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旁观者对《红岩》第一稿写作的回忆——胡元访谈录

钱振文(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100034)

一个旁观者对《红岩》第一稿写作的回忆
——胡元访谈录

钱振文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100034)

1962年初《红岩》出版后，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63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的文章《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多少年来，这篇文章成为人们描述小说《红岩》写作过程的唯一根据。2005年7月24日，论文作者到四川成都采访了原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胡元先生。作为《红岩》作者们的朋友，胡元先生在1956年曾经目睹了《红岩》第一稿的写作。他对《红岩》写作过程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叙述，从中可以看出，解放后的“业余作者”和他们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官方历史叙述和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

《红岩》;集体写作;旁观者;政治高度;革命寓言

一 三个作者和两个“旁人”

《红岩》的署名作者是罗广斌和杨益言，但本文的主人公却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他们三个人有相似的经历，即都曾被作为政治犯禁闭在位于重庆郊区的歌乐山集中营。刚解放时，重庆市委安排从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负责编辑一本有关集中营情况的公开读物，在编辑过程中忙不过来，刘德彬就找来他高中同学杨本泉在家赋闲的弟弟杨益言参与工作。从此开始，他们三人就结成了一个宣讲集中营革命烈士英勇斗争事迹的工作小组，直到本文讲述的1957年《红岩》第一稿写作的完成。①《红岩》第一稿完成后，他们三人就参加团省委组织的巡回报告会，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刘德彬成为了运动的目标，被人指控犯有“攻击‘肃反’运动”、“组织教师‘鸣放’”等“错误”，考虑到他毕竟是从敌人监狱中九死一生逃出来的，所以被定为“中右”，下放到农场劳动。1959年《红岩》第二稿和以后的修改定稿，就没有参加。关于刘德彬应否在《红岩》上署名，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该问题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但本文是把刘德彬作为作者之一来论述的。

除了口头讲述，刚解放时，罗广斌他们还算是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但他们那时的写作大多是领导安排的类似于公文性质的写作，只有零星几篇字数不多的小作品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此后多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报告。把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的愿望一直就有，但是需要机会和时间。在做报告的过程中，为了支持他们的工作，一些大屠杀事件的当事者和烈士家属们给他们提供了许多他们原来没有掌握的材料和情况，但这也只能说是为以后的写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如果没有合适的时机，写作仍然只是一个偶尔挂在嘴边的话题。

但是，到1956年，他们还是赶上并抓住了一个时机。这年的3月，刘少奇连续两次对文化领域发表谈话，其中一次是3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期间对周扬和刘白羽的谈话，一次是3月8日在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在这两次谈话中，刘少奇都专题谈到组织青年业余作家写作的问题。在前一次谈话中，他说，作家协会“应该帮助他们，给他们写作机会，切实保证他们的创作时间，如果不能长期离开工作，可以利用短期的创作假期的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1］79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应该是很快就层层传达到了各级作协，这样，作协重庆分会也开始酝酿给一些“业余写作者”申请创作假。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通过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得到了这个信息，大家认定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实现常常闪现在脑海中的写作愿望。当然，他们这时有个条件，就是在重庆日报工作的老报人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可以做他们的写作顾问，具体帮助解决他们几个人都不知深浅的技术难题。杨本泉和这个工作小组关系不浅，他不但是杨益言的哥哥，还是刘德彬的高中同学，1949年他们三个人编辑烈士追悼会会刊的时候，杨本泉就曾助过他们一臂之力，帮他们解决联系印刷等事情。现在，杨本泉也愿意帮助这几个弟兄把他们的革命本钱变成更大的财富。因为杨本泉也在筹划申请创作假，以完成自己的一个写作计划，因此罗广斌他们希望能把这两个写作活动安排在一起进行，以便能够随时得到杨本泉的指点。

对1956年那次写作的另一个重要的见证人是胡元，胡元原名胡锡培，原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编剧，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和革命活动，和老作家茅盾有长达30年的交往和大量的书信来往。1956年罗广斌他们在南温泉写作的时候，他正在重庆大渡口钢厂“小平炉”体验生活，每周回城时都会绕路到南温泉去看他们写稿子。所以，对于《红岩》第一稿的写作过程，胡元先生是重要的见证人。2005年7月，笔者赶赴四川成都，对胡元先生进行了详细的访谈。说起当年《红岩》的写作的事情，胡元先生对我说:

要讲这个，先要说说我和他们的关系。杨本泉、杨益言弟兄和刘德彬和我都是一个文艺社的，叫“突兀文艺社”。他们三个人都比我大，尤其是杨本泉。1945年，他是复旦新闻系的学生，我在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学文学，常去北碚的复旦新闻系去听课，就是靠的他的关系，吃住也是在他那里，以后我和他交往也很多。杨益言是杨本泉的弟弟，1948年他从上海回到重庆，他哥哥就跟我说他没有工作，我那时在一个铅笔厂，这个铅笔厂上海是总厂，抗战时迁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了上海，但在重庆留了一个分厂，这个厂的老板是很进步的，解放区用的铅笔，就是用的这个铅笔。解放区学文化，没办法，没有笔，用钢笔更困难。这个厂呢，开了一个工人夜校，让工人读书，我在这里上课，那个时候正要扩大，还差一个人来上课，我就让杨益言来上课。

说完和杨氏兄弟的关系，胡元先生接着回忆他们几个人计划写东西的过程和他对刘德彬、罗广斌的印象:

那个时候，1950、1951、1952 年，他们经常出去讲演，杨益言在1950年就写了一点东西，我不太清楚是什么。在写作之前，杨本泉就给我讲，说他老弟想写。杨益言、杨本泉、刘德彬我们都是一个文艺社的，刘德彬是个老大哥，他年纪比较大，他参加革命比较早，他是1922年的，1938年就入党了，这个人老实、忠厚;罗广斌是个少壮派，这个人我以前不熟，罗广斌的记忆力好，风风火火的，他说干什么就干，得有这么个人才行!杨益言写了点东西，他是我们“突兀社”的，但他在“突兀社”没写什么东西，他是学电机的，但他有个哥哥杨本泉，杨本泉是能写的，下笔快。我和杨本泉以前来往就比较多，住得也近，晚上吃过饭后我们经常和《重庆日报》的几个人出去喝点儿酒，喝点儿茶，听听评书，在一起活动比较多。有一次，他就在这个时候说到他的老弟想写东西的事。我说，希望他们写出来。那个渣滓洞我以前就知道，叫“中美合作所”，1943年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南开读书，有一次，我走到了旁边，别人说:“去不得!去不得!不得了!”我说:“怎么回事?”“哎呀，说不清楚，抓住就出不来了。”我看写的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还以为是合作社什么的，看门口旁边有摩托车，我当作是拖拉机，别人说:“什么拖拉机，是摩托车，抓人的。”①2005年7月24日下午5:1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

1956年10月，在得知杨本泉获得单位批准三个月的创作假、准备集中创作有关川北红军的故事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联名向市委书记处写报告，要求给他们创作假，把他们知道的集中营烈士们的事迹写出来，市委批准了他们的申请。显然，这个申请的批准是和他们在此之前已经进行多年的口头报告会等宣讲活动有着密切关联的，是和报告会有着相同的功利性考虑的。实际上，在他们写作的过程当中和长篇小说《红岩》出版之后，他们的口头报告会也没有停止进行，他们后来到北京，住在中青社修改小说，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即是为了解决频繁的报告会与小说写作的冲突，使他们的写作能够得到时间上的保证。因而他们的写作可以说是口头报告的延伸形式，是“应群众的要求”，把口头的报告“写出来”，变成更容易流播和保存的书面形式。说是“长篇写作”的开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们“写作”的开始，因为三个作者在此之前的文字活动似乎不少，但是，这些写作活动，或者是属于只限内部阅读的公文写作，或者是对其他作者文章的编辑和改写，真正他们自己写作的东西是少得很可怜的。但是，这次却不同，他们在多年的社会教育活动中收集了不少的资料，报告会的成功也鼓起了他们更好地开掘集中营生活这个丰富资源和“矿藏”的雄心;能够请假三个月脱产写作，说明他们的工作计划得到了权力部门的首肯和支持;为了弥补他们按个人在文学修养上的不足，他们还专门请了有写作经验又有亲缘关系的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做他们的写作“教师”和“教练”。万事具备，10月中旬，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杨本泉4人浩浩荡荡开赴重庆幽静雅致的南温泉，开始了他们的“长篇”创作。

对他们在南温泉写作这“一段值得记忆的日子”，艾白水(杨本泉)是这样回顾的:“在南温泉时的生活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每晨六时半起床，散步去搭伙的食堂吃早饭后，赶在八时前回来，上午八至十二时，下午二至六时，像在机关里一样准时上下班，各人坐在各人的桌前翻阅资料或写作。中午午睡半小时。晚上则是自由活动时间，喝酒、聊天、散步、看书，各从其便。”［2］生活方式“像在机关里一样”，写作方式同样如此:“他们的写作方式不同于作家通常思维的方式，却和共青团领导机关写文章的方式很相近，按照杨本泉的主意，罗、刘、杨三人每人各写部分自己较熟悉的片断，这个‘板块分工’的写作方案很快就定下来了。”［3］对写作的分工方式，当事者刘德彬的回忆更为详尽:“经批准后，我们于56年秋住进南温泉红楼。先是集体凑材料，分析材料，写出写作提纲。又集体讨论，并根据提纲分出章节，由三个人根据自己熟悉的人物事件，承担了有关章节的写作任务。例如罗广斌写的白公馆的陈然、小萝卜头;我写的江竹筠、老大哥、黑牢诗人蔡梦慰、流浪儿蒲小路等;杨写龙光章、水的斗争等。分别写好后，互相传阅，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再修改。三个人认为可以了的章节，则由杨本泉负责润色。”①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发表稿。

从以上两个当事者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红岩》生产的开始阶段在写作方式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体现之一是，他们的写作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实际上，像在机关一样的作息时间安排只是局部的表面的现象，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他们的整个写作活动本身就是机关工作的一部分。从一开始，这个写作团体就是在一个组织的框架中运作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组织的允许和各种各样的支持。对此，当年曾在重庆市文联工作的杨世元说:“《红岩》的写作有很大的特殊性，它既反映了创作者(主要是罗广斌和刘德彬)的革命经历和狱中磨难，也如林默涵所说，是部‘党史小说’。它既是罗、刘、杨的创作活动，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列上组织日程，各方面尽力以促其成的一项工作任务。”②杨世元《大树不是从腰部往上长的——〈红岩〉著作权争执之我见》，未发表稿。重庆市文联为他们安排创作假，等于是专门负责文学生产事务的重庆市文联向他们三人的所在单位重庆团市委和他们的人事主管部门重庆市委组织部提出了临时“借调”的请求，同时等于是重庆市文联向他们三人提出了“订货”的要求。这样，他们的长篇写作就既反映了他们个人对写作工作的热情和愿望，也反映了重庆市文联对这一写作题材的认可和希望，文联也可说是这部稿子的“出品人”和“制片人”。

他们在写作方式上的独特性的表现之二是，“集体写作”的概念在他们这里表现得最为确切。从刚解放时完成市委交派的编辑烈士追悼会会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开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就形成了三人合作小组，以后的几次文字写作和报告会，三个人都是形影不离，以至“罗、刘、杨”成为一个稳定的“符号”和“美谈”，用以指称一个以言说大屠杀事件为专长的工作集体。三个人的性格互补和默契配合显然在以往的工作中大见成效，在接下来更繁重也更没有成功把握的新任务中形成合力、共同出击，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胡元回忆他们写作的情形说:“那时候，他们四个人围着一个大桌子，有乒乓球台子那么大，靠窗户这边是罗广斌和杨益言对坐，靠里这边是杨本泉和刘德彬对坐，我去了，杨本泉就把他的位置让给我，他坐在桌子当头，次次如此。”③2005年7月24日下午05:10－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从胡元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写作活动不仅在时间安排上像杨本泉所说的“和机关里一样”，从写作者的空间安排上照样是机关办公室的布局。和50年代“集体写作”的通常做法一样，他们也是先集体讨论写作提纲、分工安排，然后分别执笔，最后再由“专家”润色。当然，从第二稿开始，参与《红岩》创作集体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专家顾问加入了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等;政治和历史顾问加入了重庆市组织部部长肖泽宽、重庆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甚至市委书记任白戈以及许许多多参加过四川地下党斗争的老同志;在中青社介入之后，又有中青社社长朱语今领衔的多位“专家”参与到这个集体创作的队伍中来。

二 报告文学还是小说?

对于计划写作的作品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甚至用什么体裁来写作他们经历过的这个集中营事件，作者们最初是并不清楚的。他们的想法只是把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写出来。对于三个从来没有写过东西的人来说，决定用什么体裁来写作是个很难决定的事情。但是，和一般写作情形不同的是，他们的写作活动在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会写作的人”在一边做他们的“场外指导”。写成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就成为“场外指导”首先需要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对这个过程，当年参与其事的当事者胡元先生说:

当时是经常看他们的稿子，提意见，他们也提出一些问题来争论。头一次去，我就因为写成什么形式的问题和他们争论起来，说争论，其实主要是我和杨本泉两个旁人在争，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写成报告文学。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中美合作所(当然，这个说法不准确，只是说起来顺口一点，合作所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东西，应该叫集中营)这件事以前我就听说了，进去了出不来，很多人都知道的，以后我到红岩村就更知道得清楚，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大秘密。我在昆明时，听说他们那边的特务就老说:“你再不招，把你送重庆。”啊!送重庆就不得了啦!大家都知道重庆有这么个东西，但又不清楚究竟，写出来就会震惊全国:“啊，重庆有这么大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现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当时都不知道的。战斗剧社在50年代由严寄洲主持，想搞一个关于集中营的电影，但后来失败了。罗广斌说也考虑过写报告文学，但杨本泉却主张写成小说。我说，一个是向全国报告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情况，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个秘密的杀人的魔窟，推出去就会震动全国，而且在历史上将成为宝贵的文献;另一个就是先练练兵，对材料熟悉一下，下一步再写成小说，就更方便了。如果先写成小说，就容易让读者认为全是虚构的而引不起重视。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几个也就本泉写过一点儿小说，其它三个人谁也没有写过小说，几个人凑在一起，想一下子写成小说，我觉得比较麻烦。罗广斌在听了很久后才点点头，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可以考虑。但杨本泉始终认为那样费事，写成小说后就可以将其中的事实部分拿出来作为副产品，而且他总担心出了纪实的报告文学后再出小说就少了读者。我说，那不然，报告文学写好了，人们会更愿意看同题的小说。罗广斌最后说，看来还可以再考虑，先写下去再研究。①2005年7月24日下午5:1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

从胡元先生的这段回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一开始，他们的写作活动就有其他人的参与和介入。他们三个“谁也没有写过小说”的人，之所以敢于奢望“一下子写成小说”，其主要的力量并不是来源于他们“几个人凑在一起”，而是“写过一点儿小说”的“旁人”杨本泉。是杨本泉为他们设置了明显超过他们自身能力的文学目标。而且，杨本泉的“坐镇”显然给他们“问鼎”小说增加了极大的信心。2．但在胡元先生看来，以他们当时的文字能力，应该从他们所经历和体验过的集中营生活入手，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把一个“大秘密”向世人揭露出来。一则重庆集中营中所发生的事实本身就具有价值，值得向世人披露，另外，对于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人一下子想写成小说而且是长篇，胡先生是怀疑的。

虽然罗广斌他们倾向于写小说、想写小说，但有一个现实的困难，就是胡元先生倾向于他们写成报告文学的第二个“没好意思说出来”的原因:一伙儿谁也没写过小说的人，想一下子写成小说，是可能的吗?罗广斌的办法是“先写下去再研究”，这写下去的结果就是使胡元先生很是困惑的一堆不是小说的“小说”:

此之后，我以为他们会重心落在报告文学上，以后看过的不少篇章，也分不清到底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到以后为了书名的争论中才知道他们写的是小说。

三 《锢禁的世界》还是《红岩》?

关于《红岩》书名的来历，很多当事者和研究者都进行过描述，这些说法虽然有一些出入，但大致来说还是一致的。即前三次稿都叫“锢禁的世界”，从第四次稿开始基本确定了书名“红岩”。但是，胡元先生的叙述却打破了所有以往的说法，他说:

关于书名的问题，他们开始就说叫《锢禁的世界》，我说，好，“锢禁”比“禁锢”好，因为“禁锢”只是一般的意义，“锢禁”虽然拗口，但那只是习惯问题，而“锢禁”比“禁锢”的意境似乎要深一层，“禁锢”只有围困的意思，而“锢禁”却有深入内部整个冻结的味道，是个好的书名，符合实际。他们说还要考虑，还没定下来。又一次去时，杨本泉说:“你看这个书名如何?”便从桌子当头的一堆稿子的最上面，揭开盖着的纸，拿出一张十六开大的白纸来，上面用墨横写着“红岩”二字，我说:“什么意思?”杨本泉说:“老罗昨天晚上找任白戈、任市长题的字，叫红岩。”我又说:“红岩什么意思嘛?”杨本泉说:“红岩就是红岩村，指挥斗争的领导机关呀!”我说:“这个不用你解释，我在那里住了半年多，在那儿工作过，我还不知道。但是红岩村离渣滓洞很远嘛，用‘红岩’很勉强嘛。”杨本泉说:“这是任白戈认可的，任白戈是市长啊!”我说:“我不管市长不市长。这个名字离题材有距离，太虚了。不过这个名字想象力很丰富，但作为报告文学的名字不恰当，用做小说的名字还可以。”他说:“就是小说嘛!”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们仍然是按最初的计划在写小说而不是写纪实的报告文学。这时罗广斌笑道，他进城去见过任市长。“红岩”书名是任白戈起的还是同意的，我就没有详问了。②2005年7月24日下午5:1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

胡元先生的这段口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多少年来，许多当事者和研究者都认为“红岩”这个名字是1961年在北京中青社“第四稿”修改完成时定下的，③如张羽说:“书稿讨论会之后，修改工作开始。在作者动笔之前，编辑室同志和作者一起对小说的命名问题进行了研究。……当时，作者从重庆带来的名字和编辑室提出的名字总共有十几个，如《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万山红遍》、《激流》、《地下的烈火》、《嘉陵怒涛》等。其中与红岩有关的就有好几个，可见众望所归。最后一致商定，取名《红岩》。”张羽《我与〈红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如何蜀说:“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修改完成的《禁锢的世界》书稿即将出版，罗广斌向重庆市委请示了两个问题:书名怎么办?作者是否仍署罗、刘、杨三人?市委书记任白戈指示:书名可定为《红岩》。”何蜀《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刘德彬》，《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3期。在此之前就只有一个临时用名“禁锢的世界”，但实际上，早在1956年“第一稿”的写作过程中，人们就开始酝酿这个最后的目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作者们就有两个待用的名字:一个是现实的名字;一个是理想的名字。一个是最初定下来的“符合实际”的适合做报告文学题目的《锢禁的世界》;一个是慢慢琢磨出来的“离题材有距离”的适合做小说题目的《红岩》。

但问题是，虽然在刚开始就想出了理想中的题目“红岩”，而且，这个题目得到了市委书记的认可并题写了书名，但是在《红岩》前三稿中使用的名字却始终是那个不理想的名字《锢禁的世界》，直到1961年才再次由任白戈敲定这个早在5年前就认可的名字，为什么?

其实，名字“禁锢的世界”并不是作者们的首创，①我们的作者们的写作习惯是在写作之前先搜集各种材料，包括其他人的相关文章，在他们解放初期编辑追悼会会刊时的工作程序就是如此的。而是烈士诗人蔡梦慰在狱中写成的长诗《黑牢诗篇》第一章的标题，他们把“禁锢”颠倒，改成《锢禁的世界》，这也并非他们的独创，在蔡梦慰的长诗的第一章第一段就写道:“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二百个不屈服的人，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一把将军锁，把世界分隔为两边。”［4］他们把动词“锢禁”的形容词化获得了陌生化的效果，得到了胡元的赞赏，因为他觉得这个题目和作者们要写的内容很是贴切，而且，好就好在用“锢禁”而不用“禁锢”。②但是，一般人对“锢禁”这个不常用的词还是感觉到很别扭，所以，虽然稿子上用的是“锢禁的世界”，但在几十年过去之后，人们甚至是作者还是习惯称之为“禁锢的世界”，以至于两个名称常常混为一谈。

但是，很显然，这个创作集体对这个很是贴切的名字并不满足和满意，于是又有了一个“很虚”的新书名“红岩”。“锢禁的世界”和“红岩”指称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一个是位于重庆郊外国民党政权监禁政治犯的集中营，另一个是位于重庆市区共产党办事处的所在地。实际上，在这两个不同的空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关联，早在1947年国民党对文化、教育界人士实行“六一”大逮捕、一批政治激进人士被关进渣滓洞之前的1947年2月，驻扎在红岩村的共产党办事处就被迫撤回了延安。所以“指挥斗争的领导机关”其实并没有指挥发生在渣滓洞和白宫馆里的生死斗争。所以，当年胡元先生觉得用“红岩”做书名“很虚”，就不只是因为“红岩村离渣滓洞很远”，而且是因为“红岩”这个空间名称所隐喻的内容离渣滓洞很远。所以胡元先生觉得“用‘红岩’很勉强嘛!”

当时几位作者没有向胡元先生说明“红岩”一名究竟是谁的创意，也没有详细阐释“红岩”一名的内涵和外延，但显然的是，两个名字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创作方向，所以才产生了发生在胡元和杨本泉之间关于书名的“争论”。和对一个空间内涵进行直接描写的书名“锢禁的世界”相比，“红岩”则是借用一个具体的空间名称来喻指一个更大的空间重庆和“锢禁的世界”之外的“解放的世界”，而后者对前者来说，是包围和另一个意义上的锢禁的关系。这样，“红岩”这一“想象力很丰富”的题目一下子就把写作的主题从揭露集中营的“大秘密”和国民党特务在败退前夕的滔天罪行，改换成了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匪特进行坚强斗争的革命者的歌颂，把写作题材的范围从集中营的“小圈圈”转移到了集中营之外“指挥斗争的领导机关”红岩村。

与此同时，使用比喻修辞手法的“红岩”书名也意味着整个篇章的寓言性质，同时，这也决定了写作采用的体裁形式应该是适合于“想象”和“象征”的小说，而不是适合于纪实的报告文学。这样，写小说就不只是出于杨本泉对文学等级的考虑，而是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考虑。在写成报告文学还是小说的问题上，胡元的看法表面上看不无道理，罗广斌最初也这样想过，而且认为胡元说的有道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写成小说是对的。胡元的看法只是知识分子的皮相之见，他只是看到了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和一个绝大的秘密的揭露对读者可能产生的震惊效果，而没有考虑到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实际上，解放初期人们关于大屠杀的讲述就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但是到了1956年，罗广斌他们经过多年的政治宣讲，比胡元更知道群众需要什么。虽然罗广斌他们还不能清楚地知道小说形式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功能，但他们知道只是如实地描述“中美合作所”这个“杀人魔窟”里的“真实的情况”，并不能使领导满意也不能使群众激动。

这样，在1957年初作者们完成写作向重庆市文联交差之前，他们的作品就有了两个可用的名字，一个是胡元认为的“符合实际”的好的报告文学名字《锢禁的世界》，一个是“想象力很丰富”的小说名字《红岩》。但是，作者们向文联交差的那个“油印稿”却没写任何名字，既没有用好的报告文学名字《锢禁的世界》，也没有用好的小说名字《红岩》。这里的问题是，写的是“小说”，“红岩”又是大家公认的好的小说题目，而且是市长任白戈的首肯的，那么，为什么一直到1961年才又由任白戈最后定名为“红岩”呢?作者们在此期间的犹疑不定说明了什么呢?很明显，用“红岩”，名不符实;用“锢禁的世界”，心有不甘。起名“红岩”，实际上是作者们为自己设置了更高的任务和目标，但这个很“勉强”的目标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虽然作者们意识到了定名“红岩”的政治正确性，但是要想从技术上拉近“红岩村”和“渣滓洞”的空间距离却殊非易事。

在《锢禁的世界》中，作者们很努力地把写作的范围从集中营那个“小圈圈”扩大到了集中营之外农村、学校、工厂发生的对敌斗争，如由刘德彬执笔的《云雾山》一章等，但这些内容在以后的修改中却又被作者们删去了。而删去这些本来应该写作的内容大概是因为，这些集中营之外的对敌斗争超出了作者们的经验范围，尤其是其中工厂、农村的斗争情况就只有刘德彬略知一二。当然更重要的大概是，这些所谓的“狱外斗争”从政治上说是模棱两可的，正如罗广斌在重庆刚解放时在写给市委的内部材料《狱中情况报告》所说，正是由于解放前夕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的“左倾”盲动错误，才让国民党特务机关抓住了机会，造成了连串的被捕和组织的破坏，写过总结报告的罗广斌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这样，把写作的范围从狱中斗争扩展到狱外斗争就成为别扭和勉强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1959年“二稿”写作时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大量压缩狱外描写的原因。大家都清楚，虽然大多数被捕入狱的革命者在狱中进行了坚强的斗争，但是，无论如何，被捕入狱本身还是一个负面的并不风光的事情，因此，自然而然就会希望通过空间的转换实现写作角度的转换，但是，既然“狱外斗争”是个更难说清的事情，作者们就只好把写作的重点放回到狱中。这样，既然所写主要内容是监狱这个“禁锢的世界”，那么，用监狱之外的一个地名“红岩”做书名就显得没有根据。因此，这时候的“红岩”还只是作者们理想中的写作目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作者们对“红岩”一词所蕴涵的内在意旨进行深入挖掘和领会。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其后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向“红岩”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高度一步步靠拢。到小说修改发生“转折”和“飞跃”的“三稿”的时候，“红岩”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表征一种人的精神状态，可以解释为“集中营中革命者的斗争意志像嘉陵江畔的红色岩石一样巍峨挺立”，这样，从《锢禁的世界》改名《红岩》就不再是实际空间的转移，而是集中营空间内涵的转换，即从囚禁革命者的人间地狱转换成了革命者磨练革命意志的“学校”和革命者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战场”。到了这个时候，淘汰“禁锢的世界”，改名“红岩”才显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到1961年小说出版前夕，终于接近了任白戈对集中营进行书写的设定目标。最后定名《红岩》，其实是对作者们工作成果的某种肯定和承认。

四 “整理材料”还是“写东西”?

但眼下面临的问题是，他们不但没有实现“红岩”所设定的革命寓言书写的目标，即使纯从技术上讲，他们的写作也很不成功。他们既不能肯定自己写的是小说，但也并不甘心写作一部在文学系列中“等级”较低的报告文学，结果就弄成了一部“号称”小说、但又并非小说的“东西”。胡元说:

其实他们写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也差不多，只是把事实夸大了一些。报告文学夸大是不可以的，小说就可以。你比如江竹筠受刑，就没有用竹签子。但这种夸大的事情在他们的报告文学中就有。所以他们写的到底是什么，是很不清楚的。①在这里，“是什么”和“当作是什么”之间的错位是使得胡元先生发生迷惑的原因。显然，胡先生是在按照“审美成规”的“真/伪”逻辑来进行判断;而作者们则是在按照“事实成规”的“有用/无用”的逻辑来行动。胡先生根据文本内容的“虚构/真实”之对立来判定“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的分野，但是，正如胡元所说，在他们以前的“回忆录”中也是有虚构的。实际上，不只是他们的“回忆录”中有虚构，就在解放初期的报告会上，他们作为“虎口余生”的亲历者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有许多的虚构。作为政治文化活动，取得预定的效果才是最终的目标，适当的虚构是允许的也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只要这种虚构是合乎逻辑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它就是“真实的”，甚至比事实更真实。所以，“当作”回忆录也好，“当作”小说也好，其区别只是写作技巧的不同，并不影响所写内容的“真实感”，甚至看起来悖谬的是，越是“大胆虚构”的小说，就越被人们认为更真实。

他们三个人合写，怎么能写小说呢?这个人写某人，那个人写另外几个人，我记得杨益言写的龙光章，刘德彬写的是谁我忘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你要把它弄成小说，它不是小说，小说你得把它打烂了重新组合起来才行，你这样写就是报告文学，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在写报告文学，结果又不是。单章单章的我都看了的，不是小说嘛!杨本泉的意思是，报告文学已经有人写过了，写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另外，报告文学打响了，你再写小说就不行了，我说，不见得。后来他们也有过动摇，但是当时的状态我估计就是:不管怎么着，先写出来再说，反正这些资料，弄成小说也可以，弄成报告文学也可以。结果呢，写成了这么一摊子，大家就各忙各的事儿去了。②

胡元先生的回忆很重要，他的说法改写了有关《红岩》写作过程的种种说法。他首次披露了《红岩》作者们在1956年就预设了“红岩”这个名字，而并不是如许多当事人所说“红岩”是在1961年3月“三稿”完成后在中青社的“命名小会”上决定并最后由市委书记任白戈确定的。这也就是说，1956年底到1957年初的这次写作，罗广斌他们暗地里是往小说写作的方向努力的，最起码也要搞成一部回忆录，总之是一次正式的写作活动而不是什么“材料整理”。但罗广斌很策略地为他们以后的进退留下了余地，对外只说是“整理材料”，③从胡元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只是在写成报告文学和写成小说两者之间略有分歧和犹疑，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是试图写东西的，不管是报告文学也罢，小说也罢，但并没有从开始就打算“整理材料”、“为作家提供创作素材”。对此，刘德彬的解释是:“五七年初写成的《锢禁的世界》油印稿，作者都讳言是小说稿，是因为罗广斌同志打过招呼，对外只说是‘整理材料，不要说写小说。我们都是新手，以后还不知写成啥样子’。所以，我们三个人都绝口不提在写小说，包括向市委请创作假，也都没有明确说是写小说。直到58年中青社前来约稿，明确是写长篇小说，并列入国庆十周年献礼计划，这才使我们思想上放开，不再讳言是写小说了。”(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发表稿。)只不过这个谦虚的说法最后“弄假成真”、不幸成为事实。日后《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曾经评价他们的这个“油印稿”说:“他们是试图写东西的，当然那个东西不像个什么东西，只是一堆材料。”④《三个作者的情况——张羽谈〈红岩〉》，张羽1985年12月19日下午的谈话记录，未发表稿。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红岩》作者1963年5月13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中所说的一句话。在这篇“经过多次审阅才定稿披露”⑤杨世元《大树不是从腰部往上长的——〈红岩〉著作权争执之我见》，未发表稿。的应该是相当慎重的文章中，作者说道:“1956年，我们向中共重庆市委写了一个报告:愿意把我们知道的东西整理出来。市委给了我们三个人以半年时间，分头写出了五六十万字的书面材料。后来，领导上要我们选择、整理出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资料。这样，便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底，共青团中央和中共重庆市委进一步要我们大胆地尝试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个题材，……”［5］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1956年想写小说但却不幸写成了“一摊子材料”这样一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失败经历，说成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计划和安排的:第一步整理材料，然后根据材料写成回忆录，最后写出小说。这样，整个写作过程就成为一件始终在作者掌控之中的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平滑运行的过程，这就掩盖了不同写作阶段之间的断裂和跌宕起伏，而不同阶段的“断裂”和之后的“接合”正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实际上，1957年初完成的并不是“材料”而是未能成型的还不是小说的“小说”，而1959年初开始的小说写作是这次写作在两年断裂之后的“接合”，两篇回忆录只不过是这次“断裂”中的一个“插曲”。这种“断裂”告诉我们，在1956年的写作条件(三个作者和一个“顾问”)下，一个本来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并不能完成，这样，日后的旧事重提和与前一阶段的“接合”就一定是有了新的条件和外力的注入，而通过考察这种新条件的出现和新力量的注入，我们才能完整理解《红岩》生产的真实过程。

当然，这时候，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当年罗广斌“留有余地”的谦虚说法的某种作用。这种对外是一种说法、对内是另一种做法的做法可以为当事者保留面子，容易进退。但这对内和对外的两种说法也为日后当事者之间的争执埋下了伏笔，90年代刘德彬和杨益言之间的署名权官司的焦点就是这个第一稿的体裁究竟是什么。①对于1956年所写的这部40万字的“东西”的文体，在90年代之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说法大都和迁延长达10年之久的刘德彬《红岩》署名权官司有关，是小说还是非小说成为各方辨明刘德彬是或不是《红岩》作者中的一个重要关节。虽然在罗广斌、杨益言写作第二稿的时候，刘德彬也参与了讨论和提供了资料，但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写作。这样，第一稿的性质成为争讼双方争夺权益的关键环节。如果它是小说，那么，不管在此之后进行了多少修改，就难以把刘德彬排除在外，就要恢复刘德彬的署名权;如果把它说成是回忆录或者其它非小说的文体，那么，从1959年开始的修改以及以后的几次修改就是和这个初稿关系不大的另外的写作，最多也是从一种文体到另一种文体的改写，这样就把只参加了第一次稿的刘德彬排除在《红岩》的作者之外了。杨益言、杨本泉、王维玲等不主张刘德彬为《红岩》的第三个作者的人们认为，这部稿子是“十分忠实于历史的事实，就像他们在报告台上动情讲述那活生生的史实一样”的回忆录。(见恭正(杨本泉)《追踪〈红岩〉之谜》，重庆《联合参考报》，1993年8月14日)在一篇署名艾白水实际上还是杨本泉的文章中，作者写道:“1956年10月，重庆日报社例外地给了我三个月的创作假，让我去写1952年采访到的川北老苏区的红军故事。罗广斌他们三人闻讯，也向市委组织部请准了二个月的假，于是我们四人一车到南温泉招待所住了下来。我以一个编辑的地位，协助他们开始了基本上是回忆录式的写作。”紧接其后，作者又说到:“但是他们那时写作的最初设想，却不过是一种纪实的报告文学体裁。”(见艾白水《他是一团熊熊的火——记罗广斌同志》，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对杨本泉来说，这个初稿是回忆录还是报告文学是差不多一样的，只要不是小说，就能达到排斥刘德彬的目的。但是，为刘德彬鸣不平的许多人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他们在1956年写的就是小说，而且很轻易地举出并不是“十分忠实于历史的事实”的许多事实来进行反驳。如林彦曾说:“我在当时看过这个油印稿本，就是分章节写的，有些章节不全，还是以后陆续补送的。那个稿本尽管写的粗糙，谈1不1上完整的结构，十分松散，但也决不只是一些真人真事，只是一些材料。”(见林彦《为了不再令人遗憾》，重庆《现代工人报》1993年月6日。)当事者刘德彬说:“这个油印稿印数很少，后来有的称《红岩》第一稿，有的称《红岩》草稿。它是我们数年积累材料，经过整理初步加工出的作品，不免比较粗糙，比较原始。但它已突破写回忆录真人真事的局限，对主要人物的一些情节已有虚构、创造。”“(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发表稿。)为了说明问题，刘德彬考察了1957年选发在各地报刊上的初稿中的部分章节，对其中的一些虚构情节”进行了陈列:“一、《中国青年报》1957年4月1日发表的《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我们未见过其人，连罗广斌关押白公馆时也未见过，根据狱中老同志谈到的一些传说，根据当时环境虚构、想象出来的。……二、《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江姐在狱中》:1、这里，我们把江竹筠改成了江英;2、当时她受的酷刑由双手夹竹筷子(特制的)改成钉竹签子，增加特务的残暴性，如:拔出来的不是竹签，而是肉丝和碎骨，沾在小刷把似的竹签子上，一根、二根、三根……左手、右手……特务吼叫着，江英昏了过去。3、江姐的丈夫原名彭咏梧，这个改成了彭咏农，他牺牲后，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在奉节城示众，江姐本人并未见过人头，这里却说:‘江姐刚到奉节县城就碰上了。江姐却告诉同志们说，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重新再来……’。4、至于黄玉清、李惠明等烈士，这章里却改成了黄玉珍、李群等。三、陈然《我的自白书》是1956年写到陈然时，说陈然有‘假如没有了我’的想法，想写一首诗，但始终未写出来，最后由我们几人集体创作成的。”(见1992年4月18日刘德彬至中青社编辑张羽的信。)

胡元固执地想说清楚这个油印稿到底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绕来绕去说了那么多，最后也不能说清楚，只能以“反正这些资料，弄成小说也可以，弄成报告文学也可以”来作结。而从后来罗广斌他们对这些“资料”的处理过程看也果然如此。先是“当作”小说把“油印稿”中比较成熟的某些片断发表在重庆和北京的报纸上;②“油印稿”在报纸上发表的情况是:1、《重庆日报》1957年2月28日－3月3日发表《云雾山》，署名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1957年4月4日－6日，发表《江竹筠》，署名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1957年4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小萝卜头》，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1957年5月1日－2日《四川工人报》发表《工运书记》，署名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1957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江姐在狱中》，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这些文章的“编者按”中都说明是选自作者们的“长篇”或者“长篇小说”《锢禁的世界》。如《小萝卜头》的“编者按”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同志是从重庆‘中美合作所’(解放前美蒋特务残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大集中营)虎口余生中逃出来的，他们曾亲眼看到党的忠勇的儿女的坚贞不屈的斗争。在他们合写的长篇小说《锢禁的世界》(暂名)……这里发表的‘小萝卜头’是其中的一章。”但到了1958年3月，此时在中青社第五编辑室专门编辑单行本革命回忆录的张羽给罗广斌他们写信，希望他们在“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基础上再做补充，写成中篇的回忆录，他们就又把“油印稿”中的某些内容摘出来和原来在《红旗飘飘》丛刊上发表的一万多字的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合在一起，“写”出了四万多字的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对这些“材料”的没有结果而又事实不清的另一种“处理”的努力就是交出版社出版，在他们写作过程中或写作完成之后，就和重庆人民出版社进行过出版的联系工作，但显然在当时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之后他们又委托杨本泉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的熟人何才海投稿给中国青年出版社，③给中青社的投稿信是这样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兹送上“锢禁的世界”(暂定名)初稿中的一部分，共18章。这些章主要是写江竹筠、陈然等烈士的。因为机关工作稍多，现在没有时间改完全部初稿，以后当陆续送上，供你们审阅。如果你们看了以后，觉得可以修改出版的话，希将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当在进一步修改以后，再将定稿寄给你们。初稿将由中国青年报何才海同志分批转给你们。敬礼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1957年)2月28日依然是石沉大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次投稿并没有明确表明是“长篇小说”还是“回忆录”，大概是想把决定可以“当作”什么来出版的权力交给出版社。但显然，中青社当时既没有把《锢禁的世界》当作是报告文学，也没有把它当作是长篇小说，而是当作了没有修改价值的退稿。

这摞“油印稿”命运的转折是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全国各行各业开始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向党献大礼”的热潮。①1959年2月18日《重庆日报》发表消息《群众和专业作家一齐上阵，既大力普及又积极提高——本市掀起迎接国庆十周年向党献礼的文艺创作热潮》:“在1959年群众文艺创作大丰收的胜利基础上，本市文艺界和各厂矿、学校、人民公社、机关单位正在掀起一个新的文艺创作热潮，以进一步贯彻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大力普及、积极提高的方针。现在，大批作家、画家、诗人、演员和工农兵业余作者都已行动起来，到火热的社会和斗争中去汲取养料、搜集素材，积极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准备迎接今年建国十周年国庆，向党献大礼。”“到目前为止，已经写出初稿和正在加工中的，……有罗广斌等三人集体创作的反映本市解放前对敌斗争的长篇小说。”(见林彦《历史没有空白》，香港新天出版社，2003年，第87页。)这给封存在重庆市文联档案柜中的《锢禁的世界》带来了机遇。相对于当时其它专业或业余作家制定的宏大但不切实际的创作规划，②林彦在他的文章中记述说:“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地区的作家和业余作家在大跃进中，也都纷纷订出过今年的写作规划，有的还定了五年规划。据初步估计，分会地区的作家和业余作者的基本队伍约一百人，今年能写出配合政治任务的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约3000篇，内有长篇8部，长诗16部，电影剧本12部，多幕剧8部，评论252篇。这是1958年5月24日《重庆日报》报道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规划中的许多作品，大都没有在当时完成。”(见林彦《历史没有空白》，香港新天出版社，2003年，第87页。)这部在当时即使粗糙但却是惟一一部已经完成了的长篇，就成为“文艺大跃进”中完成“跃进”指标和体现“四结合”③“四结合”方针是:作家与群众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个人与集体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文艺方针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和其它行业一样，文艺部门从上到下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机构，叫“迎接国庆十周年以优秀作品向党献礼办公室”，简称“献办”。④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的“献办”下设工厂史、公社史，革命回忆录、戏剧电影、专业作家、会员作家、民歌编选、理论研究、群众创作编选共8个小组。重庆市文联的“献办”把写好的《锢禁的世界》列入了计划，送到四川省文联、市委宣传部审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代表中青社参加了中国作协的“迎接建国十周年文学出版规划小组”，1958年7月江晓天从“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看到四川上报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的“长篇”，回到社里后即吩咐副主任吴小武和作者联系约稿，准备列入中青社的出版计划。⑤吴小武在7月22日写信向三位作者约稿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同志: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群众欢迎。听说您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您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江晓天后来回忆说:“我从简报看到了只说是‘长篇’，所以，特别叮嘱他在信中问明白，是长篇小说还是长篇革命回忆录，得悉不是《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材料充实、篇幅扩大，而是创作小说，我就把它列入‘献礼规划’中。”⑥江晓天《早该还历史真面目》，《四川文学》1993年第11期，第64页。江晓天在当年是怎么“得悉”是小说不是回忆录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所“得悉”的内容却是相当合理的:罗广斌他们是把《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当作”回忆录发表的，而且应第五编辑室编辑张羽的约稿，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基础上的“材料充实”、“篇幅扩大”的工作此时正在进行当中。而《锢禁的世界》虽然不太像小“说，但确是“当作”小说来写作的。从时间上说，写作“小说”《锢禁的世界》在前，而写作“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后，因此，小说”与“回忆录”之间并没有延续和改写的关系。虽然有1957年2月作者们把写好的《锢禁的世界》投稿中青社的事情，但显然中青社第二编辑室的编辑们对此并不知情，所以把这个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出版之后才“拿出来”的“长篇”怀疑是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基础上的扩大，是可以理解的。《红岩》出版之后，许多评论家把1961年12月出版的小说《红岩》看作是在1959年2月出版的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基础上的改写，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这个“长篇”写得“不像个什么东西”，虽然“这些资料，弄成小说“也可以，弄成报告文学也可以。”但是当中青社要搞清楚到底是“小说”还是“回忆录”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在两者之中择其一，还是把它当作”了小说。

10月，中青社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带领总编室的王维玲到西南地区组稿，江晓天把重庆罗广斌他们的“长篇”线索告诉了朱语今，请他代为联系和约稿。⑦江晓天在《早该还历史真面目》(《四川文学》1993年11期)中说:“同年秋，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带王维玲(原在总编室工作，已内定调二编室任秘书，协助我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去四川。老朱曾在重庆西南局工作多年，与当时的重庆市组织部长肖泽宽熟，请他无论如何为作者们请下创作假，好集中精力把长篇初稿写出来，不然，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重点书出版就不可能了。”朱语今到重庆后，创作假请下来了，而且事实上他们这时早已经写出来了初稿，只是需要修改，但还是没能赶上1959年的国庆献礼，到1960年，出版社又把它列为向建党40周年献礼的重点作品，打算在1961年“七一”之前无论如何也要拿出来，在五六月出版，但也还是没能赶上，到了1961年的年底才出版。可见初稿本与定稿本的距离之大，也可以看出写小说并不是像马识途在解放初期对罗广斌所说的，烈士们“已经用血写好了，你不过是用墨复写一下罢了”那么简单。(马识途《公子·革命者·作家——回忆罗广斌》，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第121页)11月，朱语今和王维玲到达重庆市，向三位作者和重庆市委领导约定了长篇小说的写作。这样，写作的推动力量和支持力量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作者们出于革命工作激情和在重庆市文联支持下的地方组织范围内的写作，而是团中央直属单位中青社向地方单位重庆市委安排和约定的工作任务，日后《红岩》几次手稿的改写和最后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就都和这次写作动力的转换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如果没有一年后的“大跃进”运动和“向建国十周年献大礼”运动以及中青社在这个运动中的积极性，罗广斌他们写完了的手稿很可能就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1］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C］//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79．

［2］艾白水．他是一团熊熊的火——记罗广斌同志［M］//刘德彬．《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恭正．追踪《红岩》传说之谜［N］．联合参考报．1993－08－14．

［4］蔡梦慰．黑牢诗篇［C］//公安部档案馆．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143．

［5］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N］．中国青年报．1963－05－13．

An Onlooker’s Reminiscence of the Primary Draft of Staunch Revolutionaries——An Interview Record of Hu Yuan

QIAN Zhen-wen
(Lu Xun’s Museum of Beijing，Beijing100034，China)

The publication in early 1962 ofStaunch Revolutionariesaroused tremendous social repercussions before long，while May 13rd，1963 wintessed the publication inChina Youth Dailyof an article entitled“The process of writing is one of learning—A talk on the writing ofStaunch Revolutionaries”by Luo Guangbin and Yang Yiyan，the“authors”of the novel．This article has been the sole grounds for representing the writing process ofStaunch Revolutionariesfor years．On July 24th，2005，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paid a visit to Mr．Hu Yuan，an ex-editor with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Art Theatre，in Chengdu，Sichuan．As a friend of the novel’s authors，Mr．Hu once witnessed the writing of the primary draft ofStaunch Revolutionariesin 1956，while his reminiscence of the writing process of the novel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ne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which reveals that“amatuer writers”and their“literary creation”after liberation were the tool for practical political struggle as well as official narration of history to a large extent．

Staunch Revolutionaries;collective writing;onlookers;political consciousness;revolutionary fables

I207．4

A

1674－5310(2011)－03－0036－09

2011－04－16

钱振文(1966－)，男，河北元氏人，文学博士，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