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下的弃子形象

2011-04-07 14:17
关键词:弃子阮籍司马迁

周 兰

主流文化下的弃子形象

周 兰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心存天下,立志报国,却无法进入当时的主流政治之中,是为“弃子”。但是,他们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不朽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后世人们心中崇拜、尊敬的对象。试以屈原、司马迁、阮籍、嵇康和陶渊明等人的人生历程来阐释“弃子”是如何坚持自己的人生操守的。

弃子;边缘历程;操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广大士人学子掌握知识,进而将自己看作是能够匡扶天下,辅佐君王的人才,愿意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人,他们的思想与统治者格格不入,不是入仕之后一贬再贬,就是主动不仕,远离现实政治,这些人都是“弃子”。“弃子”,简而言之,就是士人被弃或“自弃”,终其一生都没能实现政治抱负,转而在文学中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弃子原型可追溯到先秦的孔子、孟子以及屈原等,其追随者又有司马迁、嵇康、阮籍、陶渊明等。这类弃子退守边缘地带,坚守自己独特的信仰,演绎着别样人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道:“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1]这里提到的贤圣多为弃子,被弃形态各异,但他们发愤著书,传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实现自我,其中最为壮烈的要数屈原。

一 “上下而求索”的屈原

屈原,战国时期楚士,其身世显赫,地位尊贵。但高贵的身世并没能让他蹴而不前。相反他极其注重自身品质修养,所以在《离骚》中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2]之言。作为战国时期楚国重要的政治家,屈原的主张是对内“美政”“爱民”。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的屈原,后因为佞臣嫉妒陷害,当政怀王的庸懦昏聩、不辨是非而惨遭疏远流放。此后,怀王不听忠言,最终客死秦国。怀王过世,襄王即位,屈原再次遭到陷害,第二次被流放。流放之际,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的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3]。因为屈原虽然身处江湖之中,但是内心仍然牵挂着楚国的安危。当他听说楚国郢都被秦攻占的消息之后,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屈原的被弃,表明自己的理想在寻求与现实契合的过程中遭到了摧毁。屈原一生都处在这种困顿之中。因此,他将所有的忠君爱国情怀、人生理想、人格境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都寄托于自己的著作当中,如《离骚》《九章》《卜居》《渔父》等。诗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孤绝:“忳郁邑余佗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4]理想如何突破现实狰狞的重围?首先是进与退的冲突。第一个突围策略是本能的选择:放弃政治理想退守人格理想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5],进为仕,退为隐,“不吾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6]。他仿佛更看重人格的修洁独善。但这仅仅是短暂的自足,他的心始终瞩目天下:“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7],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甘于被抛弃,突围失败。旁观者指出了另一种突围可能:“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8]女嬃的责备连用三个“独”字 :“纷独有此姱节?”“判独离而不服”“夫何茕独而不予听?”直指屈原芳洁孤高的人格理想的不合时宜,也点明了与俗同流与与时俯仰的仕进选择才是正确的出路。屈原在内外夹击中寻求圣者的裁判,“就重华而陈词”。最终,前代圣贤的例子只能反证自己在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的选择面前的无措,最后归结为对双重理想的誓死不移:“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9]恰如春蚕结茧,越缚越紧。其次是去与留的冲突。在楚国这个舞台上,仕进,现实不能容;隐退,心灵则不可,只能求“去”,即离开楚国。在走与留的撕扯中,屈原终于意识到:“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10]楚国如此黑暗,滞留又有何益?“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11],自疏远逝才是唯一的救赎。最后是“生”与“死”的冲突。美政已然成空,留有不可,去又不能,只能“不得其志,投江而死”。从诗人的心路历程来看,他具有强烈的死亡意识和悲剧意识。面对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他毫不犹豫的走向死亡。既然现实不可把握与抗争,那么诗人坚定自己的高洁理想,从容不迫的走向死亡。诗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不可把握性以及死亡的可掌控性。为了坚守自己的理想人格,随着诗人向汨罗那最终的一跃,他美好以及抗争的一生便画上了休止符。他个体性的生命便走向永恒,这理想化的一生也达到了与中国孔子形成古典主义极峰对峙的另一座高峰——浪漫主义。

二 “重于泰山”的司马迁

史上有一个行为遵循孔子的古典主义,本性又倾向屈原的浪漫主义诗人,那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清楚的指出孔子的整个价值在于对六艺的贡献。六艺中,司马迁尤其注重孔子与礼的关系。在《孔子世家》中,描述眼看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就要到了,可是下面紧接着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终不求仕”,[12]终于把一个倔强而自重的老人之命运和骨骼和盘托出!传达出孔子的失败是伟大而富有悲剧感的失败,这种悲剧具有永久性。司马迁能深入骨髓地描述孔子注重的六艺以及他的悲剧性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吸收并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对于屈原,很多人认为他的真正价值在于忠君爱国,也有人以为他不过作一姓的奴才,李长之认为“司马迁看出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战’”[13]。司马迁注重屈原明知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他虽然是孤军,但“终刚强兮不可凌”[14]。司马迁之写屈原,始终为深挚而沈痛的同情所浸润着。司马迁的根性是天真浪漫的,所以他对孔子有欣羡而不可企及之感,对于屈原,他们的精神交流应该更直接、深刻。司马迁为什么对先往圣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些都来自于司马迁的亲身经历和惨重遭遇。

因言获罪,司马迁身受宫刑,精神上的折磨远大于肉体的痛苦。古语云:“士可杀不可辱。”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人活着,必须有人格尊严,必须懂得羞耻。无尊严,毋宁死。司马迁并不是没有想过去死,因为对他而言,死其实比活着更轻松,更痛快。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15]腐刑,已经把司马迁的人格尊严破坏殆尽。“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16]“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17]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反复呻吟着这种痛苦。对他这样一个“刀锯之余”“身残处秽”“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来说,死,是容易的。此刻,若叫他选择死亡,无异于品尝一杯醇厚的美酒,尽管苦涩满口,但仍能使他沉醉。是死的阴影促使他寻求生的意义和价值。最后,经过理性思考,跨越痛苦的抉择,他放弃了从容的死,选择了艰难屈辱地活着。这种取舍的原动力来自于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创作《史记》,完成父亲的遗命。司马迁肯定也想过要像屈原那样以死来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人格,但是最终他超越了屈原的死,向前迈进一步,外表屈辱、内心高贵地活着,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不值得浪费精力了。腐刑之后,司马迁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当中,一部倾入诗人浓郁情感的血泪史——《史记》加速形成,并永垂不朽。司马迁,一个根性浪漫、极顶聪颖,喑通儒道六艺礼教的诗人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腐刑之后,忍辱负重,牺牲小我,实现大我,这就是他的人生姿态。

三 “不自由,毋宁死”的魏晋名士

魏晋时代的名士阮籍与嵇康有着更为透彻的自我生命意识。阮籍、嵇康作为魏晋时期正始文化的代表,由于身处特殊历史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两人都在作品中对死与生的意义进行着痛苦且深沉的思考与探寻,突显出他们浓烈的生死意识。魏晋交接之际,司马氏集团政治上严禁名士自由栖息,对异己杀戮无遗;思想上抬出已然崩溃的汉代儒术,伦理教条,使“等级”“上下尊卑”等观念重新成为天下绳索,束缚人的自由,迫使人臣服。作为“竹林七贤”代表人物的阮籍有着恃才傲物、不拘礼法的天性。面对司马氏戕害名士的残酷统治,阮籍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最后他用自己的智慧与通达与统治者周旋,直至善终。阮籍对统治者的妥协是对自己人格理想的放弃与退让吗?不是。所有的理想与人格,现实与冲突都体现在他的《咏怀诗》与《大人先生传》中。阮籍的《咏怀诗》中,常用“朝”和“夕”两个时间意象对生和死进行对比描述,表达出一种对生死无常的焦虑和惶恐,同时将自然生命的个体人生纳入宇宙无穷的历史意识当中,更加突显他对岁月的流逝和生命变化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正因为他对生命个体的终极悲剧性——无论如何对个体而言生命是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的,因此对一次性的个体生命无比珍爱,对现实人生无比执着。换言之,他们发现了生命本体的存在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验,并使之具有某种领悟人生哲理的意味: 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一切存在意义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个体生命不复存在,那世间一切的荣名、价值又将安之何处?于是,阮籍常常以曲折、迂回的形势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因而其人格形象显现出几分圆滑、世故的意味。最典型的就是他酒醉数月,以拒司马氏求亲。这种理想与外在形象的冲突都是一种间接性的对抗形式。而嵇康则写了一部“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18]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庄严地向统治者宣告与现实决裂的决心,为维护自己的信念、理想而走上了断头台。嵇康的行为超越了自己的双重人格性,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统一,实现了人格的升华,显现了一种卓越、独特且独立的人格特征。

四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与其他几位黑暗社会中仍然保持自我高洁品格的弃子一样,陶渊明也是坚守自己的理想,“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的七首《咏贫士》借古代诸贤士荣叟、阮公、袁安、张仲蔚、黄子廉等安贫乐道、持操守节之事,激励自己坚守固辙、不改初衷。弃官之后的陶渊明,在选择归隐后,生活十分贫困,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冬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19]他甚至写乞食诗,但仍然坚持以前贤的高风亮节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陶渊明以他自己的生命历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断寻找个体精神自由、返回自然的一种体验,维护人格尊严的“自我”,他由田园到官场,由官场返回田园,一番官场游历之后,仍然回到了起点,最终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返回田园、回归自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陶渊明的生死观, 也是他所崇尚的生命回归自然的一种重要方式。他受老庄思想与玄学自然观的影响,对生死有着清醒的认识:“既来孰不去, 人理固有终”[20],他直面生死、表现出一种旷达之态。他认为, 一个人生活在自然天地间,应该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即使生命行将终结,也不必为此过多忧虑,因为,有生就有死,生命的走向终点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人活着的时候才知道是非、荣辱、得失之分,一旦死去,什么都不知道。人死了,不过是把形体寄托在山陵之中罢了。这种超越生死,超越物质名利的思想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为核心的东西。

综上所述,我国历史上的弃子们在吸取先贤高洁品质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想人格,面对黑暗的统治,他们或曲或折,姿态各异,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虽被世俗政治所弃,却在后世得到了人们的敬仰。

[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6:3300.

[2][5][6][7][8][9][10][11]朱熹集注.楚辞选译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2,63,72,74,76,90,93.

[3]朱熹撰.楚辞集注·渔父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16.

[4]朱熹.楚辞选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0.

[1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6:1935.

[13]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4:317.

[14]朱熹集注:楚辞集注·九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7.

[15][16][17]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上编(二)·报任少卿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0.

[18](明)李贽:焚书(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龚斌校.陶渊明集校笺·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0]龚斌校.陶渊明集校笺·五月旦作和郭主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ClassNo.:I206.2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OnCharacteroftheAbandonedGroupUndertheMainstreamCulture

Zhou Lan

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 there is such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weal and woe of others and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their country , but they cannot be blended into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power system. They are regarded as an abandoned group . However , owing to their unique personality and immortal works of literature, they are worshiped and respected by people at that time and later generations . This paper selects some literature works of QuYuan, Sima Qian, Ruan Ji and Ji Kang and TaoYuanming and analyzes their life experiences to find out how they stick to their life beliefs.

abandoned group;experiences of edged life;personal integrity

周兰,硕士,温州大学,浙江·温州。邮政编码:325035

1672-6758(2011)01-0095-3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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