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综述

2011-08-15 00:51黄丽云
关键词: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

黄丽云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11)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综述

黄丽云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11)

新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划分、价值观分化、市民化等方面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提供服务。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庞大,他们正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的转型期,一个不断成长发展的过渡期,他们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主流农民工的属性、特征和境遇状况。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仅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了许多理论工作者视野内的热点问题。国内相关研究如下: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划分问题

理论界学者对农民工的代际划分有多种观点。主要有:

——邓大才(2008)把年龄作为农民工代际划分的重要标准。他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分田到户后外出的打工者称为第一代打工者,20世纪90年代外出的打工者称为第二代打工者,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者称为第三代打工者。

——韩长赋(2010)将第一代到第三代农民工界定为:(1)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开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时至今日,这一代农民工早已人过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经营者,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2)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工的城镇化走向是有所不同的: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生产骨干,留了下来;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来,不少嫁给了城里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3)第三代农民工是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当然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

——简新华、黄锟(2008)以初次外出打工时间为标准,将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民工作为第一代,90年代初次外出的作为第二代。

——王春光(2001)以一种动态的划分方法,将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看作第一代,把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现状

2003年以来,中央推行科学发展观,随着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等基本政策的发展与深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央政府最高领导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同时,“民工潮中的民工荒”的持续爆发,使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代际转换,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及相关问题。主要如下: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发展观念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与发展特点引起一些具体部门的关注。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些具体部门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来得出结论。如全国总工会于2010年3月至5月,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调查所形成的《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2007年选取北京、唐山、山东、成都的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青年进行调查所形成的《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四个基本视角,就是新生性、时代性、农民性和工人性。在学术界,学者们有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弱势群体特征(王思斌,2002;刘传江,2004;陈安民,2005;李强,2004)。有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问题(张敦福,2000;李强,2004)。有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问题(王春光,2001;于扬,2005;钱正武,2006;陈占江、李长健,2006;刘传江、程建林,2008;卞桂、张朝霞、焦晶,2010;王晓莉、黄牧乾,2010)。有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风笑天,2006;吴红宇,2006;李树茁,2007;刘淑华,2008)。有学者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孟红莉,2005;王毅杰、倪云鸽,2005;谢建社,2007;米庆成,2004;史柏华,2005;魏晨,2007;陈光金,1998)。有学者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问题(姚上海,2008;韩雪松,2009)。有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问题(何燕东,2008;高洪贵,2010)。有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困境及解决策略(李志凯,2009;韩雪松,2009)。有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问题(谢建社,2008;高友端,2010)等等。

(二)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研究

一般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西方学者习惯采用的是目的性和工具性或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抽象两分法。1994年,中国学者黄希庭将价值观分为政治、道德、审美、宗教、职业、人际、婚恋、自我、人生、幸福等10类。1997年,孙嘉明将价值观分解为职业劳动价值观、生活消费价值观、婚恋社交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等等。但对价值观的具体分类中国学者并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研究并没有固定的分类,一般都是根据研究目的和路径进行具体的调整。

1.代际更替与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的概括性研究

郑风田(2010)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十个关键性问题的研判,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相比,他们的价值观与利益诉求出现重大的分化,需要引起关注和研究。许叶萍、石秀印(2010)通过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对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取向、城市取向和家庭取向等都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发展取向和个人取向的增强。长子中(2009)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积极、消极方面进行描述。艾鹤、李德(2006)对农民工的人生观、道德观、婚恋观、法律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等价值取向的变化进行描述并提出引导和促进农民工价值观发展的对策分析。何瑞鑫、傅瑞芳(2006)通过对传统型农民、旧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价值观念上的对比,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的阶段性特征及成因,并对其发展提出前瞻性的预测和评价。

2.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的实证性研究

主要涉及价值观的文化层面,如侯西安、孙伟(2008)以福州、厦门、泉州农民工问题为例通过对农民工文化价值观市民化现状及其实现途径的考察提出了农民工价值观念市民化的命题。还有对青年农民工生育观的研究,龚红莲(2008)以深圳“姚圩街”青年农民工生育价值观的调查对新时期青年农民工生育观念价值观现状进行分析与思考,提出了加强青年农民工价值观引导教育的重要性。申端锋、苑素梅(2009)通过对湖北、江西等地80后农民工婚恋观、生活观、发展观的考察,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另外,笔者从网络上搜索到,南京师范大学6名在校大学生(2008)对20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发布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经济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审美价值观的研究报告等等。

3.对价值观演变原因的分析,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文章,散见各类价值观综述性文章

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自身的盲目性与利益、等价原则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价值观;第二是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文化的碰撞重塑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第三是价值主体自身的原因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矛盾的重要原因。

4.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引导分析

主要是从深化制度改革、加强思想引导方面提出建议。侯西安,孙伟(2008)认为,政府、社会,包括农民工自身,通过共同努力以提供一个制度环境和模式,给予农民工理性的文化导向,从而在其市民化过程中,在精神文化层次方面建构和谐发展的路径。并提出在目前中国,农民工价值观引导的主体只能是政府。钱正武(2006)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诉求,提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确立社会公正理念、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改革城市管理体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社会。胡银华(2006)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引导提出建议,要从指导思想上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科学管理结合起来、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对农民工给予人文关怀,努力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等等。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许传新(2007)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虽然进城了,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李海超(2007)对农民工的年龄分层进行研究,认为青年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但其工资收入却与中年农民工的收入是一致的。孙秀娟(2007)认为中国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空间长期处于压缩状态的原因有社会结构、政策和制度等,政府应该建立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从全体社会成员转变心态和观念等入手,使农民工获得向上流动的空间。谢建社(2009)对农民工融入性教育进行研究,他认为,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的产物却难以融入城镇,不仅是因为制度上的原因还有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原因。农民工要提高自身教育素质和能力素质,必须进行融入性教育。他设计了农民工的教育模式,就是一种根据农民工流动特点和工作性质,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途径,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方针、多层次的教学体制、多学科的专业门类、多形式的学时学制结构,融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常识教育与技术教育为一体的教育模式来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王春光(2010)以社会学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受阻于“半城市化”的状态。他提出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考察

学者们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王桂新、沈建法(2008)以上海为例,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刘传江、徐建玲等(2008)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这三个环节着手。他们设计了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利用调查数据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属于中市民化进程。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率为31.30%,属于低市民化进程。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主要障碍,需要推进三大制度创新:构建农民工退出农业、农村的新型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造面向农民工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建议

简新华、黄锟等(2008)认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主要面临两大障碍,即制度障碍和成本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途径,包括演化改革、创新制度、转变发展模式、优化经济社会结构、合理推进城镇化、加快城镇建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民工素质、筹集更多农民工市民化资金等。刘传江、程建林(2009)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面临的障碍进行分析,提出了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就是要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户籍的附加功能,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权益维护力度,体现社会公正。刘小年(2009)通过对来自中部某省农民进城的深度访谈,得出了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元诠释模型,即起主导作用的农民工主体素质、辅助作用的农民工社会关系及门卫作用的农民工政策制度,从而提出了适应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3条第1款.该法还要求产品和包装物的设计、制造,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清洁生产的规定。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经济和技术条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状况以及产品的技术要求,组织制定有关标准,防止过度包装造成环境污染。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8条第1款.

但该法对危险废物产生与管理并没有充分关注清洁生产的要求,即从产品的设计开始到产品的最终废弃为止都应当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进行生产、运输、贮存与处理处置。虽然该法已经规定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但并没有具体的措施与方法的规定相配合,故不能起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和效果。国家今后应加强危险废物的清洁生产制度,这对于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环境和人民健康非常重要。

[1]段宁. 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的起源、现状和发展趋势[G]/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污染控制司. 固体废物管理与法规———各国废物管理体制与实践.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86.

[2 ]《国际清洁生产宣言》序言.

[3]Muys B , Wouter s G,Spirinckx C. ,Cleaner production :a guide to information sources. ht tp :/ / www. eea. dk/ project s /envwin/ manconc/ cleanprd/ i-2. htm. ,1997. 转引自石磊,钱易.清洁生产的回顾与展望———世界及中国推行清洁生产的进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 (2) :121.

[4]石磊,钱易. 清洁生产的回顾与展望———世界及中国推行清洁生产的进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 (2) :121.

[5]柯坚. 我国清洁生产立法问题初探[J]. 法学杂志,2000(4) :33.

[6]范丽,李光军. 清洁生产实施障碍及政策手段浅析[J].科技与法律,2004 (2) :115.

[7]李帅,郭亚军,潘建民. 我国推行清洁生产的经济学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1) :48.

[8]赵家荣. 清洁生产回顾与展望[J] . 节能与环保, 2003(2) :5.

(责任编辑:李潇雨)

C913.9

A

1008-2603(2011)01-0036-04

2011-01-08

黄丽云,女,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共青团福州市委干部,主要从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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