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玛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

徐美恒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天津 300191)

论白玛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

徐美恒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天津 300191)

白玛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显示了藏族女性文学的成就。从题材的现代性和对现代生活中女性情感世界的把握来看,《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开拓了长篇小说中藏族女性现实生活的表现空间。散文化的抒情叙述,大胆而热烈的女性意识表达,虔诚的宗教情感和神秘的宗教文化,这些因素使这两部长篇小说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也成就了作家的浪漫主义小说风格。

白玛娜珍;长篇小说;藏族女性文学;散文化抒情叙述

在人才辈出的藏族作家队伍中,白玛娜珍是正当盛年的作家。综观她的创作,以诗歌、散文为主,小说作品甚少。2002年8月,白玛娜珍出版了长篇小说《拉萨红尘》,2006年6月,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复活的度母》。关于这两部小说的评论屈指可数,且停留在介绍或感悟式批评的层面。比如,刘大先的《高原的女儿:藏族当代女性小说述略》[1],基本上是把央珍、梅卓、白玛娜珍、格央这几位藏族女作家的生平情况和主要作品的内容简要介绍了一下,正如文章的标题,“述略”而已,几无评论。吉米平阶的《藏族女性的心灵史——评白玛娜珍〈复活的度母〉》[2]颇道出一些见解,但基本上是感悟式的议论,有阅读的灵感,但学理的严密思考与论述的精心组织明显不足。另有白姆措的《浅析白玛娜珍小说〈复活的度母〉的叙事方式》[3],有学者论述的架势,但论述的思考方式局限于一种理论体系,使批评成了某种理论体系的实验,缺少灵气。鉴于目前所见的有关白玛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的批评资料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笔者认为有补充议论的必要。

在藏族当代小说史上,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可以看作较早的一部具有女性文学创作倾向的长篇小说。女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个创作与研究范畴被提出来”[4]后,创作上飞速发展,理论构建也十分活跃,基本形成了理论建设与创作双丰收的局面,是一种十分独特、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思潮。一般认为,女性文学是“特指女作家以女性意识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5]。而女性意识“或为女性性别意识,或为女性主体意识,或为女性现代意识,或为女性生命意识”[6]。按照这些理论界定观察藏族当代女作家的创作,就长篇小说方面而言,白玛娜珍堪称较早写出具有现代女性文学色彩作品的藏族小说家。其实,白玛娜珍开始涉足小说创作时的短篇小说就已流露出鲜明的女性文学倾向,比如,《迷茫》(《西藏文学》1988年第12期)、《窗外飘起雨丝》(《西藏文学》1993年第3期)。但是,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研究者的视野似乎很容易忽视中国少数民族女作家,青藏高原上女性文学的创作和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的女性创作在一些专门研究女性文学的成果中只字未提。比如,有在“博士后研究课题基础上完成的”[7]著作,在梳理中国女性文学写作时,能够大量地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从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作家名单来看,包括了张洁、陈染、铁凝、徐坤、徐小斌、池莉、王安忆、林白、海男等,应该说,举例也不算不充分,但是,更多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创作却成了完全被忽视的盲区。这是撰写本文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推荐藏族的女性文学创作,引起文学研究界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族女作家的创作十分活跃,除白玛娜珍出版长篇小说外,央珍、梅卓、格央、尼玛潘多、多吉卓嘎、丹增曲珍等都有长篇小说问世。

白玛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有鲜明的特色,概括和认识这些特色因素,有助于认识藏族女性文学创作的部分特点。

一、散文化的抒情叙述

小说的散文化主要是指情节上的非戏剧化处理,白玛娜珍的两部小说都有散文化叙述特点,且带有浓郁的抒情。用散文笔法写小说,可能会导致故事支离破碎,降低阅读吸引力,但是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达可以更充分,更肆意磅礴。可见,散文化叙述的小说往往伴随着浓郁的抒情,以情动人。《拉萨红尘》的“引子”是典型的散文笔法,且用了直抒胸臆的抒情叙述。这个开篇为整部小说奠定了基调。

“大雪呼啸,从幽深混茫的山谷凭借着风力袭来。我裹紧毯子,远眺雪里如金色的河流一般纵横于拉萨的灯火,怀想那个城市深处的女子。想她曾经的岁月,想她的此刻……可春去冬来,不知青稞麦竟全都黄了!再过几天,收割了的土地将如剃度了一般,空寥一片。夜里,黑土地沉沉地睡去,恶梦又会怎样从荒原上追逐而来?”

上面出自《拉萨红尘·引子》开头的文字,完全是抒情散文笔法,语言优美,感情浓郁。而且,描写内容大跨度跳跃,像散文诗一样充满暗示,很难说它就是整部小说的缩影,但肯定是小说主人公情感世界的精华式表达。《复活的度母》也有这样一个引子。

白玛娜珍的两部小说基本上是用这种散文化的抒情手法写成的。不妨再把《拉萨红尘》的第一章拿出来,分析其叙述思路。“天亮了。一个叫雅玛的女人躺在床上,她抚摩着自己的身体,回想起曾经跟一个叫迪的男人在河边的草地上共度过的美好时光。于是,叙述角度直接切换到了那个叫迪的男人方面,开始描写他的关于二人关系的心理活动。”用引号引住这段介绍文字,是因为它基本脱胎于小说的叙述骨架,但原作对心理活动的细腻而感性、优美的描写段落已经被概括化的语言掩盖了。从这个叙述思路来看,场景的跳跃性描写和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切换使作品阅读起来不那么连贯,在理解上也需要费一些心思。但这种叙述方式的优点也十分明显,就是直接切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叙述转化成“类体验”式[8],本质上带有抒情,因而更容易在阅读上实现心灵沟通。

在《复活的度母》中,这种“类体验”式的抒情叙述运用得愈加娴熟。比如,第一章同《拉萨红尘》有惊人的相似之笔,依然从“天亮了”三个字写起:“天亮了,斑斓的太阳向我涌来,我是西藏的光河里,一条在欲界歌唱的女儿鱼”,“我的双眼不禁被泪水浸淹”。仿佛是这双眼睛看见了大山,看见了大山中霞光照耀下的蔷薇林,于是有林中的“希薇庄园”,还有庄园中的人。很显然,这种笔法是由抒情开始的,从抒情逐渐引向叙述,这很不同于一般的小说。白玛娜珍的小说显然是浪漫主义的,故事在情感的波涛中激荡,常常被抒情的风景描写打断,而且,“类体验”叙述的心理空间随意转换,也往往打破了故事的完整性,使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扯不清,也就是叙述者作家会随时跳进故事中来抒情、议论,从而造成小说的散文化情状。比如,《复活的度母》第一章之2中,有如下写景描写:

“如海的阳光,盈满浩渺万象。绵延的远山,犹如静美的挽歌,又似圣莲曼舞在形同大伞盖佛母——宝伞山的两旁。宝伞山舒展的山羽,像开屏的孔雀华光闪耀;威距山腰的觉桑寺,被白云漂浮的哈达萦绕,遥遥望去,像金刚铃,像威严的王。”[9]

这段抒情色彩浓郁的风景描写,与其说是“希薇家族老老少少一行三十多人”看见的景象,还不如说是作家心目中的景象。其中鲜明地流露出对宗教圣地的赞美态度和虔诚崇拜情感,这应该是一种庄重的抒情。如果在具体的故事叙述中,这样的描写不能和具体的某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发生联系,那么,将它们直接嵌入故事叙述中,在抒情的同时也切割了故事的完整性。于是,形成了抒情的散文化小说文本。也就是说,作家始终在抒情,但又不得不讲故事。

再比如,《复活的度母》第一章之4,从情节发展来看,可以叫插叙,有一半内容是交代觉桑寺活佛昂旺赤列幼年被寻访发现的过程,引用了《金光明经》哲理诗,就叙述故事而言,这几句哲理诗的引用已属枝蔓,然而,作家还不止于此,又用了一大段充满感情色彩的话,介绍或者说是议论“仁波切”(活佛)的不同凡响,显然表达的是作家的宗教情感和思想观念。它们不属于故事,只能属于作家的抒情、议论。

二、大胆而热烈的女性意识表达

按照女性文学的观点来看白玛娜珍的小说,女性的性别意识、主体意识、现代意识和生命意识都有充分表现,而且表达得既大胆又热烈。

首先,关于性别意识。所谓性别意识,是指女作家自觉以女性意识反映女性生活。白玛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并且,涉及多个女性或几代女性,可谓关注了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情感世界,思考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是有性别意识的。

其次,关于主体意识,即女性的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有实践和创造能力的人,并能够自觉自愿地维护这一地位。往往表现为独立自主的生活观念和自觉地追求理想的生活目标。从白玛娜珍两部长篇小说塑造的女性形象来看,女性的主体意识表现得十分强烈。不论是《拉萨红尘》中的雅玛和朗萨,还是《复活的度母》里的琼笈和茜玛,都是有独立自主观念的人,作为女人,她们勇敢地追求爱情,虽然历经波折,却百折不挠。比如,雅玛和琼笈,都敢于为了爱而离婚。琼笈离婚后,“不久就向单位递交了离休报告。她无心再与这个社会争要什么了。她只想远离周围的人”[10],去追寻自己的爱情,但是,当她得知自己的情人丹竹仁波切要出国修法时,她毅然选择了不辞而别,独自承受一切心灵苦痛。这表明,她是一个有能力理性地选择生活、自主生存的人。

再次,关于现代意识。所谓现代意识,是指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人的生存价值观念和精神品质以及生活情趣等社会心理,就女性的现代意识而言,主要应该包括男女平等、个性自由、婚姻自主、劳动机会均等、经济独立、社会活动参与机会平等、两性关系和谐等观念,还有与时代和女性心理相适应的一些时尚情趣等。可见,主体意识是在人的自觉层面上提出来的,而现代意识更侧重时代性、社会条件性和生活实践性。白玛娜珍的两部小说都取材于现代社会,描绘出了藏族人在现代社会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境界,就女性现代意识这个命题来看,白玛娜珍塑造的雅玛和朗萨、琼笈和曲桑姆,以及茜玛,应该说是十分前卫的。也就是说,藏族妇女在所谓的女性文学命题方面,由于传统文化中先天的“魔女”因素,或者叫做现代意识气质,比如罗刹女“疯狂而执著”地对猕猴的主动进攻(“以七天七夜的哭吼,震动了佛的慈悲心”[11]),已经使源自西方文化(女人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的)中的女性主义原始动力变得丧失了根基。当然,并不是说藏族传统文化在后来的发展中没有产生男尊女卑意识,而是说在白玛娜珍构筑的小说世界里,她不仅看到了藏民族文化根源中的两性平等、女性主导因素(猕猴和罗刹女分别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罗刹女在男女关系建立中居于主动地位),而且把现实生活中女性在这一文化传统中建立起来的自信与自主选择,做了现代意义的演义。作为一个文本,白玛娜珍的小说已经具备了颠覆它文化所谓女性主义话语权的价值,当然更具有展示藏民族女性文化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白玛娜珍的小说重构了现代意识的一个新因素,即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文化的共荣。

最后,关于生命意识。女性的生命意识是指女性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生命的独特性,并以此为荣,珍爱生命,懂得发挥自身的优势,敢于追求爱情幸福。女性生命意识曾被一些诗人、作家表达为个性解放意识,甚至是性渴望与性自由的自觉、自主意识。比如,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舒婷的《神女峰》等,不能否认女性的生命意识应该有这个内容。白玛娜珍两部小说对女性的描写都是有女性生命意识的。比如《拉萨红尘》第一章对雅玛的描写:“她低头看,暗暗惊讶,身体变得熠熠闪光,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美妙。她去抚摩那身体,试着从肩,一点一点……她的手慢慢向腹下滑去时,心剧烈地跳起来,鼻尖上渗出了一层晶亮的汗渍。突然,她的指尖触到了……‘多可爱!’她低声惊叹道。”雅玛作为一个青年女性,她对自己身体的欣赏和赞美,是自觉的,甚至是自慰式的,当然也是理性的:“窗外小院里的花儿噙着昨夜的露珠,淡淡的芬芳在轻柔的风里从秘密的花蕊深处飘来。人苦苦遮掩的,在自然里竟这样明了如镜。”[12]很显然,雅玛是一个有现代意识、自主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女人,她自觉地赞美自己的身体,并自主地处置它,而且,她对女性的身体有更高层面的理性思考,她用花儿自比,在传达出野性的旺盛生命欲望的同时,似乎也显示了阴户崇拜的自信与骄傲,应该也隐含着女性对青春短暂的焦虑心理和由此产生的及时行乐的放纵欲望。她渴望着像花儿一样开放自己,回归自然,这应该是最率真的生命意识表达。

雅玛的生命意识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表现在自我心理安慰上,更表现在大胆的爱情追求行动上。当丈夫泽旦对她的冷漠令她不满时,“她想自己该满足了:‘从婚姻中不能获得的,在婚姻以外获取。两种残缺加到一起就是完整,只能这样……’”[13]可见,雅玛的现代意识和生命意识已经在指导她处理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她已经是一个坚决的女性主义实践者。

在《复活的度母》中,女性生命意识的表达如果说有什么发展的话,那就是对女性情感世界的表达更大胆、赤裸,对性爱的赞美更热烈。琼笈作为旧西藏庄园主的女儿,在解放军进藏的时代巨变关头,她只身跑到拉萨找到了在“西藏工委和西藏上层人士联合举办的一个夏日林卡盛宴上认识的”[14]“农场的刘军书记”,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得以到内地上大学。如果说,琼笈的这个选择表明她有主体意识和现代意识,那么,她后来跟多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表明她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她在个人感情世界和身体世界两个方面都十分开放,这可能是源自藏族传统文化的“魔女”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的本能,但是,琼笈一旦作为小说人物出现,她的存在必将彰显别具一格的女性文学风采。从女性生命意识的角度看,琼笈是早熟的,当她上大学时的恋人巴顿先毕业回了拉萨,她很快就跟“雷老师”陷入了热恋中。当雷老师对她说出“你还小”“不要这么小就结婚”[15]的话后,她却说:“那你什么时候结婚?老了以后吗?”可见,她是一个不愿意荒废青春而敢于大胆享受性爱快乐的女人。这种心理在茜玛主动追求洛泽时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她跟普萨王子“在美丽的温泉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动情的夜晚”[16]后,想到的是“一切皆有姻缘。而我,在时间齿轮那因果的链条上,从今往后的浊世里,我能做的,只能像眼前这些花儿,把我生命中所有的爱欲作为一切和唯一的姿情(著者按:大概是指容貌和情谊)供养,上师和三宝啊!”[17]这表明她对爱欲的追求是主动的、自觉的,甚至有宗教牺牲式的献身精神。两代女人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足以说明,藏族女性在爱情上是热烈奔放的,她们有更为强烈的生命意识,更主动大胆而不计后果地追求爱情。正如茜玛所言:“……性是生命最大的能量,把握它能达成修行的最高之境,从而明证生命和宇宙的奥秘!”[18]这一点,显示了藏民族文化的特点。

三、虔诚的宗教情感和神秘的宗教文化

白玛娜珍是一位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作家,因此,在她的主观世界里有虔诚的宗教态度和情感,宗教文化是她精神世界的重要构成因素。作家的这种精神资源转化在小说中,不仅通过人物的情感世界传达出来,也通过大量的对宗教寺庙和宗教活动的饱含深情的描写流露出来。比如,“对面的山窝中云雾缭绕,红色的庙宇深藏其间,忽隐忽现,被满山红彤彤的松林簇拥着,晨曦如银光流泻的河,从远天飘落,在那庙宇和山林间跃动”。[19]类似这样的描写饱含赞美之情,显示了对宗教圣地的虔诚信仰和无限向往。这种风景描写流露的情感,既可以说是作品中的人物的,显然也是作家的。其他有关寺院活佛的赐名描写、法会描写、丹竹仁波切为曲桑姆超度亡灵的描写,以及天葬师、天葬台和神鹰的描写等,使小说具有了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和浓郁的地方文化魅力。这一点,应该是大多数藏族作家的共性。

[1]刘大先.高原的女儿:藏族当代女性小说述略[J].民族文学,2008,(3).

[2]吉米平阶.藏族女性的心灵史——评白玛娜珍《复活的度母》[J].民族文学,2008,(7).

[3]白姆措.浅析白玛娜珍小说《复活的度母》的叙事方式[J].西藏文学,2008,(1).

[4][5][6]任一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前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后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徐美恒.论小说的“类体验叙述”创作方式及其审美特征和兴盛意义[J].理论与创作,2011,(2).

[9][10][11][14][15][16][17][18]白玛娜珍.复活的度母[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2][13][19]白玛娜珍.拉萨红尘[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

On Baimanazhen’s Two Novels

XU Meiheng

(Literature and Law School,Tianjin Radio&TV University,Tianjin 300191,China)

Baimanazhen’s novelsHuman Society in L hasaandThe Resurrection of Tarashow the achievement of Tibetan female literature.From the theme of modernity and modern life of women on the emotional world,Human Society in L hasaandThe Resurrection of Taraexploit the realistic life space of contemporary women for Tibetan women’s novel.Prosaic and lyric depiction,bold and enthusiastic expression of feminine consciousness,heavenly-minded religious sentiment and mystical religious culture,these factors make the two novels bear distinct ethnic culture,and als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uthor’s romantic fiction style.

Baimanazhen;novel;Tibetan female literature;prosaic and lyric depiction

I291.4

A

1008-469X(2011)03-0046-04

2011-03-06

徐美恒(1964-),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