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文化根源

杨卫东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后冷战时期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文化根源

杨卫东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中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三大方面：其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宗教文化观的对立；其二，西方语境下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偏见；其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体系下伊斯兰世界以政治伊斯兰为主要形式的反美主义。由于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无法消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美国；文化冲突；西方语境；政治伊斯兰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东西方世界之间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对峙的两极格局宣告瓦解。但是，随着后冷战时期的到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逐渐凸显，“9·11事件”以及其后美国主导下的反恐战争，更加彰显了这种冲突的严重性。本文在肯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与地缘战略方面的矛盾之外，试图从文化层面剖析双方冲突的根源。

一、两种宗教文化观的对立

从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与特点来看，佛教具有高度的超脱性，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却有着基于一元性与普世性基础上的排他性。众所周知，基督教产生于公元前后的近东地区，600多年后的公元7世纪，在近东地区又出现了伊斯兰教。从此，这两大宗教就彼此诋毁对方，以试图确立自己的正宗性。例如，伊斯兰教宣称《古兰经》是包括了《圣经》内容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而基督教又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视穆斯林民族为野蛮、蒙昧和残暴的落后民族，攻击“穆罕默德是个出生微贱又自命不凡的异教徒”［1］。所以，作为同源异质的这两大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排他性。但是，宗教观的排他性并非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必然条件，只是由于伊斯兰世界早期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中东与北非等毗邻基督教世界的地区，从东部与南部构成了对基督教世界的半包围态势，这样，地缘战略的冲突才加剧了这两大宗教观的排他性。在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不断地从世俗与宗教文化层面强化着彼此间的敌对情结，双方都试图争夺对世界的精神领导权。从基督教世界方面讲，自伊斯兰教诞生之日起，欧洲与近东、北非的封建君主、贵族以及宗教界的僧侣阶层就将这种基于宗教层面的排他性无限放大，假宗教之名，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之实，在历史上多次掀起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东征”。而在这起新月与十字的冲突中，伊斯兰教又宣称穆斯林是最优秀的民族，并以对基督教的强烈仇视号召穆斯林对基督教徒进行圣战。所以，国内有学者认为，“双方基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相互仇视深深植根于两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并构成了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西方对抗和冲突的重要因素”［2］。

在分析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宗教文化根源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又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强化着这种宗教文化分歧，彼此视对方为异己，并不断地丑化对方。英国已故著名学者、中东问题专家阿尔伯特·霍拉尼（Albert Hourani）就曾颇为偏激地认为，伊斯兰教从其诞生之始就是基督教欧洲的一个麻烦问题。伊斯兰教是虚假的，安拉并非是神，穆罕默德不是预言家。伊斯兰教是被那些应该受到谴责、动机不纯的人捏造出来，并通过刀与剑得以传播。为此，霍拉尼借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帕德博恩邦国（Paderborn）中一位著名演说家、十字军战士奥利弗（Oliver）的话说，伊斯兰教始于刀与剑，依靠刀与剑得以维系，并最终毁于刀与剑［3］37。如果说霍拉尼的观点还不具有代表性的话，当今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的一番言辞就更具有说服力。2006年9月12日，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在结束对德国巴伐利亚的访问前夕，特意赶往德国雷根斯堡大学作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本笃十六世借用一位拜占庭皇帝的话说，穆罕默德只给世界带来了邪恶的和非人道的东西［4］。本笃十六世此言一出，引发宗教界一片哗然，伊斯兰世界表示强烈地抗议。

作为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延续，“后起之秀”的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早期观念与认识源于其欧洲的历史记忆，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故此，美国继承了欧洲文化那种视伊斯兰为独裁宗教，穆斯林是恐惧与幽灵的象征等这样一些价值观。欧洲的这种伊斯兰世界观被美国所承袭，并通过精英与媒体的结合，逐渐形成为美国社会对伊斯兰世界一种模式化的固有成见。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的伊斯兰世界观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其国家的宗教观，这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多达数世纪的历史冲突，而这种历史冲突被大众媒体、神话、文学、学术研究等不断地传播［3］8。另外，在20世纪后半期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浪潮中，作为基督教文化的美国却逆潮流而进，基督教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可。这样，到后冷战时期，美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典型代表，延续千年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化冲突演变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中一些基督教右翼保守势力就认为由本·拉登等基地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实际上体现了伊斯兰世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不满。在他们看来，“9·11事件”所体现出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千余年来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延续。所以，他们极力呼吁美国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应该对伊斯兰世界予以还击。例如，“9·11事件”发生不久的9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中曾公开使用“十字军东征”的说法，以表达他对恐怖袭击事件性质的理解和对伊斯兰 极端主义势力的愤怒，试图以此激发以基督教徒为主体的大多数美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及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不满。尽管白宫发言人在随后发表的布什讲话中取消了“十字军东征”之说，并声明这只是布什的“口误”，但无论如何，在美国以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为名的进攻性对外政策背后，确实隐藏着传统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的宗教情结，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鉴于此前讲话中的“口误”，2001年9月17日，布什总统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伊斯兰中心发表讲话时，告诫国民不要因一周前的“9·11事件”而将不满情绪发泄到美国社会中无辜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布什指出，恐怖袭击并非伊斯兰教的真正信仰，伊斯兰教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宗教［5］。布什此举既是为了安抚美国国内的穆斯林民众，也是为了安抚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防止因“十字军东征”之说造成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激化。但是，美国政府确实意识到，伊斯兰复兴运动助长了伊斯兰极端主义。

二、西方语境下的伊斯兰偏见

在分析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文化根源时，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伊斯兰世界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而在这方面，西方世界从学术界到大众传媒体系都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近代以来，在西方对伊斯兰、阿拉伯人、东方人看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学文，即东方学。东方学就是研究西方对东方社会态度的学说。按照东方学的观点，18世纪末以来，西方世界以地理为依据将世界划分为所谓的东方与西方。在西方人的概念中，东方是劣等的象征，而伊斯兰世界又是东方的一部分。美国的伊斯兰研究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伊斯兰”不光被贴上了不准确的专利，而且表达了一种不受限制的西方世界对伊斯兰的种族优越主义，文化甚至种族的憎恨，荒谬而不受限制的敌意，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在于对伊斯兰的新闻报道。按照萨义德的观点，西方社会关于伊斯兰的论述被涂上了政治、经济与思想的色彩。许多例证明显地表明，关于对伊斯兰的论述与其说是被无限的夸大，不如说是与政权或权力有关［6］xi，xvii。萨义德的观点大致阐明了近代以来东方学研究中的伊斯兰偏见。所以，在这种对伊斯兰世界形象模式化塑造的影响下，要想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深入研究就比较困难。

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蔑视乃至诋毁，这直接反映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大众传媒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人质危机事件”的发生，导致西方大众传媒普遍用诸如“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或“狂热主义”等词语来形容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事实上，西方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还远不如西方的学术界。有学者就指出，在伊朗人质危机的最初一段时间，德黑兰的300多西方新闻记者中，没有一个懂波斯语的评论家在那里。所以，有关对伊朗人质危机的报道都是千篇一律的那种陈词滥调［6］xii。后冷战时期，伴随着伊斯兰极端反美主义的强势崛起，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加剧，西方世界经常将恐怖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些民间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穆斯林是一些宗教狂热主义者，伊斯兰基本上是一种反民主的宗教［3］8。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中，西方媒体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塞缪尔·刘易斯（Samuel Lewis）就曾抱怨，媒体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含有敌意性的报道强化了美国民众对穆斯林的敌意，而媒体的观点又成为美国公众意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针对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现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深表担忧。布利特指出：“我们正在跨进一个门槛，在那里，人们无需证据想当然地相信，一般的恐怖主义威胁就来自穆斯林宗教狂热主义者。”布利特担心，这会产生新时代的反犹太人主义，而这次不是针对犹太民族，而是针对伊斯兰［3］46。

在美国，媒体代表着主流舆论的价值观，而媒体与主流舆论控制着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掌握着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在事实上掌握着宣传美国社会对伊斯兰世界认知的权力。萨义德认为，媒体、政府、地缘战略家以及伊斯兰问题专家之间相互协作，异口同声地认为伊斯兰是西方文明的威胁。有关针对伊斯兰的负面形象完全占据了西方价值观的主流，这种观点非常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认为伊斯兰是什么，而是认为这个社会中主要的部门或机构认为伊斯兰是什么。媒体、政府等这些部门或机构拥有权力与意愿去宣传有关伊斯兰的形象，而有关伊斯兰的这些负面形象比其他形象更能得以在社会上普及［6］136。

应该指出，媒体的观点并非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但媒体可以塑造美国的伊斯兰世界观。事实上，媒体对伊斯兰世界存在有偏见，它往往以消极的眼光审视着穆斯林世界，并把它们的看法展示在美国公众面前。这样，媒体与公众的伊斯兰世界观连为一体。尽管这种大众舆论并非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往往会从媒体与公众舆论那里了解到一些针对伊斯兰世界的信息。一方面，媒体对伊斯兰世界负面的新闻报道，作为一支强有力的推手，强化并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对伊斯兰世界的担忧与偏见；另一方面，媒体的伊斯兰世界观塑造了一种有利于美国政府制定对伊斯兰世界政策的氛围。这样，媒体间接地介入了美国政府对伊斯兰世界政策的制定。

三、西方霸权体系下政治伊斯兰的崛起

二战结束之后，伊斯兰世界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驱除出境，穆斯林世界的一系列国家逐渐独立。独立之初，穆斯林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思想体系一般是西方式的，其对外政策是亲西方的。但是，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穆斯林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些改革并没有成功，这就激化了穆斯林国家的社会矛盾。在解决这些社会与政治矛盾的过程中，作为凝聚民心的伊斯兰教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力量走到政治舞台的前面。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伊斯兰社会的复兴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历史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内涵，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霸权主义的“政治伊斯兰”。

美苏冷战期间，基于与苏联集团争夺中间地带的战略利益考虑，美国在中东穆斯林国家中竭力打造亲西方的反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无论是君主体制的穆斯林国家，民族主义主导的共和制穆斯林国家，亦或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国家，都是美国争取的对象。基于此，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在早期并没有体现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化冲突。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逐渐取代英、法等传统的欧洲殖民主义大国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中的霸权地位，美国也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敌视与愤怒的焦点。不过，美国在这一时期将主要精力仍然投入到对抗苏联共产主义集团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集团在与美国长达多年的冷战对峙后宣告失败。与此同时，中东与北非的政治伊斯兰日益活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将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视为对美国的现实威胁，用伊斯兰来填补冷战后苏联集团瓦解后的所谓意识形态真空也具有现实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唯一的霸主，在中东的霸权地位日益巩固，但这也成为伊斯兰世界反美态度发展的转折点。“9·11事件”之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发动的一系列反恐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伊斯兰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反弹。就世界三大宗教而言，伊斯兰教迥异于佛教、基督教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其积极介入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态势。所以，宗教和政治是伊斯兰的两个侧面。中国的伊斯兰问题专家吴云贵等人认为，在早期伊斯兰教中，政治与宗教是有机结合的。伊斯兰教强调穆斯林的神圣使命在于实现真主的意志和真主委人以代治的权力。它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倾向于视为宗教问题，而不单纯是政治问题［8］。在伊斯兰教的发展史上，无论是逊尼派中的哈里发学说，还是什叶派中的伊玛目学说，都承认真主启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地位。就字面意思而言，“伊斯兰”的原意为“顺服”与“和平”，由此派生的“穆斯林”即为“顺服者”。所以，伊斯兰教就是服从真主意志的宗教。伊斯兰教的这种入世性特点决定了在伊斯兰世界中，伊斯兰教与社会政治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政治的伊斯兰教，革命的伊斯兰教，或伊斯兰的政治化，这些术语本身就体现了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伊斯兰教这种政教合一的特点决定了宗教介入政治生活，以及政治假借宗教力量以实现自身目的的独特特点。这种特点导致了穆斯林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希望从伊斯兰教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而伊斯兰教也希望通过介入穆斯林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达到控制整个社会的目的。故此，伊斯兰教对穆斯林世界的认知方式具有重大影响。每当民族的生存受到重大威胁时，穆斯林往往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回顾过去、反思现实、展望未来，希冀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求出路。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面对西方以传播“基督福音”为名进行的殖民侵略和文化扩张，伊斯兰国家只好诉诸于传统的伊斯兰教进行文化抗争，将伊斯兰教作为抵御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这样，政治伊斯兰运动在穆斯林社会反西方的大部分历史中不断再现，而伊斯兰政教合一的特点又决定了伊斯兰世界将任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都会借助于宗教语言解释。事实上，在穆斯林世界中，如果离开了伊斯兰这一宗教载体，穆斯林世界也不可能成其为一个整体，任何反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语言都会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政治宗教化成为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冲突的一种常态。

就穆斯林世界而言，穆斯林将伊斯兰教作为一面凝聚伊斯兰世界民心的旗帜，从古到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代，穆斯林世界依靠这面旗帜，吹起了向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圣战的号角。在近代，穆斯林世界依靠这面旗帜，吹起了抵御西方基督教世界殖民侵略的号角。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依靠这面旗帜，发出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霸权主义的呐喊。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伊斯兰教这面旗帜，穆斯林世界无法达到凝聚民心的目的。所以，穆斯林世界必然将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无限放大到宗教与文化冲突的层面，唯有此，伊斯兰世界在这起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突中才会凝聚起广大穆斯林的民心。

四、结 语

自中世纪以来，基于地缘因素，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这种冲突既存在于政治与经济层面，也存在于精神层面。但是，承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政治与经济等现实主义因素，这并非否定精神层面，亦即宗教文化层面因素的存在。事实上，20世纪以来，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从文化或文明的角度诠释全球政治中的某些问题，这为我们深入剖析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我们虽然不能苟同那种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等同为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从而忽视权力与利益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那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离开了对文化问题的考察，世界历史与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有些问题似乎又无法解释——至少是比较圆满的解释。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层面的，也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不过，从现实的政治博弈来看，美国政府并不赞同学术界一些人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观点，即伊斯兰世界会继苏联集团垮台后成为对西方世界新的威胁。例如，据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的演说起草者回忆，1994年10月，克林顿在约旦议会发表演说前夕，他特意让其演说起草者在演说稿中明确地表达这样一种立场，即美国政府绝不会认同文明冲突这样一种假设［3］230。尽管美国极力淡化文化层面的冲突，以避免陷入文明冲突的深渊，但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美国又无法摆脱文明冲突的心理情结。从伊斯兰世界角度上讲，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下的西方霸权体系以及由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伊斯兰世界在这场政治与军事的博弈中更加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穆斯林只有超越狭义的民族国家界线，树立起伊斯兰这面大旗，将自身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上升为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才能最大限度地唤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心。事实上，伊斯兰世界这种独特的政教关系，也极其容易将任何与外部世界的政治冲突宗教化。

［1］［英］G·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M］．高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1．

［2］刘中民．伊斯兰与西方——兼评“伊斯兰威胁论”［J］．欧洲，1997（3）：20．

［3］Fawaz A．Gerges．America and Political Islam：Clash of Cultures or Clash of Interests？［M］．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4］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当代世界宗教问题［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347．

［5］Mohammad Waseem et al．Symposium on 11September 2001Terrorism，Islam and the West：Observations on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J］．Ethnicities，Vol．2，No．2，2002：143．

［6］Edward W．Said．Covering Islam：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M］．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1．

［7］Fawaz A．Gerges．Islam and Muslims in the Mind of America［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588，July 2003：83．

［8］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

Cultural Root of Conflic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Islamic World in Post Cold War Era

YANG Wei－dong
（College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In post cold war era，the culture factor in the confliction between the Christian world taken the lead of America and the Islamic world lies in three aspects：firstly，the confliction in the cultural notion of religion between the Christianism and the Moslemism，secondly，the cultural prejudice to the Islamic world made by the Christian world in the western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thirdly，the anti－Americanism showed by political Islam under the western hegemonic system taken the head of America．As the non－death of culture with the core of religion，the culture confliction between the Christian world taken the lead of America and the Islamic world will exist in the long run．

Christian World；Islamic World；America；Cultural Conflict；Western Language Environment；Political Islam

D815

A

1001－6201（2011）05－0006－05

2011－04－15

杨卫东（1969－），男，陕西西安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亚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