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少数派报告”成为现实

警惕“少数派报告”成为现实

■沈 彬

深圳清理8类“治安高危人员”的事，又有了新说法。4月16日，深圳方面做出澄清：清理“高危人员”不违宪，没有搞强制遣返，他们是自动离开深圳的。

美国大片《少数派报告》里说：到公元2054年将不再有犯罪，因为所有犯罪都会被“先知”预知，警察据此就能提前抓人。其实，如今的清理也是有“预言”的——去年4月，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铭就提出：无业人员不清除出深圳，深圳就没有太平；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就要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如今，这份“少数派报告”在深圳几乎成了现实，8万“高危人员”被清理出了深圳。

对此事件，一方面我们能体谅警方改善治安环境的苦衷；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强调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以治安改善的宏大叙事，掩盖公民可能的权利损害。法治社会的公正是以个案正义为逻辑起点，以公权的依法行施为实现途径的。不能以“九个手指对一个指头”为自身正名，因为你我都有可能成为那个被公权误伤的指头。

首先看深圳方面做出的回应：今年元旦开始，警方为迎接大运会，针对有前科而无正当职业者、涉嫌贩毒销赃者、有报复社会的极端言行者等8类“高危人员”开展了清理。有学者对此澄清：对“高危人员”的管控，本是治安工作的基本内容，“高危人员”并不是具体适用的“罪名”，而是警方排查、清理、管控对象的提法。而且，由于警方加强了对出租房、网吧等的检查，这8万“高危人员”迫于形势压力，是自行离开深圳的，警方没有强制遣返。至于被清理的“精神病人”，那是在监护人监管下离开的，警方也提供了帮助。

如果说其他“高危人员”的离开可能基于自身意志，不需要警方强制，那么精神病人离开又是基于什么呢？警方让精神病人离开的法理依据何在呢？作为执法部门的警方，必须正面这个问题。也许，这些病人只是极少数，放在改善治安的宏大语境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公权为“大局”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有违现代法治常识，这也是公众焦虑所在：治安改善不能以损害私权为代价；国家盛事对小民正常生活的影响也应减到最低程度。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警方对所谓“高危人员”都有所管控，但政府的作为应以法律为唯一标准。哪怕有人真的曾有种种劣迹，属于“高危人员”，也应由法律给他一个公道。如果警方以“概率论”为执法理念，以牺牲一些人的权利为“成本”，短期内对改善治安环境固然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不能保证每个人今后都受到公正对待。那些被损害的人以后将如何面对这个社会？这是在消除犯罪的果，还是种下仇恨的因？此外，“少数派报告”的执法理念，僭越了法治底线，也是对政府公信、法律权威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