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在歌唱》中的死亡主题

杜洪晴

《野草在歌唱》中的死亡主题

杜洪晴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文坛的老祖母多丽丝·莱辛以其深邃的思想、敏锐的视角、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大胆的创新蜚声世界文坛。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莱辛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就,“形成了主题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宗教哲学批评和形式研究批评这几个较为集中的研究板块”[1]。《野草在歌唱》是莱辛的第一部成名作，自其问世以来，一直引起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并大多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等视角进行文本分析。小说讲述了白人妇女玛丽被黑人男仆杀死的悲剧故事，谱写了一曲哀婉的死亡之歌。

死亡主题历来备受文学家的青睐，并反复出现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究其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对死亡的关注是对生命的关怀，通过彼岸世界返视此在世界的意义，向死而生”[2]。细读文本，《野草在歌唱》同样蕴含着死亡主题，这从小说的标题、谋杀案、铁皮屋、玛丽的最终毁灭以及摩西的死亡复仇可见一斑。莱辛在小说中无情地揭露了南部非洲种族隔离制度下女性艰难的生存环境以及穷苦白人移民和当地土人的贫苦生活，探究了玛丽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她超越了描写死亡的惯用手法，发掘出死亡的不同概念，表达了对人类生命的普遍关怀和对命运的深刻思考。

在小说的首页上，莱辛借用T·S·埃略特《荒原》中的诗行“在这个群山环绕的腐朽山洞里,在淡淡的月光下，野草在歌唱……”揭示出小说题目的来源，并赋予了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这两行诗摘自《荒原》的第五章“雷霆所说的”：“在群山中倾颓的洞里/在潺潺的月光下，小草在/倒塌的坟上歌唱，而教堂/则是空无一人的教堂，只是风之家。”[3]倾颓的山洞、潺潺的月光、倒塌的坟墓、空寂的教堂等死亡意象，渲染出死亡与绝望的气氛，也为全书奠定了悲剧基调。笔者认为野草歌唱的是对生命绝望的哀鸣，充满了被殖民者无助和心酸之调，也表达了作者对土著黑人生存状况的严肃思考和对生命的普遍关怀。

莱辛采用倒叙的手法，将玛丽被杀一案安排在小说开头，但她并没有渲染谋杀案的悬疑与凶险，而是聚焦在“人们”对于谋杀案的奇怪态度上：没有同情，只有些许气愤甚至得意，都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更奇怪的是“人们”只对迪克抱有同情，却对玛丽极其厌恶，认为她被杀是咎由自取。玛丽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为何她的死亡遭到“人们”的愤恨？是什么原因逼迫她走上死亡之路？

玛丽生活的南非是白人占统治地位的殖民社会：“在这个土地辽阔而制度苛刻的国家里，动怒、行凶、死亡这一类的事，似乎极其自然的……”[4]在这里，黑人沦为奴仆或廉价劳动力，必须对白人主人言听计从，否则就会遭到无情的斥责或鞭挞。在白人眼里，黑人被贴上低贱、贫穷和肮脏的标签，而白人与黑人之间存在严格的种族划分。这种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白人心里，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正如白人农场主斯莱特把皮鞭悬挂在门口，信奉“如有必要，打死人也在所不惜”的格言。[4]在打死一个黑人后，也仅被罚了一点钱。这种压迫和剥削关系同样也存在于富有白人和贫苦白人之间。作为富有白人代表的斯莱特在侵占迪克农场后，竟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因担心迪克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影响到白人整体形象所做的行善之举，其奸诈、虚伪的本性表露无疑。

此外，“白种文化”也决不允许白种人，尤其是白种女人和黑人发生任何关系,认为这是禽兽不如的事情。[5]正如米歇尔所说:“自1903年始罗德西亚,黑人男人和白人女人发生性关系是一种犯罪,但换成白人男人和黑人女人时就没事。”[6]玛丽和摩西的关系使白人群体蒙羞，是为“白种文化”所不容的。因此，玛丽死后，他们竭力掩盖她死的真相，旨在维护白人的集体颜面，让玛丽成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和替罪羊。

传统象征死亡的手法往往用骷髅、坟墓、腐烂的尸体来象征死神，加剧主人公的忧虑。结婚后,玛丽住进了迪克农场上的铁皮屋。在新婚之夜，莱辛通过描写铁皮屋中简陋寒酸的摆设，包括波纹的铁皮屋顶，光秃秃的砖头地面，昏暗油腻的煤油灯，破旧的画报，泛着霉臭的兽皮，托盘上龌龊的破布和有裂纹的杯子，表现出一种凄凉与绝望。最初玛丽用自己积攒的钱把家里布置一新，尽量扮演“家中天使”的角色，每天足不出户，忙于家务、看书、学习土语等。然而，天气越来越热，铁皮屋闷热难忍，但是贫穷使他们没钱装天花板，玛丽只得忍受酷暑的煎熬，而迪克还对她每天冲澡的浪费举动感到不满。之后，两人的关系因对土人态度问题上的分歧而日益紧张；莱斯特夫妇的拜访使玛丽对家里的寒酸贫穷羞愧不已；而迪克的无能使他们摆脱贫困的一次次尝试都归于失败；连她唯一一次离家出走的反抗之举也在现实面前变得毫无意义。之后，玛丽的人生变得百无聊赖，整日魂不守舍，行为古怪，处于精神失常状态。“莱辛的非洲小说中的农场对白人来说意味着自由……对他们的妻子来说则意味着监禁。迪克对农场的爱意味着对玛丽的监禁。”[7]玛丽将自己固守在农场的铁皮屋里，与世隔绝,这是她固守自我、封闭内心的表现；铁皮屋对她来说不是温馨的家，而是束缚她的牢笼，是慢慢葬送她的坟墓。

学者王丽娜指出，“精神失常是女性文学中一个常见的主题，‘疯女人’的塑造是对严酷现实的愤怒控诉。女作家通过塑造叛逆的‘疯女人’形象来抗拒父权制文化施加于她身上的压抑。”[8]玛丽从一个充满幻想、憧憬未来的单纯女人，变成一个人性被扭曲、心灵被摧残的“铁皮屋中的疯女人”。在别人眼里，玛丽精神失常了，然而，她的疯癫是对父权社会的默默反抗，也反映了她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性意识。“玛丽死亡的命运，更是对父权制规定的生活的拒绝。死亡成为她自我实现的行为，是对现有空间的无声控诉。死亡意味着新生，意味着觉醒。”[8]

玛丽从小生活在贫苦的家庭，父母感情不和，争吵不休，使她年幼的心灵对家庭、婚姻、性爱产生了恐惧心理。她走出学校后，找到一份稳定、收入颇丰的工作，终于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每天在聚会、交友、看电影、玩乐中生活。直到了30岁，玛丽从别人异样的眼光和恶毒的玩笑中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找一个丈夫。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对女孩子们，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角度来看，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9]与迪克相遇后，玛丽就急于选择了婚姻，希望跟他过全新的生活。然而迪克懦弱无能，做事思路狭窄，半途而废，农场经营上屡屡失败，最后农场被斯莱特侵吞。他娶了玛丽后,却不能给她半点幸福，家里一贫如洗，举债连连，连天花板都不许装，还以生活拮据为由剥夺玛丽想做母亲的权力。

此外，玛丽自身是一个痛苦的矛盾体。她一方面想摆脱家庭，追求个性与自由，一方面又迫于男权社会的压力结婚；她渴望改变生活，却寄希望于丈夫；她渴求摩西的关爱，却又对这种关系感到厌恶和不齿。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心灵与肉体、感情与欲望、理性与本能等内外因素的冲突对立终使她丧失了生命主体的昂奋……”[10]同时，因生活在殖民社会中，玛丽从小被灌输了殖民价值观，对黑人怀有敌对和仇视心理，这种狭隘的殖民思想妨碍了她对婚姻、自由、人生等问题做出正确思考，变成任由环境和命运摆布的可怜虫。

在现实的一次次打击后，玛丽对未来失去希望，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这时，黑人摩西却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玛丽灰暗的生活中，唤醒了她对爱情和生活的渴望。虽然在肉体和感情上需要摩西，玛丽却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异，时常摆出女主人的架子，对摩西呼来喝去，这加剧了她的痛苦，以致精神陷入混乱，每晚被噩梦纠缠。然而，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注定无法长久，也难逃种族社会的道德监视，这也导致了玛丽的最终毁灭。被英国青年人托尼发现了他们的“关系”后，玛丽恼羞成怒，无情地赶走摩西，也点燃了摩西的复仇之火。

玛丽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她知道摩西会来报仇，知道死亡在无声地等待着她，而等待死亡的过程增强了她必死的意识，也影响了她对生命的控制。正如欧内斯特·贝克尔指出的：“死亡是人最大的特殊忧虑。”[11]死亡最根本的象征含义莫过于令人害怕的毁灭力量。其实，玛丽的人生悲剧早就注定了，她总寄希望于别人，总向环境妥协，却没能认识自己的生存意义，她的死亡不可避免。

摩西为人勤快，善解人意，自尊自强，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在田间干活时，面对玛丽苛刻劳工的行为，摩西敢于挑战她的权威，用英语表达了自己要喝水的需求，却遭到玛丽的鞭打。后来摩西做了家仆，看到玛丽在贫苦绝望中度日后，容忍了她的苛刻和挑剔，自觉充当起她的保护人，并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给她采来野花，准备丰富的早餐，替她照顾生病的迪克。玛丽被深深地吸引了，和他发生了关系。可当托尼出现时，玛丽立即背叛了摩西，呵斥他滚开。摩西忍无可忍，最终选择了用谋杀来宣泄心中的屈辱与愤恨。他杀死玛丽后并没有逃走，而是在雨中等待着警察来追捕，勇敢地承担所有的后果。培根认为，人在热切的追求中死亡，就像一个人在热血沸腾时一样，当时是不觉伤痛的。所以，当人下决心执意向善时，是感觉不到死亡的可怕的[12]。面对白人不公正的待遇，遭受了众多奴役与压迫后，摩西内心的愤恨再也无法平息，他陷入了绝望，生命对他来说已无足轻重，于是他选择了自毁性的报复行动谋杀，之后又选择自首。他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自己民族的尊严，用自己的生命战胜了白人男性，体现了野草般不可摧毁的生命力。然而摩西最终被判以偷窃未遂杀人罪，成了卑贱的小偷。可见，在殖民社会中，身处边缘化地位的黑人的反抗是徒劳的，而摩西的自毁性谋杀仅是被殖民者的一声无助的哀鸣。

文学家们对死亡的探索，其实就是对生命哲学的探索。莱辛在这部小说中以怀疑审慎的目光探索了非洲大陆女性、黑人和穷苦白人的生存困境，表达了她对人类命运和生存的普遍关注。通过对死亡的描写，她告诉我们生存的意义：“既然外部世界是混乱的、多元化的，我们就不能苛求外部世界的完美统一，更不能为此而放弃自己的生命，要学会在混乱中求生存，这也就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13]

注：该文系为2009年校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X K Y 2009204）

[1]卢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多丽丝·莱辛研究述评[J].当代外国文学，2008，（4）:75-81.

[2]陈海容.解读西方文学中永恒的死亡主题之奥秘[J].黄山学院学报，2009，(1):104-106.

[3]T·S·埃略特.四个四重奏[M].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4]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5]向丽华.裂变的人生扭曲的人性——析《野草在歌唱》中玛丽形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4):64-66.

[6]龙丹.为女性独立悲叹—评多丽丝·莱辛的小说《青草在歌唱》[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4):74-78.

[7]司君.扭曲的女性自由意识——《野草在歌唱》中玛丽悲剧分析[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3):99-102.

[8]王丽娜.《野草在歌唱》中的空间观[J].琼州学院学报，2009，(6):60-61.

[9]傅丽.令人窒息的精神荒原——浅析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中的人物心理刻画[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1):26-28.

[10]杨晓丽.女性身心的抒写者——用传记研究法解读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4):63-64.

[11]Ernest Becker.The Denial of Death[M].New York:Free Press,1973.

[12]培根.培根论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陈萌.解读自杀——《金色笔记》中的死亡主题研究[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4):116-118.

杜洪晴，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