃至商品流通和销售，以保证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需要。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还凭借其掌握的原料、能源、交通运输和金融机构，来限制、压迫、损害和排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压迫下，在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控制和排挤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举步维艰，不断破产，哪有能力去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最后，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还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密切相关。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因而他们具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但同时，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企业，在原料、能源、交通运输乃至资金方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一定的依赖性，这就决定这个阶级的革命性不可能坚决和彻底，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面前表现出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也决定了这个阶级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因而便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综合本文所述可以看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殖民地道路、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以及民族资本主义道路都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也就是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虽然中国的工业会有所发展，但不具备实现工业化的条件。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这个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力完成，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团结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完成。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必然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必然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6］杨荫溥．民国财政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7］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96．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Inability to Realize Industrialisation in Old China

ZHOU Yan－jiang1，2，YAN Zhi－cai1
（1．College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2．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136000，China）

In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old China it was impossible to realize industrialisation in China whether to rely on foreign capitalism to develop in China，or to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reaucratic capitalism in China，or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apitalism．In short，old China lacked the conditions of industrialisation．

foreign capitalism；bureaucratic capitalism；national capitalism；industrialisation

K26

A

1001－6201（2011）05－0001－05

2011－04－25

周延江（1969－），男，吉林镇赉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阎治才（1949－），男，吉林九台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秦卫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