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枝》与“人类学转向”

代云红

(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金枝》与“人类学转向”

代云红

(曲靖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一般所讲的“人类学转向”是指在其它学科研究中人类学理论、视野及方法的渗透情况，以及人类学对这些学科知识观念的转型所起的导向作用。叶舒宪先生指出，“关于‘人类学转向’的命题还有一种理解的方式，那就是关注人类学自身的转向问题:从19世纪后期的‘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转向为20世纪后期的‘文化阐释学’。”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第4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从总体上对西方人类学学科内部正在发生的变革趋势的一种说明。

在人们的意识里，《金枝》似乎与“人类学转向”没有什么关联，其实不然，它创立了西方“人类学转向”的一条潜流——诗学传统，其在20世纪的呼应就是解释人类学和人类学诗学。这条潜流被忽视、被遮蔽，乃在于弗雷泽在人类学领域颇受争议。当代“表述危机”和“写文化”的大讨论重启了反思与重新认识这股潜流的价值及意义的通道，它对于重新认识人类学学科以及与其它相关学科的特性都具有一种反思性的意义。

作为一个“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弗雷泽是通过制作问卷调查表散发给旅行者、政府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来获得“原始人”信息材料的。如何解释这些信息呢?弗雷泽采用了两种互为关联的方法:一是三重证据法，它包括:(1)找出要分析的习俗和某些国外习俗之间确实相类似或想象的相类似之处;(2)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根据其它地区已知的类似风俗加以推演;(3)类型学方法。②(英)弗雷泽《金枝》第9页，217页，15页，徐育新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结构主义方法，“它是一种根据共有的叙事结构去了解世界一切‘事实’的方法”，戴维·理查兹指出，这种“根据共有的叙事结构去了解世界一切‘事实’的方法”是结构主义的源头。因为“现有关于索绪尔生平的信息表明:

索绪尔即使不是与弗雷泽的观点一致，也是观点相似的。他们寻找的是同样的权威，计划的是同样的研究。”列维－施特劳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许多方面，他的研究比他所承认的更近似于弗雷泽的研究。”戴维·理查兹对弗雷泽方法的解析，指出了“弗雷泽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的创新者。”③(英)戴维·理查兹《差异的面纱》第213页，217页，222页，199页，如一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金枝》的研究特点之一就是将“交感巫术原理”与各种农事神话和仪式结合起来，解析内米湖古老习俗背后的巫术观念、灵魂信仰、宗教仪式，如死而再生仪式、丰产与生殖仪式、祈雨仪式、杀老仪式、替罪羊仪式等。在《金枝》中，仪式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展示了弗雷泽从文化内部来探究文化现象的思路—— 这也是人类学家研究文化现象的一条重要途径。特纳在恩丹布的调查经历就表明，研究仪式是理解人类社会基本构成的关键所在，即使在掌握了该民族的语言之后也是如此，④(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第7页，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因为，仪式揭示了群体的价值。

由于西方主流人类学界对《金枝》采取了一种排斥态度，因此对《金枝》所蕴含的诗学价值的认知并不发生在人类学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学研究领域，最典型的就是弗莱把《金枝》视为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弗莱以文学批评家的锐利眼光注意到了《金枝》的诗学性质—— 仪式叙事和思维研究。弗莱对《金枝》诗学价值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认知意义，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界关于“人类学写作”的讨论就彰显出了其“文学性的”特征。

弗雷泽和马林诺斯基之争的结果，是确立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研究范式在人类学史上的“标杆”作用，而弗雷泽则被“逐出”人类学界。这场争论彰显了两个问题:一是“真实”与“虚构”的问题，二是“田野”与“写作”分离的问题。这样，对待“田野”与“文本”的态度，长期影响并支配着人类学界对人类学学科性质的认识。我们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的“表述危机”和“写文化”的大讨论中，人类学界才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启发下关注起民族志书写的问题，并把它作为发展人类学理论的重要途径。

克利福德·格尔兹对“人类学转向”的意义广为人熟知:一，他扭转了人类学从对行为和社会结构的研究转移到对象征符号、意义和思维的研究趋向。二，他指出人类学著述就是小说——阐释，使“写”成为人类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乔治·马尔库斯和米凯尔·费彻尔把以克利福德·格尔兹为代表的“60年代的解释人类学潮流”视为当代西方人类学实验民族志变革的起点，这一判断虽然具有充分的现实性，但也留下了缺憾:它忽视了从弗雷泽到格尔兹的矛盾而复杂的学术脉络。

其实，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诸如婚姻、疾病、氏族图腾、国王、政府、农业和食物、狩猎、市场与货币等的研究转向对巫术、宗教的研究的认识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弗雷泽提出了“心理人类学(mental anthropology)”，即关于人类思维进化或人类仪式行为的思维解释。弗雷泽将起源研究与结构分析合为一体，使他的人类学研究获得了两个维度上的方法论支撑:一是历史总体性的透视方法，二是跨文化比较的结构分析法。若抛开弗雷泽思维进化论原则上的弊端，他把思维研究作为人类学的核心，确实是对人类学学科性质的一种把握。格尔兹就指出，从“表面上看来，人类学只是对习俗、信仰或风俗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它是对思维的研究。”①(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415页，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然，两人的“思维观”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弗雷泽把“思维”视为是无关社会冲突，无关社会现实内容的唯“心智”活动，而格尔兹则认为，人类思维是一项社会活动。

格尔兹对人类思维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人类学学科性质的新认识:一，人类学是一门探索文化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二，对“人类学写作”的阐释应当像文学批评那样确定象征符号、意义及结构的社会基础和含义。实际上，“钻研作者的文本，并通过对其意象及隐喻系统的研究加以个人发挥，便是文学批评主要应做到的事。”②吴持哲编《诺斯洛普·弗莱论文选集》第48－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格尔兹对“人类学写作”的态度，反映了人类学家的一种“共时性”倾向—— 把自己看作既是人类学家又是文学艺术家。詹姆斯·克利福德就指出:像克利福德·格尔兹、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让·迪维尼奥、埃德蒙·利奇都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有兴趣。他说，更早些时候的人类学家，像马林诺斯基对康拉德、弗雷泽等作家的认同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像玛格丽特·米德、还有爱德华·萨皮尔、露思·本尼迪克特都把自己看作既是人类学家又是文学艺术家。③(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第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这样的名单还可以开列下去，这无疑指出了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具有“文学性的”特征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詹姆斯·克利福德仍然并没有认识到弗雷泽在这个人类学历史潜流中的肇始意义。其实，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巨擘都是因读了弗雷泽著作后才走进人类学的。

在“表述危机”和“写文化”的大讨论中，彰显了“人类学写作”的“文学性的”特征。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被称作是法国文学中的杰作，“是从巴尔扎克经福楼拜和左拉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伟大的虚构现实主义传统内的一个转折点。”④(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第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在中国，最典型的是林耀华的《金翼》，它是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但它又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小说体人类学著作”。对“人类学写作”的“文学性的”特征的分析，使我们注意到了大量的介乎人类学和文学之间的作品，更有甚者，当代实验民族志的倾向则使这种倾向愈演愈烈。如何理解当代人类学界这股方兴未艾的“文学化”潮流呢?伊万·布雷迪给出了答案:人类学是“文学的”，是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写作来传信息的。对“人类学写作”的探讨，也促进了人类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如果说，在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相互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展开之时，人类学界就由克利福德·格尔兹开创了这一研究的若干要点。那么，“人类学诗学”的提出则进一步沟通了人类学与诗论，以及一般文艺理论及美学的关系，并且拓展了传统诗论和一般文艺理论及美学的研究范围——从口头传统到书面文学，由此显示了一种开放的人类学和多元的人类学话语。这样来看，由弗雷泽的“心理人类学”，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伊万·布雷迪等人的人类学诗学所连缀起来的人类学诗学传统也正日趋清晰和敞亮起来。

勿需赘言，《金枝》因忽视了文化内部差异性和多样性，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细节，受到了学术界的根本性的批判。不过，正如马尔库斯、费彻尔指出的，“虽然我们可以承认文化差异，但是如果文化差异观构成对至高无上的普遍人性的威胁，那么就犯了自由主义曾拼命力图去克服的哪些错误。不过，人类学并没有把文化差异观推向极端。”①(美)马尔库斯，(美)费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63页，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实际上，《金枝》也具有詹姆斯·克利福德所说的“部分的真理”的内涵，尤其是《金枝》所归纳出的死而再生仪式、丰产与生殖仪式、祈雨仪式、杀老仪式、替罪羊仪式等在人类早期社会中的广泛存在就已为当代人类学研究所证实。

“人类学转向”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当代人类学界对人类学写作和人类学诗学的探讨照亮了这条深邃的历史通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潜流于其中充满矛盾和复杂论争的学术脉络:心理人类学——解释人类学—— 人类学诗学。认真梳理这一学术脉络，辨析其中的问题和争议，不仅对于反思人类学与文学以及其它相邻学科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而且对于沟通人类学与诗论，以及一般文艺理论及美学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文学院博士)