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石莹丽

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石莹丽

在许多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著述中,大都就“新史学”的救亡与启蒙功能作了许多细致的挖掘,而对于“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治史方法涉及不多。“新史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济世救国的作用,现在重新回首“新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发现,它在 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彰显出的魅力则在于倡导一种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的治史方法,并为日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唯物史观派史学一脉相承。

梁启超;“新史学”;跨学科;20世纪中国历史学;唯物史观派史学

梁启超写作“新史学”、提出“史界革命”已 100余年了。100多年来,“新史学”被不断提起,亦被不断解读,它的政治功能、布新功能都已是老生常谈,但“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似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至今没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时过境迁,当初“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及其肩负的救亡责任虽已退出历史洪流,但梁启超所提倡的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治史的研究方法一直没有退潮,相反,它影响了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被许冠三先生称许为“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其“眼光远大更是时下的史界庸人难以想像”,①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 5页。实为“现代史界的第一人,且为二千年来史学史上的第一人”②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 43页。。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梁启超开启了跨学科治史的先河。

一、跨学科的治史方法及梁启超的践行

严格地讲,历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作为晚清民初的学人,梁启超并未感受到现代科技下勃兴的西方史学大潮,在其论著中也并未使用过跨学科一词。但笔者认为,透过梁启超的论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位学人身上超前的悟性,他所呼吁和实践的理论与方法明显带有跨学科的性质,因此笔者依然运用“跨学科”一词来阐述梁氏的史学方法。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跨学科的治史路径。他说：

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 (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内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 (即逻辑学——引者注)、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取诸多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又必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③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736-753页。

在梁启超那里,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可以为历史研究所用。这种心胸与超前悟性在当时及后来为许多人所不解,梁氏所倡导的总体史的写作理念和援用多学科治史的方法在其生前身后受到同仁或褒奖或斥责或怀疑。但无论怎样,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在整个 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是绕不过去的,尤其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领域落地生根。

1.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

受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1898年远走日本的梁启超写下大量文章从地理环境方面反思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尤其是在 1902年前后,他在《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文中,系统论述了地理环境与国家发展、人群性格及学术文化的关系,并加以南北、中西的比较。①参见石莹丽：《梁启超对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开拓性贡献——再谈梁启超地理环境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2期。在他看来,土地高低与文明发达程度成比例关系,高原环境“最适于畜牧”,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不能形成一稳固的团体,也“不能成一巩固之国家,故文明无可言也”;平原环境,千百年来孕育了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是“其地势使然也”;海滨环境独能“发人进取之雄心”、冒险独立精神。②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943-948页。多年之后,梁氏依然反思地理环境对住民心理性格的影响。1923年,他在清华大学讲演《五千年史势鸟瞰》之《地理及年代》中再次说：“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③梁启超：《地理及年代》,《梁启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3578-3582页。不惟如此,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不同的群体,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语言体系和宗教信仰,这些内容又均会具体反映到这一群体的文化上。如哲学上北方尊儒学,南方喜道家;词章上,北方多“慷慨悲歌之世”,南方多“放诞织丽之文”;美术方面,北方以“遵健雄浑”之碑刻著称,南方以“秀逸摇曳”之字帖闻名;音乐方面,北方多悲壮之音,南方则多靡曼之声等等。文化上的差异外化成南北方不同的风俗习惯,北方俊、肃、强,排外心理强,南方则嬚、僿、华,偏安偷惰,骄侈淫泆。④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第四卷,第 926-939页。对此,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作了中肯评价。他指出,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地理学著述,在其史学论著中明显出现把地理环境视为解释历史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倾向,认为文明的起源、文化程度的发达、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区别、思想学术的特色等,均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显然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开端。⑤参见桑兵：《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 1期。

2.运用西方经济学思想解析历史

在梁启超 1400余万字的著作中,经济学著作占有相当比重。他不断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解读中国古代的经济问题、剖析国际关系,力图给病入膏肓的晚清民国政府一剂强心针,以收起死回生之效。他运用西方自由通商原理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通商现象,认为齐人所撰《管子》,“含有重商主义的倾向”。⑥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十二卷,第 3603-3714页。他考察西方近代生产与消费理论在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体现,赞同《礼记·礼运》中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的观点,认为《周礼》中的“保富”说体现了以奢侈消费来刺激生产的经济学原理。⑦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议》,《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116-121页。他运用西方国家干涉主义理论解读王安石与管仲的经济改革,梳理西方垄断现象在管仲改革中的体现,称这种以“近数十年始浡兴焉”的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学说,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思想家管子已经“导其先河”,“管子之卓识,诚卓越千古而莫及矣”⑧梁启超：《管子传》,《梁启超全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1858-1906页。。认为管子借鉴国家实力顺利实现了对盐业、黄金和谷物的垄断,而当时“各国之政府人民无一解经济上之原理者哉?以之与管子遇,直如卵之见压于泰山而已”⑨梁启超：《管子传》。,这也是管子之所以奏全胜及齐国称霸天下的直接原因。此外,他还运用西方近代分配理论思考中国古代的分配问题,思考经济亡国的历史教训并对清政府举借公债予以声讨。他在《上载涛书》中历陈古代由于经济危机而引起的变乱,在《灭国新法论》一文中列举了埃及、印度、波兰等国的灭亡教训,以期跌入深渊的清政府从财政上作最后的挣扎。

相对于梁启超的史学与文学功底,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他是弱项,但梁氏依然热情有加,因他深知经济强则国强的道理,尤其是币制改革对民国政府的重要性。1914年,他不顾外界流言,与袁世凯握手言和,出任袁世凯的币制局总裁,操起了币制改革的手术刀。但改革终未如他所愿,一纸辞呈,结束了仅 10个月的总裁生涯。壮志未酬的他,1917年又出任段祺瑞的财政总长,提出“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毕竟一书生”,梁启超对币制改革付出的热情与心血并未得到预期效果,但他的开拓精神却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有学者所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利用西方资产阶级货币理论和参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制度、政策,分析中国货币问题比较突出的思想家”,“是当时中国比较了解西方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的人”,他对中国货币问题所作的一些历史分析、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有很多是可取的”。①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338-339页。② 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3401-3408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2968-3048页。

3.心理史学的开风气之人

梁启超本一性情中人,时常凭感情用事,他曾自我解剖说：“我是个感情生活的人,简直可以说我所用的字典里头没有‘秘密’这两个字……我的举动,表面上看来好像常常矛盾,这种性质,我虽然自认为我的短处,却不自认为我的坏处,这是情感生活的人应有的结果。”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正是这颗敏感的心,使“他在情绪高昂时,往往会工作过量,失眠,……视自己若神明;在情绪低落时,又往往饮酒过量,痛哭流涕,……甚至视自己猪狗不如”。③康绿岛：《矛盾的梁启超——一个心理学的解释》,《汉学研究》(台北)1984年第 1期。 鲁迅：《“碰壁”之余》,《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123-130页。这种情绪化的性格给他带来了学术研究上的突破。通览梁氏著作,他给我们的最深印象就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④详见石莹丽：《梁启超对心理史学的具体贡献》,《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 7期。他分析,屈原的自杀是因为“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⑤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十六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4617-4663页。同样,王国维的自杀也是源于其矛盾的性格,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所以只有自杀之一途。⑥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国学月报》2卷 (8、9、10,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他考察清军入关后,顾炎武不做清官,为明代忠贞不二之遗老的原因得益于其母之教诲：“父亲早死,母亲未婚守节,十七岁到顾家,过继他做养子,慢慢地抚育成人。满州入关,义不事二姓,绝食二十七日而死。……顾母死时,嘱咐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时所受教育很深,临终又有这样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为,完全受顾母的支配”。⑦梁启超：《儒家哲学》,《梁启超全集》第十七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4954-5008页。他独辟蹊径,认为宋朝积弱之原因在于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的后怕自责心理,宋太祖在殿上“杯酒释兵权”时所说的话“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应是其内心世界的反应。宋太祖一夜之间夺得天下,但他却时刻困扰于江山得来之卑鄙,终日揣测有朝一日江山易人,“宋积弱之大原,皆积于是矣”。⑧梁启超：《王荆公》,《梁启超全集》第六卷,第 1739-1850页。

梁启超还从心理学角度解析重大历史事件,如他指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源于历史和遗传两种心理因素,即“排外的心理”和“迷信的心理”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132页。,这两种心理蓄积久了,只待有导火线便爆发出来。他揣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国心思,认为英德之间因争霸世界矛盾加剧,“德人之视英也,常窃窃然曰：‘寡人饮此,与君代兴’。英人之视德也,亦常窃窃然曰：‘为虺不摧,为蛇奈何’。英德之必不免于一战”。他分析德土结盟原因：“俄土之仇久矣,……欧洲大小十余国,皆缘柏林条约有所获,而德国曾不一染指,土人渐觉可交之友,无逾德者。德人即利用此心理而益操纵之”;他分析法国的复仇心理：“故法人语及奥洛二州,辄饮恨切齿,人人有死之心,盖四十年如一日”⑩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全集》第九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2679-2722页。;他揭示战后法国主张严格制裁德国原因：“法国人提心吊胆,好象复仇战祸刻刻临头。不然,何必求英美定特别盟约,靠它做保标(镖——引者注)呢?”①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338-339页。② 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3401-3408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梁启超全集》第十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2968-3048页。他揭示美国总统在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上态度坚定的原因：他“一口咬定要把盟约当作和约的一部,而且要先议盟约再议和约,其实是利用当时欧洲人渴望恢复和平的心理,辣手却持”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

梁启超对各国的心理分析揭开了覆在战争表面的那层面纱,一针见血,颇为痛快。正如鲁迅所说：“偏执的弗罗特(即弗洛伊德——引者注)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③康绿岛：《矛盾的梁启超——一个心理学的解释》,《汉学研究》(台北)1984年第 1期。 鲁迅：《“碰壁”之余》,《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123-130页。

4.计量史学的先行者①梁启超所讲的历史统计学与今天通行的计量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出发点或者说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故笔者依然用了“计量史学”一词来描述梁氏之贡献。

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以“历史统计学”为题进行演讲,明确提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统计方法。可以说,这也是梁氏对自己多年应用统计方法于历史研究的经验之谈。当然,梁启超的统计方式主要以文字比观表与数字对照表间行。②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 52-53页。经简略统计,《梁启超全集》中的表格达 230多幅,涉及经济、历史、人文地理、人口等多个方面。如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氏共列有表格 8个,其中“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长达 8页,详细列举了明清之际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原名、国籍、来华时间、死亡时间、居住地及著述。③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 36-43页。梁氏虽未对此表进行解释,但透过这张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晚明至清末的学术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学影响。他在《春秋载记》中所附的《春秋年表》长达 19页,《战国载记》中所附《战国年表》长达 15页,将春秋战国时期每一年各国大事详细列于表上,使我们能清楚地看出各国所历大事,兴衰成败如在眼前。1924年,梁启超作《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内中共列有 16个表,全文共 86页,表格 15页,几近 1/5。他在《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中,所列的《西行求法古德表》长达 9页,列有 105位去印度求法高僧的籍贯、年代、事略等,根据此表他又作了 5个方面的统计,分列 5表,分别为年代表、籍贯表、行踪及生死统计表、留学时间表、留学路线表,通过统计,梁氏将政治统治、地理环境与佛教传播和外出留学结合起来,把历史事件立体化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梁启超的写作生涯主要是在 20世纪初的 20年间。彼时,西方历史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一起涌入国内,令人应接不暇,梁启超在宣传西方学术思想、理论方法等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以文字比观和数字对照为主的统计方式并非出现于 20世纪初年,但第一次作为一种理论将统计引入历史学的当属梁启超。当然,历史统计学在梁氏那里,仅表现为大量的图表和文字表述,并不能与今日的利用计算机处理大量数据及理性的数学分析同日而语,但毫无疑问,梁启超开启了计量史学之先河。梁启超所倡新史学中最有意义的是“肯定方法的重要性,讲求方法学和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广泛使用,得近年流行于西方的‘量化史学’风气之先”。④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 43页。

在梁启超看来,借鉴西洋的科学方法治史可以让史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打量繁盛的史料,使中国传统史学重新焕发出生命力。让中国传统史学披上西方史学理论的外衣,插上近代社会科学的翅膀,跟上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脚步,进而肩负起救亡重任是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的初衷和愿望。但“新史学”所倡导的借助西方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统计学等方法治史是梁启超史学方法的核心。迫在眉睫的危机过后,“新史学”依然能够焕发出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写作理念与治史方法——跨学科。可见,“跨学科”一词虽是后人所创,实际上在梁启超那里早已彰显无疑了。

二、梁启超之后“跨学科”理路的延续

在梁启超发出“史界革命”的呐喊之后,史学界马上做出回应,尤其是“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在当时激起反响。

首先,当时及后来翻译的一批史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均在思考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留日学生汪荣宝于 1902年译编《史学概论》,该书《序论》中即涉及了历史和科学的问题。1903年,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多种译本出版。在李浩生的译本《史学通论》第二章《历史之定义》中,将当时否认历史可以成为“科学“的三种说法一一驳斥,足见当时史家对历史科学性的信心和勇气。另外,在一批国内学者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均设有专门章节用来探讨史学与社会科学之关系,如曹佐熙的《史学通论》中有“史学之通旁”篇 (即史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吴贯因《史之梯》(又称《史学概论》)中“史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章,涉及史学与统计学、考证学、年代学、天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和生理学诸学科的关系。另外,卢绍稷《史学概要》中的“史学与科学”章、李则刚《史学通论》中的“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章、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的“科学的新史观”章等等,也都对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问题作了专门论述。胡秋原在《历史哲学概论》一书中列举了天文、地理、古生物、经济、语言、考古、统计、政治学等 10余种“史学之辅助学科”。杨鸿烈的《史学通论》在讨论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更为理性和成熟,他将这一关系放在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一大问题下进行探讨,颇有新意。曾就读于清华研究院、受到梁启超赏识的卫聚贤,继 1929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了《应用统计的方法整理国学》后,又于 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与梁启超讲演题目完全相同的《历史统计学》一书。

其次,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方法在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学府站稳了脚根。1920年,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朱希祖先生接掌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按照“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理念大幅度调整课程设置。他主张一二年级应着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基础学科,并辅以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古生物学等,尤其要注重社会心理学。朱氏还邀请何炳松在北大依鲁滨逊《新史学》为蓝本开设“新史学”课程,并请何氏将该书翻译出版。而且,他“为贯彻其史学科学化的构想,不时留心延揽归国学人或是与其见解相似的人才,进入北大史学系讲学,而前往开课的学人如李大钊、陈翰笙和李璜等人,亦往往以当时所流行的西方史学观点为讲授内容”。①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449-580页。同样,1929年,章太炎的早年私塾弟子、曾经留学美国的蒋廷黻出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蒋氏特别“强调外国史 (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的方针,至七七事变前夕,清华历史系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已初见成效。②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67-72页。

第三,新史学的进化史观和方法论特征直接催生了唯物史观学派和史学研究会的诞生。20世纪 30年代,随着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应运而生,“新史学”之潜流终于汇成大河,一泻千里,唯物史观派史学完全可以看作是“‘新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学术语境中的复活”,梁启超“‘新史学’遗产的最核心部分几乎全部为唯物史观派史学所继承所光大”。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史学而言最有推动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史观派对‘新史学’‘以社会科学治史’门径的继承和光大”。③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 6期。因此,“从学术理路上看,唯物史观派与早年的‘新史学’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是‘新史学’的重续。”④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文史哲》2008年第 3期。至 30年代,唯物史观派学人的作品以强大势头占据坊间书肆,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以中国社会历史过程为关注焦点的社会史论战的展开,体现了中国史学的革命性转向,即一方面突破了以往的王朝更替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输入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作为解释工具。⑤参见赵世喻、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 3期。完全有理由说,从历史观到方法论,“‘唯物史观派史学’是‘新史学’的变种或后裔,是‘新史学’遗产的继承者”。⑥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 6期。至此,梁启超首倡的跨学科方法也在唯物史观派手中显示威力,形成气候。

成立于 1934年的史学研究会是“新史学”结出的又一果实。该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有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张荫麟等。吴晗在其 1930年完成的处女作《西汉经济状况》中就明确显露出援引社会科学治史的路径,其“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借取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析历史问题”,不难看出,梁启超的史学观念“在吴晗身上也有投影”。⑦陈峰：《20世纪 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 2期。张荫麟少年即显露才华,16岁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就读即被“任公赏识”,之后又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专攻哲学和社会学。可以说,张氏内受梁氏教诲,外沐西学雨露,从而奠定了他对历史学的科学认识和撰述通史的独特视角。早在 1933年,张氏就“承任公之说断然肯定：‘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建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并在这一前提下批判了‘传统历史哲学’”。在他看来,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1940年所作的《中国史纲》是他晚年“最精湛的理论著作”,他所提出的“通史家选事与综合的通常义例”使“困扰中国新旧史家二千多年的书事义理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深切而允当的现代解答”。⑧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二章。总之,史学研究会所主张的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西方社会科学处借取理论和方法,以新的概念工具阐释中国历史的观点亦是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的投射。

总之,与其说“自梁任公以降,几乎所有的新史学流派皆为它的兴起奠过基石”①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 463页。,不如说在梁氏的生前身后,中国几乎所有的史学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梁氏的新史学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当迫在眉睫的危机过去之后,“新史学”并未功成身退,其初创时期的救世功能随波而去,但它的方法论特征在中国史学界依然静静地流淌,最终汇成了滔滔大河。可惜的是,天不假年,梁启超并未看到他亲手绘制的跨学科治史蓝图辉煌时刻的到来,也不知道自己十分倾心的跨学科治史门径为唯物史观派史学起了导航作用,更没有想到这种跨学科方法在 1950年后曾席卷欧美,直到今天还是许多史家探讨的话题。

三、“跨学科”方法的局限性及面临的挑战

梁启超倡导的以跨学科为中心的“新史学”在史学观念、研究对象、治史方法上都与西方现代“新史学”范式同出一辙。它们在史观上都强调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与重要作用,在研究对象上强调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在方法上都强调打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线,倡导跨学科研究。②参见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 2期;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 324-327页。有学者总结战后史学方法时指出,“较新的综合方法”主要有“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方法、“量化学派”的统计学方法和“心理学派”的心理分析法。③刘子健：《史学的方法、技术和危机》,见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 120-133页。不难看出,上世纪之初梁启超所倡导的历史主体下移、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等方法研治史学在 20世纪均得以实现。

当然,即便在历史研究中成功运用了多学科方法,历史研究也并非如人所愿,这一点时人及后人均有评述。就在丁文江发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后不久,当时留学德国的傅斯年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对历史统计方法心存疑虑,傅氏认为丁文江的文章存在不少可疑之处,最根本的是统计方法适用于像天文现象一类的“单元”事物,而非“极复元”的历史现象。在历史研究中直接用统计方法须十分小心。④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428页。深受美国“新史学派”影响的何炳松也对历史统计学提出质疑。在何氏看来,应用算学方法于历史研究有两种情况,“分量”和“计数”。“分量”只能“应用于少数不甚重要物质状况之上,如身材、年龄、物产重量、钱币价值等习见之物”,而统计数字往往是研究者在取材时依惯例论次而已,如婚姻、犯罪、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数字只显示“一种表象”,并不能显示“现象之性质”。研究者总是带着一种观念、习惯等去研究他的对象,也就是说,研究者将其心理渗入了研究对象之中。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史料都潜藏着撰述人的心理因素,因史料都是通过语言来记述的,而“语言本身不过一种心理思想上之生理符号而已”。⑤何炳松：《通史新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425-441页。

近年来,对梁氏“新史学”思想持批评态度最切的当属黄进兴先生,黄氏文中对新史学颇多讥讽与诘难：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史学”,藉著阐发崭新的史料观念及界定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让中国史家搭上这班升火待发的西方史学列车,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地迈向康庄大道,无奈前程依旧是满途荆棘、波折曲生。

当六十年代,西方史家正热烈拥抱社会学时,社会学界却对本门学科产生危机感,这种危机意识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他学科,令得满怀虚心、登门求教的史家,茫然不知所措。⑥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见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第 20-43页。

黄氏以咄咄逼人之势,声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并对中国史学的何去何从深表忧患。黄氏之忧患不无道理,他所处的时代是社会科学泛滥造成史学危机的时代,但梁启超处在前科学时代,其启蒙之功非后人所能想象。黄进兴遭遇的是“过”的问题,梁任公面临的是“不足”的问题。清末民初,当西方侵略者用尖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当西方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史学已经泛化之际,中国史学依然笼罩在二十四史的阴影下,史学的科学化、民众化无从论起。“新史学”以救世为己任,提倡历史主体下移,书写民众的历史无疑是敲开传统史学桎梏的一枚石子。以民统代君统是“新史学”思想的核心,注重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是“新史学”的外衣。可以说,梁氏开辟的这一治史路径未有不妥,它使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找到了对接点,从此中国传统史学融入了世界史学的大潮中,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史学发展的每一阶段,每种治史方法都有其时代性和合理性,正如黄与梁处于不同阶段、不同语境下,评判尺度当然有所不同。

总之,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起起落落,“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方法由边缘至中心再到史学的边缘,亦是冷暖交织。但不管怎么说,历史学的跨学科取向本身无可厚非。反观史学千年的发展史,始终与跨学科有不解之缘,从传统史学的贯通到年鉴学派的跨经济学、跨社会学,即使是对史学攻击最猛烈的新文化史也主张跨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学科之意始终流淌在史学的血液中。科际整合是史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当今学术研究的趋势,走跨学科之路是史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今后历史学的发展仍离不开跨学科方法的支援,正如罗志田教授所预言,21世纪“中国史学几乎可以肯定在专科分化和跨学科的路向上走得更远”。①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编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8页。但史学在科学化的过程中亦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其教化功能,这就要求史学作品在科学性的前提下,更加具有趣味性和普及性。因此,如何使史学插上科学性和艺术性的两翼是史家的责任与义务。换言之,史家既要是一个科学方法的审判官,能够客观公正地应用社会科学方法,又要是一个高品味的艺术家,最大程度地彰显史学的可读性、趣味性和独特性。以往的跨学科实践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对历史学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就其具体方法做出适当调整,校正以往出现的偏向,坚持以史学为本位,以发展多元、开放、革新的史学为宗旨,只有如此,才能使历史学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黄进兴先生在谈到史学的科学化时曾忧心忡忡地说：“理性上,当然我们可以藉用顾炎武 (1613-1682)的诗句——‘远路不须愁日暮’来互相砥砺,可是在内心深处我真实的感觉却是：‘长夜漫漫路迢迢’”。②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在笔者看来,尽管史学科学化令许多学人颇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惆怅,但只要抱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信念,史学的科学化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

[责任编辑：以 沫 ]

The Method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Liang Qichao’s New Historiography and its Impacts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20thcentury

SHI Ying-li
(College of History 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P.R.China)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elaborately studied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Liang Qichao and its New Historiography in serving the nation and enlightenment but there is not much discussion about his methods in historian studies.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New Historiograph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erving the nation.However,when we evaluate the New Historiography 100 years after its birth,we could not deny that its major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lies in its study methods.Liang’s study method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chool of materialism historiography.

Liao Qichao;“new historiography”;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20thcentury;materialism historiography

2010-05-25

石莹丽,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聊城 252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