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基督教世界视角下的第一次十字军武装
——从安条克之战谈起

王向鹏，徐家玲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简论基督教世界视角下的第一次十字军武装
——从安条克之战谈起

王向鹏，徐家玲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安条克之战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关键战役，基督教史家们对这场战役的记载反映了十字军的规模、构成、武器以及其军事的理念。十字军的构成体现了中世纪封建西欧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十字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理念凸显了11世纪基督教世界封建军事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

十字军；安条克；武装；基督教世界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的，以夺回“主的圣墓”为名的“十字对新月”的战争。安条克之战是这场历时三年的漫长远征的关键之役。在这场历时8个月的艰苦战役中，十字军先后挫败大马士革、阿勒颇的强援，攻克安条克城，最终击败了摩苏尔总督率领的突厥联军。安条克的胜利是决定性的，重挫近东诸强的十字军至此踏上了通往耶路撒冷的坦途，圣城的陷落已不可避免［1］114。当世的基督教史家们对这场战役做了详细而生动的记述，使得我们能够从基督教世界的视角，去窥探十字军武装的全貌——它的规模、构成、武器及其军事理念。

一、十字军的规模和构成

首先，无论这支十字军被冠以了何样的名义、被赋予了怎样的形态，它仍旧是一支典型的11世纪基督教的封建军队。在12世纪末以前，甚少能看到“crucesignatus”，即所谓“十字军”的称谓出现在拉丁文献中。他们更多的是被称作“legions”、“exercitus”，或“manus”——这些是对封建军队的普遍称呼。十字印记更多的是一种形式，军事封建才是其本质。

这支十字军无疑是庞大的。在阿尔伯特的笔下，兵临安条克城的武装人员有30万［2］198，安娜也提到了80 000名全副武装的步兵［3］342。夸张的数字从侧面展现了十字军异乎寻常的人数。保守估算，包括非武装朝圣者在内，十字军离开尼西亚的时候有5万人，其中7 000人是骑士或领主［4］142。按照每名骑士会携带2－3名全副武装的扈从或军士参战的传统估算，十字军武装力量的主体是贵族骑士以及他们的扈从。组织如此庞大规模的贵族武装的可能性，只能到11世纪基督教的西欧封建社会才能寻找得到。

领地分散、财源匮乏、附庸关系的微妙，特别是封建制度本身的限制，以及教会所做出的诸如“上帝和平”的种种努力，使得封建领主难以组织和维系庞大的军事力量。基督教世界对秩序的要求使封建战争变得有限。然而，社会的稳固、秩序的重建，特别是依照功能划分阶级的三元模式——教士祈祷、武士征战、农民劳作——凸显了封建贵族的军事化［5］258。骑士崛起并逐渐融入了上层社会，英勇善战成为贵族不可缺少的美德。一定意义上，在封建的基督教世界中，专事战争的武士集团以阶层的形式出现了。11世纪兴起的“武功歌”，歌颂的几乎全部是贵族骑士在战场上的丰功伟绩。贵族们在将战争当成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的同时，也垄断了发动战争的权利和资源。因此，尽管有种种阻碍——需要慎重的考虑和权衡、要冒大的风险、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从11世纪起，封建权贵们逐渐组织起大规模、长时间的军事征伐，诸如威廉征服、十字军、巴巴罗萨征伐意大利、布汶战役等等，“随着封建制度稳固并交接，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变得愈发普遍”［6］15。

这支兵临安条克城的十字军策源地众多，遍布西欧大部，是完全依照着封建体系组织起来的。十字军的领导者是贵族。十字军没有大一统的军事领袖，军事事务实行贵族集体领导。安条克之战中，从围城布阵、攻打城门、部署岗哨，到军事征伐，修建堡垒，奇袭阿勒颇的援军，商讨应对突厥联军的策略，夜袭安条克，乃至同突厥人媾和，一切重大的军事决定和战略部署，都是通过贵族会议的商榷实现的。贵族会议做出的决定具有强制力、权威性，不受任何个体的挑战，“无论高低贵贱，都不得做违背命令的任何事情”［2］216。

贵族会议中，并非所有贵族都拥有同等的权力和地位。四个集团的领袖——日耳曼的戈德弗里、诺曼的博希蒙德、佛兰德斯的罗伯特、南部法兰西的雷蒙德——掌握着话语权和决策权，组成了核心领导集体。重大的军事行动基本都由上述四人具体组织和实施，他们充足的财力，崇高的个人威望，雄厚的军事实力，关键时刻所体现出的决断能力和领导才能，是其统领整个贵族阶层的基础和保证。总而言之，尽管在集团内部存在着权力的划分和制衡，贵族以阶级的形式占据着十字军的领导层，他们是指挥者，决定着战争的形势和走向。

十字军的主体是贵族的骑士附庸和扈从军士。他们依照着封建的依附关系，围绕着各自权贵们的核心军事武装组织集结，依照地域和民族形成了四个大的军事集团，通过贵族会议组成了协同配合的作战体系。在这种军事体系中，最基本的军事单位是个体封建家族。圣波勒伯爵休带领儿子和几个臣属对突厥伏击的反制［2］212－214，是以家族武装为基本军事单位的典型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也是封建时代最为常见的战斗形式。

十字军中除了战士，还有大量的非武装朝圣者，以教士和平民为主，他们的职责和功能基本是非军事、辅助性的。随军教士主要负责祷告和圣礼。教士的布道是战前动员、鼓舞士气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宗教仪式对十字军是不可或缺的：在决战的前夜，十字军全军通宵祈祷，做忏悔，分领饼和酒，以信仰来强化战斗的信念和决心［2］320。教士用显圣、训诫、弥撒在精神层面引导着这支军队。安条克城内“圣矛”的发现是这种精神导向的最直接、最富戏剧性的表现［7］171。

此外，军队中还有庞大的平民群体（uulgi）。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搜集粮秣，运输辎重，修筑塔楼堡垒，从事各种战争之外的体力劳作，一般不会走上战场。在基督教史家们的记载中，他们更多的是战争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唯有在遭遇突袭，惨遭屠戮的时候才能够与战斗联系起来。只是在安条克城破，关乎十字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平民大众才被明确地描述为战斗的参与者。即使如此，阿尔伯特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刻薄的：“incautos Christianos inertis uulgi”——“鲁莽迟钝的基督教众”［2］282。

11世纪出现的依照功能划分社会阶级的三元模式，映射在了十字军的结构和组织。一定意义上说，十字军是中世纪封建西欧的缩影和写照：贵族骑士负责征战，教士主持圣礼祷告，平民大众专心劳作。封建秩序在十字军中得以彰显。

二、十字军的武器装备及其军事理念

整体来看，十字军是重装的封建武装。权贵、骑士还有他们的扈从军士都是全副武装的。十字军的重装上阵主要表现在了防御力量的强化上。锁子甲（lorica）是最主要的防具，也是11－13世纪最为普遍和常见的盔甲式样。锁子甲以大量用铆钉固定的铁环紧密连接而成，靠着环的尺寸大小的变化均衡全身的负重，重约14公斤［8］19。虽然这时的锁子甲缺少对手腕、小腿的保护，但是它常连带保护头部的贴头帽，保护面部的护面在平时会被垂挂在胸前［9］23。由于是铁环相连而成，锁子甲不像中世纪后期的板甲那么笨重，一体式的设计便于行动，韧性和抗击打能力则明显强于之前的皮甲和鳞甲，因而被当时的武士们普遍采用。当世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盔甲，基本都是锁子甲。此外，还有两件必不可少的护具——头盔和盾牌。头盔（galea）多采用锥形样式，铁制或铜制，因制作工艺的不同，产生了一体式和分段式两种结构样式。锥形盔被戴于锁子贴头帽上，一般有护鼻，间或有保护后脑的延伸。相比头盔，盾牌（scutum）随着形式的变化而具有更大的防护效力。11世纪的欧洲普遍采用了新式的鸢盾，其顶部为圆形，通体呈倒三角形，可以对骑兵从肩部到腿部的整个身体左侧形成有效的保护。鸢盾为木制，中央有饰扣，边沿包铁，表面呈少许弯曲状，以扩大覆盖面。依照阿尔伯特的记载，盾牌会被绘上诸如金色、绿色、红色等明亮的颜色［2］198，这符合中世纪人们对鲜亮颜色的喜好［5］335。身着锁子甲，头戴锥形盔，手持鸢盾，是一名11世纪武士的典型形象，也是十字军骑步兵的标准配置。依照修士罗伯特的记载，十字军以劣势兵力迎战阿勒颇的数万驰援的时候，依仗的就是盔甲、盾牌和头盔所组成的全面防护［10］130。铁制防具的普遍应用有效提高了战斗个体的防御能力。同时，大型的鸢盾也增强了步兵阵列的传统防御模式——盾墙的防御效果。步兵首先排列起紧凑的阵线，然后将宽大的鸢盾竖立在身前左侧，形成对左侧同伴的右侧身体的保护，依次紧密相叠的盾牌就组成了一面高大的盾墙。以庞大的鸢盾组成的盾墙，是步兵阵列最为坚固的防御壁垒。哈罗德面对威廉的骑兵冲锋，就曾凭借这样的盾墙做出过顽强的抵抗。十字军在争夺铁桥的时候也使用了同样的盾墙战术，成效显著［2］192。

在进攻端，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武器是矛（hasta）和剑（gladius），所有的十字军武士手中都可能持有这两种兵器。需要注意的是，在11世纪，除了长度，步兵使用的矛和骑士的长矛尚没有特别显著的区别。在中世纪，尽管战争受到技术上的限制，防御总是优于进攻，但是随着防御装备的改进，特别是铁制防具的普遍引入，进攻武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是武器的形质改变了。中世纪早期乃至10世纪，这两种武器的刃口都较宽，矛头呈扁平状，剑普遍为宽刃，剑身呈直线平行状，尖端呈半圆形，较钝。这种形质，强调的是武器的劈砍能力。随着锁子甲的出现以及炼铁甚至炼钢技术的发展，武器的外形和质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矛的矛头更短、更厚、基座更为坚固，还加上了凸缘或翼，以防戳刺过深无法拔出［11］130。剑的尖端呈锥形，剑刃向尖端变窄；剑柄结构简单，多为十字形护手；剑身长度不一，一般为76—83厘米，有贯穿剑身的血槽或突脊，有铭刻，较轻便，单手使用，“布永的戈德弗里之剑”只有约1．5公斤重［6］22。这些变化主要是为了提高武器的穿透性，突出戳刺能力，以突破锁子甲和盾牌组成的坚固防御。冶铁和炼钢技术的发展，为武器的进化奠定了基础。早在8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就已发展出了冶炼纯质钢的技术，使得剑刃变得更轻、更加坚韧、更加锋利［8］27。安条克之战期间，戈德弗里在一次冲突中将穿着护甲的突厥武士一剑劈成两半，在这次为基督教史家们津津乐道的“壮举”中，剑刃所表现出的锋利程度可见一斑［10］133。

相应的，武器的使用方式也有所改变。剑的重量减轻，韧度加强，剑刃变窄，尖端锐化，护手简化为十字形，都是为了便于突击戳刺使用，从而增加了劈砍之外的新动作，丰富了这种近身武器的攻击手段。矛的使用方式在骑兵中变化得更为显著。骑兵在作战中，已经不再将矛作为投掷武器使用，这对于拥有大型鸢盾的对手来说已不再奏效。骑兵主要将长矛应用于冲锋，突击穿刺是这种武器最有效、最受人敬畏的杀伤手段。在记述坦克雷德于安条克城外同突厥骑兵交锋的场景时，拉尔夫做出了近乎崇敬的赞叹：“坦克雷德拿起了他的矛，就像通常那样，刺穿了带头的那个人……他的进攻将头盔变成了头巾，盾牌变成了披风，锁子甲变成了衬衫……。”［12］78长矛的持有方式有多种，或是较为传统的举过头顶，过肩持有，或是依住身体，夹在右臂腋下平持，即长矛平持。长矛平持是一种先进的、骑兵冲锋时所使用的持矛姿势，早在11世纪中期的贝叶挂毯中就已出现，于12世纪中期普及，可能被十字军所采用。但在阿尔伯特的记述中，并没有类似平持长矛的细节，贵族们冲锋的时候，经常是“挥舞着长矛，以盾牌挡住胸膛”，“uibrata hasta”这种说法，显然描述的还是老式的持矛方式［2］226。

此外，对手的变化也会导致武器战场价值的变化。十字军来到近东战场，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前面对的主要是塞尔柱突厥人的武装势力。弓骑兵是突厥军队的支柱，其马匹血统优良、耐力持久、平衡性强、机动灵活。突厥骑手善骑射，可以在各种地势环境下精准射击，阿尔伯特承认，突厥人的箭术高于十字军，极具耐力［2］192。突厥弓骑兵携带多个箭袋，火力覆盖范围可达365米［13］120。弓骑兵的箭矢齐射对于十字军来说是可畏的，经常被形象地称为箭雨（grandine sagittarum）［2］222。虽然弓骑兵的远程射击对身着锁子甲的骑兵无法造成致命伤害，却能有效地杀伤马匹，十字军骑兵力量因而减损严重，到最终决战的时候，只剩下200匹适于战斗的马匹［2］332。围绕着弓骑兵，突厥人形成了独特的战术体系：昼伏夜出，避免接战，利用数量优势对劣势敌人进行突袭，以弓骑兵的机动灵活，从侧翼包抄、箭矢挑衅、佯装撤退、破坏十字军的队形和秩序，诱敌深入、伺机设伏。这对于习惯正面对决、短兵相接的十字军武士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于是，为了遏制对手弓骑兵的远程打击和机动力，十字军远程武器的威力和价值凸显了出来。首先是弓，即“arcus”。与东方穆斯林普遍使用的复合弓不同，十字军用的是单弓，由一整块木料制成，多以紫杉、榆树和白蜡树做原料。11世纪的弓，与著名的英格兰“长弓”并无区别，只是长度略短一些，约为1．5米，15世纪时增加到了1．8米［14］75。弓木呈圆形，中心部位是“D”形断面，向两端逐渐变细；两端有搭住弓弦的钩，有时为角质；弹性较好的边材会被用在弓木的外侧，韧性更好的心材则被用于内侧，从而增加了弓的张力［14］71。弓的射程取决于弓本身的长度和使用者的开弓力量，基本射程约有365米［6］26，有效的杀伤范围为90米［8］33。弩（“baleari arcu”）是更加致命的远程武器。弩是利用扳机原理击发的一种机械弓，由短弓、弩臂、弩机构成。弩使用的是方镞箭，短而粗，锥形头，虽然射程为200米，不过有效射程约为100米，与弓相比，射速更高、威力更大，能够穿透7厘米厚的木材［6］26。

弓和弩在东方战场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相当高的战场价值。它们的射程和威力迫使突厥弓骑兵不敢轻易进犯，从而有效地维持了十字军的阵形，保护了宝贵的骑兵阵线。弩的威力尤其巨大，它简单易学，提前上弦后可随时击发，因而受到广泛青睐，很快被后世的东西方步兵阵列普遍配备。在安条克的最终决战中，十字军充分利用了这两种远程武器的威力：他们将所有的弓箭手和弩手放到了全军阵列的最前方，以遏制突厥弓骑兵的远程打击。在弓和弩的掩护下，十字军骑步兵得以抢先从桥门突围而出，夺取了战略的主动［2］324－326。弓和弩的远程压制和威慑作用在安条克被正名。

然而，武器的战斗功效和战场价值并不等同于它的社会地位。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对武器的态度和看法，更多的是取决于它们持有者的身份和地位，而非它们本身的价值。于是，封建社会依照着它们的主人，对武器做出了迥异的评价。最高尚的武器是贵族的剑。剑为中世纪武士普遍持有，特别受到骑士和贵族们的喜爱。剑象征着荣誉，代表着光荣，不仅出现在骑士受封、国王加冕的仪式中，也经常出现在印有国王和权贵身姿的印章及钱币上，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中世纪普遍流传，剑会被主人的勇气、力量及荣誉所同化，带给其新的所有者同样的殊荣，被高度尊崇，世代传承［8］24－25。

最卑劣的武器是农民的弓和弩。在战争中，只有出身卑微的人才会持着它们走上战场。它们受到了基督教社会普遍而持久的鄙视。弩从11世纪末开始被教会明令禁止使用——在绘画中常常被描绘为恶魔使用的武器［9］113。这种态度和评判标准显然蔓延到了文献记述中。在十字军的文献中，甚少有对基督教弓手的描述。在这些基督教史家们的笔下，所有的十字军勇士都是用长矛宝剑立下的赫赫战功，只有异教徒敌人才会在灌木丛中、山顶上，城墙内暗箭伤人。这种功能和地位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在了安娜对弩的评价上：它威力惊人，可以射穿城墙，却是恶魔的机械［3］316－317。尊贵的人被卑贱的人杀死，耻辱和愤怒感被转嫁到了下层使用的武器——弓和弩的身上。武器被赋予了阶级性，成为社会的写照，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和秩序。

对武器的态度和价值的判断，逐渐衍生出了上层武士们的战斗精神——骑士精神，这种精神主导了整个基督教社会的战斗理念：长矛宝剑短兵相接，以血肉相搏。这种军事理想是近身的白刃战［5］341。这种理念是根深蒂固的，它源于精神，植根于阶级，很难被改变。由封建权贵统帅，骑士附庸、扈从军士主战的第一次十字军自然具备了同样的战争风格。尽管面对新的战场环境，新的敌人，十字军被迫做出了战术上的改变，如组成更为紧密的阵形，更加强调组织和纪律，强化骑步兵之间的配合，重视相互之间的掩护和协作，甚至也有意识地采取了伏击战术，但是这种变化是适度的，无法也没有改变其根本的战争风格：战斗总是要归结于近距离的搏杀，骑士的集团冲锋永远是最后决胜的杀手锏。尽管十字军在东方战场上，为了适应截然不同的战争环境，被迫做出了激烈的改变，其欧洲封建军队的战争风格也只是被调整，而非被变革［6］232。

十字军的武器装备——无论进攻或防御——基本是铁制的，这也是同时代的封建武装的普遍特征，客观上反映了11世纪基督教欧洲的采矿、冶炼，以及锻造加工技术的进步。但是，为了获得这些愈发沉重的金属装备，人们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同样巨大。矿石的采集和冶炼手段仍然简单原始，炼钢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出现了诸如斯堪的纳维亚和莱茵兰这样的庞大的武器制造中心，但是装备制造主要是由个体作坊来完成，其质量和样式完全取决于工匠个人的技艺和经验。武器装备的制造难度大、成本高、效率低下，花费惊人。一件锁子甲就价值60只羊或6头牛［6］32。在10世纪中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生产的最好的剑刃，仅制作时间就要一个月，工艺程序极其复杂，其价值相当于120头牛［8］26。

新式武器装备不仅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还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被熟练掌握。骑士比武于11世纪出现，是欧洲武士们演练阵形、磨炼技艺的场所，最初混乱厮杀的模式凸显了这种竞技运动的实战目的。贵族们会带着自己的骑士扈从，常年在外参加骑士比武，以强化他们的作战技能［13］87。安条克之战期间，在迎接法蒂玛特使的时候，十字军为了壮大声威就做了类似于骑士比武的展示［10］136。对于11世纪的封建武装来说，专业的军事技能和实战经验都是必需的。

装备所需的高昂花费，使用技巧和训练时间上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将农民排除在了战场之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文献的著者们的态度——农民武装被称作乌合之众，贵族的军队才是势不可挡的。“全民皆兵”的军事理念被淘汰了，贵族军事化，唯有重装上阵的武士才是战场的主导者，战争成为他们垄断的特权。这种结果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同阶层的社会功能的转变是相吻合、呼应的。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战争日趋专业化、职业化，新的武装力量——专事战争的职业雇佣兵、制式化的市民武装相继崛起，中世纪基督教西欧的封建军事和武装正在向着新的阶段和方向发展。从基督教世界的视角剖析第一次十字军的武装，反映了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技术、等级、秩序以及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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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JimBradbury．The Medieval Archer［M］．Woodbridge：BoydellPress，1985．

On the Army of the First Crus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ristian World——See through the Battle of Antioch

WANG Xiang－peng，XU Jia－l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e battle of Antioch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First Crusade．This battle is recorded in detail by Christian authors whose accounts reflect the size，the structure，the weapons，and the military ideas of the army of the First Crusade．Th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this army show the structure and order of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in middle ages．The military ideas project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and direction of the feudal military of Christendom in 11th century．

Crusade；Antioch；army；Christendom

K561．3

A

1001－6201（2011）05－0074－05

2011－03－20

王向鹏（1983－），男，河北石家庄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家玲（1949－），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