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江充传》“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考

秦进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江充（？—前 91年），字次倩，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人。被视为“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1]2744，一生命运与赵敬肃王父子、汉武帝父子相联系，在险象丛生的困境中图生存，在变幻无常的官场上谋发展，机警与狡黠相结合，英俊与胆量相配合，纵横言辞与酷吏手段融合为一体，在皇帝面前塑造了忠直奉法不阿的形象①江充从汉代以来，一直是以乱臣、奸臣、邪臣、佞臣、贼臣、谗邪奸佞等形象出现在后人的言谈、著述中，很多时候都是以制造巫蛊之祸、离间汉武帝父子、谋害皇太子的罪人，成为统治者以引以为鉴的反面典型。即使是比较可观的说法，也是认为巫蛊之祸的根源在于汉武帝，江充不过是实行汉武帝意图的工具。近些年来，除了按照传统观念解释江充现象外，也有人对于江充从正面进行了探讨。，所言中意，被汉武帝称为“燕赵固多奇士”[1]2176，并予以重用。江充自觉地充当皇帝的鹰犬，《汉书·江充传》载：“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劾没入官。”这件事经常被学者们引用、探讨。有人以此事的注释作为汉律资料来辑录[2]第1册358；有人用此事作为说明汉朝《令乙》规定“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被具”的证据②参见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第二篇《秦汉时代之交通》，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82-83页；周一士编著《中华公路史》第三编《中古期》，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7页。；有人以此作为论证“驰道在秦时是皇帝御用，在汉时依然如故”的资料[3]762；有人用此事作为说明“有太后诏得行驰道”[4]1679的史料；有人用此事作为“允许行于驰道中的人”的实证材料[5]87；有人根据此事说“江充当了直指绣衣使者后，毫不容情地严格执行这个制度了”[6]265；亦有人根据此事认为“江充依仗职权泄私愤”[7]58-59；还有人认为，江充的“这一声呵问，对于这位高贵得无以复加的金枝玉叶来说，的确是大不敬的行为，没有敢于捋虎须的勇气是喊不出来的。”[8]这些看法涉及到法律史、交通史、监察史和人物评价等诸多领域。其他看法尚多，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至于引用此段资料的著述更是难以枚举。然而，被如此众多的人引用过的这段文字，清人陈景云指出：“《功臣表》馆陶公主子堂邑侯陈季须，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即主卒于元狩之末。及江充贵幸，主没已十余年。‘馆陶’字误无疑也。”①[9]第21册511揭示出“馆陶”文字讹误，自有其道理，已经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与认同。②③（清）钱大昕撰《三史拾遗》卷三《江充传》（《廿二史考异》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8页）、沈钦韩撰《汉书疏证》卷二七《蒯伍江息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册第782页）、钱大昭撰《汉书辨疑》卷一七《江充传》（《汉书疏证》（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册第374页）、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卷四五《江充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5页）、施之勉著《汉书集释·蒯伍江息夫传》（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507页），也都曾经引用过陈景云之说，受其影响。但陈景云所说“元狩之末”的似乎有年代不准确之嫌，其他方面亦未充分展开。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的虚实真伪直接影响着历史研究的成果正确与否，有重新审视这段资料本身的必要，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试作考辨如下。

一、馆陶长公主的卒年

西汉有两个馆陶长公主，一是汉文帝之女刘嫖；二是汉宣帝长女刘施。

汉文帝之女馆陶公主刘嫖，又称长公主、窦太主、大长公主、长公主嫖等，出嫁为堂邑侯陈午之妻。在汉景帝废栗太子刘荣，立胶东王刘彻为皇太子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馆陶公主的积极参与下，废除了一个皇太子，拥立了一个皇太子，成就了两个皇后，自己也成为汉武帝的姑母与岳母，其权势可想而知。其母窦太后死，“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①（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窦太后》（中华书局1982年，第1975页）。《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亦载：“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颜师古注曰：“东宫，太后所居”（第3945页）。东宫，亦是因地处未央宫东，故称东宫，亦称长信宫。长信宫中窦太后的金钱财物归为其所有②（清）冯云鹏、冯云鹓辑《金石索》卷三《金索三·汉馆陶釜铭》载“河东所造，三斗，铜鏖釜重十二斤，长信赐馆陶家，第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51页）；（宋）吕大临撰《续考古图》卷一《馆陶釜》载“河东所造，三斗，铜鹿釡重十二斤，长信赐馆陶家第二。”并言“前汉文（武）帝女嫖为馆陶长公主，后汉世祖第三女红夫封馆陶公主，肃宗时为子求郎者也，此器未详何时作”（《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初编》，中华书局2005年，第205-206页）。此表明吕大临态度慎重。联系《史记》、《汉书》外戚世家、传记载的窦太后遗诏，结合该器的铭文，可以知道这的确是窦太后赏赐给女儿馆陶公主的铜器的实物证明。，数量可观。使得她能够让董偃“散财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听从爰叔的建议，上书献长门园给汉武帝，并在一次招待汉武帝随从之后，并“请赐将军、列侯、从官金钱、杂缯各有数。”[1]2853，2855可见金钱财宝之多，权高威重之势，成为权势与财富的象征。正是如此众多的金银财宝③如1981年咸阳市博物馆征集到的西汉前期馆陶四联鼎，四鼎相联在一起，每鼎各置一耳，足部较矮呈蹄形，形制独特，美观实用。其中一鼎腹部横刻铭文“铜连鼎四合，容各三斗，并重九十三斤，馆陶家，霸田”（李光军、张子波《西汉馆陶家铜连鼎及王氏一斗鼎》，《文物》1984年第10期；张德臣编著《渭城文物志·金属器》，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90页）。西汉初年，只有汉文帝女为馆陶公主，可知此当为馆陶公主家之物，此器只是馆陶公主家众多金银财宝中的一件。，死后成为两个儿子你争我夺的目标。在《史记》、《汉书》中多处涉及到馆陶公主之死，但没有具体、详实的直接记载，还需要从有关史料的记述中去推测。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堂邑侯栏载：汉文帝“三年，夷侯午元年。”“元光六年，季须元年。元鼎元年，侯〔季〕须坐母长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侯栏载：“孝文三年，侯午嗣，尚馆陶公主，四十八年薨。”“元光六年，侯季须嗣。十三年，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从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到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正好四十八年，是堂邑夷侯陈午的在位期间。从元光六年（前129年）到元鼎元年（前116年），前后十三年，是堂邑侯陈季须的在位期间。《史记》、《汉书》两功臣侯表所记载的堂邑侯封爵名号相同，姓名、时间亦相吻合，均记载元鼎元年陈季须坐母公主卒因未除服奸、兄弟争财而自杀。

《史记·孝景本纪》载：五年五月“丁卯，封长公主子蟜为隆虑侯。”《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隆虑侯栏载：“以长公主嫖子，侯，户四千一百二十六。”“中五年五月丁丑，侯蟜元年。”“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长公主薨未除服，奸，禽兽行，当死，自杀，国除。”《史记》的本纪、年表关于陈蟜封侯时间不一致，一是汉景帝五年（前152年），一是汉景帝中五年（前145年），两者相差七年，当是《史记·孝景本纪》所记有误。《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隆虑侯栏载：在位时间，汉景帝时五年，汉武帝时二十四年，共计二十九年，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记载的“二十九年，坐母丧未除服奸，自杀”相符合。如果陈蟜是在汉景帝五年（前152年）封为隆虑侯，到元鼎元年（前116年），是三十七年。不仅与《史记》、《汉书》两表所记载的在位二十九年的年代不符，而且在位年限也出现矛盾。再则，《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隆虑哀侯周灶，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正月丁未封，三十九年薨。孝文后二年（前163年），侯通元年。”十三年，孝景“中元年，侯通有罪，国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记除隆虑哀侯作克侯、侯通在位十二年④《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隆虑侯表作：侯通在位，孝文六年，孝景七年，共计十三年（第903页），是。《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侯通在位十二年（第553页），当以改为十三年为是。、完为城旦外，其他均相同，可知《史记》、《汉书》两功臣侯表所记载隆虑侯周灶世系可靠。按照汉代制度，一般情况下，同一地不会同时分封两个列侯，不可能既有周氏隆虑侯在位，再封一个陈氏隆虑侯，使两个隆虑侯同时都在其位。由此可知，《史记·孝景本纪》所记年代有误⑤参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史记一·孝景本纪》，第11页。，当以《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为准。①②③④⑤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隆虑侯栏载：“孝景中五年，侯融以长公主子侯，万五千户，二十九年，坐母丧未除服奸，自杀。”《史记》与《汉书》功臣侯表所载有名字蟜、融的不同，封户数字有四千一百二十六与一万五千之相异，但罪名、时间一致。《汉书·外戚传上·孝武陈皇后》载：“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须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余年，主薨。须坐淫乱，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十余年”，与上引《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侯栏的“元光六年，侯季须嗣。十三年，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相差一年，但与元鼎元年（前116年）相吻合。

《汉书·东方朔传》亦载：陈“午死，主寡居，年五十余矣，近幸董偃。”董偃“至年十八而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为人温柔爱人，以主故，诸公接之，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中郎东方朔陈述董偃有三大罪过，“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驰骛于唐虞，折节于三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偃为淫首，其罪三也。”东方朔说法为汉武帝所默认。“董君之宠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终。后数岁，窦太主卒，与董君会葬于霸陵。”《汉书·东方朔传》的记述，没有确切的年代，我们知道陈午死在元光五年（前130年）①《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光五年七月“乙巳，皇后陈氏废。捕为巫蛊者，皆枭首”（第164页）。《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孝武陈皇后》亦言“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须嗣侯”（第3948-3949页）。此处“明年”，当是元光六年，与上面据《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推算堂邑夷侯陈午卒于元光五年，相差一年。《汉纪》卷十一孝武皇帝纪二元光五年七月“乙巳，皇后陈氏废。皇后，堂邑侯陈午女也。午即婴孙也。婴封堂邑侯。午尚长公主嫖。上为太子时，长公主有力焉，故太后取公主女配太子。及为皇后，骄恣擅权，宠十余年，无子；又挟妇人媚道，故废。时长公主寡居，五十余矣”（荀悦著《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上册第186页）。可推知陈午亦卒于元光五年。似乎《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孝武陈皇后》的“明年”二字似为衍文，故定陈午卒于元光五年。② 参见安作璋、熊铁基著《秦汉官制史稿》第一编《中央官制·御史大夫》（齐鲁书社2007年，第66页）；黄今言《汉代“绣衣使者”试释》，《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6年，第142-151页）等著述。，由此可知当年馆陶公主年五十余岁。董偃“侍内”当在陈午死后，也就是元光五年，时年董偃十八岁，“至年三十而终”，董偃死当在元狩五年（前 118年），前后十二年。“后数岁，窦太主卒”，“数岁”也是个概数。根据前面所述元鼎元年馆陶公主两个儿子——堂邑侯陈季须、隆虑侯陈蟜（融）坐淫乱、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来看，这个“数岁”，上起元狩五年，下到元鼎元年，前后三年，算是“数岁”吧，也与《汉书·外戚传上·孝武陈皇后》所记述的“堂邑侯午薨”，“主寡居，私近董偃。十余年，主薨”相吻合。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此事没有准确的年代，荀悦《汉纪》将此事附记于元光五年七月乙巳[10]上册186，司马光《资治通鉴》亦将此事附记于元光五年七月乙巳[11]591-593，《通鉴总类》中亦将此事置于元光五年[12]第461册465，《御批通鉴辑览》所系年代与《资治通鉴》同。上述编年史书将此事置于元光五年，并没增加原始性新史料，但反映了他们对于此事年代的看法。以此为起点，推断《汉书·东方朔传》所记载的董偃事迹，董偃当卒于元狩五年，馆陶公主当卒于其后的元鼎元年。正是馆陶公主死于元鼎元年，导致了两个儿子的财产争夺。

综上所述，陈季须（陈须）、陈蟜（融）兄弟之母馆陶公主刘嫖死于元鼎元年，而不是“元狩末年”，年龄大约在六七十岁。馆陶公主死了，从其母窦太后那里继承来的东宫金钱财物，自己积累的稀世珍宝等，都成了两个儿子争夺的目标。再加上受自己不守礼法熏陶的儿子们也无视伦理约束，肆无忌惮的财产争夺和奢侈淫乱，触犯了大汉帝国的法律，理当处以死刑，两人都被迫选择了自杀之路，结束自己的生命，封国被废除了，历经汉文、景、武三朝的馆陶公主权势也就画上了句号。①

二、江充与直指绣衣使者

《汉书·江充传》记载，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时官职是直指绣衣使者。

直指绣衣使者，是西汉时代的一个职官称谓。《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服虔注曰：“指事而行，无阿私也。”颜师古注曰：“衣以绣者，尊宠之也。”杜佑曰：“直指者，行无苟私也。衣以绣者，尊宠之也。”[13]668-669解释虽然稍有不同，但从字面来说绣衣直指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不经常设置的、负有讨奸猾治大狱等使命、身穿绣衣的使者。所谓“绣衣”，是说担任此类官职者奉命执行任务时，身穿绣衣，以标明其官职的尊宠。所谓“直指”，既有立刻和迅速之意，又有不阿私徇情，照章办事之意，还有衔命直指、衔命径指办理专门事项之意。直指绣衣使者的职掌，前辈学者做过探讨，②无须我再赘言。

直指绣衣使者的称谓繁多。

暴胜之不同的官职称谓。天汉二年（前99年），“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1]204亦言“武帝末，军旅数发，郡国盗贼群起，绣衣御史暴胜之使持斧逐捕盗贼，以军兴从事，诛二千石以下。”[2]2887也说：“它部御史暴胜之等奏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余人。”[1]4013记述暴胜之官职有直指使者、绣衣御史、它部御史等不同称谓，均指暴胜之所担任的同一官职。

直指。汉武帝因铸金钱“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①《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33页）。《汉书补注》卷六《武帝纪》补注曰：“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盖亦绣衣直指也”（第100页）。可知直指与绣衣直指是同一官职的不同称谓。直指，是直指使者的简略称谓。

直指使者。汉“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督课郡国，东至海，以军兴诛不从命者，威振州郡。”[1]3035江“充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初，上见充望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以充为直指使者，督三辅盗贼。”②《汉纪》卷一五孝武皇帝纪征和二年七月（《两汉纪》，上册第262页）。《汉书·百官公卿表下》亦载：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充为水衡都尉，五年为太子所斩”（第787页）。

使者。王“訢始为范阳令，暴胜之为直指使者，欲斩之。訢解衣伏踬。仰曰‘使者专杀生之柄，威振郡国，今斩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宽，以明恩贷，令尽死力。’胜之遂赦之不诛，荐訢，徵为右辅都尉，遂进至丞相。”③《汉纪》卷十六汉昭皇帝纪元凤四年二月乙丑（《两汉纪》，上册第284页）。《汉纪》载：王“訢始为范阳令”；《汉书》卷六六《王訢传》作：“稍迁为被阳令”（第2887页）。据《汉书·地理志》载：范阳县属涿郡（治今河北定兴县固城镇固城），被阳属千乘郡（治今山东高青县高城镇被阳城遗址），两者相距近千里。据《汉书》卷六《武帝纪》载：“泰山、琅邪群盗徐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第204页）和《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载：“胜之素闻不疑贤，至勃海，遣吏请与相见”（第3035页）来看，当以《汉书·王訢传》所载“被阳令”为是，《汉纪》所言“范阳”似误。使者，是直指使者的泛称之一。

直指绣衣。“赵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时，为直指绣衣，劾太子家吏行驰道中，恐为太子所诛，见上年老，意多所恶，因言左右皆为巫蛊。”[14]1815-1816

绣衣。中郎将赵卬使客谏赵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颜师古注曰：“绣衣，谓御史。”[1]2984，2985

绣衣直指。“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1]725-726又作绣衣直指之使，汉“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酒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鈇钺而并出。”[14]2990-2991

绣衣御史。王“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坚卢等党与，及吏畏懦逗遛当坐者，翁孺皆纵不诛。”[1]4013在绿林军中，“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乃大会诸将，以成其计。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玦，更始竟不能发。”[14]552

绣衣使。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有：

其“秀衣史”中的“秀”、“史”分别与“绣”、“使”相通假，即为“绣衣使”。[15]84时间在东汉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1年）。这是新发现的记载东汉时代绣衣使的简牍，不仅可以补东汉史书的记载，证实“沈约云：绣衣御史，光武省，顺帝复置，魏罢之”[16]2224的说法，还为两汉绣衣使的称谓变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①②③

绣衣使者。汉武帝天汉四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明诏遣绣衣使者以兴兵击之，诛者过半，然后衰止。”[1]3278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玄，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王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14]2667

绣衣执法。王莽改绣衣御史曰绣衣执法。始建国三年（11年），王莽令“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缘边大郡，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为奸于外，挠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1]4125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王莽时为绣衣执法，迁后队正。”④（东晋）袁宏撰《后汉纪》卷四光武皇帝纪建武三年三月（《两汉纪》，下册第61页）。《后汉书》卷二六《伏湛列传》作：“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五迁，至王莽时为绣衣执法，使督大奸，迁后队属正。”注曰：“武帝置绣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执法，故曰：‘绣衣执法’也”（第893页）。传世的“执法直二十二”[17]97、“绣衣执法大夫”[18]51印章可证实绣衣执法的确存在。

直指绣衣使者。《汉书·江充传》载：“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⑤（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五《国疾》载：“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6页）。其“江充禁服”当是“禁察逾侈”的内容之一。

上述直指、直指使者、使者、直指绣衣、绣衣、绣衣直指、绣衣御史、绣衣使、绣衣使者、绣衣执法、直指绣衣使者、绣衣直指之使等名称，虽然有官职字数多少不等之异，又有称谓泛简不同之别，所表明的是同一官职繁简省略等不同的称谓，或是衔命直指的不同使命。

直指绣衣使者不经常设置，开始设置时间也没有详细的记载，前贤也有不同看法。张维华认为：“武帝在天汉以后，即公元前 100年之后，因当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到处发生，尤以关东各地为甚，又增设了‘绣衣直指’这一职掌。第一个出任这个职掌的人，可能就是暴胜之。”[19]88黄今言认为“其后五岁，当是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年)，也就是该年为‘直指始出’的时间。窃疑《食货志》透视的年代信息较为近是。”[20]143虽然，传世文献中没有具体的时间记载，还是有些线索可寻。如《史记·平准书》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減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①《盐铁论校注》卷五《国疾》载：“夏兰之属妄搏”（第336页）。妄搏，指任意逮捕人。《史记·酷吏列传》载：“后会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温舒至恶，其所为不先言纵，纵必以气淩之，败坏其功。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汉书·西域传》赞曰：汉武帝时，“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上述三条史料均可看到“铸白金”、“五铢钱白金”、“造白金五铢钱”与“直指始出”、“直指之使始出”、“直指夏兰之属始出”有密切的联系。其中“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是有根据可查的、有数据可以推算的。从时间来看，收银锡造白金与初算缗钱，在元狩四年（前119年）②《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冬，“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第178页。；造五铢钱，在元狩五年（前118年）③《史记》卷一二〇《汲黯列传》载：“居数年，会更五铢钱”。《集解》引徐广曰：“元狩五年行五铢钱”（第3110-3111页）。《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第179页）。。由造白金的元狩四年向下推“后五岁”，当在元鼎二年（前 115年）；由造五铢的元狩五年向下推“后五岁”，当在元鼎三年（前114年）。从人物来看，张汤为御史大夫，在元狩二年（前121年）④《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元狩二年，丞相公孙弘卒，“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御史大夫汤”（第1138页）。《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载：元狩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第774—775页）。《汉书》卷六《武帝纪》亦载：元狩二年“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第176页）。《汉书》卷五四《李广传附李蔡传》载：“元狩二年，代公孙弘为丞相”（第2446页）。由上述知《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记载元狩三年张汤为御史大夫当是元狩二年之错简。。义纵为右内史与王温舒为中尉，均在元狩四年（前119年）⑤《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载：元狩四年，“河内太守王温舒为中尉，五年迁。”“定襄太守义纵为右内史，二年下狱弃市。”第775页。。博士褚大、徐偃循行天下在元狩六年（前117年）⑥《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狩六年六月诏曰：“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颜师古注曰：“褚大也”（第180-181页）。《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载：元狩六年，“是岁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节巡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第1409页）。可知褚大等在元狩六年循行天下。，尹齐为中尉在元鼎三年（前114年）⑦《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载：元鼎三年，“关都尉尹齐为中尉，一年抵罪。”第778页。，这些人物与直指使者始出有联系，即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的年代在张汤、王温舒等出任上述官职之后，具体在“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后的元鼎二年（前115年）或三年（前114年）之时。

这是直指绣衣使者开始设置的年代，不是江充为直指绣衣使者的具体年代。

《汉书·江充传》载：“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江充由谒者拜为直指绣衣使者具体时间不清楚，还得从有关史料中推断。《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据》载：“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载：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充为水衡都尉，五年为太子所斩。”⑧从太始三年（前94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当为“四年”，而非此处的“五年”。在上述所列举的史料中，除了太始三年（前94年）是个具体可考的年代之外，其“武帝末”，是个笼统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线索，我们不妨就从这些线索入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前面我们已经考订出“直指夏兰之属始出”与“直指之使始出”的时间在元鼎二年（前 115年）或三年（前114年），江充并不是第一个直指使者，其出任直指绣衣使者的时间，无疑应当在此时之后，也就说这是江充出任直指绣衣使者时间的上限。下限应当在太始三年（前94年）江充升任水衡都尉之前。江充出任直指绣衣使者的时间应当在这二十年范围内寻找。

再说“武帝末”，有在太始三年之前者，如《汉书·隽不疑传》载“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督课郡国，东至海，以军兴诛不从命者，威振州郡。”这个“武帝末”的具体时间，是《汉书·武帝纪》所记载的天汉二年（前99年）“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在太始三年前五年。有在太始三年之后者，如《汉书·食货志上》载“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这个“武帝末年”的具体时间是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丁巳[1]690，江充出任水衡都尉在此前五年。还有无法确定准确时间者，如《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14]2835在太始三年以后与无法确定其准确年代的“武帝末”，对于探讨江充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的时间，无直接关系，可以暂且不论。

与江充有直接关系的告发赵太子丹、以谒者出使匈奴、没收太子车马等事件的具体时间也不确切。作为“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21]27的编年体史书，《汉纪》附记于征和二年七月汉武帝使使者江充掘巫蛊于太子宫后，《资治通鉴》附记于太始三年江充升为水衡都尉后，吕祖谦《大事记解题》亦附记于汉武帝太始三年以直指使者江充为水衡都尉后，王益之《西汉年纪》也附记于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充为水衡都尉后。这些编年体史书，都是以与江充有关事件中有具体年代者为准，附记年代不清楚的事件。这既反映出编纂者的谨慎严谨的学风，也说明编纂者没有掌握新材料，将江充事迹附记于有准确时间的年代。

有人做了些推测，如真德秀认为：“汉武帝天汉末，赵人江充为赵敬肃王客得罪于太子丹，亡逃诣阙告赵太子阴事，太子坐废。上召充入见奇之，与语政事大悦，由是有宠，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使督察贵戚近臣逾侈者，充举劾无所避，上以为忠直，所言皆中意。”[22]第704册717这是一个推测，如果准确也不会发生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的事了，因为天汉年间（前100年—前97年），距离馆陶公主之卒的元鼎元年（前116年），已经有十几年过去了。

综上所述，从直指绣衣使者的职掌、称谓、设置时间看，江充担任直指绣衣使者是真实可靠的。但从“直指始出”的时间看，无论是本文所暂定的元鼎二年或三年，或是黄今言所说的元鼎二年，即使江充当时就出任此职，也不可能以直指绣衣使者的身份“出逢馆陶长公主”，因为馆陶长公主在元鼎元年就去世了，更何况江充担任直指绣衣使者的时间无疑还应当在其后呢！

三、太后卒年与太后诏

《汉书·江充传》载：馆陶长公主称：“有太后诏”，是指哪一位太后呢？

如果说是馆陶长公主之母窦太后，窦太后卒于建元六年（前135年），就是到汉武帝开始设立直指使者的元鼎二年或三年已有二十余年。如果说是汉武帝之母王太后，王太后崩于元朔三年（前126年），至元鼎二年或三年也有十几年了。到元鼎二三年时，皇宫中已经没有皇太后，更不要说到汉武帝末年。

如果说发生在王太后在世的元朔三年之前，江充已经担任直指使者，到太始三年，至少已经担任了三十三年以上，不仅当时尚未设立直指绣衣使者的官职，而且作为汉武帝的宠臣有可能担任这个职务三十余年而不升迁吗？如果说发生在真德秀所推测的天汉年间，不仅没有窦、王两位太后，连馆陶长公主也已经死了十几年了，怎么可能出现与江充相逢于驰道的事情呢？

刘攽指出：“是时，太后已崩。言太后诏者，素得此诏，许其行驰道中也。”①《汉书》卷四五《蒯伍江息夫传》（吴兴刘氏嘉业堂民国九年景印南宋嘉定十七年白鹭洲书院本，第24册第12页）。《汉书》注引刘攽语，亦可参见《汉书》卷四五《江充传》（《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界书局1988年，第91册第407页）；《汉书补注》卷四五《江充传》（第1035-1036页）等书。此话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属于推测之词，而没有考虑到馆陶公主刘嫖卒于元鼎元年，江充用事在汉武帝末年，生活在不同时空下两个人怎可能在驰道相逢呢？

四、权威史书对于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事件的记载

作为与江充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宗世家·赵王彭祖》中仅记载到“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与其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废。”以后的事情未记。《史记》记述的下限，有太初、天汉、太始、尽武帝之事等不同的说法，②《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集解》引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索隐》引服虔云：“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迁作《史记》止于此，犹《春秋》终于获麟然也”（第3300-3301页）。又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第3321页）。《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史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第2720页）。又称：“接其后事，讫于天汉”（第2737页）。《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列传》亦载：“上自黄帝，下讫获麟。”李贤注曰：“武帝太始二年，登陇首，获白麟，迁作《史记》，绝笔于此年也”（第1325-1326页）。《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后进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第1059页）。《史记》本身所记时间断限不同，既有原来计划与后来实际撰写情况的不同，也有后人解释的不一致，但均在元鼎元年之后。均在元鼎元年之后，因此，馆陶长公主死后其子的事迹司马迁记载下来，但并没有记载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的事，这说明司马迁不知道此事，或是对于此事不了解，或是无意记载此事。

《汉书·江充传》记载了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事件，而根据《汉书》删改而成的荀悦《汉纪》在卷十五征和元年附记江充没入皇太子车马事，而不记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事。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卷二十二汉武帝太始三年附记同《汉纪》，亦不记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事。两书虽然对于江充事迹所系年代不同，相差两年，但都不记载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事件则是相同的。固然没有记载的事件并不等于不存在，因为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有在历史著述中记载下来，而那些事件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两书的编撰者荀悦、司马光肯定都会看到《汉书》的记载，但在他们的著述中是有所增加、删减、取舍的，他们舍去了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事件，其中必有他们所舍去的理由。

总起来说，从时间角度着眼，无论是从馆陶长公主卒于元鼎元年来考察，或是从绣衣直指使者设置年代在元鼎二年或三年来辨析，或是从江充的仕宦履历来考虑，或是从窦、王两太后卒年来分析，以及从司马迁的记载与荀悦、司马光等人的取舍来看，江充出任直指绣衣使者时馆陶长公主早已经去世，两人不可能相遇于驰道，都可证明《汉书·江充传》所记载的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事件似乎确实有误，应当引起学术界注意，以免再以讹传讹。固然，学者们可以用自己的知识结构、以独特的视野对相同史料做出不同的解读，探讨其不同的价值，描述出不同的历史场景，更可以文思泉涌，妙笔生花，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但所依据的史料存在着虚假衍误的问题，或是所评价的事件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么所有奇妙的说法、创新的观点，只不过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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