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中期古音学领域的朴学精神

谢建娘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清代中期古音学研究进入全盛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状态,各古音学家在古韵分部上日出转精,虽有些许分歧,但总的趋势是朝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这与清代中期古音学家的为学精神是分不开的。清代中期各古音学家在“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1]的精神指导下,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各抒己见:江永增订顾炎武所分古韵为十三部,把鱼部从侯部分出;段玉裁增订顾、江二人所分古韵为十七部,支、脂、之三分,并立谐声说以及古本韵、古合韵之论,本末分明,实为创见,同时重排韵部次序以及对声调的认识都有可取之处;王念孙的特点,一是把至部独立,即以至霁两部及入声质栉黠辖屑薛五韵的分部立字为一部,二是增立冬部,共二十二部;江有诰成就最大,他总结前人成果,树立体系,主张古人实有四声,其调值与后人不同。

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专业精神

清代中期古音学研究之所以能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期,出现一批卓有创见的古音学家,如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这与古音学家们在专业上“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清代中期,中国社会转了一个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1]正是在这种“新方向”的思想引领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人在研习前辈治学经验的同时不断提出新观念、新方法并积极采纳他人的意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补充,进而使之完善,从学术科学事实出发,以“不伦理”的行为和学问平等的精神,推动古音研究彻底走出“叶音”,走向科学合理。

江永在前辈柴绍炳、顾炎武等人的基础上,更多离析唐韵,其“真元”分立、“侵谈”分立的观点是在柴绍炳古韵分部的基础上提出的,且其入声八部大致与柴绍炳一致,不同之处只在于江永将柴绍炳的第五部一分为二,成锡部和职部,其余部类分合除少数韵字有出入外 (如屋部‘服辐’等字归职部),大体一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古韵分部上柴绍炳对江永的影响。江永推崇顾炎武,但同时也指出他的缺点:“细考《音学五书》,亦多渗漏。盖过信‘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于‘天、田’等字皆无音。《古音表》分十部,离合处尚有未精,其分配入声未当。此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每与东原叹惜之。今分平上去声皆十三部,入声八部,实欲弥缝顾氏之书。”[2]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江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创新精神。

再来看看有着师生关系的戴震与段玉裁,有着父子关系的王念孙与王引之,“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专业精神在他们身上有更好的体现。梁启超先生就曾对戴段师生之间、王氏父子之间在学术上的“不服”精神如此评价:“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1]戴震认为“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对其学生段玉裁将五支、六脂、七之分立的做法赞不绝口,指出段玉裁“辨别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三韵之不相通,能发自唐以来讲韵者未发。今春将古韵考订一番,断从此说为确论。”[3]段玉裁在老师戴震二十五部的基础上将真文分部,侯部独立出来,并提出了“同谐声必同部”的论断,得到了后人的充分肯定。戴震与段玉裁,虽是师与生的关系,但在学术上却不受这种伦理辈分的约束,以平等的精神,虚心接受对方意见,对古韵分部进行科学合理的探讨,由此可见二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专业精神。

二、与时俱进的求实精神

清代中期江永等人古韵分部各不相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是因其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正因如此,清代中期古音学研究与前期古音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思想上,清代前期古音学承宋明古音学,虽说有顾炎武等人力图摆脱通转叶音的束缚,坚持客观离析唐韵,考证古本音,然而古本音思想或不够彻底,或有时又矫枉过正 (柴绍炳的古本音思想就不够坚定),以致其在择取材料时古音时限太宽。而顾炎武则全然否定后人韵书的成果,认为后代韵书与古书不合的都是后人错了,对《诗经》韵脚的归纳坚持用变音的观点来解释,否定合韵之说,这无疑是不太合理的;清代中期的古音学则严格其思想,以科学之态度客观离析唐韵,改革精神甚强,对于前辈在古音上的不足大胆指出,江永就曾批评顾炎武在入声的分配上不合理,指出其考古功多,审音功浅,以“求实”的精神不拒“权威”学术的限制,这是时代改革精神的体现。方法上,清代前期古音学是典型的考古派,顾炎武、柴绍炳、毛先舒等人在考证上可谓精博,他们对古籍材料谨慎考证,在此基础上归纳韵脚,分析古音,这对研究古音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单一的方法限制了多角度地研究问题,方法上的桎梏必然影响研究的深度与精度,这也是清代前期古音学无法真正摆脱通转叶音的一个重要原因,虽有熊士伯、李光地、蒋骥、王植等一批等韵学家运用等韵原理分析古音,但这时期的审音法只是考古法的附庸,还未能得到合理深入的运用。清代中期的古音学在方法上则较丰富,考古与审音兼备,特别是审音法,在清代中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其对古韵分部有着重要的作用,将原来运用考古法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如江永借助韵图的阳入配合关系,以入声为枢纽,把上古的阴阳入三类之间的对转关系清楚地揭示出来,准确地把握语音的系统性,这是之前根据古文献材料所无法得出的;孔广森、江有诰则以邻部合韵关系证明古韵的分部。

清代中期的古音研究是对前期古音研究的批判继承。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以顾炎武的成绩最大,其《音学五书》以革命的精神破除叶音说的谬误,柴绍炳、毛先舒、方以智、王夫之、毛奇龄、阎若璩等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前期这些古音学的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单一的方法限制了研究的范围,思想的凝固阻碍了研究的深度,古音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有新的发展,就不得不,也必然要打破前人固有观点。

清代中期古音学所取得的成绩基于前期学者的研究,同时又开创了新的研究环境。前期古音学为中期古音学的研究在方向、方法、理论、材料等各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然而中期古音学并未囿于这些良好的基础,而是力图走向更为科学合理的新局面。

清代前期的古音学在古韵分部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蒋骥、万光泰等人对支、之、脂分立的认识;顾炎武的以谐声偏旁离析唐韵;柴绍炳的入声独立,分七部;顾炎武、毛先舒柴绍炳等人的入声韵配阴声韵等等,这些都为中期古音学的完善打下了基础。然而,为什么为后世所铭记的经典古音学理论在清代早期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而中期江永的“数韵共一入”、段玉裁“支、之、脂”分立、“同声必同部”的理论却能推动古音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这是由于清代前期的古音学研究在思想上的认识已经停滞不前处于饱和状态,“叶音”思想以其根深蒂固性阻碍着前期古音学的发展,再加之顾炎武等人以考证之方法离析唐韵,忽略了审音法及其他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得研究角度单一狭窄,限制了古音研究的宽度,而中期古音学以时代之精神,不断吸收新思想,采用新方法,拓宽了古音研究的领域,建立了较完备的理论架构和方法体系,多角度地研究分析问题。

柴绍炳将入声七部独立出来,入声韵配阳声韵具有开创之功,但其坚持以平水韵为本,使得古韵分部显得模糊不清。江永、段玉裁等人则在接受柴氏入声韵配阳声韵观点的同时放弃了以平水韵为主,江永以审音之法明确了“数韵共一入”;段玉裁则以其考古之功,广析群经,以“异平同入”的方法分析了合韵问题。

清代中期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大胆创新,与时俱进,将新的思想与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促进了古音学研究的发展。

三、兼收并蓄的方法原则

清代中期研究古韵的方法归纳起来,一为考古法,一为审音法。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王力先生将清代中期的古音学家分为考古派和审音派:顾炎武、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的古韵分部以先秦古籍为依据,因此是考古派;江永、戴震则是以等韵学知识为基础来研究古韵,因此是审音派;至于江有诰则是集考古与审音于一体。

古韵分部日趋科学合理,自然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正确运用,科学地研究古韵首先应该是建立在对古文献材料谨慎研究的基础上,而要使古韵分部走上更为合理精细的方向,运用等韵原理对语音进行系统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不论是考古派还是审音派,都在一定程度上兼收并蓄地融合了这两种研究方法。所谓的考古派和审音派,实际上指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以哪种方法为主而已。

戴震是古音学家中通晓等韵的一个,其自觉地运用等韵学知识来研究古韵分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入声韵部的独立、祭部的独立就是其充分运用等韵学知识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后来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精于审音是戴震古韵分部的一大特点,这与其老师江永是相同的,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不论是江永还是戴震,其古韵分部的基点还是建立在对先秦古籍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作为考古派代表的顾炎武的影响。

段玉裁是清代中期研究古音成绩最为突出的一人,是典型的考古派学者,其创造性地把支脂之划分成三部,但是不能从音理上来阐明为什么要这样划分,于是向晚一辈江有诰求教,感叹:“今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4]可见,即使是考古派,也非常重视等韵学的知识,乐于接受不同的研究方法,以等韵原理来解决问题。

清代中期的古韵分部取得如此斐然成绩,与古音学家们在研究方法上“不以己自蔽”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不论是考古派还是审音派,虽然在研究过程中方法各有侧重,但都能以不排斥的态度融合两方法之长处,促进古韵研究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考古法和审音法是清代中期古韵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其他方法的存在及作用 (这也是后人对清代中期古韵研究方法的一种错误认识)。

学语言文字的人对历史语言学都不会陌生。历史语言学探讨语言发展的规律,它的理论体系、方法原则对促进现代语言的研究有着巨大的作用。一般认为历史语言学最初是由欧洲的语言学家建立,殊不知,早在清代中期,研究古音的音韵学家们就已经初步有了历史语言学的概念了,在研究古音时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解释古音现象。

在清代中期,古音学家已经认识到了古音与方音之间的关系,有了历史分析的观点,认为方音与古音是结合在一起的,方言之中有古音的“滞留”,这种“滞留”或多或少,但以此角度来分析古音,能将“活材料”与“死文献”结合,更好地论证古音,同时又能以古音印证方音。江永在古音与方音关系的认识上最为深刻,他认为“虽变而古音未尝不存,各处方音往往有古音存焉”。从语言的空间差异去探索语言的时间变化,这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此外,在江永的思想中还有词汇扩散的概念,他说:“声音之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5],强调了语音演变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是词汇扩散的基础。

段玉裁在研究古韵分部的过程中也充分运用了历史语言学,他对音变有很好的认识。他用“正音”与“变音”的理论来解释韵部演变中出现的交叉现象[6],发现了同声异部的现象:“古音分十七部矣,今韵平声五十有七,上五十有五,去六十,入三十有四,何分析之过多也?曰,音有正变也。音之敛侈必适中;过敛而音变矣,过侈而音变矣。”举例证明了其“正音”“变音”的理论:“之者,音之正也;者,之之变也。鱼者,音之正也;虞模者,鱼之变也……”段玉裁的这一“正音”“变音”理论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由于科学条件以及时代环境的限制,江永、段玉裁等人未能真正理解历史语言学,但不能否认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语言学的相关原则及理论方法等,这也是清代中期古音研究方法的重要体现。历史语言学在研究古音古韵上所发挥的作用,也正体现了清代中期的古音学家们与时俱进的求学精神——敢于打破常规,以“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精神,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古音现象。

历史语言学在清代中期很多古音学家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9,35,37.

[2]江永.古韵标准·例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王力.清代古音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2:68.

[4]江有诰.音学十书·答江晋三论韵书[M].

[5]江永.古韵标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3.

[6]徐通锵.音系的非线性结构原理和语音史的研究[J].民族语文,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