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性与诗美

⊙陈 平［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情性与诗美

⊙陈 平［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真情既是诗歌产生的源头，更是诗美形成的前提。然而儒学所强调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对于诗歌创作中的真情抒发是一种束缚。事实上，诗人词家只有冲决了“礼义”的罗网，张扬个性，“发愤抒情”，才能产生富有艺术魅力的不朽诗篇。

诗词 情性 真美 发愤抒情

纵观诗歌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即诗人的成就往往与其能否真实地抒写情性有关。清代诗论家叶燮云：“‘作诗者在抒写性情’。此语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尽夫人能然之者也。‘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尽夫人能然之，并未尽夫人能知之而言之也。”①这里叶燮提出了一个关乎古今的理论命题，值得思考与探讨。诗歌本来就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从诗人情性与诗歌审美的关系看，其中确乎还包含着“真实地抒写”与“不得不抒写”的两重含义。

何谓“情性”？《说文解字》释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段玉裁注云：

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礼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左传》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论语》曰，性相近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质也。质朴之谓性。②

从段注可知，在汉代，儒家以为“情”特指人的私欲，与“性”相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好的、善的。性是人的本质，而情则是人的私欲，必须要有“理”的把持。《荀子·性恶》云：“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荀子主张“性恶论”，所以他将“情性”混而论之，从个人欲望的角度，将人的自然本性与欲望等量齐观。他认为人的情性都是“好色”、“好声”、“好味”、“好利”和“好愉佚”的，要使之走上正轨，只有靠圣人创制的礼义来进行教化和规范。这就是汉代诗学文献《毛诗序》中既指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思想来源。至东汉《诗纬·含神雾》又有“诗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也”的说法③，即《文心雕龙·明诗》中“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述语的源头。可见，古代的诗歌创作要受到统治者的思想禁锢和礼义的束缚，这也是两汉文人诗歌创作萧条的重要原因。

鲁迅先生《摩罗诗力说》中的一段话，对儒学礼教与诗歌真美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揭示：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反常俗者乎？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④

此论有三层意思，一是认为儒家诗论中强调“持人情性”的传统，使诗人实际上不可能真实地抒情言志；二是由于这种“无形之囹圄”，带着镣铐的跳舞，不但使歌功颂德的阿谀文学大行于世，而且即便是抒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因此束缚失却“真美”；三是屈原的《离骚》奇文，正与其敢于“放言无惮”、无所顾忌地发前人之不敢言有关。

真情既是诗歌产生的源头，更是诗美形成的前提，诗歌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艺术规律。被锺嵘《诗品》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其艺术之魅力，也与其敢于抒发真情性有关。元人陈绎曾《诗谱》云：“《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并以为陶渊明及“盛唐诸家风韵皆出于此”⑤。清人陈祚明则云：“《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⑥

从东汉末的建安时代到魏晋两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解放，心灵自由的时期，因而也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期。“三曹”、“七子”的诗文“无复依傍”，各有情性，诗人们几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谓“诗写性情，惟吾所适”⑦。尔后的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 等诗人，他们所作无不来自于生活的直接的、真实的感受，发之于情性，施之于文采。所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锺嵘《诗品序》）。这些作品的产生符合诗美产生的基本原理，不以礼教预设的条条框框为束缚，如此才能达到诗歌艺术的审美境界。

再来看李白的诗歌，正是真情性的抒写，成就了“诗仙”的美誉。他的《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其二）云：

君思颍水绿，忽复归嵩岑。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

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

李白此作大约作于天宝二年（743），李白在入翰林后甚是不得志，初到长安的怀抱屡受挫折，于是借送友人裴图南回归嵩山之际，因事起情，直抒胸臆，表达了在出世与入世之心的交集中，自己既鄙视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又希望能像谢安那样实现东山之志的真情。“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公开申明要做一个堂堂正正袒露真心的人，而不做古代贤人许由听到尧帝请他入朝竟故意到颍水边洗耳那样的矫情之事。这种公开表明以真情来入世的人生态度，既是李白独特的个性，也是其诗作特有的艺术品格。杜甫《春日忆李白》诗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思不群”的评价，由作为知音的杜甫说出相当中肯，突显了李白艺术情性的独到之处。唐人殷 《河岳英灵集》评李白诗云：“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⑧“志不拘检”、“纵逸”的评价，也从一个角度显示了李白诗歌无所拘束的真情性、真胸襟。相反大诗人王维有一首《既蒙宥罪复拜官伏感圣恩》：

日比明皇犹自暗，天齐圣寿未云多；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因在天宝十五年（756）“安史之乱”中王维被迫担任了安禄山的伪职，在第二年唐军收复京师之后，所有任伪职者均遭罪论，而由于王维在“安史之乱”中曾有“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的诗句，加之他的兄弟王缙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战功，愿以官职相抵兄罪，所以王维不仅未被问罪，而且还作了太子中允这一闲职，这使王维不免感激涕零，以诗来歌颂“明皇”，将帝王比作光芒万丈的太阳，祝愿他有齐天的圣寿可以万寿无疆。然而，只要看看王维的“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终南别业》）和“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等诗句，就可以略知他对明皇的歌颂未必就是真情的表达。他的“感圣恩”诗虽然用了艺术的表现手法，但此诗知之者不多，世之不传原因可知。中国诗歌史表明，在专制皇权的政治高压下，脱离现实的宗庙朝堂之作，曲意违心的歌功颂德之作，博取功名的科举八股之作，逢场作戏的敷衍应酬之作，因为与真情无关，故而它们都不可能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甚至不能称之为诗。

诗人是中国古代文人中的一个独立群体。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与朝廷君王、与政治济世的不解之缘。或抒发入世之志的理想抱负，或表现仕途受挫的失意情怀，或发露感时不遇的内心悲愤，他们为之“不得不发”的汹涌澎湃的激情，是古代优秀诗歌的一个重要来源。

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以其高洁的人格和爱国之情怀，多次诤谏于楚怀王之前，结果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政治的生态与人生的际遇，成就了他“发愤抒情”的楚辞作品。西汉刘安《淮南子·齐俗训》曾云：“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修务训》又说：“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东汉高诱注：“感发也。”⑨

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虽然不知作者为何人，但为什么可以明确断定它们都是文人之作呢？就因为其中出现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如：“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在这些表面颓废的诗句中，反映的是诗人政治上的失意和对现实的不满。陆游《澹斋居士诗序》云：“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黜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⑩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诗歌的产生，乃诗人身世的悲愤与性情的激荡感发所至。

很多著名的诗人词家，当初自己也许并不想作为诗人而名垂青史。志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曹操，“鞍马间作文，往往横槊赋诗”⑪，诗歌非曹操专攻之事甚明；“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李白，决不甘心作一个御用的词臣；“窃比稷与契”（《咏怀五百字》）的杜甫，人生的理想境界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黄庭坚《题杜甫像》云：“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后人以为这两句“状尽子美平生矣”。清代词家周济诗云：“少陵非好吟，悲愤无所诉”（《漫兴》之三）。如果杜甫真的进入了政坛，如果他真的成了一个世故的官僚，他也许就没有机会对他的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水龙吟》）的辛弃疾，也许真是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家国寂寞中，成就了他千古的词名；向往“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的陆游，他几乎道出了诗人们千年来的一个共同诘问：“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雨》）唐代诗人中，不但李白、杜甫有写骑驴的诗文，李贺、贾岛还分别有“骑驴觅诗”和“骑驴赋诗”的故事，所以“骑驴”，成了诗人的标志性形象。这些伟大的诗人们，他们的生命之舟本是永远对着政治的舞台，然而不测的人生风雨，却又总是将他们推向彼岸的诗坛词苑。

作为伟大的诗人词家，是因为诗词可以真切地抒写、发泄他们心中的感慨与愤懑。特殊的人生经历、激越善感的心灵和卓越的艺术才华，成就了他们诗词创作的另一份伟业。煌煌的诗人桂冠，就是他们今生的命数，前世的情缘！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论诗绝句》），按照这种思路，我们似乎也可以说：“诗家不幸诗歌幸，青史不传吟史传。”能够千年传诵的诗词佳作必定是美的，美的作品必定由真情酿成。

① 叶燮：《原诗·外篇上》，《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 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第50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心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版，第502页。

③ 《诗纬》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推度灾》《 历枢》《含神雾》三篇。

④ 鲁迅：《摩罗诗力说》，《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第51－52页。

⑤ 陈绎曾：《诗谱》，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中华书局1983版，第627页。

⑥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康熙四十五年翁嵩年刻本。

⑦ 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3页。

⑧ 殷 ：《河岳英灵集》卷上，四部丛刊本。

⑨ 高诱注：《淮南子·齐俗训》，第174页；《淮南子·修务训》，第335页；《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⑩ 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⑪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四部丛刊本。

作 者：陈平，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 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