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胡适的人格魅力

2011-08-15 00:42王文圣
飞天 2011年24期
关键词:自由主义胡适人格

王文圣

胡适,安徽绩溪人,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享年71岁。他的一生,迂回曲折,波澜壮阔。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有人称他是“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是“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严,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然而,胡适不仅在学术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充满魅力的伟大人格,更是让世人为之景仰。“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至于20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坐标来衡量——其总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1962年2月,一代大师胡适在台湾驾鹤西去,送葬的场面蔚为壮观,从殡仪馆门口到松江路这一段路程,人潮如流,途竟为之塞,道旁几乎都是凭吊胡适博士的人,万人同悲。面对此情此景,胡适的夫人江冬秀不禁对儿子祖望说:“祖望啊!做人要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为胡适送葬,为什么做人做到胡适那样不容易?胡适既不是国家领导,又不是达官显贵,但偏偏受到众多人的爱戴,其中的原因,就是胡适伟大的人格,是胡适充满魅力的人格使然。胡适去世后,蒋介石特地送来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对胡适先生伟大人格的最好概括和写照。

一、悲天悯人、宽容大度的人格魅力

爱新觉罗·溥仪,即清朝末代皇帝宣统,民国成立后一度居住在紫禁城内。对这样的一位废帝,当时很多人对之皆退避三舍,生怕给自己惹上了什么麻烦。但胡适并不嫌弃他,并且对他充满了同情。1922年5月17日,溥仪从故宫打来电话,要求面见胡适。经商量后,定在5月28日去故宫。溥仪先向胡适谈到了他阅读胡适先生的《尝试集》,然后谈到了他打算出洋留学的事情,并且向胡适推心置腹地说了一番话:“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那天,胡适给溥仪带了一些新书,如白话诗人康白情和俞平伯的诗作,他尽量想满足这位废帝读新书的愿望。有感于这次与溥仪的见面,回来后,他特地写了一首四句短诗:“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闭居于紫禁城内的爱新觉罗·溥仪,此时已如风中残烛,胡适之所以去见他,仅仅是出于同情而已,仅仅的同情,没有任何一点政治上的企求。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将废帝溥仪强逐出宫。胡适闻讯后,很为溥仪抱不平,当晚即为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写去一信,表示抗议:“……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天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出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从上面的一段,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人齿的废帝,胡适却满心的同情,甚至为之冲冠一怒。在胡适看来,即使是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也认为这只老鼠值得同情,因为它是一条生命,既然是生命,就应该与其他生命一样,有它生存的权利,有它存在的理由。

二、纵横捭阖的外交型人格魅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国内外舆论对此反应强烈。重庆《大公报》在社论中称赞胡适“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并寄予厚望:“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美国《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论中赞扬说:“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这些赞誉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没有辜负中国的期望。

在国内外的关注中,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罗斯福总统说:“美国将继续主张维持国际法律,增进国际正常关系,以谋促进文明之进步。胡大使名满世界,今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美国对于中国,亦随时准备与之合作”。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外交家,胡适当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外交策略:和比战难,苦撑待变。这种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持久战”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一项任务,就是说服美国改变“孤立主义”政策,不仅仅从道义上给中国人民以同情,而且要对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给予实际的援助。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美国国会曾经通过了所谓的“中立法案”,中国无法向美国贷款,但是经过胡适等人的周旋,美国人终于答应只要中国人同意拿桐油、钨砂、锑等战略物资与美国交换,美国人同意与中国政府订立贷款契约。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给了中国两千五百万美元贷款。这对于抗战初期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下的中国而言,无异于是维持体力效能乃至生命的一只强心针。以后随着美国“中立法案”的松动,中国又以同样的方式,用滇锡从美国贷款两千万美元。这一切,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功不可没。

胡适作为驻美大使,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向美国朝野和广大公众阐明中国政府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及其对世界和平的野蛮破坏,及时并正确通报中国的抗战形势,表达并宣传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在这一方面他充分发挥了学识渊博、擅长演讲的优势,《蒋总统秘录》中记载说:“获得助力的胡适等人,把握住诸如参加演讲会等多方面的机会,向美国人民倾诉中国的立场。”胡适自己也说:“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

胡适在纽约演讲《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中国抵抗侵略者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一定要依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情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其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胡适的这些话得到了验证,抗战形势对中国有利的局面终于到来了,这是哲学家兼外交家胡适之英明论断。

胡适还经常以大使身份,在大使馆接待宾客,广泛联系并结交友邦人士。1939年3月21日晚,大使馆由胡适主持招待外宾,共到宾客五百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内阁成员、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以及各国驻美使馆官员均多出席。美国学者费正清由此称赞胡适:“他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美国一些著名学府争相授予胡适名誉博士学位,邀请他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美国新闻界有评论认为:外交界人物中,同时由数校授予名誉学位及在数校毕业典礼时发表演说者,胡适为第一人。

1942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宣布免去胡适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蒋介石对胡适作了高度评价:“先生并非外交官,而是中国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在国际间有其极为崇高的声望。自他持节驻美之后,使中美关系更趋于紧密化。”这就是对胡适最高的褒奖,是对一个学者型外交官的最恰当的披陈。

三、崇尚独立与自由的人格魅力

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文化人物之一。在他的一生,曾一度著书立说,奔走呼号,传播自由主义的真谛,从而被誉为自由主义大师。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受西方人权思想影响犹深,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独立品质的继承和阐发。胡适很钦佩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一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视其为古代争自由的楷模。

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平则鸣的抗争精神,为求真理而奋斗的精神。胡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自由主义的狂飙,影响巨大,流风所及,汇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具体来说,胡适的自由主义人格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追求独立。在胡适看来,“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胡适深深地感觉到,中国最需要能独立思考,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独立”的最好说法。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不能摆脱别人的见解,不能摆脱时髦和从众的倾向,说到底是自由精神的缺失。第二,要有批评的精神。胡适认为,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批评的眼光;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最容易陷入机械的习惯,到了“机械的习惯”的时代,样样事都不知不觉地去做,全不理会何以要这样做,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胡适处处教人要“大胆的假设”和“作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其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缺少批评的精神,就会容易相信现成的学说和所谓的“真理”,这样的人就算不上有自由精神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人格。第三,与社会同协进。胡适认为,人类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全体,社会的活动是互助的。在公共场合,个人的影响不是孤立的,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关系到这个社会。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社会上的个体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能为自由的进步做一点贡献,社会的进步将不可计数。

但是,提倡社会协进精神,并不是要泯灭个性,将个体消融在集体之中。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人格主要奠基于五四运动之前,这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和人格息息相关,更和他所接受的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密不可分。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胡适在文中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人性,而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当然,这不仅仅是对青年的要求,也是胡适自由人格的反映。胡适还认为,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共和的国家,都应当使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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