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幕府环境对幕府小说创作的贡献
——唐代幕府小说繁荣原因系列探讨之二

苑汝杰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语言文学研究

唐代幕府环境对幕府小说创作的贡献
——唐代幕府小说繁荣原因系列探讨之二

苑汝杰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唐代幕府小说的繁荣原因,除作者主观上为表现个人才学、使主的文人品格及尚奇意趣外,还与幕府环境大有关联。幕府环境主要包括幕府剧谈风气、幕僚尚异、使府人员的固定性与流动性以及志同道合的文人聚合等,这些因素促进了幕府小说的繁荣。

唐代;幕府;环境;小说创作

唐代是一个充满民族自信的时代。她的政治、民族、文化多元,思想统治相对宽松,思想界自由活泼,思维活跃,言论自由禁忌较少,这种气度恢弘的社会环境,使谈风大长,远迈六朝;加之新兴的民间俗讲、说话艺术对文人的熏陶,使其剧谈更加出神入化;唐代科举取士,官员的内迁外调,使文人万水千山走遍,见识广博,益增谈资。因此,剧谈成为唐风不是偶然的。

一、唐人剧谈风气与幕僚闲谈对小说创作的贡献

唐人剧谈,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唐李复言传奇志怪集《续玄怪录》卷四《张逢》描写张逢言己奇事被人追杀的故事,颇能彰显唐人剧谈之风尚。小说云,贞元末,南阳张逢,薄游岭表。日暮时分,在烟岚霭然中策杖寻胜,因爱茵茵细草,遂脱衣反转、酣睡于其上。待到意足而起,却化身为虎。夜久颇饥,恍惚中自谓当吃掉福州郑录事,而福州录事郑璠果然于此路过,遂成为张逢的腹中之物。后张逢不乐为虎,又于原化虎处恢复人身。元和六年,张逢旅次淮阳公馆。馆吏宴客,为令者要求“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张逢为人爽朗,竟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曾化虎食人之事。事有凑巧,郑录事之子进士郑遐在座,郑遐得知先父屈死,怒目持刀,欲报杀父之仇,被众人拦阻,遂入白郡将。为了表现所历奇事,张逢竟把一桩命案抖搂出来。由《张逢》故事可见唐人剧谈之一斑。

尤为重要的是,闲谈可以启颜解颐,这与小说创作的目的又殊途同归。唐代很多人都认识到了小说的这种愉悦功能,如陆希声《北户录序》云:“近日著小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委之事,不然则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无名氏《大唐传载·序》云:“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李伉《独异志序》则说:“愿传博达,所贵解颜耳。”剧谈之风的盛行与小说创作的结合,使大量的故事口耳相传,最终形诸于文字。仅就唐传奇单篇《李娃传》、《任氏传》、《离魂记》、《冯燕传》、《非烟传》、《长恨歌传》等来说,都是因文人“宵话征异”、“征异话奇”最后进入到“握管濡翰,疏而存之”过程的。

藩镇使府中,使主闲谈丰富了小说创作内容①参见笔者《唐代藩镇使主对幕府小说创作的影响》,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三期。而幕僚闲谈也是如此。因各出身背景不同,使府经历不同,因此都成了精彩故事的携带者。在闲谈中,他们会首先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唐温畬志怪传奇杂事集《续定命录》载:元和中,唐山南节度使判官殿中侍御史樊阳源,进京奏事。同僚们到郊外漆方亭为之饯行。进京奏事就意味着有升迁的可能,所以在幕中六七年的同事陈庶、独孤乾礼皆触景伤情,各叹升迁迟缓。于是樊阳源就以自己科考命定的故事来安慰诸人。樊说他初名源阳,曾梦见河南府送举解,第六人叫樊阳源。他本拟参加西府解送,谁想却与期限相违,于是改名阳源,东府取解。明年,果然权德舆侍郎下及第。同书还记载了渭北节判崔朴,常会客夜宿,与人言说命定之事[1]卷153、154。

其次,幕僚们也讲述自己的道听途说。幕僚们见闻奇闻轶事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藩镇幕僚,他们耳濡目染当地的俚俗鄙事,而入幕、出幕、聘问,更使他们博洽闻见。如后周王仁裕志怪杂事集《玉堂闲话》记有秀才婚姻前定必娶灌园婴女事。文末云:“因潜访廉使之亲旧,问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谬也。襄州从事陆宪尝话此事。”此命定故事的女主人公,跟随养父自滑州移镇他州,最后还是与秀才结为伉俪。情节完整生动细致,可见从事陆宪对此十分熟悉。段成式志怪传奇杂事集《酉阳杂俎》里不但有使主李德裕所讲故事,同时也将同院宇文献、韦绚、王旻、崔碩所讲异事囊括其中。《续集》卷九云,“予同院宇文献云,吉州有异虫,长三寸余,六足,见蚓必齧为两段,才断各化为异虫,相似无别”。

类似在小说结尾注明由使府从事讲述的故事还有很多。虽然作者的本意是为了强调故事的可信度,但同时也昭示了故事的出处。如《唐语林》卷五云:“潞州启圣宫,有明皇欹枕斜书壁处,并腰鼓马槽并存。张弘靖为潞州从事,皆见之。”唐范摅杂事小说《云溪友议》卷上《梦神姥》载,华州纥干臮防御判官卢肇,游仙掌诸峯,梦华岳之神的母亲煮食橡子,得知祭祀时若不呼唤神灵之名,神不得食。在小说末尾,作者补充说是“亲闻范阳(卢肇郡望)所述,故书之”。《神仙感遇传》载,王子芝字仙苗,好养气而嗜酒,王重盈镇蒲初年,仙苗居于紫极宫,王待之甚厚,一日三馈饷。后王子芝遇一樵仙,樵仙道行高深,能用丹书致解县石氏之酝,更能请得“堂堂美须眉,拖紫秉简”的庙神共饮。故事最后说“赵钧郎中时在幕府,目验此事。[1]卷46

二、幕府生活的流动性开拓了志怪传奇的创作题材:以李公佐创作为例

幕府环境是幕府小说家创作的沃土。幕府生活的固定性使他们充分了解当地的逸闻传说风土民情,幕府生活的流动性使他们得以与他人共赏轶闻。于是,幕府馆驿成为小说素材的集散地。

幕僚出幕、入幕、聘使往还的流动性为作家提供了不少小说素材,这就使幕府小说在内容题材上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著名小说家李公佐,其大半生都辗转于幕府间,其传奇文《古岳渎经》所写李汤遇水怪事,就得之于桂林齐映幕府从事杨衡。小说写道:唐贞元丁丑岁(十三年),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汤任楚州刺史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时楚多知名士,与汤相顾愕悚,不知其由。尔时,乃渔者知锁所,其兽竟不复见。”但是作者没有马上下笔,而是“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饯送给事中孟蕳至朱方,廉使薛公苹(浙西观察使)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可能是想在同道那里征求意见,看看有没有记录的价值。但是作者还是迟迟不动笔,“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至此,李公佐终于找到了落笔的理由。

故事从此处听来,又于别处讲述,最后还亲自求证,可谓好奇之至矣!前半部分杨衡述李汤遇怪兽事本属虚构,后半部分作者亲自到山洞找到《岳渎经》,更是子虚乌有。难怪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下说“案此文出唐小说,盖即六朝人踵《山海经》体而赝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渎》可见。以其说颇诡异,故后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隐括集中,总之以文为戏耳。罗泌《路史辨》有无支祁;世又讹禹事为泗州大圣,皆可笑”。其实,此故事在唐代就流传很广,李肇杂事小说《国史补》卷上云: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鏁,挽之不绝,以告官。刺史李阳大集人力引之。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奇’”。此故事因怪异与惊心动魄,成为藩镇闲话的好素材。到后来,故事情节就变得复杂起来。

李公佐的另一篇传奇《庐江冯媪传》故事讲述了元和四年(809)淮楚大歉,庐江冯媪,因穷寡无子,为乡民贱弃,沦为乞妇。行乞途中求宿,遇一二十余岁女子,携三岁儿,倚门悲泣。又见一对神气惨戚的老夫妇据床而坐,追索财物。冯媪询问缘由,言其前夫董江,明日将另娶,公婆来索取旧物以授新人。明日,冯媪行至桐城县,见董江真的正在举行婚礼,经询问知董之妻女已经亡故。方悟所遇乃其妻子父母之鬼魂。那么,这个故事又是怎样得来的呢?元和六年夏五月,李公佐出使至京,回途经过汉南(山南东道),与渤海高铖、天水赵攒、河南宇文鼎于传舍相遇,四人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高铖讲述了庐江冯媪遇鬼事,李公佐由此创作此传。

也有故事是由友人讲述,同样幸运的是故事的受众既是流动幕僚,又是小说大家。唐李复言传奇志怪集《续玄怪录·尼妙寂》篇末云:“太和庚戌岁(四年),陇西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遂纂于此焉。”李谅出任桂管观察使时,辟李复言为从事,故相从至桂州,可能途经巴南。入幕路上听到或读到的奇闻,成为李复言小说集中故事,为《续玄怪录》增色不少。李复言也是个尚奇之人,他的《续玄怪录》中故事,有很多得自与友人话奇谈异。卷三《钱方义》中的钱方义遇厕神求助事,就是大和二年(828)秋天,作者与方义从兄及河南兄不旬,求岐州之荐,道途授馆,日夕同之,宵话奇言,故及斯事,才得以写就的。作者本人,对于自己的小说集,十分看重,甚至颇以此自得,所以在科考之前,当大多数人用诗歌行卷时,李复言竟然用小说纳省卷。《南部新书》甲卷云:“李景让典贡举,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三、幕府生活的固定性推动了杂事小说的创作

藩镇幕僚们,长期生活在藩镇,熟悉藩镇的人和事,熟悉地方上的风土民俗、异闻掌故,如要对周围生活做些记录,真可谓近水楼台。在很多幕僚笔下,有记录使府治所的历史地理、神话传说、风土民俗及现时的繁荣的;也有为使主歌功颂德的,如卢求《成都记序》就极力张扬历届节度使事功(见《全唐文》卷七四四)。

据《新唐书·艺文志二》载:张周封《华阳风俗录》一卷:字子望,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从事,试协律郎;卢求《成都记》五卷:西川节度使白敏中从事;陈翃《郭公家传》八卷:子仪。翃尝为其僚属,后又从事浑瑊河中幕;郑澥《凉国公平蔡录》一卷:字蕴玉,李愬山南东道掌书记,开州刺史;郑言《平剡录》一卷:裘甫事。言,字垂之,浙西观察使王式从事;李筌《阃外春秋》十卷。据《宋史·艺文志三》载:卢求《襄阳故事》十卷;李璋《太原事迹》十四卷(《宋史·艺文志二》又著录“李璋《太原事迹杂记》十三卷”。不知二书是否一书)。

上述《新唐书·艺文志二》中,大都记录了著书人幕府从事的身份。至于著《阃外春秋》的李筌,有两部小说记载他曾经从事荆南。唐范摅杂事小说《云溪友议》卷上《南阳录》云,“李筌郎中为荆南节度判官,集《阃外春秋》十卷”。前蜀杜光庭志怪传奇集《墉城集仙录》(又名《集仙传》、《集仙录》)中记骊山老母授《黄帝阴符》于李筌,故事结尾云“筌食麦饭,自此不食,因绝粒求道。注《阴符》,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述《中台志》、《阃外春秋》,以行于世。仕为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1]卷63。可见,李筌在荆南使府官职由节度判官升至节度副使了。

《宋史·艺文志三》虽未给撰人作注,但据史书与小说记载推算,亦可知其均为使府幕僚。卢求,据《旧唐书》卷一七八《卢携传》,乃唐僖宗宰相卢携之父,尝应诸府辟召。除著有《成都记》外,他还著有志怪集《金刚经报应记》。此书佚文,多是西川之事,最晚故事在大中九年,而白敏中在大中十一年罢西川节度,所以,撰成此书时作者身份应是西川节度使幕府从事。而李璋大中时为河东节度使卢钧推官、掌书记[2]198。又《宋史·艺文志二》著录《哥舒翰幕府故吏录》一卷(作者未详)、杜佑《宾佐记》一卷。要介绍哥舒翰幕府故吏,必须是熟悉哥舒翰幕府旧事之人,此人当为幕府从事。杜佑久历藩镇,对自己的部下应该很熟悉,记记他们的事迹以赏心娱目,也不失文人本色。

至于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从事张周封,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诺皋记》下篇两次提到他讲述的异闻。两个故事,是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相当怪异。小说原文是:

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旧庄城东购脊嘴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进崩。且意其基虚,工不至,乃率庄客指挥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蔽地,着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诣巫酹地谢之,亦无他焉。

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今年春拜扫假回,至湖城逆旅。说去年秋有河北军将过此,至郊外数里,忽有旋风如斗器,尝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如植。军将惧,下马观之,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绠如红线焉。时马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风因散灭,马亦死。军将割马腹视之,腹中亦无伤,不知是何怪也。

可见张周封是讲故事的行家里手,他也的确在李德裕幕府做幕僚。但《新唐书》与《酉阳杂俎》对其宪职的记录不同。《新唐书》记载其宪职是试协律郎,《酉阳杂俎》记载其宪职是工部员外郎,前者是正八品上,后者是从六品上。李德裕任西川节度26个月,张周封的升迁速度如此之快,他应该自始至终做李德裕西川使府的幕僚并得到提拔。其《华阳风俗录》记述了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神话传说等,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在著录元人费著所撰《岁华纪丽谱》时说:“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优闲,岁时燕集,浸相沿习。故张周封作《华阳风俗录》,卢求作《成都记》,以夸述其胜。遨头行乐之说,今尚传之。”

还有些幕僚之书,在记录地方风土民俗的基础上小说性明显增强。如陆长源能“辨里俗流传之妄”的杂事小说《辨疑志》。陆长源,《旧唐书》[3]卷一四五、《新唐书》[4]卷一五一有传。史称其“赡于学”。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唐诗纪事》卷四八与《唐才子传》卷五均有记载。他始辟昭义薛嵩幕府,官都官郎中、汝州刺史,德宗以宣武节度使董晋性懦弱,诏命陆长源为行军司马佐之。陆长源性情刚直,欲峻法绳骄兵,适逢董晋病卒,长源等因抚军不当招致汴州军乱,遂遇害。时朝廷已下诏拜长源为节度使。《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著录陆长源《辨疑志》三卷,《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玉海》卷五七引)、《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均同。《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辨疑志》,云:“唐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撰。辨里俗流传之妄。”此处记载了陆长源的官衔,似乎是依原书所题,如此则该书完成于贞元十二年至十五年 (796—799)间。

此书虽已亡佚,但还有佚文存留(《太平广记》录文十条,《说郛》录文五条。)。作者在书中贯彻儒家立场,对僧道迷信多所揭露,且所记均有事实依据。如《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引《双圣灯》记观世音菩萨现身之虚妄,《李长源》条言其方术禁咒之不可持,《纸衣师》条言其欺世盗名,竟被代宗皇帝召至宫中却因偷盗禁中金佛被决杀。书中对僧道之徒的批判是无情的。《太平广记》卷四九三引《裴玄智》条写了化度寺和尚裴玄智十数年戒行精勤,骗取众僧信任,监管寺内不可胜计的钱帛金玉,他监守自盗,前后密盗黄金无数,一日裹挟此用以“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充供养无碍”的黄金一去不回。更可恶的是,他还留诗一首嘲弄众僧:“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从读者的角度来讲,这种反讽也颇有杀伤力。一方面,佛教思想已深入人心,影响到至人们的物质、精神层面,另一方面,却是佛家僧人对民众信仰的血淋淋的践踏。

《辨疑志》有些篇章科学性还相当强。《太平广记》卷二八八《李恒》条记李家事巫祝,陈留县尉陈增妻张氏,召李恒来占卜吉凶。李恒暗以白矾在纸上画妇人,被一鬼把头髻拽、一鬼用棒驱赶,然后将纸沉于水,所画显形。增妻惶惧涕泗,赠恒钱财衣物求其禳解。陈增归来,如法炮制,却见水中一人被十鬼拽头,被棒驱赶,且题名“此李恒也”。骗术被当众揭穿的李恒,退还钱物,潜窜出境。《太平广记》卷四九五引《润州楼》条记楼下有井,蚊蚋之类于晚晴时从楼角隙中作团而上,俗乃以为凶楼。

又如封演所著杂事小说集《封氏闻见记》。封演始终在长期割据型的藩镇做幕僚。曾为昭义节度使薛嵩的僚属,官屯田郎中,权邢州刺史,后又仕于魏博田承嗣处[5]卷863,并在田悦时任其自署的刑部侍郎。《封氏闻见记》一书,作于贞元十六年(800)之后,书前署衔曰“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这只是地方官员所带虚衔,看来封演写作《封氏闻见记》时仍在藩镇幕府任职,赵贞信先生认为“他在田氏的时候颇久,如以后更未他投,则据《唐书·田承嗣传》,代田悦做节度使的是承嗣的儿子田绪,他死于贞元十二年(796),由他的儿子季安嗣立。季安到宪宗元和七年(812)才死,也许封演一直都在田绪父子的部下”[6]。或许,封演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长期与中央对立的魏博镇。关于此书性质,《郡斋读书志》云其“分门记儒道、经籍、人物、地理、杂事,且辨俗说讹谬,盖著其所见闻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此书提要分析更加细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谐语数条而已。”

而著名诗人李商隐长期为幕职,历任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幕府巡官、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掌书记、桂管等观察使郑亚幕府观察判官、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幕府掌书记、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府判官,还是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婿,他熟悉俚俗,撰成《杂纂》一卷,“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7]。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说“李于小说无闻,今有《义山杂纂》一卷,《新唐志》不著录,宋陈振孙以为商隐作,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相从,虽止于琐缀,而颇亦穿世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

崔龟从的传奇文《宣州昭亭山梓华君神祠记》是对自己梦境与现实的真实记录。崔龟从做河中府从事时,梦入阴司,见一抱案之吏,遂问其福寿,吏告之日后当为此州刺史,出门时见同时从事席地樗蒲,醒来颇觉怪异,明日入使府即话于同舍。后崔果治宣武。

有时候,要想听到好故事,还要积极登门索要。《唐语林》卷二载:温庭筠做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的幕府从事时,段成式闲居汉上。温、段二人是好友,又是儿女亲家,曾诗文唱和,编成《汉上题襟集》。段尝送温墨一挺,温往复致谢,从段处搜故事凡几函。温庭筠后来写成的志怪传奇杂事集《乾(左月右巽)子》里,大概就有大量的“段氏”故事吧。

四、余论

不应忽视的是,上到使主,下至幕僚,尤其是当一群志同道合者相聚时,往往能推波助澜。沈亚之传奇《异梦录》说姚合客游泾原节度使府,受沈亚之“美人弓弯”故事的启发,也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葬西施”故事。其中记录了两次文人聚会,两次聚会的成员不同,主角不同。第一次聚会是由使主李汇讲述邢凤所遇异事,第二次聚会是由沈亚之展示著录使主讲述之作。两次聚会谈论的中心都集中在一个故事上,使小说由初创到定型。有些幕府,更是小说家文人的荟萃之地。如高骈的淮南幕府,有写传奇《双女坟记》的崔致远,著志怪传奇杂事集《阙史》的高彦休,还有工笔札、有史才的顾云;李德裕的西川幕府,有著志怪杂事集《戎幕闲谈》的韦绚,著志怪传奇杂事集《酉阳杂俎》的段成式;等等。这样一些文学爱好者相聚到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影响,诱发彼此的创作欲望,再加上有使主的支持与倡导,创作不出优秀小说来也难。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3](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宋)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6](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王 荻)

I20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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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2603(2011)01-0088-05

2010-01-19

苑汝杰,女,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