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笔下的北京文化
——重读《四世同堂》

王建青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2）

老舍笔下的北京文化
——重读《四世同堂》

王建青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2）

《四世同堂》表现了老舍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歌颂，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对民族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必须改造这种国民性弱点的痛苦而深沉的思考。

四世同堂；文化；反思

老舍在40年代着重探讨民族精神的动态转化，突出表现中华民族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逐步走向觉醒反抗的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从整个小说创作发展情况来看，《四世同堂》在生活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拓，40年代，出现了许多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义勇军、抗日游击队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抗战的作品；但反映沦陷区都市中的普通市民的生活与抗争的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却是很少见。《四世同堂》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缺憾，作品画面广阔，涉及十七八个家庭和130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囊括了“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形象系列”。[1]

老舍写得最为出色的，当数那些守旧落后的老派市民，如《二马》中的老马先生、《离婚》中的张大哥、《茶馆》、《正红旗下》那些急遽破落中的旗人，还有《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与祁天佑父子。祁老人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不同人物的性格构成往往都在阐释着某种文化内涵，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2]祁老人就是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四世同堂》以宏阔的文化批判的视角，解剖了被征服民族的国民性格，在外敌入侵时，“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思想守旧，回避政治，在他看来，对付战争，只需“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对于这些人，作家有生动的描写。不管他们活得何等有滋有味，自得其乐地沉湎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在现代理性的光照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喜怒哀乐，包括他们最引以为荣、引以为乐的，往往是极其愚昧荒唐的。作家对此作了嘲弄与揶揄，看出了也写出了他们必然被时代淘汰的历史命运。但与此同时，作家又总忘不了渲染他们的正派善良：他们或者诚笃忠厚，或者热情仗义。这些人物也因此大多具有可爱的一面。虽然间或也有可怜可厌之处，却大多并不可恶，更很少令人憎恨的。作家即使是在斥责、鞭挞他们，也仍然抹不掉内心深处的脉脉温情。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

老舍写到这些人物时，虽然一般都采用了幽默的笔调，也产生了一定的喜剧效应；但读者在嘻笑之余，总会从中咀嚼出悲剧的意味，有时后者反而比前者更为浓烈，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这种悲喜兼有的艺术效果，表明作家并非只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正如老舍曾经回顾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作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4]老舍毕竟是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感召和导引下走上文学创作的，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就已明确地确立了对传统性腐朽文化的批判立场。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面貌，它是人的特征，也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特征。现代中国在战火中接受考验的时候，它的文化也在接受着考验。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它的悠久的传统的帝国政治体系，借助的是文化的综合力量。但成也文化败也文化，文化是一把双刃剑。老舍长于文化批判，他对以北京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是他持之以恒的主题。小说中祁老人之所以只有自己的生活而不知有国家，生命沉浮于生活的惯性之中，只求暂时做稳了顺民、奴隶，本能地抗拒着生活的变动，只是因为他认为“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 “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在《离婚》中，老舍说北京文化里“‘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也就是贬低实用。小说描写旗人“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悦耳的鼓词儿。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这是一种装饰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深深沉浸其中的人是不会关心国家大事也无法应付严重事变的。“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心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边，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这种精致的生活艺术在老舍晚年的小说《正红旗下》中又有精彩的描写，而仍持否定态度，虽然由于怀旧而相当的宽厚温和。小说中描写瑞全心理时，这样写道：“他真爱北京，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瑞全把北京文化和国家对立起立，“对北京的冷淡，在他想，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关心”。对北京又爱又要否定既是老舍本人的心理，对中国文化也是一样。

此外，在小说中老舍对冠晓荷、祁瑞丰、小文等人也都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的。小文夫妇是贵族出身，是贵族文化的嫡传，除了京戏，什么也不关心，高洁而自尊。他们的生活是艺术的，人只在艺术的美中生活。他们虽没有任何过错，但作为普遍现象就要受批评了。因为他们过分忽视生活中比艺术更重要的事物。而冠晓荷和祁瑞丰身上的官本位思想更是老舍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老舍用了相当的力气描写官本位思想在沦陷区表现出的恶劣副作用、对人格道德的腐蚀作用、对民族造成的直接危害。他们“除了做官儿，什么也不会，‘官’便是他们的生命，从谁手中得官，他们便无暇考虑，也不便考虑” “永远不和现实为敌，亡国就是亡国。”小说评价冠晓荷“是北平文化里的一个虫，可是他并没有钻到文化的深处去，他的文化只有一张纸那么薄。” “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即使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况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老舍的批判涉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礼仪文化，凤俗文化，饮食文化等等。小说中也总结道：“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思想、家庭制度、教育方法，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这些正显示了老舍作为现代人的文化自觉。同时，我们也看到老舍的批判是着眼于国民劣根性。这是他从鲁迅那里接过来的批判传统，对表现在市民阶层的敷衍、苟且、愚昧、麻木，无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等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而显示出他的理性自觉——他生于斯，长于斯，同情他们的不幸命运，却没有因此而宽恕他们性格的缺点。

《四世同堂》没有正面描写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而是较深刻地剖析了造成民族灾难的根源，并且不仅仅是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去剖析，而是更着重于从文化层面来加以说明。作家携带着他浓郁的文化意识向现代意识、社会历史意识靠拢，表现在他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歌颂，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对民族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必须改造这种国民性弱点的痛苦而深沉的思考。作品借诗人钱默吟之口说：“这次抗战应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这里的“垃圾”既指象冠晓荷、兰东阳、大赤包之类的民族败类，也指封建传统文化给予人们的精神负担：祁老人的“知足保和”，封闭自守；马老寡妇的“忍”字哲学；祁瑞宣的“守家尽孝”；常二爷、李四大爷、小崔、孙七等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空洞自慰……老舍以严酷的现实主义笔法，用文化层次的眼光剖析了小羊圈胡同这块“千层糕”式的多文化层次的人群。如果说，在惶惑偷生、忍辱负重、终于在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上找到了自己位置的祁瑞宣身上，凝聚着老舍对沦陷区人民艰难处境的深切理解；如果说在大杂院的贫苦劳动者，如李四爷扶困济弱的豪侠气概，剃头匠孙七死也要在日本人面前死得体面庄重行为上，寄托着老舍对古都下层人民不可扑灭的浩然正气的真挚景仰；那么，一大群忘了“自己脖子上的铁索”的北平人，兴高采烈地参加日伪主持的“升平景象”的北海化装滑冰比赛，则体现着老舍揭露“东方顺民”的那种麻木、敷衍、苟安、偷生的性格，去挖掘国民病根的忧愤。

老舍曾在他的《大地龙蛇》序言中说过重要的两段话：“一个人群的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方式，假如我们把这种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从，须好自为之。”这是我们深入理解《四世同堂》的文化钥匙，更深刻地说明了，老舍京味儿作品中浓郁的京味文化意识是宏观的，历史的。他要求联系民族的命运，借抗战之机，改造宏观文化，创造光明的未来。可以说，《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的文学巨著，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使之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1]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Z].

[4] 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N].解放军报，1957-5-4.

Beijing Culture in Laoshe’s Literary Writings——Rereading 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WANG Jian-qing

In his works 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Lao she sings the inflexible struggling will of the Chinese nation, meanwhile he introspect our national culture and thus discovers and criticise the weakness of the nation，and at last he holds that this national weakness must be removed.

Four Generation In One Home；culture；reflection

I246

A

1008-7427（2011）04-0079-02

2011-02-12

作者系平顶山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