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啊，亲爱的家乡”
——忧郁的土地（一）

/［山东］陈占敏

“莫斯科啊，亲爱的家乡”
——忧郁的土地（一）

/［山东］陈占敏

俄罗斯文学笔记

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俄罗斯文学以其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以及人的精神生活的忧患与担当意识，铸就了其独特的文学传统，并为世界人民所景仰。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受俄罗斯文学的浸染和影响极为深广。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更是直接取自于此。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这一长串的名字对于我国读者来讲亦并不陌生，甚至耳熟能详。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确有政治性或人为性因素所造成的被动接受，但更主要的恐怕在于俄罗斯文学本身的魅力。其自足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述系统，其包孕着强烈的自省意识和批判意识的精神指向，其饱满热情又不乏忧郁深刻的诗意情怀，都是它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之一极的有力支撑。

那么，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在一个个文学巨擘的笔下又流泻着怎样的生命之思？从本期始，陈占敏先生将以其数年研究之所得，为我们展现深藏于这片“忧郁”土地上的醉人风貌。

——编者

我们的俄罗斯多么忧郁啊！

——普希金

六年流放之后，普希金回到莫斯科，沙皇尼古拉一世赐给他一个“宫廷近侍”的头衔。这有点像中国的大诗人李白，唐皇帝给他个“供奉翰林”的名号。李白发出了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惊世呼喊，仗剑而去，浪迹天涯。普希金则忿忿地表示：“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那里。”诗人，他只要不能做一个自由的歌者，而甘心甚至欣然被朝廷招安御用，锁进金笼，即便他还有金嗓子，也只能成为无耻的鹦鹉，学唱宫廷之歌，呆在廊庙，不再属于山林，不再属于人民。

普希金的诗歌创作，也有些像中国的李白。他的诗华美闪亮，饱满酣畅，秀逸灵动，机敏弹性，一切仿佛信手拈来，如长河奔流，山泉跳荡，也是那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丰神韵致。他的《海仙》诗写美丽的海仙“她洁白的胸脯，像天鹅一样，／挺起在明净的海面上，／水沫顺着她的秀发直淌”，令人想起李白“春风拂槛露华浓”、“一枝红艳露凝香”的腴美香艳。普希金也有《祝酒歌》，像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那样慨叹人生倏忽，青春难再，呼号“为青春爱的欢乐／你们要唱个够——／我的孩子们哪，／青春青春留不住……”但是，他没有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也没有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放雄阔。也许，普希金还没有李白那种“白发三千丈”的愁肠吧。诗人的愁肠关系着青丝白发，也系联着江山社稷，美人夕照，草木苍生，往往并非一个“愁”字可以了得，“愤”也属如此。

年轻的普希金似乎总是乐观的，果戈理说普希金从来不哭。普希金在《致奥维德》一诗中说：“严肃的斯拉夫人，我从不流泪，可我懂得泪水。”从来不哭的普希金，在听果戈理朗读《死魂灵》的时候流泪了，他哀叹说：“我们的俄罗斯多么忧郁啊！”他哀悯大地，怜恤苍生，他才难过地流泪了。回返自身，普希金即便写到死亡，也是乐观的：“我要在明天死亡，／像快乐的幽灵飞翔，／飞到静静的冥河岸上，／飞入神秘的极乐之乡……”（《我的遗嘱，给朋友们》）死亡之地，冥河岸边，不再是阴森恐怖的世界，而成了诗人的欢乐之乡。他即便看见了死神，也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灵魂飞扬的快乐。生命的自然法则既然规定了生命必有终点，那么，你可以慨叹青春易逝，对酒当歌，但却不必悲悲切切，忧郁恐惧。生命如一个大链条，运转不已，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这链条上的一环，生生不息，建立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谁都不应该怀抱着不死的信念，期望着永远占定那个环节。“万岁”的山呼，在这个意义上变得面目可憎，荒谬绝顶了。可是，有多少“万岁”还没有死的时候，想一想死亡便吓得浑身发抖，害怕死后会被后人从坟墓里掘出鞭尸，一息尚存，便准备下堂皇颂文，以便裹尸了。世界上有多少豪华陵墓，掩藏着腐朽！

塞纳河南岸，巴黎荣军院里的拿破仑墓，还算不上世界级豪华的坟墓，尽管他生前曾经摇撼过整个世界。就在给自己写下墓志铭的当年，十六岁的普希金写了《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少年诗人敏锐的目光，穿过第勒尼安海的万顷波涛，看到了流放于厄尔巴岛的拿破仑，“这魔王淤积着阴沉的思想，／想为欧洲制造新的枷锁”。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曾经多么英雄，也不管他曾经带给世界多么巨大的变化，让历史向前推进了多么大的一步，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如果想让世界套上他制造的新的枷锁，让整个世界俯伏于他的脚下，那么，他就是整个世界的敌人，原来他头上罩的多少光环都要打破；所以普希金挟带着大洋上的滔天巨浪，向拿破仑宣告：“颤抖吧！死神就在你头顶，／你的厄运尚在隐蔽！”再过六年，普希金以更加成熟的诗人目光再来看拿破仑，看到了拿破仑的“陵墓何等宏伟壮阔”，“人民的憎恨已熄灭，／而不朽之光却在闪烁”；然而，他即便是伟人，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矮个子伟人，他对历史有过功，他又对人民犯下了罪恶，也不能得到宽恕。拿破仑由英雄而成暴君，由推动历史前进的巨人，而成为拉历史倒退的矮子，如此天地颠倒，普希金百思不解，他向拿破仑发出质问：“是谁蛊惑了你？狂人！／谁竟使奇才目光短浅？”

答案埋藏在大洋的万顷波涛中，答案埋葬在历史的漠漠黄土中。拿破仑即便再生，他自己也难以回答，其中到底有多少成分属于社会，有多少成分属于他自身。当皇帝的梦想、山呼万岁的盈耳颂歌、检阅三军的赫赫威仪、进入陶醉状态的庙堂坐殿，与中国皇帝坐过的一个龙墩在21世纪拍卖出天价，统统属于人这个物种独有的称霸专制心理。新的世纪，中国的一个七八人的小单位，小头目多年投机钻营，挖空心思当上主宰，张口闭口都要说“我的我的”，跟厄尔巴岛、圣赫勒拿岛上流放的拿破仑，沙丘上的秦始皇，怀揣的是同一颗坏心。只不过，七八个人的小单位，不会给小头头修起壮阔的陵墓罢了。他死后只能占三尺墓穴，压在水泥板下。

心情沉重的时候，也愿意读一读普希金《浪漫曲》那样的诗篇，柔情似水，把我们抑郁愤慨的心胸抚平，虽然诗中少女也胆战心惊，然而诗人的温柔还是给了我们少许慰安。即便《寄语尤金》中也有隆隆炮声，闪闪宝剑，战马驰骋，但是忆起“我青梅竹马的伴侣，／苏什科娃，我的光明，／我能否见到你的倩影？”还是令人神往，逝去的青春让人怀想，让人忧伤，也给人甜蜜。普希金少有的忧郁伤感，出现在《歌者》中，节奏舒缓，音韵低回；不过诵读时仍然心情平和，即使逗起一圈圈涟漪，也是心海被鸥鸟掠过的摇动，并不是心潮难平的拍岸惊澜。

普希金不是苦吟派诗人，他不是“作”诗，他的诗仿佛自然流出。他轻松抒情的诗篇不涉重大的题材，不写激烈的情感，他好像是一个游吟诗人，行走间所见所感吟咏成诗，这一类诗章是给人安慰的歌。不过，你要是以为普希金在率而成篇，像中国目下的一些“诗人”那样，把一些“散话”分行排列，敷衍成诗，那就错了。1914年，十五岁的普希金发表他的第一首诗《致诗友》，就明确宣布了他关于诗的主张：“不要以为只会押押韵，／大笔一挥，不吝惜纸张，就成了诗人。”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能够触景生情，即席赋诗，像中国古代诗人的“口占”、“口号”，普希金也钦佩之至，自叹不如，那是巨大的才华，与不成器的“诗人”随口胡诌不同。

诗这种文体，在中国，自从新诗革命，有了白话诗，是越来越被糟蹋得惨不忍睹了。真正“打油”倒还好些，连油也不打，连普希金说的“押押韵”也不押，还故作高深，故作闲雅，其实全是没有任何诗意的大废话。李白早已远去了，杜甫也早已远去了，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诗人，去跟俄罗斯的普希金比一比肩呢？中国的新诗革命，其得与失，还需要好好总结。至少，旧体诗被革命推倒，不讲格律，是中国诗歌不小的损失。诗，到底还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自由是诗的精灵。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艺术的张力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矛盾。

普希金戴着俄罗斯诗歌的镣铐舞蹈，他那渴望自由的心灵，诗歌形式的镣铐从来没有锁住，他像云雀飞翔在云天。他的《自由颂》，是他获罪流放的主要罪状，也是他呼唤自由最勇敢的呐喊。在沙皇的统治下，谁敢发出这样的呼唤：“你在哪里呀，劈向沙皇的雷霆，／你高傲的自由的歌手？”在如磐的重压之下，好多人谄媚取宠唯恐不及，谁敢发出这样的宣言？他向最高统治者发出宣战,向受压迫的奴隶们发出抗争的呼唤：“而你们，倒下的奴隶！／听啊，振奋起来，去抗争！”诗人的激愤来自于这样的现实：“唉！无论我向哪里去看，／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锁链，／法律蒙受致命的羞辱，／奴隶软弱的泪水涟涟。”人间苦难令诗人不得不大声疾呼，哪怕专制统治会降下利剑，斩断诗人的歌喉。现实的黑暗令乐观的普希金稍稍低郁起来，他对自己的理想在有生之年能否实现产生了犹豫，他面对乡村，仰首问天：

朋友们啊！我是否能够看见——

人民不再受压迫，农奴制遵圣旨而崩陷，

那灿烂的霞光最终是否能够升起——

在文明的自由的祖国的九天？

普希金把农奴制崩溃的希望，寄托在圣旨降下，“奴才遵旨”，他忘记了，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皇帝会下一道圣旨把自己的宝座推翻。反贪官，而不反皇帝，其结果只能被招安，招安后去杀另一拨起义的兄弟，最后的结局是被鸩酒毒死，被鬼头刀砍头。皇帝“金口玉牙”吐出来的，从来都是不会兑现的承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才是他们的一贯伎俩。普希金犯了诗人的天真病，他是以诗人的真诚，来乞求皇帝的真诚了。

皇帝有几个是真诚的？中国的“好皇帝”李世民，是杀了同胞兄长登上皇位的。中国不好不赖市井流氓出身的皇帝刘邦，得了天下，便杀了韩信，他还说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呢。宰相也没有几个是好的，他们助纣为虐，皇帝做的好多坏事，都是宰相出谋划策帮着干的。月下追韩信的是萧何，把韩信骗进未央宫杀头的也是萧何。虽然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岂能由萧何”，可是萧何假如不把韩信骗进未央宫，韩信扯旗造了反，挥戈长安，刘邦又岂是对手？然而，韩信如果推倒汉朝天下，他做了皇帝，又有谁能保证他会是个真正的好皇帝呢？他的宰相，又有谁敢保会比萧何好一些呢？

普希金有时候就看得很明确，很彻底，对皇帝以及周围的权贵一概拒绝，不为他们而歌。他为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我这只平凡而高贵的竖琴，／从不为人间的上帝捧场，／一种对自由的自豪感使我／从不为权势烧过香。／我只学着颂扬自由，／自由奉献我的诗篇，／我从来不为用羞怯的缪斯／去取媚沙皇的心欢。”普希金自豪的还不只是他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不屈的精神，而是他代表了人民：“而我这金不换的声音／正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致娜·雅·波柳斯科娃》）他的选择正是人民的选择，而那些无耻之辈、谄媚小人、阿谀之徒，连篇累牍为沙皇、为权贵、为专制献上颂词谀诗，则令人不齿。普希金痛切憎恨，蔑视地“讥卡拉姆津”：“他著的《史》书，优雅，质朴，／不偏不倚地向我们表述／专制的必要，／鞭子的好处。”

对专制的批判，对自由的歌颂，对人民苦难的怜恤，成为普希金诗歌的主旋律，从少年一直奏鸣到中年——也是他生命的晚年。为了自由天地的勃勃生机，他欢呼肃杀的朔风“拔地而起，呼啸而来，／挟着雷霆，震慑环宇——”天翻地覆的朔风吹过，将是一片崭新的天地：“让那光辉灿烂的太阳／从此欢快地发光、照耀，／让和风和片片云朵戏闹，／芦苇的绿波轻轻荡漾。”（《朔风》）豪情满怀，神游天极，让人又想起李白的诗来了：“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梦游天姥吟留别》）谁说李白这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只会浪迹天涯、青锋裘马、不着人间呢？他的梦游，难道不是他不满于现实羁缚，向往自由天地，描摹出的理想境界吗？优秀的诗人，伟大的诗人，从来都不是安于金笼的鸟儿，自古至今，无论中外，莫不如此。李白留下来的诗作，二十岁以前的作品只有一首《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意尚平和；他的古赋第一篇《大鹏赋》，序言起首便说“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好像为自己一生的诗篇定下了一个基调，浪漫无归了。其实，再浪漫的诗人，两脚也踏在地上。不着现实的诗人，又怎么能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呐喊，决绝得那么彻底呢？

想不出李白的少年诗作会是什么样子了。他果真少年懒惰，不求上进，看过了铁杵磨针的老太太，才幡然醒悟，走上了勤学之路，成为令百代之后也难以企及的大诗人吗？那样的传说似乎难以置信。普希金比李白幸运，他最早的诗作也流传下来了，他十五岁时写下的《皇村回忆》，少年的激情、少年的报国之志满溢诗行，近两百年过后，读来仍然令人动容：

莫斯科啊，亲爱的家乡，

当我的年华像早霞初升，

就曾在这里虚掷了宝贵的时光，

不知道什么叫痛苦和不幸；

如今你看到了我们祖国的敌人，

你被大火吞没，被鲜血染红，

而我却未能为你报仇而捐躯，

只是空自怒火填膺！……

诗中所写的大火，正是拿破仑发动战争燃起的莫斯科大火。拿破仑想当整个世界的皇帝，在他亲手燃起的大火中把自己葬送了。而诗人的怒火，还不能“只是空自填膺”，他会燃起世界人民焚烧专制统治的大火，不再安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莫斯科啊，亲爱的家乡”，也不再只是普希金对他的故都的深情咏叹，而是我们对自己的故土含泪的呼唤。任何国家的首都，都不属于皇帝个人，而属于人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作 者：陈占敏，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沉钟》《红晕》《淘金岁月》等。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