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声淫”之“郑声”考辨

黄聿龙

“郑声淫”之“郑声”考辨

黄聿龙

通过考察有关文献，认为诗的音乐有风、雅、颂之分，而一诗可配多乐，人们以所配乐曲归属来论定其所属。“雅乐”是指符合雅、颂标准之乐，为“古乐”，其音中正平和。孔子所谓“郑声淫”之“郑声”，是指“王官失业”以后郑人用来演唱“诗三百”的“新乐”。用“新乐”为《郑风》伴奏，把原本可以用于庙堂的《郑风》变成了俚俗野曲。孔子因此“恶郑声”，要“放郑声”，而使“雅、颂各得其所”。

《诗三百》；孔子；郑声；《郑风》；“古乐”；“新乐”

“郑声”之说起于孔子。《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又《阳货》：“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但“郑声”何指？历来解释不一，主要观点可分为三类：一是认为“郑声”即《郑风》；二是认为“郑声”指《郑风》的音乐；三是认为“郑声”即“新声”。那么，究竟哪种解释更为合理呢？

一、关于“郑声”即《郑风》

据现有文献，此说为许慎最早提出。许慎在《五经异义》中引《鲁论》之说：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许慎据此进一步指出：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

朱熹说的更为具体。《诗集传》云：“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一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就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 ”［1］然此说明显与孔子提出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相矛盾，于是解释说“思无邪”乃是要读诗之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故使人思无邪也［2］。凡《诗》之言，善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可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3］。而其弟子王柏则认为《郑风》的“淫诗”是后人所窜，存之无益，共删黜四十二篇。其在《诗疑》中说：“愚尝疑今日三百五篇者，岂果为圣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严密，《诗》无独全之理。窃以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里巷浮薄者之口。概雅奥难识，淫俚易传。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窜杂，以足三百篇之数，余不能保其无也。”［4］可见，此说越往后发展，越不能自圆其说。许慎所本的《鲁论》说，班固在《白虎通义·礼乐篇》也有类似的叙述，其云：乐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远郑声也。孔子曰“郑声淫”者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诱悦译，故邪僻，声皆淫色之声也。

《汉书·地理志》云：(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来菅兮。”“恂恂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可知在许慎之前，只是说郑俗淫，其声皆淫色之声也，并未说“郑诗淫”。

另外，《左传》中所引的九次八首《郑风》，皆是郑人用来赋诗言志的。虽是断章取义，然亦不至于将其中的“淫诗”用于交接应对的场合。所以，戴震说：“后儒谓变风有里巷狭邪之作，存之可以识其国乱无政。《左氏春秋》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所赋诗，固后儒目为淫奔之词者，岂亦播其国乱无政乎？若曰赋诗断章，则亦有当辨。五常之际，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妇之诗，用之于君臣；或男女之诗，用之于好贤。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亵之事，诵之朝廷、接之宾客。据是断之，《毛诗》言：‘变风止乎礼义’，信矣。”（《戴东原集·书郑风后》）

由上可知，《郑风》非“郑声”。

二、关于“郑声”与《郑风》的音乐

因孔子说过“思无邪”，以“郑声”为《郑风》则与之抵牾。自宋后学者纷纷驳斥“郑声”为《郑风》之说，认为“郑声淫”是对《郑风》的音乐而言的，与郑诗无关。如杨慎《丹铅总录》：“淫者，过也。水过于平曰淫水，雨过于节曰淫雨，声过于乐曰淫声，谓郑作乐之声淫，非谓郑诗皆淫也。”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夫子言郑声淫耳，何尝言郑诗淫乎？声者，乐也，非诗词也。淫者，过也，非专指男女之欲也。”

许叔重《五经异义》以郑诗解《论语》“郑声淫”，康成驳之曰：“《左传》说烦手淫声，谓之郑声。言烦手踯躅之声，使淫过失。”“凡所谓声、所谓音，非言诗也。然则靡靡之乐、涤滥之音，其始作也，实自郑卫桑间濮上耳。然则郑卫之音非郑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诗，其义甚明。”（戴震《戴东原集·书郑风后》）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郑风总论》：“凡事之过节者为淫，生之过中者亦为淫，不必其淫于色也……卫之淫在诗，郑之淫在声也。卫诗之淫在色，郑声之淫不专在色也……过郁而发之易激，斯声好滥而出之易淫……不知郑之淫固在声不在诗也。”

以上几家皆以“淫者，过也”来解说郑声是失节的音乐。那么，再来看一下古代关于诗乐的一些理论。《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这些说的都是“诗乐一致”。钱钟书在论“诗乐理宜配合”时也说：“夫洋洋雄杰之词不宜咏以靡靡涤滥之音，而度以桑、濮之音者，其诗必情词佚荡，方相得而益彰。不然，合之两伤，如武夫上阵而施粉黛，新妇入厨而披甲胄，物乖枚宜，用违其器。 ”［5］假若在当时《郑风》与“郑声”便是如此搭配，即用“淫”的“郑声”为“无邪”的《郑风》伴奏，则难登大雅之堂，也不符合“诗乐一致”的原则。

三、关于“郑声”即“新乐”

《礼记·乐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魏文侯问於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於是语，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所好者，溺音乎？”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子夏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其对孔子“郑声淫”的解释与批判应该是秉承孔子而来的。这样的话，则可以认为“郑声”应该是当时魏文侯所谓的“新乐”。

关于这种音乐，《韩非子·十过》也有记载：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淮水之上。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明日报曰：“臣得之矣，而未习也，请复一宿习之。”……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之后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从韩非子记载的情况看，先秦人常说的“郑卫之音”或“桑间濮上之音”，必然不是当时与《郑风》《卫风》相配的乐曲。卫灵公大致与孔子同时，此时《诗经》及其乐调正广泛应用于周天子及各诸侯国的祭祀、会盟、燕飨活动中。若是与《郑风》《卫风》相配的乐曲，则灵公断不能闻而弗识；而作为乐师的师涓，就更没有理由需要“听而写之”、“请复一宿习之”了。

四、关于孔子正乐

既然“郑声”是指“新乐”，与“古乐”是两码事。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史记·孔子世家》）？而孔子也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汉书·礼乐志》是这么讲的：“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其中，“王官失业”是指周王的乐官“失业”。由于王朝的衰落，礼乐的废弛，乐官自然没了用场。“王官失业”的后果之一，便是“雅、颂相错”，即诗、乐的混乱。因此，孔子所谓“乐正”之“乐”，必定是《诗三百》的音乐。

包慎言在《敏甫文钞》中说：《论语》雅、颂以音言，非以诗言也。乐正而律与之度协，声与律协，郑卫不得而乱之，故曰“得所”。 《诗》有六义：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其被之于乐，则《雅》中有颂，《颂》中有雅，《风》中亦有雅颂。 诗之《风》、《雅》、《颂》以体别，乐之风、雅、颂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数度，协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则俱曰雅、颂焉云尔。杨雄《法言》曰：“或问：‘五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者为雅，多哇者为郑。’‘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七月》，《邠风》也，而籥章吹以养老息物则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则曰颂。一诗而可雅可颂，《邠风》然，知十五国风亦然。

又云：《大戴礼记·投壶》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蘋》《白驹》《伐檀》《驺虞》八篇可歌。”《鹊巢》《采蘩》《采蘋》《伐檀》《驺虞》，此五篇皆《风》也，而名之雅者，其音雅也。《投壶》又云：“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 ”《商》，《颂》也；《齐》，《风》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颂者，通名也。汉《杜夔传》雅乐四曲，有《鹿鸣》《伐檀》《驺虞》《文王》。 《墨子》谓《驺虞》为文王之乐，与《武》《勺》并称，则《风》诗之在乐，可名雅而又可名颂矣［6］607。

由此可知，一诗可配多乐，以所配乐归属来论定其所属。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考论孔子说的“恶郑声之乱雅乐”，就可明白：“雅乐”是指符合雅、颂标准之乐，其音中正平和，也即是子夏口中的“古乐”。它是周王室用来教化臣民用的，是配合《诗三百》用的音乐。《论语正义》引阮元说：“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为政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为正，而称雅焉。至平王东迁，政教微弱，不能复雅，故降而称风。风雅以音言。 ”［7］《乐记·乐记》中说：“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郑声”与“雅乐”对举，则“郑声”应是指今郑人用来配合《诗三百》的乐调，也就是“新乐”。子夏说的“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大概是因为王泽既竭，礼崩乐坏，这些国家在受各地习俗影响后相竞形成了“新乐”，这些特征是各自在其音乐上的表现。可能因为“郑声”好滥淫志、极尽声色，最具代表性，故夫子举“郑声”以括其他。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说：“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自非圣人，孰能御之？”清人芮长恤《匏瓜录》中说：“《左传》萧鱼之会，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钟磐、女乐。襄公十五年，以赂请尉氏、师氏之余盗于宋，而师茷、师慧与焉。慧过宋朝，而讥其无人，且曰：‘若犹有人焉，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由此观之，当时列国必尚郑声，故郑以此行赂于晋、宋，人情之所喜如彼，政治风俗可知矣。夫子所以恶其淫而放之也。”［6］1088

可能正是因为：一方面，这些“新乐”太受人喜爱了，越来越流行；另一方面，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古乐”几绝，于是便有人用“新乐”来给《诗三百》配乐歌唱。这样一来，《诗三百》就变了味道。本来《郑风》大半篇章就涉男女，配上“郑声”就更是极尽声色之欲，好滥淫志。许多人都对“郑声”提出了批评，如《荀子·乐论》说“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吕氏春秋·本生》说“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礼记·乐记》）所以，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者”，都是因为这些东西似是而非，以假乱真，任其发展，将害民乱政。周人以礼乐立教，认为“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礼矣”（《礼记·乐记》）。孔子也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把“乐”当作是为政、理民、成德的工具。用“郑声”来为《郑风》伴奏，把原本可以用于庙堂的《郑风》，变成了俚俗野曲；把原来的以道制欲、乐而不乱的音乐，变成以欲忘道、溺而无节的音乐；把原本用于教化的诗，变成了极尽声色的淫词。使人以为《郑风》原本如此，以此推之《诗三百》则其他亦然。所以，孔子才“恶郑声”，要“放郑声”，要“正乐”、让“雅、颂各得其所”。

[1]朱熹.诗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66.

[2]黎靖德.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86：539.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2008：53.

[4]王柏.诗疑[M].朴社出版，1935：27.

[5]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M].中华书局，1979：60.

[6]程树德.论语集释[M].中华书局，2006.

[7]刘宝楠.论语正义[M].中华书局，2007：345.

I206

A

1673-1999（2011）19-0100-03

黄聿龙（1984-），男，福建古田人，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6）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唐古典文献。

2011-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