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里的人生
——从现代语言学视角解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海南］陈道谆

“词汇”里的人生
——从现代语言学视角解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海南］陈道谆

人类创造了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语言。人类之所以创造语言，其初衷是把语言当做人类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即人类把语言当做表达思想、交流感情、交换社会生活信息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但在人类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积极介入，促成了人类不同生活区域里相对独立的语言习惯或语言规则，而语言的社会规则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规定着语言的使用者。这样，语言的社会规则一经形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生命力。也就是说，人类对生活世界的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同时也被语言所限定。站在现代语言学的认知立场上看，韩少功《马桥词典》记录下来的“马桥词汇”里的马桥奇人异事、方言俚语背后，其语义指向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

历史“存在”于词汇之中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语言本身储存着人类的历史传统和人类的一切文明创造，是一种文明的文化标志。人类创造了语言，但也依赖着语言，离开了语言，人类就断绝了文明的历史，理解了语言，也就等于掌握了进入文明历史的钥匙。西方现代语言学家帕默尔这样告诉我们：“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①他的意思是说，人一旦接受了某一种语言体系，就等于是接受了这套语言体系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不断积淀下来的文化观念，也就等于获得了一定的言说权力。所以说，人在语言中存在，并通过语言进入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世界。仅从马桥人对女人的称谓来看，就十分典型地体现出马桥人的地域语言所承载着的中国文化积淀，“马桥以及附近的地方较为缺少关于女人的亲系称谓，大多只是在男性称谓的前面冠以一个‘小’字，以稍作区分”。马桥词汇里的“小哥”指姐姐，“小弟”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指姑姑，“小舅”指姨妈，等等。大凡是马桥女人的称谓，基本上都是在男性称谓前面加上一个“小”字。从马桥人对女人的称谓上看，“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价值缺位的。语言空间在某种观念的引力之下，总是要发生扭曲。女人无名化的现象，让人不难了解到这里女人们的地位和处境”。这种语言现象，说明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儒家文化积淀的男尊女卑社会里，“女人甚至于连称呼也躲藏在男人后面”。这不免让我们联想到许多成功男士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位伟大的女性。”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去解读这句话，在赞美女性伟大的公开话语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即女人永远只能站在男人的背后。也就是说，女人只能通过男人来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了男人，女人无从依附，也就无从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

所以，在马桥人的女性称谓里所体现出来的种种背离词性本意的男性化倾向，其表现出来的社会本质，是一个缺少女性话语的男权至上社会，明显渗透了男性意识的规范性语言，即马桥女人的称谓已成为一个被男权意识强力扭曲过的性别认同，生存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只能借助男性话语来证明自己的性别身份。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去看这样的语言本质，由男性话语主导语言的解释权力，它明显表现出对女性“社会存在”的一种文化漠视。

还有“公家”这个词，什么是家？原意指同血缘的人构成的家庭。家为国之本，所以家是社会的基础。但何谓“公”呢？中西方对此认识有所不同。西方文化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与隐私之类的私事无涉”。即西方人的公与私是基本分离的。“中国最初的‘公’字并不是指public，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用中国人的‘公’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严格地说来，并不合适。把‘私有制’、‘公有制’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中国人的“公”在现代有两义，一是公有，也就是大家共有；二是公平，也就是大家一样。马桥人的“公家”，应该属于第一种词义，也就是公中有私和以公为“家”，“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入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着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意”。所以，马桥人的“公家”称谓，在一定程度上，与20世纪60年代中国革命歌曲流行时，有一首歌曲的歌词“花儿离不开树，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态，即个人与组织不可分离的政治文化心态。同时，它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社会属性。

词汇所体现的人文意蕴

“一切理解都是解释，而一切解释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而进行的。”②这就是说，人类创造语言来解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人生追求，并通过制定语言规则来规范语言的具体使用，但在实际运用中，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汇常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如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包含着贬义，《辞源》《辞海》等语言工具书给出的解释，大多是“醉解”、“清醒”、“觉悟”等等的意思，即“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等词汇意思相对立的，“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例如，屈原的《渔父》诗中，就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彰显个性的明亮光彩。但马桥人并不是这样看，“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借此来指示人所做的一切愚行，马桥人的“‘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了。

马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依据的，“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然而，他为什么“醒”了？屈原曾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官至左徒，参与制定楚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后被奸臣陷害，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并数度被流放到边疆。屈原被怀王、襄王流放期间，楚国接连遭到周边国家如秦、齐、韩、魏的围攻，国力一落千丈，屈原空有救国理想和主张，却不能救自己的国家于危难之中，他确实是醒的（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还有，马桥人以前把“读书”说成是“问书”，认为学问学问，不问如何有学？相比之下，现在讲的“读书”没有什么意思，倒有过于重视文牍死记呆背的倾向。在湖南马桥这个较为偏僻的地区能有这样的学习求知见解，倒是与现代教育观念强调课堂学习要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要求相一致的。从马桥人的“醒”、“问书”等词汇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文化与人文意蕴上看，语言就不再像传统语言学所强调的那样，主要是用来传达人生的意义世界，即被人类当做一种交际工具来使用。与之恰恰相反，马桥人的词汇一经形成，本身便具有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和意义世界，它并不完全听命于外部的人生世界对一定意义的解释和定义。这说明，马桥人已经意识到了“语言是人与世界的联结，中断或者失去了这个联结，人就几乎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语言就是控制力”。

在词汇里认识人生

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去认识生活，人类创造语言，主要是用来表达人生的意义世界。人与自然以及周遭世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意义的解释关系，这就是说，人生活在一定的意义世界里。因此，人类离不开语言，就像人类的生活世界离不开意义一样。语言符号一旦形成并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号体系，它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因而也就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和话语权力。从这样的认知角度去解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我们不难发现，那字里行间无不细致地展示出马桥人的生活态度。例如“科学”这个20世纪初才被中国的海归学子带回中国的现代词汇，创建了现代文明的西方社会，其“科学”的定义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人类智慧结晶的分门别类的学问。但在马桥，人们对“科学”的解释则是：“什么是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如果我们能联想到进化论的发明者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的这样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③那么，马桥人对“科学”这一词汇的解释就确实值得人们深思，科学给人类带来科技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造成了身躯体能的退化，发达的大脑与臃肿的体魄似乎成为了人类文化进步的矛盾统一体，这就难怪马桥人要把“科学”视之为“懒”的同义词。马桥人这种近似于悖论的人生认知态度，一方面挑明了马桥人对现代科学的愚昧无知和抗拒心理；但另一方面也从科学发展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果关系，说明了人类的科学进步对生活规律的现代性“文明破坏”。

又如“道学”这个词汇，在中国，“道学”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原指老子创立的有关“道”的学说，它包括哲学的道家、宗教学的道教以及属于人体生命科学范围的内丹学。由于持道家学说的历代学者往往因坚守其理念而思想过于保守僵化，“道学先生”后又被用来指为人处事迂腐、拘泥于礼法的读书人，马桥人则是用“道学”来形容他人做了善事。但在其貌似赞许的称谓背后，似乎还包含了某种程度的猜疑。“一般来说，这个词没有什么贬义。如果考虑到儒家道统多少年来包装了多少伪善，那么这个词在外人听来，又不能说是一个令人舒服的词。”作者韩少功自己在《马桥词典·编撰者序》中说过：“任何特定的人生，总有特定的语言表现。”马桥人用“道学”一词取代“善良”、“好心”、“热心肠”等等相近的词语，在近似调侃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人生的无奈，它似乎是在向人们询问：在“道学”之外，“人际之间还可能有真心实意的同情和亲近吗？”“是不是因为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怀疑？这种怀疑能够使多少施舍者惊惧与汗颜？”这样的询问，不能不让一些社会行善事者有些沮丧，因为行善的动机如果被怀疑，那么行善的社会效果必然就会大打折扣。当然，如果行善事者一心追求的是“善有善报”，即做了善事一定要有回报的话，且不论回报率的大小，其行善的动机就不太单纯，难免令人起疑心。

从以上分析来看，马桥人创造性地运用了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独特思维和情感，解读这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它所代表的一定地域的文化阐释，也就是接受马桥地域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文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马桥人创造性地运用独具个性的地域性词汇来表情达意时，只是一种个体的言语行为，但它一旦上升为一定的社会群体共同遵守的语言规则后，即所有马桥人都通过这种约定俗成的词汇系统进行思想、情感交流时，词汇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现代解释学者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④他的话里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方面，“存在”是“语言”这个家的主人，“语言”这个家是由“存在”所决定并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人们的社会意识又通过语言得以表现；另一方面，“语言”这个家一旦建立，它就成了“存在”的栖身之地和庇护之家。因此，人拥有的世界，本质上是语言的，未经语言区分和认识，世界与人的认识无关，人离开了语言，就无法触摸世界、认识世界，只有通过语言，世界才拥有意义。所以说，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去解读《马桥词典》，从其独具特色的地域性词汇中，能得到独特的审美文化意蕴。

①[英]帕默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②[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杨照明、艾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③杨沛庭：《什么是科学》，《中国青年报》，1983年4月23日。

④[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经典重读 主持人：王春林

一看到海南陈道谆先生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的来稿，我的思绪马上就回到了上个世纪末中国文坛围绕这部小说所发生的那场激烈的文学论争现场。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那种激烈碰撞所散发出的硝烟味却依然历历在目言犹在耳。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马桥词典》作为一部带有突出原创性的小说经典这一结论，应该说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然而，经典的确认，却并不意味着对于经典理解的终结。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断地丰富对经典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种任重而道远的学术任务。陈道谆先生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于《马桥词典》中若干词条的具体解析，不无敏锐地发现了这些词条背后潜在的文化意义，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迪。

——王春林

作 者：陈道谆，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