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父子与苏轼的《昆阳城赋》

/［陕西］张 进

朱熹 （1130——1200），自幼受学于父亲朱松 （号韦斋），非常喜欢苏轼之学。三十一岁拜理学家李侗为师后，即以维护儒学的纯正为己任，对苏轼其人其学其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庆元党禁的白色恐怖后，晚年的朱熹对苏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其书画及诗文词赋多有称道，如称“东坡老人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①，“东坡笔力雄健，不能居人后”②，“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③。朱熹父子与苏轼的《昆阳城赋》曾有一段铭心刻骨的情结，千载之下，令人感动、感慨与感佩。

庆元四年 （1198）四月，六十九岁的朱熹于病中览《苏轼集》，回想十一岁时父亲朱松为自己讲授苏轼《昆阳赋》的情景，因作《跋韦斋书〈昆阳赋〉》曰:

绍兴庚申，熹年十一岁，先君罢官行朝，来寓建阳，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书此赋以授熹，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慨然久之。于今匆匆，五十有九年矣。病中因览苏集，追念畴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余，霜露永感，为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已。复书此以示儿辈云。庆元戊午四月朔旦。

（《晦庵集》续集卷四）

朱熹的父亲朱松时为吏部员外郎，以不附秦桧和议，出知饶州，请祠 （祠官只领半禄），居于家。饱读诗书文章的朱松对十一岁的儿子开始了严格的训蒙教育，“他竭尽心力用儒家的忠孝气节、道德文章熏陶启迪沋郎 （朱熹的小名），但是在这种浸透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古老圣训的封建道德家教中，却包含着尊王攘夷、抗金复国的现实内容”④。一次他为儿甥读《光武纪》，朱熹感而发问，父亲扼要讲解后，儿子竟欣然领悟，因记之曰:

为儿甥读《光武纪》，至昆阳之战，熹问:“何以能若是？”为道梗概，欣然领解，故书苏子瞻《昆阳赋》畀之。子瞻作此赋时方二十一二岁耳，笔力豪壮，不减司马相如也。

（《晦庵集》续集卷四）

光武帝刘秀开中兴大业，以昆阳之战扭转乾坤，司马光有诗曰:“赤伏开兴运，昆阳定壮图。”《迩英阁读毕〈后汉书〉蒙恩赐御筵诗》，《传家集》卷六）苏轼的《昆阳城赋》作于嘉祐五年 （1060），是年正月，苏轼举家自荆州陆行赴京，路经河南作。昆阳，古县名，即今河南叶县一带。公元23年，刘秀起义兵据昆阳城，时唯有八九千人。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数十万围攻昆阳城。刘秀留王凤等守城，自率兵骑勇敢迎击，以极少兵力战胜了王莽的主力部队，王莽的新朝就此转向崩溃。《昆阳城赋》即是凭吊东汉中兴之主刘秀与王莽军作战之古战场。朱松“手书此赋以授熹，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乃至于五十九年后，朱熹仍记忆犹新，“如昨日事”。那么，苏轼此赋是怎样铺陈昆阳之战的？又何以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以下我们抄录原文，并作深入的分析。

淡平野之霭霭，忽孤城之如块。风吹沙以苍莽，怅楼橹之安在。横门豁以四达，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伛偻而畦菜。嗟夫，昆阳之战，屠百万于斯须，旷千古而一快。想寻、邑之来阵，兀若驱云而拥海。猛士扶轮以蒙茸，虎豹杂沓而横溃。罄天下于一战，谓此举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获，固已变色而惊悔。忽千骑之独出，犯初锋于未艾。始凭轼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纷纷籍籍死于沟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窃，盖已旋踵而将败。岂豪杰之能得，尽市井之无赖。贡符献瑞一朝而成群兮，纷就死之何怪。独悲伤于严生，怀长才而自浼。岂不知其必丧，独徘徊其安待。过故城而一吊，增志士之永慨。⑤

文章开篇八句写作者眼中所看到的昆阳城景象。霭霭，暗淡貌。块，孤独貌。楼橹，古代瞭望的岗楼。横门，代指昆阳城门。这几句谓:平阔的原野上浓云暗淡，一座孤城隐然浮现。狂风吹沙一片苍莽，那古代的岗楼今在哪里？城门豁然大开，道路依旧未改，而当地的人们哪里知道这儿曾经是古战场，他们正在弯腰种菜。⑥寥寥几笔，勾画出昆阳城的萧条之景，也流露出作者的兴亡之感。元人王恽《昆阳怀古》中“野人无所知，城边事春耕” （《秋涧集》卷三），明人何乔新《吊昆阳城赋》中“顾楼橹之安在兮，雉堞怅其已圮……耕夫岂识兴亡兮，方肆垦而未已” （《椒邱文集》卷十五）之句，皆从苏赋中脱胎而出。

接下来，重笔写昆阳之战。起笔“屠百万于斯须，旷千古而一快”二句，总写昆阳一战所取得的辉煌战绩:须臾之间屠戮了敌军百万，为千百年来一大快事，抒发了作者的颂美之情。然后用前后对比手法，先写王寻、王邑之“来阵”，再写刘秀之“迎击”。写“来阵”，以“驱云而拥海”比喻王莽军人数之众，来势之猛；而“猛士扶轮”四句，描绘出王莽军作战之阵势与必胜之气焰。猛士们推进车轮冲过草丛，又驱赶着虎豹等猛兽来助长军威，他们已罄尽全国的兵力作最后的较量，以为从此胜败已定，不须再战。而守城的汉军，面对强敌，乞求投降，未被应允，大惊失色而又后悔不迭。至此，王莽军的凶猛强悍与气焰嚣张已达到顶峰。《后汉书·光武帝纪》也载:“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⑦漏刻，顷刻，极言时间短暂。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忽千骑之独出，犯初锋于未艾”，写刘秀率千骑冲入敌阵勇敢迎击，虽初次交锋，士气却丝毫不弱。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陈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⑧作者接下来正是描绘了敌军惨败的过程，先是将领傲慢地“凭轼而大笑”，旋即是将士们“弃鼓而投械”，再后是“纷纷籍籍死于沟壑”。作者又进一步分析了死者中那些挂着金印、佩着玉饰的人，他们应当都是“市井之无赖”，王莽谋篡得位，这些人“贡符献瑞一朝而成群”，如今纷纷就死，不足为怪，表现了作者无比的义愤与蔑视！更为“豪杰”之士而鸣不平！

文章最后抒发了作者的感慨:“独悲伤于严生，怀长才而自浼。岂不知其必丧，独徘徊其安待。”严生，即严尤；自浼，自我污损。《汉书》载，严尤精通历史和兵法，论战无不精妙。班固赞之:“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⑨《后汉书》载，严尤曾劝王邑说，“昆阳城小而坚”，不如先攻刘玄所据守的宛城，“宛败，昆阳自服”⑩，的确深有谋略。“《读画斋丛书》本，［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五录有此文全文，末句有注文，云:‘严尤最晓兵法，为莽谋主，昆阳之败，乘轻骑，践死人而逃。’当为苏轼自注。”⑪苏轼所悲者，如此有才之人竟甘愿为王莽助力，难道不知王莽新朝必然灭亡？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孟子·尽心上》）王莽谋篡，古人皆视之为“不义”，严尤甘事不义，在苏轼看来，是不能自用其才。苏轼一生，以才学、气节著称。《宋史》称他“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⑫，因此他对严生的自浼，表示了极大的悲哀与怜惜！“过故城而一吊，增志士之永慨”，总结上文，突出了“永慨”之主旨。

观苏轼此赋，其“感慨”、“叹息”者大略有三:

其一，借故城抒发古今成败兴亡之感；

其二，颂扬刘秀的英勇抗击，以寡敌众；

其三，悲哀才士缺乏节义，不能自用其才。

此三者，表现出青年时期的苏轼，熟读书史，关注古今成败兴亡之事，关注才士的节义气概，既有卓越的文学才能，又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借咏古对现实政治提供可鉴之资，表现出非凡的才学、胆识与气节。这正是朱熹的父亲朱松所激赏的。他说:“子瞻作此赋时方二十一二岁耳，笔力豪壮，不减司马相如也。”其“笔力豪壮”，不仅表现在写景、抒情、议论的阔大豪壮，开阖自如，在其胸襟和胆识的特立过人，更在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朱松给儿甥读光武纪》，说古今成败兴亡之理，手书苏轼《昆阳城赋》赠子，其寄意殷切，用心良苦也。朱熹不辜父望，出仕后，历官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虽多数时间为祠官，然其始终关心朝政，用他的话说，身伏衡茅，心驰魏阙，窃不胜其爱君忧国之诚”⑬。他多次上封事、奏札，反复劝谏皇帝正心术、立纲纪、亲贤臣、远小人，内修外攘，以图恢复。然而因“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切，颇见严惮”⑭，他入侍经筵四十天就被逐出国门。朱子一腔悲愤，在病中览苏轼集》，追念往事，历历在目，眼见恢复无望，“而孤露之余，霜露永感，为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已。复书此以示儿辈云”。其传赋之意不言自明。

苏轼的《昆阳城赋》既被朱熹父子爱重，对后世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苏轼之前，诗文中涉及昆阳的文字泰半是借用其典故，如“熊罴驱涿鹿，犀象走昆阳”，“东汉重晞日，昆阳屋瓦飞”等。苏轼之后，专写昆阳城的作品渐多，如［宋］李廌《过昆阳城》《济南集》卷四）、［元］郝经《晓登昆阳故城》 （《陵川集》卷十）、［明］薛瑄《昆阳行》 （《敬轩文集》卷三）等，无不受到苏赋之影响。其中孙承恩《使郢昆阳城吊古》中云:“抚事吊古增慨伤，高情独有坡翁赋。严尤小竖非英才，委身簒逆胡为哉。留芳不能乃遗臭，千年唾骂谁为哀。”对苏赋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严尤，则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与愤慨，比苏轼的“悲伤”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词人怀古思旧”条云:“词人即事睹景，怀古思旧，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举其最工者，如刘禹锡《金陵》诗……《愚溪》诗……窦巩《南游》诗……东坡《昆阳城赋》:‘横门豁以四达，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佝偻而畦菜。’……而近世仿效尤多，遂成尘腐，亦不足贵矣。”可见，此赋虽不及《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更为人知晓和称赏，却也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

①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4，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3页，第3964页。

③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39，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09页。

④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页。

⑤⑪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⑥参考孙民:《东坡赋译注》，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2页。

⑦⑧⑩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页，第8页，第7页。

⑨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33页。

⑫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17页。

⑬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3页。

⑭王懋竑:《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