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读者问题

张 均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读者问题

张 均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时论以为，50至70年代的文学读者，是党出于政治控制动机凸显的。党还通过意识形态修辞技术，使之转换为规范、控制文学的工具。此种论点误解甚多。其实，此时期读者凸显的动因与政治控制无关;不是意识形态修辞，而主要是特殊的接受制度的建构，赋给了读者超强接受权力;而知识分子与大众对接受权力的觊觎与争夺，又成为读者朝向政党/私人势力控制工具沦落的重要导因。

文学读者;接受制度;政治控制;势力斗争

左翼文学“读者”概念从“大众”到“群众”的演变，为建国后读者权力的空前跃升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读者能够成为“规范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力量”，［1］168关键还在于体制创构，以及在多重力量作用下接受制度的形成。对1949年后文学接受制度的创建、运作及异变，学界尚无人注意。洪子诚、王本朝、徐勇等学者有关读者现象的讨论，未对“接受制度”作专门分析，同时，由于受制于“一体”/“多元”的“认识装置”及对历史现场的忽略，不能不说对当代读者问题予以了未必自觉的删减、省略和遗忘。

一

据现有材料，可判断当代文学接受制度的形成，是在文学版图重构最为激烈的1950至1953年。对此，洪子诚、王本朝等学者未加研究，但对读者权力的跃升，他们皆有注意。那么，这种“跃升”是怎样出现的?论者都解释为因意识形态修辞所致。王本朝称，1949年后党将读者命名为意识形态化的“群众”、“人民”，使“读者的需求成为人民的要求”，同时又据意识形态的需要“从理论上虚构了一种理想化的读者”，如此一来，读者即挟“人民的要求”以号令文坛，党则借之对作家实行规训，使文学生产“不断地走向了规范和统一”。［1］176－182徐勇也表示:

工农群众读者则因其阶级的绝对先进而担负了一种说教和规训的功能，然而其工农群众身份的包容性，又往往被文艺界的决策层作为一种话语权力的符号所使用，而成为一种现代国家的“政治神话”，它以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民主为许诺，实行国家意识形态的全面规训。［2］

自然，“文艺界的决策层”之所以这么做，被解释为政治约束的需要。对此，各位研究者未必点破，但“言者有心，听者有意”，实则已成为“共识”。但根据《文艺报》等报刊材料，上述两层判断实皆不合事实。

第一，修辞功能其实比较有限。其实，作为手段，王本朝指认的意识形态修辞并不能使读者权力获得“跃升”。的确，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者被体制性地命名为具有“创造历史”之神圣功能的“群众”、“人民”，并获得了巨量权威意识形态资源。但披上了“群众”修辞外衣，读者就真的能突然获得规约功能吗?倘这样想，就未免太过粗率，未免夸大国家意识形态力量。其实，在建国初期，自由主义作家(如攻讦过中国共产党的朱光潜)或对“群众”有所“过敏”，但延安文人却未必真以为然，尽管他们大都发表过欢迎“群众”的言论。从1949－1950年的《文艺报》看，读者其实横遭漠视，完全体会不到毛泽东所说的“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当权”的感觉。其时，很多热情读者致信《文艺报》，褒贬作家，结果，赞扬和请教性“来信”被登出来，批评信却石沉大海，写信者甚至遭到冷嘲热讽。据后来披露的材料，《文艺报》经常“把读者意见对作者封锁起来”，同时作家也“不大重视来自读者的意见”，

《文艺报》曾接到不少读者意见，但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都被“留作参考”了。一九五零年时，有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论田间的诗，寄给《文艺报》，《文艺报》不肯发表，转给田间了，田间回了一封信，开头就责问:“你是拥护我呢，还是反对我呢?”……他的诗歌丧失光芒时，读者不仅惋惜，而且为他焦急，热望田间能早日跳出泥坑。读者对他寄予无限关切，但田间很少体会到读者这种感情，这是使人痛心的。［3］

当时，《人民文学》、《观察》、《文艺生活》等刊物，亦很少刊登读者信件，多以敷衍方法处之。上海《青春电影》的敷衍办法颇有代表性。若读者寄去批评信，他们便回复称，“批评收到了，以后尽量按照你们的指示去做”，但不过说说而已，《青春电影》既不“把读者的批评公开刊登出来”，［4］亦未打算实际改变它的小市民办刊风格。这表明，在1949－1950年间，已加冕为“群众”的读者，实际地位仍甚卑弱。洪子诚谈到的读者“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5］27在1951年之前其实无从谈起。如果说承认读者(“群众”)权威身份，是党拟定的公开规则，那么在实际活动中轻视读者，则是知识分子的事实态度。作家面对读者(“群众”)，阳尊阴抑，实仍然居高临下。显然，单纯的意识形态修辞技术，并不能真正强化读者的接受权力。而从《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资料看，读者权力“跃升”，主要得力于接受制度的建立。

第二，有意识地强化读者或建立接受制度的目的，最初实与政治约束无关。洪子诚、王本朝没有考察读者是如何走上“前台”的，徐勇则有所提及。他发现的最早提出重视读者的材料是王淑明1950年刊发于《人民文学》3卷1期的短文《群众看法与专家看法》。其实，读者“跃升”源于此前一次高层指示。195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称:“(报纸)应该是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的亲密的联系，它应该时时刻刻地关心群众的利益，深切地懂得群众的要求”，并批评目前报纸“脱离群众”，“对于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读报组和处理读者来信等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群众看法与专家看法》一文实是《人民文学》对这篇社论的响应，并非首倡者。不过，这次社论显然没起什么作用，因为时隔8个月后的1951年1月3日，《人民日报》以极为醒目的方式，又刊出了更明确有力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宣传网的决定》。该《决定》批评将群众宣传工作仅视为“一部分人的和临时性的工作，而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要求全国报刊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这份《决定》不同寻常，它直接来自毛泽东主席的批示。1950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泽东递交一份报告，建议各中央局、省委、地委加强对群众来信的处理，设立处理信件的专人和专门机构，并建立起登记、研究、转办、检查、留案等必要制度。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次日，他即以“中共中央”名义，批示说:

我们同意报告中所提意见，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望加检讨，并盼电复。［6］

毛泽东还指示将这份批示迅速下发中央局、分局及所属大市委、省委、区党委，立即落实。“电复”要求，乃是敦促各级党委落实。这意味着，毛泽东以党和国家领袖的权威，要求全国“机关和个人”重视群众来信。

自由主义者很容易将这种介入解读为有意图的政治约束，其实不然，它与毛泽东孜孜以求的“群众路线”有关。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比较另类的领袖人物。传统的统治者，总是力求与精英集团(各类豪强及上层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以求权力稳固。但毛泽东把“群众”放在比精英集团更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萧延中先生指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理论核心和基本特征，即关于20世纪中国人民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走向自由与幸福的学说，这一基本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追求，是支配他终其一生探索的内在驱动力”，“爱护人民、依赖人民、拯救人民，甚至为人民作主，是他永恒的思想灵魂。”［7］所以，与某些上层知识分子对群众阳尊阴抑不同，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对底层群众充满真情关注，他亲自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设立秘书室，专门负责接收、处理群众来信。1950年，秘书室每月处理来信都接近10，000封。这些来信，主要是各地农民、工人“告御状”，揭露基层腐败、谋私等问题。对此，毛泽东颇感警醒。他希望党的官员高度重视群众来信，予之公开表达机会，保证其基本权益。这种维护底层群众权益的动因，不关政治约束，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毛泽东的批示一月后化为中央《决定》，对全国新闻报刊产生显著影响(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还再次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态度。”［8］)。文坛也不例外，读者接受制度因之产生。这种体制性推动与苏联报刊经验基本一致。J·阿休特尔写道:在苏联“党是代表贫穷困苦、遭受压迫的人的利益的”，所以报刊“对读者给编辑来信的价值及其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种来信在苏联出版物中占据了许多栏目。”［9］因此，有些研究结论不能不说是武断的，譬如，“‘读者’的引入”“只是当时的文艺界决策者为达到批判非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手段和工具，以增强其批判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和价值。”［2］

二

毛泽东的批示，在1950－1953年间促成了文学接受制度的确立。1950年4月23日，《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社论刊出后，《人民日报》迅速开辟“读者来信”栏目，率先示范。文艺界也很快作出响应，《人民文学》2卷3期刊出苏联学者郭发列夫的长文《文学与人民》，介绍苏联文坛的“读者会”经验。3卷1期，又刊出前述王淑明文章，要求批评家“虚心地考虑到群众意见的重要性”，“今天我们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工农兵生活，而群众恰恰就是现实生活的主人，我们难道可以对他们的意见，不予以重视吗?”［10］但由于《人民文学》主要刊登文学作品，而且实际负责的副主编艾青性格疏狂，较少趋时应势，所以，在文艺界真正创建读者接受制度的，是丁玲担任主编的《文艺报》。

丁玲早年主编过“左联”刊物《北斗》，对读者原即比较重视。《文艺报》甫一创刊即开辟了读者栏目。第1卷(1949．9－1950．3)开设了“文艺信箱”栏目，内容是作家为读者解疑。刊登过两组通信，一是蔡仪回答浙江富阳县政府读者丁进关于朱光潜“移情说”、“距离说”的疑问，一是茅盾回答小学教员张忠江关于“革命现实主义”概念的困惑。问答之间，呈现的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教—学关系。其间，读者作为被启蒙者，未获得批评资格。这与“群众路线”颇有疏隔。所以，1950年4月《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丁玲很快调整旧的启蒙作风。在5月出刊的2卷4期上，刊出《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一文，检讨编辑部轻视读者的态度，认为“读者来信”“确是‘无尽藏的源泉’，是‘报道新现象的可靠来源’”，并表示要充分谅解读者的低水准，“他们连文字都还不容易运用得通顺，怎能突然之间就会用标点呢?”［11］随即，《文艺报》增设了“读者中来”栏目。其中刊出的“读者来信”，不但数量激增，而且一反此前求学问知的姿态，而变成了短论性批评。第3卷共刊出了11封“读者来信”。除一封是介绍《东北荣军》的编辑经验，其余10封都是具体、尖锐的有关文学现象的即时批评，如《希望改变处理来稿的态度》、《我对文艺刊物编辑的一点意见》、《对新民报副刊“萌芽”的意见》、《对连环画及其出版者的意见》，等等。195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发布后，《文艺报》更彻底放弃启蒙主义的“文艺信箱”，扩大并完善了“读者中来”，逐渐建立一种特殊的读者接受制度。从1951－1953年间的《文艺报》刊发“读者来信”的方式看，这种接受制度包括三道相互呼应的程序。

其一，读者(“群众”)批评。批评涉及作家、文学作品和文艺现象，且往往以“人民”名义发出。1951－1953年，《文艺报》刊出的大量“读者来信”，涉及各个方面。譬如，郭建新等《评阅工人作品应该慎重》批评刊物编辑对工人“门槛”太高，姚文元《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举报上海各电影院放映“黄色”电影，李威仑《青春电影是本坏杂志》和魏峨《我们不要宣传庸俗趣味的刊物》，批评《青春电影》杂志的小市民风格。其它如王克浪《戏改工作的“死角”》、丁正华《尚小云剧团应该爱惜自己声誉》、姜素明《我对人民文学的一点意见》、高为华《上海文艺界应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姚文元《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闻山《荒谬绝伦的“文学论教程”》、江华《一本为不法商人作辩护的作品》等，都尖锐有力，符合“人民文学”的话语整饬规划。其二，作者自我批评。读者批评面世之后，《文艺报》往往会要求被批评者作出适当自我批评(检讨)，以保证自上而下的整饬效果。《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作者萧也牧、朱定，及模仿者(吴燕)、改编者(李卉、冯不异)挨批后，都发表了自我检讨。前鸳蝴派作家张季鸾被读者点名批评后，也撰写《对＜神龛记＞的初步检讨》一文，承认“自己的认识不够”，“写作态度的极端不严肃”。林焕平遭到姚文元、闻山批评后，亦做出《我决心批判我的反动思想》的检讨，“痛心于自己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这种做法，利用体制力量，将作家卷入批评与自我批评规训程序。读者从中获得了规训权力。其三，监督与审查。为保证“读者来信”发生效力、被批评者进入检讨程序，《文艺报》还经常通过“编者按”等方式，直接敦促作家检讨。5卷3期《应当重视工人对文艺工作的批评》(晓阵)一文，敦促《川西日报》就其“对于群众批评置之不理的态度”进行检讨。对已交上的自我批评，《文艺报》也通过“编者按”给出审查意见。张季鸾、林焕平的检讨，同时刊发于1952年第9期。《文艺报》加“编者按”云:“我们认为表示愿意检查自己错误的态度，是好的。但是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根源和过去的作品和作风更深刻的批判和检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自己的改造。”同期《路翎要切实地改正错误》(金名)一文，则是给路翎施加压力。这类做法，进一步将体制性权威注入了读者。

《文艺报》通过批评、检讨、监督三道程序，赋予读者(“群众”)前所未有的现实权力。本来，读者“不过是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能影响文学意义的发生，但不能控制作家的创作。一个作家的写作，他考虑的读者可以是目前的，也可以是未来的，可以是明确的，甚至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模糊的、不清晰的。读者对他的约束力是间接的”，但“在政治主宰文学的时代，读者的需求成为人民的要求，它对作家的潜在控制也是决定性的。”［12］当然，与论者将读者的权力归因于“人民”修辞不同，接受制度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在1952年最终形成。该年，《文艺报》刊发的读者来信、作家检讨竟然高达46篇，如《反对投机取巧的出版作风》、《评奖呢，还是赚钱?》、《腐朽的生活必须立即改变》、《彻底清除坏思想、坏作风》，等等。由于《文艺报》的示范作用，到1953年，全国刊物都相继设置读者栏目。至此，读者接受制度在文坛全面确立，并得到了延续(1958年后还升级出现“读者讨论会”、“读者论坛”等形式)。

由此，读者一方面获得“群众”、“人民”意识形态权威，另一方面，又获得接受制度这一现实权力渠道。两相匹配，读者的弱权力终于上升为强权力，成为文坛重要参与力量，作家再不能如过去一样，对读者置之不理了。这种参与，从理论上讲，有利于文学生产多元性。来自下层的读者有时确实能提出有益的阅读意见。赵树理《“锻炼锻炼”》发表后，当时即有评论家批评小说“歪曲现实”，认为像“小腿疼”、“吃不饱”这样落后、自私、懒惰的农村妇女是极个别的，但来自湖北浠水一位农民读者说，“‘小腿疼’和‘吃不饱’像我们社这两个人像活了”，“赵树理同志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在我们社里太有代表性了”。［13］这些意见对于作家加强写作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对于作品修改，无疑产生了良好效果。《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的反复修改，从这种接受制度获益甚多。

三

但在某些时候，接受制度也产生了约束功能，令部分作家感到焦虑。当时，作家挨了读者(“群众”)批评，若再被迫检讨，就“再也不能工作了，甚至连你这个人也完了。”［14］到50年代后期，少数作家面对读者，不免心存畏惧之心，“处于一种按照读者的要求和愿望来进行自己工作的某种程序”之中。［15］曾对蒋介石都敢说“不”的曹禺，也苦恼表示，“一考虑到有些读者提出的‘应该是怎样的’问题，往往就写不畅了。”［16］评论家也被要求“必须向群众学习”，“端正自己的评论方向”。［17］出版社出版新作，亦往往需要举办“工农兵座谈会”，以“群众意见”作为“护身符”。此类反应，刘小枫谓为“二十世纪的人民症”，“‘人民’一词具有巨大的道义迫害力量，凡不能认同为‘人民’，就是应该被消除的个体存在。”。［18］

接受制度畸变的原因，在于“读者”被盗用。研究者指出:“虽然在理论上，文学的读者——人民群众被置于一个有决定权的位置上，但在文学的实际接受过程中，它却处于被给予和被利用的状态，成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力量。”［12］这是准确判断，但读者为什么会“被给予和被利用”呢?论者多单纯归咎于政党压力，实则诱因甚多，可说是复杂“力量关系”的结果。国家权力是其一，但读者事实处境也是重要原因:一方面，工人、农民读者在毛泽东的强力支持下，通过接受制度获得了现实强权力，另一方面，“工农兵”读者事实上仍处于社会底层，缺乏资源能力，很难染指名义上属于他们的强权力。这种权力与权力主体的剥离现实，必导致各方势力对读者接受权力的觊觎。“觊觎”者包括四种:积极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异端、知识分子中的派别分子、大众投机分子。忠诚分子传输国家权力，异端者为争取理论合法性，派别分子为在势力斗争中抢得话语制高点，无名读者为换得发表机会，都参与了对读者(“群众”)使用权的争夺。情况之复杂，大大超出意识形态约束范围。盗用“读者”的方式大致有五种。

其一，代“群众”发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西方民主概念本有区别。它重视群众利益，与其说是尊重群众个人独立意志，不如说是爱护群众、替群众作主、代群众发言。因此，当时文学批评大都喜以“群众”抽象身份发言。但他们表达出的“群众意见”，与真实的工人、农民、市民趣味往往又相去甚远，更多是“为我所需”。他们根据政治化的“人民需要”，“从理论上虚构”读者，这种“人民”、“群众”读者，“不同于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接受者和读者，尽管其地位和作用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读者，但并没有文学接受的选择性和主体性，也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文学欲望，更不可能在文学阅读、接受过程中敞开自身的历史经验，不被承认文学阅读的历史惯性，也不允许历史语境的进入。”［12］这种“人民”、“群众”往往还对真实、多样读者趣味与文学诉求构成排斥，恰如论者所言:“权威批评往往用‘群众’、‘读者’(尤其是‘工农兵读者’)，来囊括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趣味上完全一致的读者群”，［5］25“否认了不同读者群、不同阅读需求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1］179这种“读者”显然有利于“人民文学”对文学内部多样性的收编与改造。所以，“文艺界的决策层”往往会利用这种“读者”“以达到其规范文学的目的”，“‘读者’被作为文学一体化体制下权威批评的一种自然延伸而经常被有意地加以使用。”［2］但显然，这只是“群众”面目之下的部分事实。作为工具，“群众”也经常被不同文学势力借用，他们以“群众”之名，宣称对方文艺思想“离经叛道”，或是“小资”、“右派”，或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以此彼此攻击，如丁玲、周扬在被批判时遭到的“群众”声讨，往往是某些对立势力打着意识形态旗号组织来的，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势力斗争，意识形态实在是居于次要位置。甚至，某些时候异端思想者明明“离经叛道”，也往往打着“群众”大旗虚张声势。在此种种代“群众”发言的方式中，下层读者声音事实上是缺席的。

其二，选择“读者来信”。“一般而言，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在开始时所占有的材料和讯息要超过他将要传递的材料和讯息。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根据某些标准从大量的材料中抽取一部分”，［19］“抽取”、“选择”读者实属必然。1951年卞之琳《天安门四重奏》发表后，《文艺报》立即以专版形式刊出“读者来信”，批评卞诗“晦涩难懂”。而所刊“来信”无一支持卞之琳者。作为久负盛名的“智性诗”作者，卞之琳真的突然就彻底丧失了读者吗?这不太可能。《文艺报》“读者来信”，只能表明它的延安主编欲以“群众”之名确立“人民文学”审美规范，故意将喜欢卞之琳新作的“读者来信”沉之箱底。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当时普通战士们对这部作品及其作者路翎深感亲切、欢迎，对当时报刊上的批判“从心底里是不以为然的”，但“读者的一些真实看法被悬隔、压抑，而充斥在报刊上的是‘假、大、空’的文章。”［20］不过，这两例选择背后的动机大异其趣。如果说丁玲是为了与“人民文学”外的“异质成分”展开文学“领导权”斗争的话，那么，周扬、夏衍支持下的对《洼地上的“战役”》的群众批评，多少有打击异己的因素。与此同时，有编辑权的异端和异己分子也可给自己营造“群众”支持的假象。1951年，艾青因编发“坏作品”被解除《人民文学》副主编一职。在离职前最后一期(1952年第1期)，他集中刊发了一组“读者来信”，对自己“自由主义”编辑作风大示崇敬。1957年，巴人《论人情》遭到批评，他在第5期《北京文艺》上，也刊出一封崇拜自己的“来信”，再度申张异端人道主义思想。这类有意为之的选择，与其说凸显的是读者观点，不如说是编者观念的自我演示。

其三，修改“读者来信”。现有读者来信未必完全符合需要，修改来信的事件便时有发生。这类事情一般都比较隐秘，不为外人所知。但1954年，《文艺报》刊发了一篇读者对《旅大文艺》杂志的检举信。该信称，1954年《旅大文艺》第10期摘登的读者关于汤凡小说《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的来信，擅自篡改了该读者信件内容。读者原信为“一篇作品的价值首先决定在它的思想内容上”，编辑部改为“我们认为看一篇文艺作品好坏，应该首先看看是否真实。”这一修改，不难见出《旅大文艺》对“社会主义真实性”的异端诉求。这类为我所用式的修改，恐怕有编辑权的忠诚分子、派别分子，也都曾暗箱操作。

其四，虚构“读者来信”。选择、修改，毕竟受限于来信实际情况，无可利用者时亦有之。何况修改来信还有被举报的风险，因而虚构来信就变得普遍。1951年，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在《文艺报》4卷5期发表批评萧也牧的“读者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掀起全国性“萧也牧批判”。此后，随着势力之争公开化，不同势力更将伪造来信视为“方便法门”。1951年，《文艺报》5卷5期刊发的攻击《人民文学》的“读者来信”，即是经丁玲、陈企霞安排，由唐因起草、杨犁爱人抄写，再拿去发表的。①《匿名信的由来》，《文艺报》，1957年第23期。稍后发表的两封署名“王戟”和“苗穗”的批评胡风的来信，同样出自编辑手笔。［21］而胡风自己，也安排人冒充读者寄信到《文艺报》，斥责批评胡风的人。1957年，编辑苏凤以小品文形式暴露了这类“读者来信”的制作“内幕”:

有一天，编委叫我去，……说:“你写一封读者来信，敲一敲某某的意见。”这一下弄得我目瞪口呆。我想我已经是编者了，怎么还叫我当读者呢!编委接着解释说:“你作为一个读者，给编辑部写一封信，反驳一下某某的意见，这样要更有力量些。”说老实话，本来我是不愿写的，因为从这里，我感到一种地位下降的隐痛，但是写在稿纸上的字被铅印出来，又是我最感兴趣的;同时我想:作为编者，又作为读者，大致也是可以的，我每回编过之后，不是还要读吗?于是也就答应了下来。这封“读者来信”写的异常出色，因为我是以读者这个面貌出现的，说话十分自由，还显得特别公正。在写的时候，我还觉得在我背后叽叽嚓嚓的跟着一大群读者，而我是代表他们一大群人在发言的。……我没有署名就交给了编委，随他办去了。刊物一出来，我就急忙看我的“读者来信”，发现下面的署名是“××”。我记得在一年前，我写了一篇批评编委的文章，也有一个叫“××”的“读者来信”把我敲了一记。这一下我才明了那一记是谁敲的了。［22］

文章最后，苏凤善意提醒大家:“不要把文章看得太死，是否可以联系生活，看一下有没人借口群众意见如何如何，乘机打击报复的现象”。这类虚构，实并不重视贵为“人民”、“群众”的下层读者。而且，虚构动因多数出于派系恩怨。

其五，自我伪造。前述四种盗用“读者”的方法，全操于知识分子之手，非在现实中缺乏编辑权、话事权的下层读者能够做到。作为真实读者，他们离“读者”距离最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二字被人使来唤去。但写作作为当时名利兼收的暴利职业，终究会刺激出人的适应性生存技能。洪子诚指出:

这个时期的文学环境，也塑造了读者的感受方式和反应方式，同时，培养了一些善于捕捉风向、呼应权威批评的“读者”。他们在文学界每一次重大事件、争论中，总能适时地写信、写文章，来支持主流意见，而构成文学界规范力量的组成部分。［5］27

这些读者实际上是投机的。为了稿费和名声，他们宁“左”勿“右”，与其说是“规范”文学，不如说以教条主义方式，毁坏着“人民文学”的合法性。

1950－1953年，随着接受制度逐渐确立，这五种盗用读者(“群众”)使用权的方法也逐渐出现。甚至，接受制度能够确立，与文艺界对其工具价值的重视亦有关系。若文艺界对此制度缺乏兴趣，它纵有“群众路线”支持，恐怕也会很快流于形式。但显然，接受制度的威慑性、打击性，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某些深陷势力之争的作家的喜好。因此，随着“读者”日益混乱，接受制度某些时候也悖离了“群众路线”，远离读者，畸变为意识形态和利益斗争的双重工具。

四

但无疑，意识形态利用“读者”概率越来越高。本来，接受制度的畸变，只是导致读者(“群众”)工具化，并不必然导致它进一步畸变为规约力量。因为，积极分子可借“读者”宣传意识形态，而异端分子亦可假借“读者”宣传其个人见解。“读者”虽难以传达真实的读者声音，但也不会妨碍批评界自由论辩的展开。但接受制度的运作是失衡的。积极分子、派别分子、投机分子，都会加强政治规约功能(忠诚分子规训性自不必言，派别分子为抢占话语制高点、打倒竞争对手，也伪装成正统意识形态奉行者，派别斗争也总是被塑造成党对异端的斗争，所以也会产生规训效果。投机分子为换取发表机会，看“气候”，摸“方向”，也会加深意识形态规训。但这意识形态同时又是作为工具被党以外的私人力量操纵)，唯有异端分子能利用“读者”对意识形态有所抵制。但随着文艺批判频繁发生，异端分子日渐稀见，其利用“读者”作为反抗之具的可能，迹近于消失。因而，读者功能逐渐单一化，沦为意识形态对一切越轨者、权势人物对一切异己者的规约工具。这时，“群众路线”可说令人遗憾地偏离了它的初衷。

不过，这一结果，恐怕使许多曾对读者工具价值颇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始料不及。这种规约功能，无疑损害了当代文学应有的独立、自由与健康。这一现象，引起了对文学底线有所坚守的知识分子的警觉。因此，自1953年起，文艺界出现了对接受制度隐约而持续的抵制。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明确提出，“绝对禁止匿名批评、适合于自己企图的‘读者中来’、甚至伪造的‘读者来信’;犯了这种败坏社会道德和损害党的威信的做法，要受到严格的公开批评以至处罚”。［23］主流文艺界的抵制则相对隐蔽，但由于通过体制力量进行，却更有力。最初遏制来自《文艺报》新任主编冯雪峰。冯雪峰虽虚构过“读者来信”，但他对“读者”的畸变最早产生警惕。1953年第1期，《文艺报》刊出编辑部文章，批评读者“在文艺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上，还有一些不够健康的现象”，“仅仅满足于一事一物的简单的定义和结论”。①《请不要采取这样的批评态度和批评方法》，《文艺报》1953年第1。随即，《文艺报》有意削减了“读者中来”，刊发信件数量由1952年的46篇骤减至1953年的21篇，信件内容也从尖锐批评转为温和建议。1954年，“读者中来”更见弱化。1955年，“周扬派”侯金镜继任主编，继续遏制读者。到1956年，“读者来信”已廖廖无几。到1957年上半年，侯金镜藉改版之机，索性取消“读者中来”。相应地，全国刊物也逐渐清除了读者栏目。

遗憾的是，到1958年，出于对知识分子的极端失望，毛泽东再度重申了“群众路线”，并“史无前例”地鼓励工农兵“自力更生”，逐步掌握原由知识分子掌握的科学、文艺等领域。文艺界随即提出工农兵“占领”创作领域、批评领域的口号。于是，被遏制3年之久的读者栏目卷土重来，且由“读者中来”骤然升格为“读者讨论会”。《文艺报》编辑部还为此检讨自己“保守思想”、“官气”和“骄气”，并向读者约稿，吁请读者“就本刊发表的重要论文或重要讨论写出自己的感想和意见”，或“对当前的文艺工作、文艺创作随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24］1958－1959年，读者在《文艺报》上对《护士日记》、《辛俊地》等小说进行长期“讨论”，俨然专业评论。《人民文学》亦展开了对《除夕》、《改选》等小说的“读者讨论”。大量文化不高的读者的涌入，对“人民文学”审美规范造成破坏。这激起了文艺界对“读者”的第二次遏制。这次遏制，得到周扬、何其芳等文艺领导人的明确支持。1959年，批评家胡青坡公开抱怨读者“过分挑剔和指责”，使作家有“戒惧之心”。［25］《中国青年》则利用《青春之歌》讨论对读者进行打压。据老鬼披露，“反右”后，“全社会存在着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喜欢上纲，动辄就扣大帽子”，《中国青年》决定找一个恰当机会予以“教育”，正好记者汪涵在采访中发现工人郭开对林道静的“小资情调”不无意见，于是怂恿郭开撰成“读者评论”，刊发于《中国青年》上。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又向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名作家发出邀请，组织了一次颇有规模的“围剿”。据说郭开在文章发表前得到批判风声，急忙赶到编辑部希望取回稿子，但遭到拒绝。［26］这次批评，产生了较好的反响，“读者”信口雌黄的恶劣作风得到遏制。1959年底，《文艺报》再度取消“读者讨论会”。到文艺政策调整的1960－1961年，《文艺报》彻底抹去所有读者栏目。“读者”因此再度被遏制在文坛之外。

然而，到1962年底，国内政治形势再度变化。1963年《文艺报》又恢复“读者中来”，1964年又新推出“读者论坛”，1965年甚至把“读者来信”直接冠以“文学评论”之名。读者(“群众”)被体制性赋予他们此前不可能具备的专业权威。然而，这种“读者”与真实读者的联系日益被抽空。“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关于“读者”的遏制不复存在。“四人帮”假借意识形态之名，大量组织“工农兵评论”。“读者”由此彻底畸变为整肃异己的私人工具，在批“三家村”、批“文艺黑线”、“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文艺批判中起到了虚构“舆论”的作用。当然，在“文革”中，“读者”都披有意识形态外衣，但它们与革命实在是无甚关系。阿兰·斯威伍德指出:“在法西斯或共产社会中，市民社会完全被扼杀了，此时大众之作为装饰门面的角色，具有无比的重要性。”［27］当代“读者”庶几近之。它们多少见证了斯皮

瓦克(Spivak)关于“属下不能说话”的断言。

［1］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2］徐勇．“权威”的出场——试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读者的实际功能和尴尬处境［J］．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1)．

［3］记者．批评文艺报的错误和缺点［J］．文艺报，1954(22)．

［4］李威岑．青春电影是一部坏杂志［J］．文艺报，1951，5(2)．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毛泽东．中央转发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报告的批语［C］//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7］萧延中．划时代悲剧的剖析与理解［M］//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8］毛泽东．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M］//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美〕J·赫伯特·阿休特尔．权力的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0．

［10］王淑明．群众看法与专家看法［J］．人民文学，1950，3(1)．

［11］丁玲．在处理来稿的工作中所得到的教育［J］．文艺报，1950，2(4)．

［12］王本朝．人民需要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想象［J］．西南大学学报，2007(1)．

［13］张庆和．读小说《“锻炼锻炼”》［J］．文艺报，1959(7)．

［14］沛德．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J］．文艺报，1957(11)．

［15］雷加．四十年间［J］．新文学史料，1990(2)．

［16］张葆华．曹禺同志谈创作［J］．文艺报，1957(2)．

［17］本刊编辑部．欢迎工农兵文艺评论［J］．收获，1964(4)．

［18］刘小枫: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M］//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三联书店，1996．

［19］〔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武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3．

［20］陈伟军:从传播学视角看十七年小说的大众接受［J］．南京社会科学，2007(10)．

［21］晓风．胡风路翎文学书简［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34．

［22］苏凤．“读者来信”与“内部参考”［J］．新观察，1957(7)．

［23］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367－368．

［24］编辑部．向读者提出三点意见［J］．文艺报，1958(6)．

［25］胡青坡．文学作品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J］．长江文艺，1959(6)．

［26］老鬼．母亲杨沫［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95－96．

［27］〔英〕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M］．冯建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72．

Readers’Issues in Literature from 1950 to 1970

ZHANG 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It is currently commented that literature readers from 1950 to 1970 were monitored by the Party for political control motives，and that the Party，through ideological rhetoric techniques，made them a tool for standardizing and controling literature，which is rather erroneous．In fact，the dominant motive of then reader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olitical control，for it was the esatblishment of a special acceptance system rather than the ideological rhetoric that provided readers with their overpowerful receptive power．Moreover，the desire and contention for the receptive power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the public has become a key reason for readers to fall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olitical party or any private force．

readers;the receptive system;political control;power struggle

I022

A

1674－5310(2011)－03－0029－07

2011－04－10

张均(1972－)，男，湖北随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